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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由来
近些年来，有关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现象“失语”乃至面临“应用危机”问题的讨论抑或争论颇具广泛性。一时间众声喧哗，异声四起，种种不同的见解与阐释纷纷涌进这一研究领域，时下还远远没有划上句号。
2004年9月，作家刘斯奋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的文章，可视为引起这一问题讨论乃至争论的一个重要背景。刘斯奋深感传统的文论体系对现时的文学创作已经“失语”，也就是说传统的文论体系对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已不能加以解释和发挥作用，作家们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已基本脱离了传统文论体系的规范，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且复杂多变的发展趋势，甚至受到市场经济的驱动或制约，这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实。刘斯奋认为：“市场经济已成为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并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产品生产领域，文学的核心价值——审美价值已经边缘化，代之膨胀起来的是媒体操作、网络文化及其视像形式表达。”①如此种种，便导致文学价值失范以及文学评论对创作实践的“失语”乃至传统文论体系濒临“应用危机”等问题的凸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拿来主义”甚嚣尘上，使大量的、有益和无益的、能用和不能用的西方文论全盘席卷而来，成为左右中国文论研究及文学创作走向的“巨无霸”。正鉴于这种思考和忧虑，所以，刘斯奋在认为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的同时，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现全新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文论体系，这个文论体系将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观念、方法、范畴和术语体系，从而重新发挥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②
刘斯奋的思考及其提出的问题，继而在文学界乃至学界较大范围内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或争论。在这场讨论和争论中，有关专家、学者虽然对刘斯奋所谓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的说法不予苟同，甚至认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等，但对刘斯奋提出的建立一个新的文论体系的主张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於可训认为：“‘瓦解’说过于言重了，但传统文论面对挑战是事实。当下的文学创作活动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外来理论的冲击也的确很嚣张。现有的文论体系作为一种历史形态还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许多陈旧、僵化的命题的确需要调整和更新。”③张志忠也认为：“如果说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某些文学命题已经“瓦解”倒可以接受，但不能说现行的所有的文论体系都‘瓦解’了，只能说一些僵化的、简陋的、庸俗的社会学的话语已被扬弃，但有的命题诸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问题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建立新的文论体系也的确势在必行，但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加以全面的总结和吸收，并要与其他相关学科保持互动关系。”④刘春青的看法与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多元化的文学创作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文论体系，建立这种文论体系既要全面吸收新的理论资源，又要全面总结新的文学经验，并加以透视，使之提升为新的理论形态。”⑤
2005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又集中刊登了钱钟文、钱竞、李春青等著名学者探讨文论问题的文章。钱钟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并认为“前苏联体系”的确已经“解体”，也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文论体系。可以说，诸如此类的争论此起彼伏，“莫衷一是”，一度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乃至“话语狂欢”的局面。尽管如此，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现行的文论体系受到怀疑乃至否定越来越具有广泛性，“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了文论研究领域的前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如何建立一个“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问题已迫在眉捷。虽然各种见解与阐释都有各自的理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论重建及其文学创作、高校文论教学等实际应用问题，目前仍然处于论争与探索之中。虽然有权威立言、有行政干预，却也于事无补。文论重建及其若干相关命题的研究，不能迷信权威及其依赖惯性思维，更反对行政干预，而重在尊重客观实际及其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要讲究科学性和实用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蜕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以及传统观念及其具体命题需要注入什么样的新鲜血液乃至如何进行创新尝试等问题日益突出，所以进行文论重建及其若干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开拓，就显得尤为迫切。否则，现行的文论体系与当下呈复杂多元的文学创作现象严重脱节的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如此，不仅会影响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繁荣，而且还会影响到研究领域乃至高校文科范畴这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教学方面的效果等。
二、“中国化”文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路径
