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矿难，是一个世界性的悲剧;营救，折射出人性耀眼的光辉。700米深的地下，69个日日夜夜，33名智利矿工创造了被困地下时间最长且生还的世界纪录。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从矿工、亲属，到政府、民众，无不被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驱动着，由绝望奔向希望，创造着生命的奇迹。当写有“我们都在避难所，33人”的字条展现在众人面前时，整个智利都喜极而泣。
值得一提的是，救援最后关头，在商讨谁最后升井时，矿工们都表示让他人先上去。这种礼让，已不是无私可以赞扬的，这是落难者在困境中对生命的最高礼敬。正如智利总统皮涅拉所说，此次营救行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整个智利都学到了“信念与希望的价值、友谊与团结的价值”。
矿工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仿佛魁伟的摩天大楼在身边轰然倒塌一般
对于智利来说，2010年是一个多灾之年。年初8.8级大地震带来的阴影尚未完全消散，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矿难又为这个国家添上一笔新的悲痛。
有着“铜矿王国”美誉的智利，是世界上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产铜和出口铜最多的国家。矿业是智利国家经济的支柱。境内的阿塔卡玛沙漠是世界旱极，本应杳无人烟，但一座圣何塞铜金矿吸引着无数矿工源源不断地来到这沙漠之角。
圣何塞铜金矿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矿井，在圣何塞工作的矿工大多来自附近的城市科皮亚波，也有一部分人为了养家糊口从智利各个偏僻的角落远道而来。矿场昼夜不停地开工，矿工们被分成两个班，每次轮流上班一周，同一班的工人再实行白天、黑夜两班倒制度。
2010年8月5日，一班的矿工们乘坐班车来到圣何塞，开始他们一周的工作。矿井内，“之”字型的斜坡通道向山脉内部延伸。矿工们驾驶中型卡车、铲车、皮卡车以及其他各类机器往下行驶，直到抵达含矿岩层，打通矿洞进行开采，然后再将矿石装运回地面。
这一天，整个上午，矿井里一直断断续续传来雷鸣般轰隆的响声。这种异常的响声令矿工们着实有些焦虑，但他们很快便否定了自己的担忧。采矿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职业，时刻面临极大的风险。况且，这座矿山的主体是由坚硬的灰色闪长岩构成，这意味着，即便被打穿，它也不会坍塌。
几个月前，在海拔540米的斜坡道内，卡车驾驶员马里奥·戈麦斯发现了一条手指头宽的裂缝，他立即向轮班主管路易斯·乌尔苏亚汇报。随后，矿场经理和工程师来到现场，他们将几面镜子放进裂缝内，对乌尔苏亚说：“没什么大事儿，如果山体还在变化和开裂，镜子肯定会碎的。”过了几天，裂缝开始渗水，乌尔苏亚很担心，工程师查看过后只是又在裂缝中放置了更多的镜子。所幸，几个月过去了，这些镜子都纹丝未动。
8月5日中午12时，矿工劳尔·巴斯塔斯沿途警告工友说海拔190米处冒“烟”了，这时，矿工们仍然全部在井下作业。1个小时后，几个矿工开着卡车拉走满满一车矿石，剩下的人靠在一边休息，等待卡车运完矿石后来接他们吃午饭。本来一切都和往常没什么不同，直到那面立在他们面前的山壁毫无预兆地崩塌了。
谁都没想到，矿难会这样突如其来。矿工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仿佛魁伟的摩天大楼在身边轰然倒塌一般。花岗岩和矿石全部都松动脱落，不断相互撞击，整个矿井如地震一般震颤。尘土在迷宫般的矿场内，沿着各个通道、巷道，迅速地蔓延开来。等到一切平静下来，狭窄的矿井里已经充满了呛人的灰尘。
“大概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乌尔苏亚回忆说，“等到灰尘全部落下，我们才发现自己被困住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把隧道堵了起来。”
