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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的孕产妇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七，每年有近6万女人因此死亡，而北部穆斯林文化占主导的州份，比率只有更高。无国界医生在那里的母婴健康护理项目，遭遇从女性早婚早孕、依附于男性、离婚妇女无钱给孩子治病到女性文盲率高、卫生知识匮乏等重重挑战。
黄热病、脑膜炎、伤寒、破伤风、白喉，在一天内打好5针疫苗，拿到预防疟疾的药物，民族最多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似乎离我已经不远了。这是我入职无国界医生广州代表处两年多来首次考察其海外项目。1968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一群来自法国的医生参加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救援行动，这批人随后也成为无国界医生的创始者之一，尼日利亚可以说是无国界医生的发源地。这一切让我充满期待，而在尼日利亚北方工作的同事也说，在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中国民间人士去到尼日利亚，却不是为了做生意。
从拉格斯(尼经济首都)国际机场转到其国内机场等车的时候，一名体型微胖、圆脸的尼日利亚女孩跑过来兴奋地问我：“你是医学生吗?你加入了无国界医生?从中国来的?中国也有无国界医生吗?”她告诉我她在悉尼读医科，在学校的时候听了无国界医生的讲座，她很惊讶中国也有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
来到首都阿布贾的办公室后，在美国出生，祖籍广东台山，负责行政和财务的玛格丽特马上给我当地号码的手机，以防出意外时需要紧急联系。虽然2008年以来，尼日利亚的局势已经渐趋稳定，但零星的骚乱仍不时发生，像2010年1月尼中部高原州首府乔斯市穆斯林和基督教徒4天的暴力冲突就造成460人死亡。早在从香港办公室出发前，负责人力资源的同事已经详尽地告知我当地的文化风俗，讲完后，似乎不经意地提起：“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注意，不过不是经常发生，如果在当地遭遇绑架或者强暴，你知道该怎么做的?”我开始有点紧张，这位来自哥斯达黎加，平时表情丰富像卡通人物的同事此刻却一脸淡定，“无国界医生的诊所里面会提供全套的事后紧急干预，包括艾滋病的预防等措施”。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因为无国界医生在一些国家的救援项目中，就曾发生救援人员被绑架，甚至被杀的事件，所以组织一直有严格的安全守则，将出意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从位于尼日利亚中部的阿布贾到西北边境的索科托州，再到西南边境的凯比州，项目上都安排了完备的安全简报，包括当工作人员发病，或当地出现不安全因素时的紧急撤离方案。在阿布贾、索科托以及索科托州下辖的格罗尤地区，无国界医生项目办公室和海外救援人员的住所门口都有人24小时守卫。海外救援人员晚6时以后不可单独出门，晚9时之后宵禁，出门必须乘坐无国界医生的专用车辆，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从母婴护理到女性赋权
到达尼日利亚第二天，辗转来到索科托州的项目所在地，格罗尤地区。在这里，无国界医生与当地卫生部门合作，在当地的基本医疗中心开设母婴健康护理的项目以及营养不良治疗项目。来到基本医疗中心已是上午11时左右，出乎我的意料，医院就像一个小市集，除了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家属，还有十几个当地儿童头上顶着盘子卖水果、花生等零食。连黄皮肤的我也被当成“白人”围观。
太阳越来越晒，衣着绚烂的穆斯林女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医疗中心。来自德国的年轻女医生萨宾娜说，中午或下午往往是人最多的时候。12月的索科托，干燥，寒冷(相对当地人而言)，风沙飞扬，再加上交通不好，病人如果住在二三十公里外，就意味着要走上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就医。无国界医生的母婴健康护理项目从2008年12月开始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当地人知道医疗中心会运作一整天，所以当天气越来越冷，人们便到得越来越晚。