探讨如何解决文论重建之“中国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乃至浅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同时也属于一个深度学术层面的问题。简单地说，构建一个“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首先就要体现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根性以及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需要，也就是说能真正指导规范乃至解决当下中国化文学创作实践及其应用问题。所谓“中国化”的文论体系，就是要区别于那种“西方化”“外来化”和“唯马是瞻”的文论体系，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文情（文学创作实情）、学情（高校文论教学实情）诸因素来重建富有本民族文化特性、本民族精神特征以及中国当下文学创作应用所需的文论体系。显然，这种文论体系之所以要冠以“中国化”这个关键词，其用心就在于凸现对“中国化”文化元素的渗透与追求，同时也需要注入一定的“中国化”的哲学、美学、汉语言文学（文字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佐料”和谐匹配，尤其要深层次地体现本土化文化特征；既要符合中国文学创作实际，又要符合文论学科建设及其高校文论学科研究与教学实际，使之真正成为“国产”的文论体系，为我所用。因此强调“中国化”就是为了抵御那种过多非中国化文化元素的外来文论体系的“入侵”，使中国作家群体及其文学创作实践动辄处在一种非驴非马的超语境下的“信马由缰”。笔者不仅反对那种“唯马是瞻”的文论重建理念，而且坚决反对那种媚外习性日益膨胀以致唯西方至上，动不动搬来一些吓唬人的东西作为看家本领的做法。 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对于“中国化”文论体系构成的资源的开发与探索。当下，有人认为文论重建的资源主要来自以下三个途径：一是全面总结和整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全新的文学创作经验和全新的、富有参照价值的文论研究成果；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中那些仍然富有生命力的、现代性的经典加以改造和继承；三是要有选择甚或有所批判地从西方文论中吸收某些具有全球语境效应的“全球通”文论精华。然而，就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而言，这三个资源开掘的途径或方向，也基本涵盖了“中国化”文论元素所在。三大资源的重中之重在笔者看来应该是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的问题。尽管对于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问题的讨论已经比较热烈，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已屡见不鲜。但大多都属于一般性的讨论或论证，并没有给出能够实际实施的“工程图纸”或具体的明细表。不久前，笔者曾看到台湾学者黄维樑的一篇题为《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文章，不禁为之击节叫好！黄维樑在这篇文章里所阐释的学术发现或学术观点，对我们构建“中国化”的文论体系之理念具有重要的启发。他认为：“《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绝对是中国文论的经典。它论‘文’或文学之起源（‘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之作用（‘经纬区宇，弥纶彝宪’）、‘文’之分为情与采（相当于内容与形式）、‘文’之各种体裁和风格，它论‘比兴’，以至论批评之难以不偏不倚，论知音之难觅，如此等等，都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议题。一直到今天，仍历久而弥补。其体系性、恒久性，显而易见。”⑥当然，《文心雕龙》只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但《文心雕龙》应该是整个古代文论中的核心之核心，经典之经典，重新整合、转换《文心雕龙》，实现现代化抑或当下化，不会造成以偏概全、坐井观天的效果。还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黄维樑的观点也仍然属于学术探讨，并非具有一锤定音的“中国化”效应。否则，当下一切文论重建方面“中国化”问题的探讨都是多余的了。有关《文心雕龙》与“中国化”文论体系构建的渊源以及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诸多问题，笔者有意另作选题加以表述，这里从略。
三、“中国化”文论体系要解决哪些实际问题
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除了以上所表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似乎还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首先要认真梳理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中国文学史等等相关分支，从中考察、开掘有关体现“中国化”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成果和成功经验，无论是“古代经典”“现代经典”抑或“红色经典”都要加以继承、发扬乃至改造，即推陈出新、更新创新，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现’为今用”以及“‘红’为现用”的目的。其次，要把“中国化”文论体系的构建理念与中国化的文学创作实际尤其当下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相结合，即要本着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原则，又要坚决杜绝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甚至沉醉于“理论自足化”的静态思维模式或话语行为，横扫一些人习惯于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马谡效应”。再次，要深入文学创作实践及其种种现象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实践与现象中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调查，尤其对当下的文学市场进行深入的调查更为重要，正如前面所说，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考察并总结某些新的文学命题及其新的文学创作经验，这些准备对于形成一个可行可用并符合实际的“中国化”文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全新的“中国化”理论体系一旦形成，它应当能够为我们应答并解释以下一些问题：当下的中国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文学？当下的中国文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才能重新发挥指导并规范当下的文学创作的作用？“中国化”文论体系究竟是怎样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形态？