这块重约70万吨的巨大闪长岩不知为何从山体上塌落下来，压垮了层层叠叠的“之”字形隧道，最终堵死斜坡，并引起了山内的恶性连锁塌方。对一些上了岁数或者当了一辈子矿工的人来说，这块巨石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终结感。很多人都曾被困井下，但往往只是小石块塌方，推土机几个小时就能清道。可是，眼前这块巨型灰墙般的巨石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围。
与科皮亚波的其他矿场不同，圣何塞铜金矿并不隶属于任何大型跨国集团，而是由矿场已故創建者的两个儿子在经营。1957年，豪尔赫·凯梅尼从匈牙利共和国流亡至此，创建了这个私营矿场。他死后，矿场由儿子马塞洛和艾默科继承，可惜的是马塞洛和艾默科并没有遗传父亲经营矿场的智慧和热情，艾默科更是将自己的股份转给了妻舅亚历杭德罗·博恩。马塞洛与博恩艰难地维持着矿场的运作，除了保证基本盈利，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矿业工会多年来持续地批评圣何塞铜金矿不合格的安全措施：2004年，一名矿工死于矿井塌陷;2006年，矿区的一位卡车司机在意外事故中丧生，并有182人受伤，其中56人重伤;2007年，矿场发生山体爆炸，炸死了地质学家曼努埃尔·维拉格兰。政府曾一度要求关闭该铜金矿，但马塞洛与博恩承诺会采取措施提高安全性，这才得以重新开业。政府要求他们必须在圣何塞的通风隧道内安装逃生梯，以作备用的应急逃生出口，还要求增加风扇数量来加大空气流通，缓解矿井深处的高热（在地下，有时温度可高达近50℃）。显然，两位矿主只打算做一些口头承诺，并没有将政府的要求付诸实现。
此刻，被困在地下的矿工们也发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他们本打算尝试从烟道的安全梯爬出去，但是，烟道里没有梯子，并且同样被巨石堵死了——这下，他们完完全全被困在矿井之中了。
无论对于地面上的人，还是地底下的人来说，希望无疑是最重要的
离出口直线距离30米的矿场办公室内，皮尼利亚，那个咄咄逼人的矿场总经理，也听到了雷鸣般的轰隆声。他的第一反应是：“今天不该出事儿啊。”他想，或许只是深坑里的石头又坠落了，不用太担心。但轰鸣声滚滚而来，并没有很快停止。电话铃响了，那头的声音说：“你出来，看看矿井的入口。”
皮尼利亚走出办公室，外面阳光明媚，井口涌动着尘土和烟团，如波浪般翻滚。警察和消防车赶到时，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这样大规模的矿井塌方似乎并不是他们能立马解决的问题。圣何塞没有自己的救援队，矿场内也随时有可能发生二次、三次塌方，警察和消防员只能等待专业的救援队从其他矿场赶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矿工们就这样被困在矿井下，可矿场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矿工家属。“在一些矿场，发生塌方时，第一本能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掩盖事实。”一名智利官员后来说。出事后，矿场本该打电话向家属说明矿里发生塌方，营救矿工需要时间，别等他们回家吃晚饭了。傍晚7时，他们本可以说，情况比预期严重，救他们出来需要更多时间。但是，直到出事8小时后，矿场还是缄口不语。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矿工乔尼·博瑞思的情妇苏珊娜。苏珊娜的姐夫也在矿场上班，就在科皮亚波附近的彭塔铜矿。消息在矿区传开后，姐夫立即通知了姐姐，于是姐姐立马赶往苏珊娜家中。正当姐妹俩来到智利国家警署当地分局询问详细情况的时候，事故的消息传来了，她们看着警车匆忙朝圣何塞奔驰而去。
矿工路易斯·乌尔苏亚的妻子卡门是在公交车的广播上听到事故消息的，在此之前，司机正播放快节奏的墨西哥音乐，直到广播员的声音出现：“号外号外，圣何塞悲剧！矿山塌方！”然后欢快的音乐又重新响起来。对卡门而言，可能丧夫的消息和欢快的民谣是如此奇怪的组合，残酷且让人无法忘怀。
矿工埃迪森·佩纳的妻子阿尔维斯像往常一样准备了意大利面和甜点，等待佩纳收工回家。晚上9时半左右，阿尔维斯给佩纳打电话，但是他的手机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阿尔维斯开始做一些针线活儿，并打开了电视机。阿尔维斯说：“我正在看新闻，忽然周围的一切好像都静止了。本地的电视新闻播放了一条关于圣何塞铜金矿事故的简讯，我感觉到五脏六腑有一阵剧烈的疼痛。”
