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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9年9月7日，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赤塔州石勒喀河畔平原上的一座帐篷里，清朝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与俄国御前大臣戈洛文代表各自政府，在中俄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上签字用印。通过《尼布楚条约》，俄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而这个结果的取得，俄国人最要感谢的，是大清使团里的两位“内鬼”，作为顾问和翻译的两位传教士。
中国使团中的两个洋人
1689年初，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两个不同使团，正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他们预定会合的地方被俄国人称为涅尔琴斯克，它的中国名称叫尼布楚。
不过，在这个中华帝国历史上首次派出的外交谈判使团中，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两位谈判代表，而是大清使团中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中文名字徐日升）和法国人（中文名字张诚）。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1673年来到北京的徐日升，由于精通天文而供职于钦天监：来华较晚的张诚精于数学，遂成为康熙皇帝的宫廷教师。皇帝专门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于是大清的使團里也就多了两张欧洲人的面孔。
谈判桌下耍阴谋
1689年8月22日拂晓，期待了三年之久的中俄谈判终于开始了。在正式谈判前，张诚和徐日升两位传教士作为中方代表前往俄国使团营地拜访戈洛文，虽然有清朝官员陪同前往，传教士仍然肆无忌惮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与戈洛文打招呼。张诚和徐日升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团的顾问，但在实际谈判中，他们两位还充当了另一个更基础的角色——翻译。
会说拉丁语的戈洛文表示：“希望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两位传教士能够倾心于俄国。”而传教士们回之以“按自己的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随后传教士们甚至瞒着清朝官员给戈洛文送来—封信，索要价值不菲的“貂皮、银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为回报，传教士们提供关于清朝使团意图的情报。不用说，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俄方的满足。
尽管远在莫斯科的沙皇为了急于签约而步步退让，在尼布楚谈判现场的戈洛文却依然显得咄咄逼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敢于忤逆沙皇的旨意，而是因为他自信有了传教士们做内应，谈判已经胜券在握。
由于戈洛文态度嚣张，开始的前两次谈判都不欢而散，毫无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经验的清朝使团准备中止谈判回国，这下轮到戈洛文伤脑筋了。当天夜里，他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语翻译跟清朝师团的两位传教士进行了密谈，允诺给他们珍贵礼物。
8月25日，应戈洛文的要求，两位传教士来到俄国营地。传教士们给他送来了一个干金难换的重要情报——将康熙帝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
徐日升表示，中国皇帝对收回雅克萨这一点是不能让步的。这两个中国使团的“顾问”随后又向俄国谈判代表建议“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传教士所说的这一切令戈洛文大为满意。他立即给传教士们送上四十张貂皮、一百张银鼠皮和一张玄狐皮。为了进一步提高传教士们在清朝使团中的地位，戈洛文还特意向传教士释放了愿意做出让步的信息。
在《条约》上塞进俄方“私货”
8月27日深夜，俄国信使来到清朝使团的营地，带来了俄国决定放弃雅克萨的消息。对于戈洛文来说，放弃雅克萨早已是沙皇训令中已有的内容，并不是什么痛苦的让步，同时雅克萨和格尔必齐河之间，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少，相反通过将边界定在额尔古纳河，使得俄国可以获得有银矿、盐湖，并且耕地甚多的额尔古纳河西岸地区，实在算不上是赔本买卖。
由于消除了雅克萨归属这个最大的谈判障碍，中俄双方的立场开始接近。1689年9月7日，中俄间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终于放上了谈判桌，等待双方使臣签字画押。就在谈判的最后日子里，两位传教士仍在不遗余力地充当“内鬼”的角色为俄国效劳。
《尼布楚条约》实际上有好几个语言的文本，分别是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其中拉丁文本是中俄两国代表共同签署的权威文本。由于中方使团里只有传教士们掌握拉丁文，他们便趁机在拉丁文本里塞进了—些有利于俄方的“私货”。
最重要的是传教士们对边界上待议地区的写法给中国留下了后患。在谈判中，中俄双方将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一片土地留作日后再议。在满文本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惟乌第河以南、所定之大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方位范围都十分清楚。而在传教士们的笔下，这段文字的拉丁文版本变成了“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如何分划，今尚未决”。
