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起五四翻译，人们对晚清翻译评价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晚清翻译家~-ig-是选材还是翻译策略都不尽人意，不懂外文的林纾如此，懂外文的严复也如此。而正如安德鲁·勒弗威尔所说“翻译并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translation is not done in a vacuum”，勒费维尔1992：14)。本文正是要通过个别译家的翻译来探讨隐藏于字面间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因素，并以此重新评价晚清小说翻译。
　　关键词：晚清；小说翻译；评价
　　
　　一、引言
　　
　　陈平原老师在谈及晚清小说翻译时曾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陈平原2005：24)。而在谈及文学变革时陈平原老师也给予了晚清较高的评价，“是晚清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小说变革，我们的文章变革，我们的诗歌变革，我们的文学观念的变革，不完全是西方的榜样导致的。引入晚清的视角，我们不会再把中国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简单移植。”(李杨2007：15)。之前，无论是评价翻译还是创作，五四都是首屈一指的。而如今陈老师的话让我们明白晚清翻译的里程碑似的意义。
　　在晚清闭关锁国的大背景下，国人报着西方文学皆不如我的心态，固守传统的封建礼教。因此晚清翻译隐藏着两种文学理想、两种思想观念的互相撞击与互相妥协。此时，翻译不再是透明的，它关注的不再是字面意义上的忠实与对等，而是彰显了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等因素。基于阿英的晚清小说目录，有论者稽考出479部创作，628种译作。而据陈平原老师统计，从1896年《时务报》开始译介域外小说，到1916年五四一代作家崛起前夕，新小说家大约翻译出版了八百种外国小说(陈平原2005：43)。这些数字足以证明晚清是翻译的大盛时代。然而对自认为在文学上是“泱泱大国”的晚清，尤其是在固步自封的条件下，摒弃传统观念，做翻译的“始作俑者”并非易事。因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晚清是在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开展翻译活动的：中国是在屡屡战败后被迫向敌人学习，从而寻求富强之道的。人们一方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对本国文学自傲自满，另一方面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又要向外国人学习。这种模糊、暖昧的态度，使晚清翻译以意译为主，译文中有大量增删、误译、改写等现象。
　　本文选取对晚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梁启超和林纾的小说翻译，探讨在翻译活动中体现出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操纵策略，希望能借此深化对晚清翻译思想的理解与阐释。
　　
　　二、梁启超的翻译——政治的工具
　　
　　划分的依据是梁启超所经历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一是甲午中日战争，二是戊戌政变，每次政治思想的变化必然使梁启超的翻译兴趣发生转移。甲午战争后，梁启超在刚开始的政治生涯就想到用翻译来传播西方启蒙思想。梁启超曾多次论及译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转引自崔波2007：34)。他反复强调输入西学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救亡图存的关键，“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兵志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人方日日营伺吾侧，纤细曲折，虚实毕见。而我犹枵然自大，偃然高卧，非直不能知敌，亦且昧于自知，坐见侵陵，固其宜也!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转引自崔波2007：34)。他大声疾呼要善于阅读、利用已译西书，尤应设立专门机构、组织人力广译西方新出之书，使其在国内迅速传播。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及其他学术思想，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及旧学，讲求改造国民性的“新民”之道。他亲自投身翻译实践，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名于1892年12月在《清议报》第一册上开始刊载。接着《清议报》又连载了日本作家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梁竭力宣传外国政治小说的举动为20世纪初翻译小说的繁荣作了舆论准备，对于翻译文学迅速占领国内文坛，形成翻译小说的大盛局面具有积极作用。
　　从前一阶段的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到后一阶段译印政治小说，翻译都是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此时翻译不再是语言层面的“忠实”与“对等”而隐含了权力、政治因素和两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的惟妙惟肖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两种相互撞击的文化和理想，译文并不是对域外小说的简单移植，而是译述者根捷自己对原著的理解，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习惯对原著进行适当的改造，以便适合本国的读者。
　　
　　三、林纾的翻译——以意译、归化为主
　　
　　林纾，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怪才”，不懂西文，却译介了一百多种西方文学作品。林译小说具有语言优美，文风质朴等特点，影响了大批近现代作家，彻底改变了人们轻视外国小说的观念。康有为曾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不可否认，严复与林纾可谓是近代译坛叱咤风云的人物。
　　林纾最初从事翻译时，国人还处于闭关锁国政策的统治之下。人们虽然认识到西方有比中国优越的坚船利炮和政治制度，但对西方文学却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林译小说的问世令世人耳目一新，为之震撼。
　　就林纾的译著而言，翻译中大量使用了归化的策略。如果仅从语言转换的角度来分析林译中的归化现象是无法得出满意答案的，这得从林纾所处的那个时代对译本的操纵谈起。林纾所处的时代，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多数人仍只承认西方科技上优于国朝，而在文化上却远远落后。他们只相信中土有辉煌的文化，对外来文化则持否定态度。在此情形下，翻译文学的地位自然处于劣势，且当时社会对外国文学作品及翻译持有蔑视态度。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那个时代主导理念：“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居先，西学居后；中学为本，西学是末；中学存于内，西学形于外。
　　自幼饱读圣贤书的林纾从初涉翻译，就把翻译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了一起。为让晚清士子接受他译著传达的思想，他总是以本国文化的标准去选择、改造和重构异域文本。林纾深受孔孟思想熏陶，把礼教看得很重，遇到原文中不合礼仪者便行删改，遇合乎孔孟之道者照译甚至渲染。林纾采用意译的方法，对原作删改较多。如塞万提斯的长篇巨著《堂吉诃德》，林译《魔侠传》却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林纾有深厚的古文根基，一旦觉得原文有缺陷，就情不自禁地修改起来。钱钟书先生曾说：“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钱钟书1981：32)。
　　
　　四、晚清翻译小说的影响
　　
　　中国传统小说虽然数量不少，但实际上只有讲史和 传奇两个类型。然而外国小说却有更多类型，如政治小说、科幻冒险小说及侦探小说。通过译介这些小说，不仅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创作。而且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使国人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提高科学知识。外国小说的大量译介提高了小说在传统文学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学注重“文以载道”，小说难登大雅之堂，许多小说家最初甚至在作品中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译介、“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之类的传闻等各种因素却使得小说的地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林纾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不仅使得守旧派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主流文学观念的一大改变，并且影响了新一代求学的年轻人，如周氏兄弟、钱钟书等。钱钟书先生曾回忆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狄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钱钟书1981：24)。而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又直接促进了他们对小说的创作。
　　其次，晚清翻泽小说对晚清小说的影响通过对整个社会道德、习俗、观念的影响进而改变小说家的文学观念，使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1898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茶花女为爱情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及其凄美的爱情悲剧，使无数读者心潮激荡，严复在《出都留别林畏庐》中叹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迦茵小传》，对中国传统的贞操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林纾所泽的《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为人们树立了实业立国的观念。此外西方小说中的自由平等观念、价值观念等也通过翻译得以广泛传播。这反映在小说创作上，以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大量出现，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把封建官僚的丑恶嘴脸刻划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晚清翻译小说尽管存在许多缺陷，如对原著不忠实、政治目的性强、总体成就不够大等等，但是我们应结合晚清特殊的时代背景来看翻译。通过梁、林二人的翻译可以清楚地看出翻译中隐含了各种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并进一步认识到晚清小说翻译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可以说，没有晚清翻译，就没有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