不在科皮亚波的矿工亲属得到消息就更晚了。塌方大概17个小时后，住在圣地亚哥的矿工马里奥·塞普尔维达的妻子才得到消息。她在电视中看到了来自科皮亚波的报道。几分钟后，塞普尔维达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新闻报道了其他细节：塌方发生在昨天下午，矿工被埋在几百米的地下，所有通訊全部中断。
当矿工达瑞欧·塞戈维亚的姐姐玛利亚·塞戈维亚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圣何塞时，已是塌方后近36个小时。正值午夜，矿区门口已经围了一些矿工家属，他们有的围坐在火边，有的在满是灰尘的地上来回走着，有的坐在灰色石头堆上，满面愁容与担心，还有的双手插兜站在灯柱下，昏黄的灯光似乎要被阿塔卡玛沙漠无边的黑暗吞噬一般。整个矿区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悲伤和无助感，就像感染了疾病的疫区。
“整个场景看来可怕极了。”玛利亚后来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种触目惊心、那种悲伤、那种胃里翻腾欲呕的感觉。当然还有担心，我跟弟弟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他正身处可怕的深洞之中。”
第一次救援很不顺利。复杂的地质、坚硬的岩石、二次塌方，无疑都是救援的障碍。当时，负责救援的是经验丰富的老矿工佩德罗·里韦罗，他带领救援人员下矿不到1个小时就遭遇了二次塌方，险些命丧井中。
智利矿业部部长劳伦斯·戈尔本在第一时间赶到圣何塞，他身上穿着的还是前一天去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的西装。当时，戈尔本在那里等着救援队出来。看到他们的样子，他很震惊：挫败的表情、红肿的眼睛、灰黑色的脸，好像他们在里面跟怪兽大干了一仗似的。“里面有成千上百万吨的石头，他们不可能还活着。”一个救援人员说。他说完后，一片沉默。“我无能为力了。”里韦罗说道，语气中透着凝重的终结感。
作为在场职位最高的官员，戈尔本必须去向家属和等候在矿场的媒体作一个说明。“救援很不顺利。”他说道，“救援队刚准备下到海拔238米就发生了岩崩。矿山又塌方了，救援人员不得不逃离。我们正在寻找其他办法，制订其他方案。”他停了下来，低头看着人群，又把目光移开。突然，他感觉喉咙发紧、鼻子发酸，几秒后他才能勉强说话：“我们会尽快跟大家汇报消息……”他又停了下来，因为这太难了，要跟这么多妻子、儿女说他们的爱人、父亲被埋在下面了，而他却不知如何营救，也不知是否能救出他们。“我们也得保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他又说了几句，然后觉得自己又要哽咽了，只好转过身背对着人群，放下了喇叭。
“可以看到，部长先生已经失控，他显然非常震惊。”智利国家电视台TVN播音员凝重地说。整个智利弥漫着深深的震惊和悲痛，因为部长级别的人物一般不会在电视直播时痛哭，而眼前这一幕让成千上百万民众感受到了此刻的真实与艰难。肯定发生了特别惨痛的悲剧，否则那么坚强的大男人怎会如此地不能自已。
玛利亚和其他家属眼睁睁地看着所有的救援人员夹着安全帽离开了矿场，消防车也驶离了。他们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们都在哭，都很害怕不再有其他的救援行动。
最终，玛利亚停止了哭泣，她要做些什么。她找到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智利的记者，说：“不能就这样放弃了。”她说到了救援人员的撤离，她的愤怒和受到的伤害。“他们都是大活人啊！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得寻求帮助。必须救出他们来！”她给总统打电话，请求总统寻求其他国家的援助，必须把这些人救出来。
警察要求矿工家属撤离矿场入口，把他们赶到山下，赶出了大门外。“我们就像狗一样，夹着尾巴被赶了出来。”一名女家属回忆道。为了获取矿工们的信息，他们聚到大门外，敲锅子、砸盆子。万不得已，他们还会堵路、挡大门，一次不行就多次。每次他们发起这些抗议，都会有警察站成一排，阻止他们进入矿场。“我们有知情权！”家属们大喊，“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出来！”