这里没有巍峨的高山，也没有曲线优美的大漠，四处可见的是红土地、灌木丛，大片的玉米和小米、红薯，以及突兀的猴面包树。相比之下，最美丽的景致要算穆斯林女人的服装，色彩绚烂，像1000个灿烂的太阳。坐在长椅上的女人们常常变魔术般，一侧身掀起长长的斗篷，斗篷里冒出一个小娃娃的脑袋。尼日利亚北部的州，穆斯林文化占主导，女性要出门，往往需要丈夫或者家人的同意。来到医院就成了她们难得的出门机会，在医院见到的妇女往往比在村庄里见到的妇女穿着更鲜艳。
尼日利亚的孕产妇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七。每年有近6万女人因此死亡，而北部的州份，如索科托的比率只有更高。萨宾娜医生很难接受格罗尤当地人总是拖到病危才来就医的事实。她告诉产妇，最理想的状况是在生产前做3次产检。然而，在这里，产妇能够完成两次检查已属难得，而且大多数产妇前来的时候已经有出血或者高血压等症状。在德国、在中国沿海可以轻松享受的产前护理，在这里却是难得的奢侈——交通不便，车费对病人会是沉重的负担；出门、去医院都要获得丈夫或者家人的批准，否则就算是重病也不能去求医，如果有住院的需要，病人也需要请人回家带口信，征得同意方可住院。项目上的营养助理兼翻译亚伯拉罕告诉我，在这里，女人必须依附于男人。然而，医疗中心的营养治疗项目，却碰到不少离婚的个案。这些离了婚的女人，往往只能靠自己的收入养育下一代。
23岁的赛笑起来时像个腼腆的孩子，却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结婚9年后，她与丈夫离婚，没有子女的抚养费——在这里，穆斯林男人可以娶4个妻子，每个妻子生三四个孩子是常有的事，养育所有的孩子对一家之主来说也是严峻的挑战。赛的女儿，16个月大的小赛，粉色连衣裙上绣着小熊图案和“美丽的日子”字样。然而，小赛因为严重营养不良无力进食，只能靠插的鼻导管每天输入8次营养奶。她神情呆滞，似乎已经麻木，然而，抱她的母亲每次因累了变换坐姿，都会让她难受得小声呻吟。尽管如此，年轻的赛似乎并不担心女儿的病情，6天来，她看到了小赛身上好转的迹象，而且她每天都会看到病房内有孩子健康痊愈出院。
在营养治疗中心，53岁的马乌坐在一群年轻的母亲们之间显得有些特别——她唯一的孙女虚弱地躺在她的怀里，身后是她亲手编织的草席。住在偏远山区的她如果要搭别人的自行车，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到医院，可是车费等于她编织草席4天、并成功卖出两张草席的收入。很多时候，说到非洲的问题，我们很容易陷入“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亦即是“救得了一个人，又怎么能避免他再次陷入困境”的辩论和追问中去，然而，营养不良是一个紧急的医疗状况——当地人说乡镇的卫生所不懂得如何治疗营养不良，收费的医院让他们望而却步。同时，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很容易夭折!我们又如何能对这些脆弱，却同样宝贵的生命置之不理?
2009年雨季太短，粮食歉收，导致营养不良的个案有所增加。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喂给幼儿的粮食里缺乏必需的营养素。因此，无国 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在医疗中心设有健康教育的环节，告诉母亲们母乳是半岁以下孩子最好的食物，但半岁之后，孩子们便需要均衡营养，除了喂哺母乳外，还应尽量多利用黄豆、土豆、西红柿等现有的材料做出让孩子能够吸收而又营养均衡的食物。至于在卫生习惯上，工作人员更会教母亲们如何给孩子做尿布、指导孩子们在远离用水的地方大小便、吃东西之前要洗手、晚上睡觉要用蚊帐……这些知识点细致又琐碎，工作人员准备了卡通版的图画，让不识字的母亲们也容易理解。
尼日利亚当局所提供的医疗护理，没有将女性健康放在优先考虑之列。无国界医生在那边的工作，就是要提供母婴护理，给她们健康，并教会她们一些基本的卫生健康知识，而这个满足她们医疗需要的过程，也是给予她们尊严、给女性赋权的过程。
紧急时刻!