当下作家群体（也含“80后”“90后”作家）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依据和生活依据在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创作的“内在需要”及其动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传统的文论体系与他们的创作原则和方法真的完全脱节了吗？哪些文学命题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还具有指导意义？哪些文学命题已经完全丧失或基本丧失了应用价值？“中国化”文论体系与全球语境下的文论体系能熔为一体吗？“中国化”文论体系与市场经济之间还隔着一些什么障碍？文论发展规律与市场发展变化能走到一起吗？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与“中国化”文论体系能否划等号？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纳入“中国化”文论体系，要不要有针对性地加以更新和改造？由此可见，直面市场经济，许多文学命题都成了问题。类似的疑问还可以列出一大串，都是需要给予应答或解决的文学活动中现代性困惑所在。只有搞清楚并解决了以上诸多问题，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才能把准脉动，对症下药，才能放开手脚有的放失。
四、“中国化”文论体系直接服务于
“中国化”的文学创作实践
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要避免重蹈覆辙走老路。走老路就是偏离对具体作品的关注，过于注重抽象体系的建设，忽视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现实，学术意识重于服务与应用意识等等。当然，我们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或怠慢传统方法和传统经验中的看家“法宝”，这就是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南，又要特别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乃至文论经典与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相结合，对那种照搬照抄、文论套用政论、以生产论解释创作论、把意识形态强加给文学创作实践等种种定势思维习惯，也是需要加以调整和扬弃的。
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最要害的环节在于如何体现“中国化”这一重要原则？当下，有关“中国化”的讨论已经十分广泛，“中国化”这个字眼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话语。2009年1月10日，董学文在《文艺报》发表一篇题为《文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的道路上》的文章，认为三个“三十年”以来的文学理论就是“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诞生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实践阶段；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构建阶段（改革开放时期）。”⑦如果董学文的观点具有成立的理由，那么当下的文论重建以及“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便可视为“中国特色”的延续。这里，我们没有必要针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再节外生枝。应该说，董学文对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论证与分析，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符合一定的历史实际，但问题是“中国特色”是否就等同于当下大家所探讨的“中国化”文论体系？即便“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确实属于一种历史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过并发挥过作用，那么在文学理论面对当下文学创作现象“失语”的现实，三个三十年的文论体系是否也应该被划入“失语”的范畴？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也好，六十年也好，九十年也好，打上中国烙印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对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及其现象已经不能继续充当“救火队长”的职能。市场经济制约下的文学创作活动已经一股脑儿地把传统文论体系抛弃了，这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刘斯奋之问：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刘斯奋之问如雷贯耳，让话语狂欢乃至众声喧哗的空间一时间为之凝固。当然，刘斯奋并没有否定我们还需要文学理论，也提出了文论重建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所在。但他也并没有确切给出：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笔者的回答就是：我们需要“中国化”的文论体系。这种“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除了前面所表述的一些特征外，最为核心的问题是面对当下复杂的文学创作现象能恢复鲜活的“话语功能”，能重新解释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什么样以及文学有什么用等等原理，重新确立新的审美价值体系及其内涵以及对许多新的文学命题的阐释。这也正如董学文所说：“文学理论只有能成功地诠释和说明中国的文学问题，才能拥有世界的意义，才能作为话语的主体，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倾听者和对话者。”⑧
说到底，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文论体系能解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的文学问题，尤其当下文学创作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前面已经列出一部分）。这种文论体系不仅能够成为作家创作所依赖的规范，而且也能满足高校学生认知文学的基本需要。这就是既能帮助学生认识文学现象、解决文学批评、鉴赏和分析方面的实际问题，而且也能让学生感到学习文学理论的可用性所在，摆脱那种学习文论无用论的极为尴尬的困境。说千说万就是一句话：“中国化”文论体系能担承制约和规范当下“中国化”文学创作实践。
注释：
①②刘斯奋：《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文艺报》2004年9月16日。
③④⑤转引自《文艺报》2004年12月7日头版头条。
⑥黄维樑：《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文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⑦⑧董学文；《文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文艺报》2009年1月10日。