玛利亚知道要想帮助弟弟，她就得呆在这儿。“我们必须在这里住下来。”她告诉其他和她一样充满担忧、渴望获得帮助的人，“我们必须坚守在此，直到最后一刻。”
玛利亚在离大门最近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其他家属也在周围安顿了下来，人们给这块临时营地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希望营”。矿工们的亲朋好友从智利各地赶来，连同救援队、全世界的媒体记者、当地政府官员，都聚集在“希望营”。智利政府很快将手机、无线上网设备、充电器等现代生活的必需品送给了在“希望营”日夜守候的矿工家属，并在事故地点附近搭建了许多临时住所，甚至开办了临时学校保障儿童的教育。 荒芜的沙漠里，出现了一顶顶帐篷，这些怀揣着同一个希望的人，在“希望营”不分昼夜地祈祷着、盼望着。无论对于地面上的人，还是地底下的人来说，希望无疑是最重要的。
在33个人都拿到食物之前，不许任何人动嘴先吃
“1，2，3……31，32，33。”
困在地下的矿工被乌尔苏亚聚集到地下700米处的“避难所”，点完人数后，一共是33人。在智利，每个矿井都设置了这样专门的空间，50平方米的面积，储存着急救药品和应急食物，可以维系35个人两天的正常生活。年轻的矿工为此感到欣慰，他们以为自己用不了两天就能获救，准备大快朵颐。
在矿场干了大半辈子的乌尔苏亚意识到眼前的情况并不乐观：“我对此束手无策，我脑海中只有采矿工作的残酷现实。有时候工人们被活埋，或者被生生饿死，人们也几乎不可能再去寻找尸体。在智利还有更残酷的事：塌方六七天之后，如果救援人员还没有找到遇难者，他们就会放弃搜索。我明白事故的严重性，但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如果说了会引起恐慌，他们就没有信心等救援了。”矿工们现在唯一的获救方式就是等待救援人员从地面钻孔到被埋的地方，他要如何告诉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干等着呢？作为主管，如果他的职责是保证大家安全获救的话，他能做的，就是尽力阻止他们鲁莽行事。
面对眼前的困境，有一个人始终充满着希望，那就是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他的一生曲折跌宕，迄今为止，他都在不断为了生存而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困境中求生是他最从容最自在的状态。
塞普尔维达在智利南部城市帕拉尔长大，他的母亲在生他时就难产去世了，留下他和10个哥哥姐姐。父亲是个粗暴的农民，酗酒，总是对儿子们拳打脚踢。幸运的是，当时他还有一位慈祥庄重的祖父，祖父教会他勤奋、自尊和正直。13岁左右，塞普尔维达就到帕拉尔周边打工;19岁，他只身来到圣地亚哥谋生。他在圣地亚哥一家公司谋得一份保洁的工作，并在市郊定居下来。现在，他的简历里又添了一项新技能：操作重型机器，并以此为妻儿提供富足的生活。这个昵称为“狗仔”的男人，虽然平时在矿里没什么地位，但生性乐观的他，凭借流浪狗一般的生存能力和忠诚，勇敢地操起了自己和矿友们的命运之绳。
因为33是耶稣死亡时的年龄，信仰基督教的矿工们开始惶惶不安，认为这已经预示了自己的死亡。塞普尔维达对垂头丧气的同伴们说：“兄弟们，无论有多乐观也不得不承认咱们真是惨到家了。但是，我们不能轻易低头。我们一共有33个人，这一定有别的特别的意义，外面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坚强、团结、严格遵守纪律！”
为了进一步团结所有人，乌尔苏亚摘下他的白帽，说：“现在，我们都平等了，我摘下我的白帽，从此没有员工和主管之分，让我们共同挺过这道难关，共同决定，共同进退！”
塞普尔维达统计了应急箱里的全部食物：一罐鲑鱼、一罐黄桃、一罐豌豆、18罐金枪鱼、24升浓缩牛奶、93袋饼干，以及一些过期的药品。滑稽的是，箱子里竟有240副叉子和勺子，却仅有10瓶水，这也再次证明矿场业主们的不负责任和考虑不周。幸好，矿洞水箱里还有几千升工业用水，这些水是用来给发动机降温的，尽管可能有少量的油污，但肯定可以饮用。乌尔苏亚取下了钥匙，交给塞普尔维达保管。
在所有人的记忆中，最初的17天是最难熬的，他们尚未与外界取得联系，食物不足，睡不着觉。当时，矿工们实行了严格的食物配给。一开始，每人每天只吃一两块饼干、一勺金枪鱼泥。到后来，每48小时，每个矿工才能分到矿泉水瓶盖那么大的一份鱼肉。同时还规定，在33个人都拿到食物之前，不许任何人动嘴先吃。吃饼干的时候，有人会把饼干在嘴里含很长时间，不往下吞，好像他吃的不是一块饼干而是一整袋。