凯比州是无国界医生除索科托州之外另 有流动营养计划的州。从凯比项目的办公室去到我们的营养治疗项目点，一路会经过19道关卡——这里已经是尼日利亚与贝宁的边境。准备了工作证、护照等文件，不过我们并没有遇到盘查，一路上，荷枪的哨兵看到无国界医生的车子通过，往往会行礼或和司机打招呼。无国界医生1996年起在尼日利亚抗击霍乱爆发，随后一直保持对霍乱、脑膜炎、麻疹等疫症的监测和关注，必要时作出紧急干预，2006年更是成立了尼日利亚紧急干预团队，专门应对随时出现的疫情。每一次的行动都会和政府部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沟通，并向当地民众解释组织的工作、宗旨，时间久了，这些人接受并欢迎无国界医生的工作。
我去凯比州的第一天晚上，发现无国界医生的项目协调哈默兹接到他在凯比的其中—个联系人的电话，提到无国界医生一个营养治疗点的村子里出现了很多儿童麻疹个案。麻疹是具有高传染度的疾病，缺乏治疗会致命。哈默兹决定第二天上午就去村子里做评估。
汽车经过蜿蜒的尼日尔河，穿行到了土路上，车子开始颠簸，道路两旁是矮小的灌木丛，常常有树枝刮到玻璃窗，直到进入村庄。村口的老人和小孩坐在树下，看到无国界医生的车子开进来，孩子们拍着手唱起歌来，显然他们都认得这辆每周一次来给营养不良的儿童派发即食型营养治疗食品的大车。这种食品味甜，有花生酱的香味，他们很喜欢。
在村里停下来，哈默兹的联络人找到村里的长者，后者带来了疑似感染麻疹的孩子：6岁的小男孩，2岁的小女孩，一岁半的婴儿……眼睛充血，嘴角发炎，背后起了一粒粒的皮疹是他们的普遍症状。有些孩子发着高烧，无力行走，只得由父母抱出来，难受得小声哀哀地哭。走访了整条村子，哈默兹发现村子里有21名需要治疗的儿童，5名已经自行痊愈，还有3名儿童因麻疹死亡。哈默兹教懂当地人给高热的儿童降温后，便告诉村民，他会在第二天回来村子里。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哈默兹打电话给无国界医生在尼日利亚的项目主管古特曼报告情况，并计划晚上招募医生和护士，第二天一早派到村子里展开救援；与此同时，知会凯比州的卫生厅，以便实施疫苗注射计划。此前一年多来，通过在索科托、凯比、尼日尔、扎菲拉4个州参与疫病的紧急干预，哈默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仅凯比州就有50名熟识的医生和护士。一夜之间，哈默兹就组好了他的小型医疗队。当凯比州的卫生官员说没有库存的麻疹疫苗，哈默兹又了解到索科托州尚有一些库存，于是建议凯比州的卫生厅向索科托州借来1万支疫苗。
翌日早晨，我回到索科托，已经听到哈默兹的好消息，医疗队已经抵达小村庄，而卫生部已经承诺24小时内派出工作人员来现场评估!
一个亚洲人在非洲
营养不良本是会让政府大跌面子的事，无国界医生为什么能够展开营养不良治疗计划?尼日利亚本来就有免费的国家疫苗注射计划，无国界医生如何推动政府作出24小时内去到麻疹流行的地区进行评估?