（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近些年来，有关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现象“失语”乃至面临“应用危机”问题的讨论抑或争论颇具广泛性。一时间众声喧哗，异声四起，种种不同的见解与阐释纷纷涌进这一研究领域，时下还远远没有划上句号。
2004年9月，作家刘斯奋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的文章，可视为引起这一问题讨论乃至争论的一个重要背景。刘斯奋深感传统的文论体系对现时的文学创作已经“失语”，也就是说传统的文论体系对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已不能加以解释和发挥作用，作家们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已基本脱离了传统文论体系的规范，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且复杂多变的发展趋势，甚至受到市场经济的驱动或制约，这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实。刘斯奋认为：“市场经济已成为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并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产品生产领域，文学的核心价值——审美价值已经边缘化，代之膨胀起来的是媒体操作、网络文化及其视像形式表达。”①如此种种，便导致文学价值失范以及文学评论对创作实践的“失语”乃至传统文论体系濒临“应用危机”等问题的凸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拿来主义”甚嚣尘上，使大量的、有益和无益的、能用和不能用的西方文论全盘席卷而来，成为左右中国文论研究及文学创作走向的“巨无霸”。正鉴于这种思考和忧虑，所以，刘斯奋在认为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的同时，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现全新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文论体系，这个文论体系将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观念、方法、范畴和术语体系，从而重新发挥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②
刘斯奋的思考及其提出的问题，继而在文学界乃至学界较大范围内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或争论。在这场讨论和争论中，有关专家、学者虽然对刘斯奋所谓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的说法不予苟同，甚至认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等，但对刘斯奋提出的建立一个新的文论体系的主张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於可训认为：“‘瓦解’说过于言重了，但传统文论面对挑战是事实。当下的文学创作活动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外来理论的冲击也的确很嚣张。现有的文论体系作为一种历史形态还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许多陈旧、僵化的命题的确需要调整和更新。”③张志忠也认为：“如果说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某些文学命题已经“瓦解”倒可以接受，但不能说现行的所有的文论体系都‘瓦解’了，只能说一些僵化的、简陋的、庸俗的社会学的话语已被扬弃，但有的命题诸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问题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建立新的文论体系也的确势在必行，但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加以全面的总结和吸收，并要与其他相关学科保持互动关系。”④刘春青的看法与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多元化的文学创作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文论体系，建立这种文论体系既要全面吸收新的理论资源，又要全面总结新的文学经验，并加以透视，使之提升为新的理论形态。”⑤
2005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又集中刊登了钱钟文、钱竞、李春青等著名学者探讨文论问题的文章。钱钟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并认为“前苏联体系”的确已经“解体”，也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文论体系。可以说，诸如此类的争论此起彼伏，“莫衷一是”，一度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乃至“话语狂欢”的局面。尽管如此，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现行的文论体系受到怀疑乃至否定越来越具有广泛性，“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了文论研究领域的前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如何建立一个“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问题已迫在眉捷。虽然各种见解与阐释都有各自的理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论重建及其文学创作、高校文论教学等实际应用问题，目前仍然处于论争与探索之中。虽然有权威立言、有行政干预，却也于事无补。文论重建及其若干相关命题的研究，不能迷信权威及其依赖惯性思维，更反对行政干预，而重在尊重客观实际及其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要讲究科学性和实用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蜕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以及传统观念及其具体命题需要注入什么样的新鲜血液乃至如何进行创新尝试等问题日益突出，所以进行文论重建及其若干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开拓，就显得尤为迫切。否则，现行的文论体系与当下呈复杂多元的文学创作现象严重脱节的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如此，不仅会影响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繁荣，而且还会影响到研究领域乃至高校文科范畴这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教学方面的效果等。
二、“中国化”文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路径