“最初我们的食物非常有限，每人每天只能吃一小勺金枪鱼泥，后来变成了两天一勺。水是从损坏的矿车暖气中过滤出来的。”埃迪森·佩纳回忆说，饥饿在他们中间蔓延。
“这里空气也不流通，避难所里充满了汗臭味，好像酝酿发酵一般，我闻过死人的尸体味，但这简直比那更难闻。”另一名矿工说。
食物不足和条件恶劣都是其次，最可怕的是他们一直没有听到任何救援的响动。为了避免绝望，大家都在聊天、开玩笑、讲故事、互相打气，“我们一定能出去，他们会找到我们的”，“我们有力量、有勇气。我们想要为了我们的家人生存下去——这是最伟大的事”。大铲车司机维克多·扎莫拉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和工友们的地下生活。基督教徒乔司·安立奎成为工友们心目中的“牧师”，他带领大家祈祷，祈祷也成了他们的日常仪式。因此，尽管体重迅速下降，身体越来越弱，但矿工们的精神仍旧充满力量。
矿工里年纪最长的戈麦斯用卡车的大灯模拟白天、黑夜，让大家不至于昼夜颠倒。同时，他还带着几名工友挖出了一条简单的水槽，引来了地下水。只是这来之不易的饮用水在大家的记忆里却“难喝得像油一样”。
有人说，食物加热后，能量更大、营养更多。于是矿工们决定煮一锅汤。漂着机油的金枪鱼汤让他们想起上一次轮班结束后的一场工友聚会。那时候，他们煮了一大锅肉汤，里面有鸡肉、猪肉、鱼肉和土豆，埃迪森·佩纳唱着“猫王”的歌为大家助兴，大家喝酒聊天，等汤煮好的时候大家都忘了去喝。短短两周，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曾放着美味的肉汤不喝，困在地下时却把没有一点味道的机油金枪鱼汤舔得干干净净，确保杯底没有一滴残留。
就在吃完这顿饭之后，有几个人特别兴奋，他们说听到了远处有钻机的声音，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幻觉。最终，在8月8日，更多的人听到了响声，维克多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被困78小时后，他们听到了回转、旋磨以及敲击石头的声音。
对于地上的人来说，時间同样难熬。阿尔维斯说：“这是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即将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但是每当亲友里有人在等待时崩溃，总会有人告诉他，你不能够放弃，你不能够这样崩溃。你不能去想他们死了，因为他们现在全部都还活着。” 阿尔维斯比其他人更了解失去的含义，10年前，她失去了父亲和第一任丈夫，后来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阿尔维斯说：“我感到第三个我爱的人也要离我而去了，而且这次时间更缓慢，这一次比以往的每一次都要更疼痛。”
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紧急终止了对哥伦比亚的访问，来到现场慰问矿工亲属，并亲自任命安德烈·苏格雷为救援总指挥，安德烈是一家拥有7000多名矿工的矿场的经理，救援是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安德烈得知地下水箱里储存有足够的水，同时，他站在矿场出口的斜坡上能感受到气流进入井下时十分欣慰，这意味着矿工不会脱水也不会窒息而亡。
作为最有经验的钻探團队，特拉钻探公司的工作人员被派往圣何塞。坚硬的闪长岩增加了钻孔的难度，无序的管理更让钻探工作无从下手。一名钻探工直言：“救援十分困难。现场一片混乱，没有人能告诉我们钻探地点具体在哪。更麻烦的是在钻探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偏差，到我们钻到地下700米的时候，很可能离我们预期达到的位置有200米左右的偏差。”
众人最后商议出一套救援方案：用9台钻机同时钻探。这就像是救援人员朝同一目标发射9发子弹，能够有效避免地下钻探产生的误差，大大提高救援成功率。此时，需要绝对的信念和坚持才会相信，这33人还活着，有朝一日还能走出矿井。
“我们都在避难所，33人”
8月15日，被困地下第11天，维克多在日记中写道：