无国界医生在尼日利亚的项目主管古特曼来自印度，之前在苏丹达尔富尔、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地项目站工作，相比之下，尼日利亚不那么战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项目更容易。他说，无国界医生在凯比州应对大规模麻疹爆发的过程中，发现营养不良的儿童比率相当高，于是也治疗营养不良的儿童。起初当地政府官员不承认有营养不良的个案，于是，无国界医生邀请卫生部门负责监测的官员来到营养不良治疗点眼见为实，并每月提交收治病人及康复的数据；这期间，更是频繁地造访卫生部门的办公室，解释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保持高度的透明度，成了组织唯一也是最有效的交流工具。经过不下10次的洽商，无国界医生与凯比州的卫生厅，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达成一致：在由无国界医生完成基本工作后，凯比州的营养不良治疗项目会交接给当地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来自亚洲的古特曼，大学时学市场营销，毕业后也做过市场推广，这些背景让他在尼日利亚有了用武之地。在非洲，地面交通不便，但手机相当普及——保持人际网络举足轻重。在索科托州的格罗尤地区，我们见到当地的酋长，这位老人会说用词讲究的标准英语，他对古特曼说：“我并不了解你们的很多背景，但是我观察到你们在这里治疗传染病，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医疗护理，也治疗营养不良的儿童，病人很感激你们，我也很欣赏，很欢迎你们。”这些信任都来自长期的保持透明度和积极的沟通。
与在项目上的工作不同，古特曼在阿布贾的工作主要是联络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的国际组织，通报无国界医生的项目动态。在古特曼的安排下，来自加拿大的无国界医生传播顾问伊莎贝拉走访大量人群，制订出通过传媒——主要是广播——传播母乳喂养知识以及其他健康知识的传播策略。古特曼甚至想挑战当地早婚的习俗——当地的女孩长到12岁、13岁就会被家人安排结婚生子，而他们往往在幼年期就已经营养不良，早婚早孕对她们的健康是极大的损害。“如果这已经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你怎么可能改变呢?”我问古特曼。他答道：“如果你把早婚当作他们的传统文化，那么，你的确不能改变也没有理由去改变，但是你要看到，对医疗组织而言，早婚是一种生活习惯，有害身体健康，那么，改变就是必要的，正如疫苗注射，在非洲，不久之前这还是一件新鲜事，如今人们不是已经可以接受了吗?”
我想自己应该更乐观，变化的不仅仅是人们对疫苗的观念，在索科托州的格罗尤基本医疗中心，德国来的医生劝说家属给严重贫血的孩子献血，把血液从一个人的身体里抽出来，打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这是什么魔法?尽管往往要费尽口舌，试过十几个亲友才能找到合适的血输给病人，但是，他们迈出了这一步；在基本医疗中心，100多名妇女寻求药物或者安全套以避孕，她们意识到生育负担对自身健康的极大影响。在凯比州，亲眼看到自己两岁的女儿在接受治疗的5周内，从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到脸颊饱满、健康可爱的巨大变化的年轻父亲更是主动问我们可否加入无国界医生，他想从一个受人帮助的人变成帮助别人的人。
黄热病、脑膜炎、伤寒、破伤风、白喉，在一天内打好5针疫苗，拿到预防疟疾的药物，民族最多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似乎离我已经不远了。这是我入职无国界医生广州代表处两年多来首次考察其海外项目。1968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一群来自法国的医生参加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救援行动，这批人随后也成为无国界医生的创始者之一，尼日利亚可以说是无国界医生的发源地。这一切让我充满期待，而在尼日利亚北方工作的同事也说，在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中国民间人士去到尼日利亚，却不是为了做生意。
从拉格斯(尼经济首都)国际机场转到其国内机场等车的时候，一名体型微胖、圆脸的尼日利亚女孩跑过来兴奋地问我：“你是医学生吗?你加入了无国界医生?从中国来的?中国也有无国界医生吗?”她告诉我她在悉尼读医科，在学校的时候听了无国界医生的讲座，她很惊讶中国也有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