探讨如何解决文论重建之“中国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乃至浅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同时也属于一个深度学术层面的问题。简单地说，构建一个“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首先就要体现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根性以及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需要，也就是说能真正指导规范乃至解决当下中国化文学创作实践及其应用问题。所谓“中国化”的文论体系，就是要区别于那种“西方化”“外来化”和“唯马是瞻”的文论体系，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文情（文学创作实情）、学情（高校文论教学实情）诸因素来重建富有本民族文化特性、本民族精神特征以及中国当下文学创作应用所需的文论体系。显然，这种文论体系之所以要冠以“中国化”这个关键词，其用心就在于凸现对“中国化”文化元素的渗透与追求，同时也需要注入一定的“中国化”的哲学、美学、汉语言文学（文字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佐料”和谐匹配，尤其要深层次地体现本土化文化特征；既要符合中国文学创作实际，又要符合文论学科建设及其高校文论学科研究与教学实际，使之真正成为“国产”的文论体系，为我所用。因此强调“中国化”就是为了抵御那种过多非中国化文化元素的外来文论体系的“入侵”，使中国作家群体及其文学创作实践动辄处在一种非驴非马的超语境下的“信马由缰”。笔者不仅反对那种“唯马是瞻”的文论重建理念，而且坚决反对那种媚外习性日益膨胀以致唯西方至上，动不动搬来一些吓唬人的东西作为看家本领的做法。 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对于“中国化”文论体系构成的资源的开发与探索。当下，有人认为文论重建的资源主要来自以下三个途径：一是全面总结和整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全新的文学创作经验和全新的、富有参照价值的文论研究成果；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中那些仍然富有生命力的、现代性的经典加以改造和继承；三是要有选择甚或有所批判地从西方文论中吸收某些具有全球语境效应的“全球通”文论精华。然而，就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而言，这三个资源开掘的途径或方向，也基本涵盖了“中国化”文论元素所在。三大资源的重中之重在笔者看来应该是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的问题。尽管对于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问题的讨论已经比较热烈，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已屡见不鲜。但大多都属于一般性的讨论或论证，并没有给出能够实际实施的“工程图纸”或具体的明细表。不久前，笔者曾看到台湾学者黄维樑的一篇题为《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文章，不禁为之击节叫好！黄维樑在这篇文章里所阐释的学术发现或学术观点，对我们构建“中国化”的文论体系之理念具有重要的启发。他认为：“《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绝对是中国文论的经典。它论‘文’或文学之起源（‘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之作用（‘经纬区宇，弥纶彝宪’）、‘文’之分为情与采（相当于内容与形式）、‘文’之各种体裁和风格，它论‘比兴’，以至论批评之难以不偏不倚，论知音之难觅，如此等等，都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议题。一直到今天，仍历久而弥补。其体系性、恒久性，显而易见。”⑥当然，《文心雕龙》只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但《文心雕龙》应该是整个古代文论中的核心之核心，经典之经典，重新整合、转换《文心雕龙》，实现现代化抑或当下化，不会造成以偏概全、坐井观天的效果。还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黄维樑的观点也仍然属于学术探讨，并非具有一锤定音的“中国化”效应。否则，当下一切文论重建方面“中国化”问题的探讨都是多余的了。有关《文心雕龙》与“中国化”文论体系构建的渊源以及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诸多问题，笔者有意另作选题加以表述，这里从略。
三、“中国化”文论体系要解决哪些实际问题
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除了以上所表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似乎还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首先要认真梳理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中国文学史等等相关分支，从中考察、开掘有关体现“中国化”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成果和成功经验，无论是“古代经典”“现代经典”抑或“红色经典”都要加以继承、发扬乃至改造，即推陈出新、更新创新，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现’为今用”以及“‘红’为现用”的目的。其次，要把“中国化”文论体系的构建理念与中国化的文学创作实际尤其当下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相结合，即要本着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原则，又要坚决杜绝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甚至沉醉于“理论自足化”的静态思维模式或话语行为，横扫一些人习惯于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马谡效应”。再次，要深入文学创作实践及其种种现象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实践与现象中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调查，尤其对当下的文学市场进行深入的调查更为重要，正如前面所说，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考察并总结某些新的文学命题及其新的文学创作经验，这些准备对于形成一个可行可用并符合实际的“中国化”文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全新的“中国化”理论体系一旦形成，它应当能够为我们应答并解释以下一些问题：当下的中国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文学？当下的中国文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才能重新发挥指导并规范当下的文学创作的作用？“中国化”文论体系究竟是怎样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形态？