大家都要绝望了。上午12时25分，钻机又停了。这次，声音又走远了。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打通？钻探声停了好几个小时，大家四处走动寻找声响，后来声音又开始了。钻机在石头里咚咚梆梆响了一整天，希望突然好像又近在咫尺。大家又开始谈论之前说要做的准备。他们找到了一罐红色喷漆，平时用来在墙上喷方形或圆圈来指示道路。如果钻机打通，他们就给钻头喷上红漆，当操作员收回钻杆时，他们会无疑地确认，地下还有人存活。乔斯·奥捷达曾在世界上最大的矿场厄尔特尼恩特工作过，在那里的入职安全培训中，他学到传递给潜在救援者的信息必须包括3条：受困人员数目、地点以及人员状况。他用红色马克笔在方格纸上写下了这些信息，只有7个单词：“我们都在避难所，33人（翻译成中文后是10个字）。”准爸爸理查德·比亚罗埃尔在工具箱里一通乱翻，寻找最结实的金属工具，最后他翻出了一把大扳手。钻机一旦打通，他就会用它猛力敲打钻机钢管，巨大的敲击声会顺着2000英尺的钻杆传到地面，而某个救援人员或许恰好会把耳朵贴在上面，这样他就会听到来自地下的生命之响。
一天后，他们肯定地确认，听到的钻探声竟然来自脚底。他们沿着声音，步行或开车前往更深处，在底下曲折的通道里倾听，再往下、往下，后来声音就消失了。8月19日，维克多在日记中记下：
我们都快绝望了！一台钻机就从避难所的墙里穿过，却没打通进来。“狗仔”的情绪也有些低落。大家只能靠喝水充饥，因为食物越来越少。我开始怀疑，上面是不是有只巨大的黑手，阻止救我们出去。
矿工们难以置信地发现，钻机竟然通过了矿山最深处的海拔40米。“太可怕了。这简直又是一次致命打击。”一名矿工说。很有可能，矿主们又将他们朝死亡推近了一步：他们提供的图纸完全不可靠，钻探救援人员根本无法准确定位。“他们的图纸就是一坨屎。”他们大吼。如今，33人坐在黑暗中，怀疑自己会不会因这最后的荒谬而死去：被困深井，饥饿难耐，外面有矿工想要救援，努力却完全白费，因为这卑鄙的矿场竟无法确定隧道到底在哪儿。因此，有几个人开始写告别信，他们希望救援人员至少能发现他们的临终遗言。原本，他们还会靠多米诺骨牌解闷，如今，没有人愿意玩儿了，一种可怕的绝望笼罩着他们。
不管下面的人经历了怎样的情绪波动，上面的钻探队每一天都在超负荷地工作着。8月21日，特拉钻探队快要打通了，他们已经到达540米，他们的目标是附近的一条通道或者直接打通位于地下700米的避难所。每天经过“希望营”的时候，钻工们都会被家属报以热烈的掌声，如果失败，他们简直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一双双饱含希望的眼睛。
玛利亚住在“希望营”离大门最近的一处，她正苦苦等待着矿场里的消息。耳边是被困矿工之一阿莱克斯·维加的家人的歌声，他们弹着吉他，歌声缓缓流淌：
当我穿过郊外的街道
看不到亲人幸福的脸庞
在巴尔赛达和普拉特的街角
没有你的世界如此萧条
矿山的巨石坍塌
矿工们很快就能出来
通道塌了
爸爸会救你出来
他会回来，他会回来
不管是郊外还是海洋
他会回来
……
8月22日，早晨6时，避难所上方的通道里发生了一次小爆炸，紧接着就是碎石滚落的声音。大家耳中充斥的旋磨声响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空气嗖嗖流动的声音。理查德第一个朝着爆炸声跑去，钻头降下又升起，他拿起扳手，朝这个从顶上闯进来的大管子狠狠敲去：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很快，33个人都聚集过来，他们喷漆的喷漆，绑纸条的绑纸条，他们要告诉世界，他们还活着。
钻工尼尔森·弗洛雷斯感觉到了下面传来的振动，起初他认为这是115节22吨重的钢管在通道内相互碰撞、归位发出的振动。可当他把耳朵贴在最上面的钢管上，他听到了快而乱的敲击声，后来声音慢了下来，“好像那帮老家伙们累得没劲儿了”。消息传出了，其他钻机都停止了工作，又有几个人过来听钢管里传出的声音。“是他们！”钻探队快速行动，又在钻杆内小心翼翼地加了一节钢管，他们降下钻杆直到触底，这样就可以测量钻进空间的深度。弗洛雷斯看到，钻杆深入4米就停下了，这恰好是目标通道的高度。他们又听了一下，敲击节奏有了变化：好像在发送摩斯密码信号，又像是在创作音乐，停顿或长或短。
“那一刻，我们确信无疑，”钻探负责人爱德华多·赫塔多奥说，“下面还有人活着。” 钻探装置缓缓升起，最后一节钢管露出来了，钻探工用水冲掉泥污，上面露出了清晰的红色油漆。虽然大部分被泥巴、石块蹭没了，只留下手掌大小的一块，但那红色是那么明显。“之前就有吗？”戈尔本试探地问。“没有！确定没有！”这说明下面至少有一人活着。