日后的俄国人正是利用其中含糊不清的“兴安岭”大做文章。19世纪时，俄国的涅维利斯科探险队在其“考察”报告中刻意地混淆了中国所说的外兴安岭与大兴安岭，宣称“根据《尼布楚条约》，黑龙江下游以及整个沿海边区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地”，从而为俄国入侵外兴安岭以南地区乃至中国东北的腹地找到了“理论依据”。
（山高摘自《天津日报》2014年11月10日）
中国使团中的两个洋人
1689年初，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两个不同使团，正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他们预定会合的地方被俄国人称为涅尔琴斯克，它的中国名称叫尼布楚。
不过，在这个中华帝国历史上首次派出的外交谈判使团中，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两位谈判代表，而是大清使团中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中文名字徐日升）和法国人（中文名字张诚）。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1673年来到北京的徐日升，由于精通天文而供职于钦天监：来华较晚的张诚精于数学，遂成为康熙皇帝的宫廷教师。皇帝专门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于是大清的使團里也就多了两张欧洲人的面孔。
谈判桌下耍阴谋
1689年8月22日拂晓，期待了三年之久的中俄谈判终于开始了。在正式谈判前，张诚和徐日升两位传教士作为中方代表前往俄国使团营地拜访戈洛文，虽然有清朝官员陪同前往，传教士仍然肆无忌惮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与戈洛文打招呼。张诚和徐日升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团的顾问，但在实际谈判中，他们两位还充当了另一个更基础的角色——翻译。
会说拉丁语的戈洛文表示：“希望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两位传教士能够倾心于俄国。”而传教士们回之以“按自己的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随后传教士们甚至瞒着清朝官员给戈洛文送来—封信，索要价值不菲的“貂皮、银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为回报，传教士们提供关于清朝使团意图的情报。不用说，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俄方的满足。
尽管远在莫斯科的沙皇为了急于签约而步步退让，在尼布楚谈判现场的戈洛文却依然显得咄咄逼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敢于忤逆沙皇的旨意，而是因为他自信有了传教士们做内应，谈判已经胜券在握。
由于戈洛文态度嚣张，开始的前两次谈判都不欢而散，毫无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经验的清朝使团准备中止谈判回国，这下轮到戈洛文伤脑筋了。当天夜里，他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语翻译跟清朝师团的两位传教士进行了密谈，允诺给他们珍贵礼物。
8月25日，应戈洛文的要求，两位传教士来到俄国营地。传教士们给他送来了一个干金难换的重要情报——将康熙帝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
徐日升表示，中国皇帝对收回雅克萨这一点是不能让步的。这两个中国使团的“顾问”随后又向俄国谈判代表建议“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传教士所说的这一切令戈洛文大为满意。他立即给传教士们送上四十张貂皮、一百张银鼠皮和一张玄狐皮。为了进一步提高传教士们在清朝使团中的地位，戈洛文还特意向传教士释放了愿意做出让步的信息。
在《条约》上塞进俄方“私货”
8月27日深夜，俄国信使来到清朝使团的营地，带来了俄国决定放弃雅克萨的消息。对于戈洛文来说，放弃雅克萨早已是沙皇训令中已有的内容，并不是什么痛苦的让步，同时雅克萨和格尔必齐河之间，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少，相反通过将边界定在额尔古纳河，使得俄国可以获得有银矿、盐湖，并且耕地甚多的额尔古纳河西岸地区，实在算不上是赔本买卖。
由于消除了雅克萨归属这个最大的谈判障碍，中俄双方的立场开始接近。1689年9月7日，中俄间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终于放上了谈判桌，等待双方使臣签字画押。就在谈判的最后日子里，两位传教士仍在不遗余力地充当“内鬼”的角色为俄国效劳。
《尼布楚条约》实际上有好几个语言的文本，分别是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其中拉丁文本是中俄两国代表共同签署的权威文本。由于中方使团里只有传教士们掌握拉丁文，他们便趁机在拉丁文本里塞进了—些有利于俄方的“私货”。
最重要的是传教士们对边界上待议地区的写法给中国留下了后患。在谈判中，中俄双方将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一片土地留作日后再议。在满文本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惟乌第河以南、所定之大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方位范围都十分清楚。而在传教士们的笔下，这段文字的拉丁文版本变成了“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如何分划，今尚未决”。
日后的俄国人正是利用其中含糊不清的“兴安岭”大做文章。19世纪时，俄国的涅维利斯科探险队在其“考察”报告中刻意地混淆了中国所说的外兴安岭与大兴安岭，宣称“根据《尼布楚条约》，黑龙江下游以及整个沿海边区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地”，从而为俄国入侵外兴安岭以南地区乃至中国东北的腹地找到了“理论依据”。
（山高摘自《天津日报》2014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