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评价教师教学方法的一个重要依据，而外国也有类似的说法：“一个差教师给人们传授真理，而一个好教师能教会人们发现真理！”戴安邦先生的一生，正是践行着这样的教育思想，为培养新一代化学研究人才和化学教育人才不遗余力。
　　不知道是用化学家还是化学教育家来形容戴先生更加贴切，作为中国配位化学的奠基人，他在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氧化铝水溶胶的研究》就受到学术界的瞩目，世界各国对胶体和配合物的研究著述中多次直接引用这篇文章的研究结果。而我更愿意称他为化学教育家，因为他一直倡导的启发式教学思想至今仍是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实践中重要的理论依据。
　　1919年9月，戴安邦先生考入金陵大学农科预科班，但到第二年的下学期，就因经济困境导致学业几乎难以为继。幸好南京成美中学要聘请一位物理及化学教员，由于先生学习成绩优异，有师长介绍他到成美中学兼课，半工半读的经历让他的大学学业得以继续。后来由于农科田间实习时间与兼课经历时有冲突，所以先生在两年预科毕业时转入化学科。在成美中学教课的过程中，戴安邦尝试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尤其重视直观教学，他经常从大学实验室中借用各种教学仪器为学生做演示实验，所以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而他倡导的课堂模式也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赞赏与支持，不久成美中学专门拨出经费购置物理化学教学仪器，成为当时具有专门的理化教学设备的极少数中学之一。
　　1931年，戴安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谢绝了美国多家科研机构的邀请，回国担任金陵大学化学科副教授。1932年8月戴安邦与王箴、曾昭抡等化学界先驱一起发起创建了中国化学会，1934年在中国化学会《化学》杂志创刊号中他亲笔题写发刊词呼吁：“吾国之贫弱已臻极点。富国之策，虽不止一端，要在开辟天然富源，促进生产建设，发达国防工业，而待举百端，皆须化学家之努力。”而他本人，正是身体力行这种精神，为普及化学教育、提倡化学研究和推广化学应用做出了杰出贡献。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戴先生随金陵大学西迁成都，他就接受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委托，研制碱式碳酸铜。当时四川北部山区农田小麦遭受黑穗病毒害严重，碱式碳酸铜为防治该病害的特效药剂。化学研究所即研究成功从废旧铜材料制得高纯度的碱式碳酸铜细粉并以实验室规模进行生产，交省农业改进所发售给农民，川北严重的小麦黑穗病得以制止。
　　建国以后，戴先生继续任教于金陵大学和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长期担任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所长。然而他始终立足于教学第一线，致力于培养化学研究人才和更优秀的化学教育人才。他认为：“只传授化学知识和技术的化学教育是片面的，全面的化学教学要求既传授化学知识和技术，更训练科学方法和思维，还培养科学精神和品德。学生在化学实验室中是学习的主体，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实验，训练由实验解决化学问题，使各项智力因素皆得以发展，故化学实验是实施全面化学教育的一种最有效的教学形式。”
　　在戴先生看来，一个好的教师，必须掌握优良的教学方法，不懂得教学方法，是不可能教好书的。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给学生多少知识，而是通过教师的教学让学生自己掌握学习的方法——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教学方法对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显得非常重要。教学方法的类型很多，不同学科的教学有不同的方法，而同一个学科的同模块、不同内容，教学方法显然也不尽相同。戴先生认为：娴熟地了解和掌握各种教学方法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优缺点，恰当地选择有利于教学活动开展和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应该成为教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教育素质。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戴先生用自己的教育实践为后辈做出了表率。他选择教学方法的标准就是以能够让学生学会发现真理为准绳。用现代教学论的观点来看，戴先生的思想恰恰契合了现代教学论选择教学法的标准。有专家曾经这样概括戴先生教育思想中对于教学法选择的标准——第一，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选择教学方法。现代教学论认为教学任务有三个：传授科学基础知识和技能、发展学生智力和体力、培养优良品德。