戈尔本看到，钻头附近似乎有东西，是一个橡胶管，里面还有一张字条！方格纸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都在避难所，33人。”还没等戈尔本宣布，那些在他身后瞅到纸条内容的人大喊了起来：“都活着！都活着！那群笨蛋全在下面！”突然间，所有的工人都开始欢呼、拥抱，其中一名还跪倒在地上，也有人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从前，他们钻孔打洞只为了寻找铜金矿石，今天，他们钻探了一生中最偉大的孔道，找到了那33个被困的矿工，就在这看似坚不可摧、无法动摇的大山之下——“我们成功了！”
几个钻探工从钻机处向山下跑去，跑向了“希望营”，他们大声喊叫着，连上面钻探现场的人都能听见，现在所有的钻探机都停止了，所有轰鸣的机器也停了下来。大山里，到处都是人们的欢呼声，其中最大的呼喊就来自钻探工们：“那些笨蛋们都还活着！活着！全部活着！”
不一会儿，载着总统皮涅拉的直升机从科皮亚波机场抵达矿场。家属和媒体都聚集在周围，想再听一遍官方宣告。总统荣幸地向公众首次展示乔斯·奥捷达写下的字条：“我们都在避难所，33人。”这些大写的红色字母向那些质疑者们证实，不可能的奇迹出现了。
“今天，整个智利都会喜极而泣。”皮涅拉站在矿井上语调高昂地表示。从智利北部边境的阿里卡到前往南极途中的巴塔哥尼亚城镇，从城市到村镇，人们跑到街上、广场上喊叫着、欢呼着。为了庆祝发现33人的喜讯，人们长时间地敲打着教堂的钟，每一次金属碰撞的敲击声都穿过这个周日寒冷的空气，一直到很远很远。
“这些日子充满了辛苦、哀伤、焦虑。”48岁的胡安·桑切斯的话道出了全体矿工亲属的心声。他的儿子吉米·桑切斯是最年轻的被困矿工。“但我们依旧等待着，相信上帝，一切都会得以解决。此时，我所感受到的是幸福。”
“豪斯医生”“跑步男”和“超级马里奥”
两天后，随着通讯工具的完善，地下的矿工们第一次和地面实现了通话。作为矿工代表的乌尔苏亚与皮涅拉通话时，请求说：“请尽快救出我们，不要抛弃我们。”皮涅拉回答：“你们不会被抛弃，一刻也不会。”在与总统平等而严肃的对话后，乌尔苏亚又与戈尔本进行了通话，戈尔本告诉他们：“过去的17天，整个智利都在关注着你们，整个国家都参与了此次救援。就在昨天，全智利都沸腾了。所有的高原上，所有的角落里，人们都在欢呼，为我们取得联系而庆贺。矿场外，你们的家人建起了露宿营地。他们一直在等待，在祈祷。”
矿工们开始欢呼起来，他们呼喊、鼓掌的声音在扬声器里很是微弱。此刻，对地下这群半裸着身体、饿得半死的矿工们而言，矿业部长的这番话带来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他们仿佛已经走出了黑暗的矿井，站在太阳的万丈光芒之中。
在与受困矿工取得联系后的头几天里，智利医疗救援队的专业与负责救了这帮工人的命。医疗队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必须克制“把食物塞进孔道”，这一“完全可以理解的欲望”。不能立即给下面饥肠辘辘的矿工们食物。如果人超过5到7天没有进食，身体就极度缺乏磷酸盐和钾，无法吸收碳水化合物。没了磷酸盐和钾，尽情的饱餐会引发心力衰竭。救援人员在地上地下间建立了后来闻名于世的“白兰鸽”通讯孔洞，用来和地下联系、运送物资信件，第一天，医疗人员就通过“白兰鸽”给矿工们送去了美国NASA专家为宇航员研制的液体补充剂以恢复体力。
为了进一步了解矿工们的情况，曾经有过一点医疗经验的乔尼·博瑞斯被指定为大家抽血、注射针剂和测量血压，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豪斯医生（该称呼出自广受喜爱的美剧《豪斯医生》）”。博瑞斯帮助医疗团队维持工友们的身体健康，给大家注射维生素和肺炎、破伤风、白喉疫苗。
矿工们的心理健康同样为救援团队重视。埃迪森·佩纳的名字被心理专家们排在了“可能出现精神异常的矿工”的第一位，他们都听说了佩纳在地下700米疯狂跑步的故事。
救援工作展开后，在与佩纳互传信件、电话和视频的过程中，妻子阿尔维斯发现，佩纳的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他背着一个木箱，在巷道里不停奔跑。一直热爱健身的佩纳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宣泄他的愤怒和恐惧。他穿着皮革的矿工靴子，坚持每天在巷道里奔跑，并被其他矿工称为“跑步男”。
对于自己为什么在井下拼命跑步，佩纳的解释是：“尽管我身处大地深处，但是我仍然坚持跑步。因为只有你不断向神灵证明你仍然充满斗志，那么神灵才会听你的愿望。神灵不喜欢我们轻易言弃。”