当下作家群体（也含“80后”“90后”作家）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依据和生活依据在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创作的“内在需要”及其动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传统的文论体系与他们的创作原则和方法真的完全脱节了吗？哪些文学命题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还具有指导意义？哪些文学命题已经完全丧失或基本丧失了应用价值？“中国化”文论体系与全球语境下的文论体系能熔为一体吗？“中国化”文论体系与市场经济之间还隔着一些什么障碍？文论发展规律与市场发展变化能走到一起吗？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与“中国化”文论体系能否划等号？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纳入“中国化”文论体系，要不要有针对性地加以更新和改造？由此可见，直面市场经济，许多文学命题都成了问题。类似的疑问还可以列出一大串，都是需要给予应答或解决的文学活动中现代性困惑所在。只有搞清楚并解决了以上诸多问题，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才能把准脉动，对症下药，才能放开手脚有的放失。
四、“中国化”文论体系直接服务于
“中国化”的文学创作实践
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要避免重蹈覆辙走老路。走老路就是偏离对具体作品的关注，过于注重抽象体系的建设，忽视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现实，学术意识重于服务与应用意识等等。当然，我们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或怠慢传统方法和传统经验中的看家“法宝”，这就是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南，又要特别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乃至文论经典与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相结合，对那种照搬照抄、文论套用政论、以生产论解释创作论、把意识形态强加给文学创作实践等种种定势思维习惯，也是需要加以调整和扬弃的。
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最要害的环节在于如何体现“中国化”这一重要原则？当下，有关“中国化”的讨论已经十分广泛，“中国化”这个字眼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话语。2009年1月10日，董学文在《文艺报》发表一篇题为《文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的道路上》的文章，认为三个“三十年”以来的文学理论就是“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诞生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实践阶段；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构建阶段（改革开放时期）。”⑦如果董学文的观点具有成立的理由，那么当下的文论重建以及“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便可视为“中国特色”的延续。这里，我们没有必要针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再节外生枝。应该说，董学文对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论证与分析，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符合一定的历史实际，但问题是“中国特色”是否就等同于当下大家所探讨的“中国化”文论体系？即便“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确实属于一种历史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过并发挥过作用，那么在文学理论面对当下文学创作现象“失语”的现实，三个三十年的文论体系是否也应该被划入“失语”的范畴？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也好，六十年也好，九十年也好，打上中国烙印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对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及其现象已经不能继续充当“救火队长”的职能。市场经济制约下的文学创作活动已经一股脑儿地把传统文论体系抛弃了，这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刘斯奋之问：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刘斯奋之问如雷贯耳，让话语狂欢乃至众声喧哗的空间一时间为之凝固。当然，刘斯奋并没有否定我们还需要文学理论，也提出了文论重建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所在。但他也并没有确切给出：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笔者的回答就是：我们需要“中国化”的文论体系。这种“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除了前面所表述的一些特征外，最为核心的问题是面对当下复杂的文学创作现象能恢复鲜活的“话语功能”，能重新解释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什么样以及文学有什么用等等原理，重新确立新的审美价值体系及其内涵以及对许多新的文学命题的阐释。这也正如董学文所说：“文学理论只有能成功地诠释和说明中国的文学问题，才能拥有世界的意义，才能作为话语的主体，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倾听者和对话者。”⑧
说到底，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文论体系能解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的文学问题，尤其当下文学创作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前面已经列出一部分）。这种文论体系不仅能够成为作家创作所依赖的规范，而且也能满足高校学生认知文学的基本需要。这就是既能帮助学生认识文学现象、解决文学批评、鉴赏和分析方面的实际问题，而且也能让学生感到学习文学理论的可用性所在，摆脱那种学习文论无用论的极为尴尬的困境。说千说万就是一句话：“中国化”文论体系能担承制约和规范当下“中国化”文学创作实践。
注释：
①②刘斯奋：《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文艺报》2004年9月16日。
③④⑤转引自《文艺报》2004年12月7日头版头条。
⑥黄维樑：《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文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⑦⑧董学文；《文学理论：在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文艺报》2009年1月10日。
（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