教师对教学方法的选择都需要与这些目标相称。第二，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征选择教学方法。要依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知识基础特征选择教学方法。只有根据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及其构成方式用不同方法进行教学，才能获得良好效果。第三，教师要根据各门学科的特点选择教学方法。方法乃是内容的运动形式。艺术性强的学科知识与理论性强的学科知识的教学方法完全不同，这是因为通向这些知识的心理过程不同。第四，教师要根据自身特点选择教学方法。每位教师都有自身的优缺点，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这就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选择那些与自己个性特点相适应，且运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先生治学之严谨有时近乎苛刻——他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曾经回忆：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中，戴先生的助手陈荣三教授代表南大配位化学研究所做学术报告，陈老师讲完后，戴先生马上严肃起来：“你父亲当年和我在金陵大学同学时，英文比我强多了。你的英文发音怎么这么不准呢？”“我大学念了两年就上山打游击去了”，陈老师刚委屈地申辩了一句，就被戴先生打断了：“不管什么理由，你是教授，要给学生作出表率。”戴先生走了以后，陈老师朝我们苦笑道：“戴先生就是这样，一点不留情面。”而在这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过程中，正是戴先生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导致硅肺的硅氧晶体中，绝大多数是二氧化硅，但也有三氧化二硅。这三氧化二硅中的硅是几价的？”一个看似浅显却非常罕见的化学概念问题让自己的学生面红耳赤、瞠目结舌，而戴先生又在所有与会师生面前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看到这里，有人也许会说戴先生不近人情，而在他的学生、故交的回忆中，先生又是平易近人、充满亲和力的——无论学科布局、科研选题、人才培养和经费使用，他从来都在奖掖后进方面不遗余力，学生与他的合著，他的名字从来署在后面；科研成果评奖，他重责任而轻名利，一次国家级项目评奖，他要求以集体名义申报，而主管机构不允许，最后提报他作为带头人获奖，结果出来之后，先生脸色不豫，手书“有掠他人之美嫌疑”，先生之淡泊可见一斑。
　　笔者就学于烟台师范学院（今鲁东大学）化学系时，曾听王凤阁老师讲述过戴先生逸闻数件。王老师上世纪80年代曾于南大研究生班就读，当时班内多为南方学子，北方学子仅寥寥数人。时年八旬有余的戴先生已经不再任课，但仍非常关注化学系的教学工作，一日唤住王老师突然发问：“‘山师’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研究生班么？你不到那里去读，大老远的跑这里干什么？”王老师讷讷不敢言语。戴先生双目一张，似有怒意，然后随口问了几个专业问题，王老师对答流利，戴先生遂面色稍和。又一日，戴先生亲临实验室，见王老师正在完成某项化学实验，流程简洁、效果明显，过后亲手清洗实验仪器，神情专注、操作熟练，先生面有嘉许之意。又一日。系领导指派王老师加入某课题组，甚为众人艳羡，后来听领导闲谈，王老师乃戴先生钦点——“研究生班那个山东小子不错，可以让他干点事情！”
　　又言先生极重学生基本实验技能，先生在任时，明令化学仪器清洗必须学子亲力为之，不管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一日，几位新入学学子做完某有机实验，膏体沾污仪器，甚难清洗，而导师规定必须收拾完残局方能离开。众生怨声载道，忽有一白发老人昂然而入，持试管刷、倒清洗剂，手法之娴熟令人叹为观止，众人目眩神摇之际，仪器已清洁如新，“形成均匀水膜，既不成股流下，也不聚成水滴。”老人拂袖而去，言道：“连仪器都不愿清洗的化学系学生，肯定当不成第一流的化学家，甚至干不好化学教师！”众生面面相觑，后来乃知，训斥者，乃化学系前主任也。其时吾等虽然年幼，王老师讲述时神情陶然，吾等也心内耿耿，颇有“小沙弥初见少林扫地僧之感”。
　　先生仙去多年，而他倡导的教育思想却依旧鲜活生动，他对化学实验教学的重视今天看来依然具备相当的前瞻性。在今天的化学教科书中这样写道：“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实验教学是化学教学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教学论认为：科学素养是科学学科的重要教学目的和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而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唯一途径就是化学实验教学。”我等踏着先生指引的方向前行，幸甚！
　　（作者单位：山东胶南市第八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