来到首都阿布贾的办公室后，在美国出生，祖籍广东台山，负责行政和财务的玛格丽特马上给我当地号码的手机，以防出意外时需要紧急联系。虽然2008年以来，尼日利亚的局势已经渐趋稳定，但零星的骚乱仍不时发生，像2010年1月尼中部高原州首府乔斯市穆斯林和基督教徒4天的暴力冲突就造成460人死亡。早在从香港办公室出发前，负责人力资源的同事已经详尽地告知我当地的文化风俗，讲完后，似乎不经意地提起：“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注意，不过不是经常发生，如果在当地遭遇绑架或者强暴，你知道该怎么做的?”我开始有点紧张，这位来自哥斯达黎加，平时表情丰富像卡通人物的同事此刻却一脸淡定，“无国界医生的诊所里面会提供全套的事后紧急干预，包括艾滋病的预防等措施”。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因为无国界医生在一些国家的救援项目中，就曾发生救援人员被绑架，甚至被杀的事件，所以组织一直有严格的安全守则，将出意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从位于尼日利亚中部的阿布贾到西北边境的索科托州，再到西南边境的凯比州，项目上都安排了完备的安全简报，包括当工作人员发病，或当地出现不安全因素时的紧急撤离方案。在阿布贾、索科托以及索科托州下辖的格罗尤地区，无国界医生项目办公室和海外救援人员的住所门口都有人24小时守卫。海外救援人员晚6时以后不可单独出门，晚9时之后宵禁，出门必须乘坐无国界医生的专用车辆，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从母婴护理到女性赋权
到达尼日利亚第二天，辗转来到索科托州的项目所在地，格罗尤地区。在这里，无国界医生与当地卫生部门合作，在当地的基本医疗中心开设母婴健康护理的项目以及营养不良治疗项目。来到基本医疗中心已是上午11时左右，出乎我的意料，医院就像一个小市集，除了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家属，还有十几个当地儿童头上顶着盘子卖水果、花生等零食。连黄皮肤的我也被当成“白人”围观。
太阳越来越晒，衣着绚烂的穆斯林女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医疗中心。来自德国的年轻女医生萨宾娜说，中午或下午往往是人最多的时候。12月的索科托，干燥，寒冷(相对当地人而言)，风沙飞扬，再加上交通不好，病人如果住在二三十公里外，就意味着要走上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就医。无国界医生的母婴健康护理项目从2008年12月开始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当地人知道医疗中心会运作一整天，所以当天气越来越冷，人们便到得越来越晚。
这里没有巍峨的高山，也没有曲线优美的大漠，四处可见的是红土地、灌木丛，大片的玉米和小米、红薯，以及突兀的猴面包树。相比之下，最美丽的景致要算穆斯林女人的服装，色彩绚烂，像1000个灿烂的太阳。坐在长椅上的女人们常常变魔术般，一侧身掀起长长的斗篷，斗篷里冒出一个小娃娃的脑袋。尼日利亚北部的州，穆斯林文化占主导，女性要出门，往往需要丈夫或者家人的同意。来到医院就成了她们难得的出门机会，在医院见到的妇女往往比在村庄里见到的妇女穿着更鲜艳。
尼日利亚的孕产妇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七。每年有近6万女人因此死亡，而北部的州份，如索科托的比率只有更高。萨宾娜医生很难接受格罗尤当地人总是拖到病危才来就医的事实。她告诉产妇，最理想的状况是在生产前做3次产检。然而，在这里，产妇能够完成两次检查已属难得，而且大多数产妇前来的时候已经有出血或者高血压等症状。在德国、在中国沿海可以轻松享受的产前护理，在这里却是难得的奢侈——交通不便，车费对病人会是沉重的负担；出门、去医院都要获得丈夫或者家人的批准，否则就算是重病也不能去求医，如果有住院的需要，病人也需要请人回家带口信，征得同意方可住院。项目上的营养助理兼翻译亚伯拉罕告诉我，在这里，女人必须依附于男人。然而，医疗中心的营养治疗项目，却碰到不少离婚的个案。这些离了婚的女人，往往只能靠自己的收入养育下一代。
23岁的赛笑起来时像个腼腆的孩子，却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结婚9年后，她与丈夫离婚，没有子女的抚养费——在这里，穆斯林男人可以娶4个妻子，每个妻子生三四个孩子是常有的事，养育所有的孩子对一家之主来说也是严峻的挑战。赛的女儿，16个月大的小赛，粉色连衣裙上绣着小熊图案和“美丽的日子”字样。然而，小赛因为严重营养不良无力进食，只能靠插的鼻导管每天输入8次营养奶。她神情呆滞，似乎已经麻木，然而，抱她的母亲每次因累了变换坐姿，都会让她难受得小声呻吟。尽管如此，年轻的赛似乎并不担心女儿的病情，6天来，她看到了小赛身上好转的迹象，而且她每天都会看到病房内有孩子健康痊愈出院。
在营养治疗中心，53岁的马乌坐在一群年轻的母亲们之间显得有些特别——她唯一的孙女虚弱地躺在她的怀里，身后是她亲手编织的草席。住在偏远山区的她如果要搭别人的自行车，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到医院，可是车费等于她编织草席4天、并成功卖出两张草席的收入。很多时候，说到非洲的问题，我们很容易陷入“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亦即是“救得了一个人，又怎么能避免他再次陷入困境”的辩论和追问中去，然而，营养不良是一个紧急的医疗状况——当地人说乡镇的卫生所不懂得如何治疗营养不良，收费的医院让他们望而却步。同时，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很容易夭折!我们又如何能对这些脆弱，却同样宝贵的生命置之不理?
2009年雨季太短，粮食歉收，导致营养不良的个案有所增加。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喂给幼儿的粮食里缺乏必需的营养素。因此，无国 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在医疗中心设有健康教育的环节，告诉母亲们母乳是半岁以下孩子最好的食物，但半岁之后，孩子们便需要均衡营养，除了喂哺母乳外，还应尽量多利用黄豆、土豆、西红柿等现有的材料做出让孩子能够吸收而又营养均衡的食物。至于在卫生习惯上，工作人员更会教母亲们如何给孩子做尿布、指导孩子们在远离用水的地方大小便、吃东西之前要洗手、晚上睡觉要用蚊帐……这些知识点细致又琐碎，工作人员准备了卡通版的图画，让不识字的母亲们也容易理解。
尼日利亚当局所提供的医疗护理，没有将女性健康放在优先考虑之列。无国界医生在那边的工作，就是要提供母婴护理，给她们健康，并教会她们一些基本的卫生健康知识，而这个满足她们医疗需要的过程，也是给予她们尊严、给女性赋权的过程。
紧急时刻!
凯比州是无国界医生除索科托州之外另 有流动营养计划的州。从凯比项目的办公室去到我们的营养治疗项目点，一路会经过19道关卡——这里已经是尼日利亚与贝宁的边境。准备了工作证、护照等文件，不过我们并没有遇到盘查，一路上，荷枪的哨兵看到无国界医生的车子通过，往往会行礼或和司机打招呼。无国界医生1996年起在尼日利亚抗击霍乱爆发，随后一直保持对霍乱、脑膜炎、麻疹等疫症的监测和关注，必要时作出紧急干预，2006年更是成立了尼日利亚紧急干预团队，专门应对随时出现的疫情。每一次的行动都会和政府部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沟通，并向当地民众解释组织的工作、宗旨，时间久了，这些人接受并欢迎无国界医生的工作。
我去凯比州的第一天晚上，发现无国界医生的项目协调哈默兹接到他在凯比的其中—个联系人的电话，提到无国界医生一个营养治疗点的村子里出现了很多儿童麻疹个案。麻疹是具有高传染度的疾病，缺乏治疗会致命。哈默兹决定第二天上午就去村子里做评估。
汽车经过蜿蜒的尼日尔河，穿行到了土路上，车子开始颠簸，道路两旁是矮小的灌木丛，常常有树枝刮到玻璃窗，直到进入村庄。村口的老人和小孩坐在树下，看到无国界医生的车子开进来，孩子们拍着手唱起歌来，显然他们都认得这辆每周一次来给营养不良的儿童派发即食型营养治疗食品的大车。这种食品味甜，有花生酱的香味，他们很喜欢。
在村里停下来，哈默兹的联络人找到村里的长者，后者带来了疑似感染麻疹的孩子：6岁的小男孩，2岁的小女孩，一岁半的婴儿……眼睛充血，嘴角发炎，背后起了一粒粒的皮疹是他们的普遍症状。有些孩子发着高烧，无力行走，只得由父母抱出来，难受得小声哀哀地哭。走访了整条村子，哈默兹发现村子里有21名需要治疗的儿童，5名已经自行痊愈，还有3名儿童因麻疹死亡。哈默兹教懂当地人给高热的儿童降温后，便告诉村民，他会在第二天回来村子里。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哈默兹打电话给无国界医生在尼日利亚的项目主管古特曼报告情况，并计划晚上招募医生和护士，第二天一早派到村子里展开救援；与此同时，知会凯比州的卫生厅，以便实施疫苗注射计划。此前一年多来，通过在索科托、凯比、尼日尔、扎菲拉4个州参与疫病的紧急干预，哈默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仅凯比州就有50名熟识的医生和护士。一夜之间，哈默兹就组好了他的小型医疗队。当凯比州的卫生官员说没有库存的麻疹疫苗，哈默兹又了解到索科托州尚有一些库存，于是建议凯比州的卫生厅向索科托州借来1万支疫苗。
翌日早晨，我回到索科托，已经听到哈默兹的好消息，医疗队已经抵达小村庄，而卫生部已经承诺24小时内派出工作人员来现场评估!
一个亚洲人在非洲
营养不良本是会让政府大跌面子的事，无国界医生为什么能够展开营养不良治疗计划?尼日利亚本来就有免费的国家疫苗注射计划，无国界医生如何推动政府作出24小时内去到麻疹流行的地区进行评估?
无国界医生在尼日利亚的项目主管古特曼来自印度，之前在苏丹达尔富尔、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地项目站工作，相比之下，尼日利亚不那么战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项目更容易。他说，无国界医生在凯比州应对大规模麻疹爆发的过程中，发现营养不良的儿童比率相当高，于是也治疗营养不良的儿童。起初当地政府官员不承认有营养不良的个案，于是，无国界医生邀请卫生部门负责监测的官员来到营养不良治疗点眼见为实，并每月提交收治病人及康复的数据；这期间，更是频繁地造访卫生部门的办公室，解释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保持高度的透明度，成了组织唯一也是最有效的交流工具。经过不下10次的洽商，无国界医生与凯比州的卫生厅，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达成一致：在由无国界医生完成基本工作后，凯比州的营养不良治疗项目会交接给当地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来自亚洲的古特曼，大学时学市场营销，毕业后也做过市场推广，这些背景让他在尼日利亚有了用武之地。在非洲，地面交通不便，但手机相当普及——保持人际网络举足轻重。在索科托州的格罗尤地区，我们见到当地的酋长，这位老人会说用词讲究的标准英语，他对古特曼说：“我并不了解你们的很多背景，但是我观察到你们在这里治疗传染病，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医疗护理，也治疗营养不良的儿童，病人很感激你们，我也很欣赏，很欢迎你们。”这些信任都来自长期的保持透明度和积极的沟通。
与在项目上的工作不同，古特曼在阿布贾的工作主要是联络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的国际组织，通报无国界医生的项目动态。在古特曼的安排下，来自加拿大的无国界医生传播顾问伊莎贝拉走访大量人群，制订出通过传媒——主要是广播——传播母乳喂养知识以及其他健康知识的传播策略。古特曼甚至想挑战当地早婚的习俗——当地的女孩长到12岁、13岁就会被家人安排结婚生子，而他们往往在幼年期就已经营养不良，早婚早孕对她们的健康是极大的损害。“如果这已经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你怎么可能改变呢?”我问古特曼。他答道：“如果你把早婚当作他们的传统文化，那么，你的确不能改变也没有理由去改变，但是你要看到，对医疗组织而言，早婚是一种生活习惯，有害身体健康，那么，改变就是必要的，正如疫苗注射，在非洲，不久之前这还是一件新鲜事，如今人们不是已经可以接受了吗?”
我想自己应该更乐观，变化的不仅仅是人们对疫苗的观念，在索科托州的格罗尤基本医疗中心，德国来的医生劝说家属给严重贫血的孩子献血，把血液从一个人的身体里抽出来，打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这是什么魔法?尽管往往要费尽口舌，试过十几个亲友才能找到合适的血输给病人，但是，他们迈出了这一步；在基本医疗中心，100多名妇女寻求药物或者安全套以避孕，她们意识到生育负担对自身健康的极大影响。在凯比州，亲眼看到自己两岁的女儿在接受治疗的5周内，从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到脸颊饱满、健康可爱的巨大变化的年轻父亲更是主动问我们可否加入无国界医生，他想从一个受人帮助的人变成帮助别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