采取合理的救援手段是智利矿难救援行动成功的一部分，但绝不是最重要的一环。33名矿工的获救，更多的是依赖于人类最传统的美德——忍耐、勇气和爱。为了给佩纳提供精神上的支持，阿尔维斯想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通过“白兰鸽”偷偷送进一双耐克跑鞋。购买跑鞋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想要使它们通过政府心理学家这关是个大的挑战。为了防止家属通过管道给矿工偷运“违禁”物品，政府的心理学家们在地表的通道旁安排了一位强壮的军人，负责检查所有运输下去的包裹。
在两次将耐克鞋偷运到地下的尝试失败后，阿尔维斯努力说服了专家，他们允许给佩纳送去跑鞋。“我知道送到地下的东西是要通过严格的审查的，许多其他矿工的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能够拿到鞋我很开心，之前我一直穿着工作靴跑步，脚很痛。拿到跑鞋我马上出去跑了一圈。”
救援队还降下了一台摄像机，这样外面的人就能更直观地了解矿工们的地下生活。塞普尔维达成为这次“地下之旅的导游”。视频中，塞普尔维达先介绍了乌尔苏亚，他坐在白色皮卡车里，正在给地面的救援队绘制地图。然后，镜头逐渐向避难所推近，两名矿工正在看守“白兰鸽”。接下来，到了避难所里面，塞普尔维达称之为“我们的餐厅”。埃迪森·佩纳直视着镜头说：“请快点救我们出去，拜托了。”塞普尔维达带观众到一张桌子前，5个人围聚在那里，正在玩多米诺骨牌。“这里是我们每天开会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规划各种事宜，然后一起做决定。我们也在这里祈祷。”然后，塞普尔维达走近维克多·扎莫拉，他对救援人员说：“必须要感谢你们，没有抛弃无助的我们，感谢你们的勇气。我们要给你们报以最最热烈的掌声。”他周围的矿工们都开始鼓掌，然后大家高喊“智利—智利—智利”并齐声唱起了国歌。 视频最后，塞普尔维达站在屏幕中心，光着膀子，做了一段激情澎湃的陈述。“亲爱的朋友们，150年前，矿工的大家庭成立，可如今我们已大不相同，”他说道，“今天，矿工们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可以坐下来，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今天，矿工们也可以挺胸抬头，在智利的任何地方坐下交流。祝福所有的智利人。”
这一视频引发了智利人民强烈的国民自豪感。首先，人们都被满脸灰尘、食不果腹的塞普尔维达所感动，他那近乎疯狂的流利言辞，身处潮湿、黑暗、脏臭之地时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感染了每一个人。接下来几周，智利和世界各地的报纸和网站文章都称他为“超级马里奥”。他那充满激情的演讲形象已经飞越了智利的边境，乐观、普通的他成为这次矿难事件的中心人物。
“当我走出矿井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买婚纱”
尽管，因为救援中存在的诸多困难，矿工们至少要到10月份才能回到地面，但地下生活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除了基本的生存物资之外，“白兰鸽”里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可想象的物品，巧克力、不伤眼睛的LED灯、杂志、游戏机甚至包括可以组装的野营床。随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矿工们还通过地面太阳能设施的帮助洗上了热水澡。
9月7日，矿工们一起收看了智利队与乌克兰队的一场友谊赛。当看到智利球员的球衣上印着“矿工加油”的字样时，33名矿工一起欢呼了起来。
9月18日是智利国家独立日，这是个更热闹的日子。在圣何塞矿井的地面，矿工家属们升起了一面签有33位受困矿工名字的国旗。而在700米的地下，矿工们也在湿热黑暗的避难所里升起了一面红、白、蓝三色组成的智利国旗。
当然也有些美中不足。乌尔苏亚在8月24日与总统的通话中曾经提出，希望获得一瓶葡萄酒，用来庆祝即将到来的国家独立日。但这个要求与另一个烟民矿工的吸烟请求一起遭到了专家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在地下的密闭空间里，烟草和酒精都对健康有害。郁闷的矿工们只能听从了建议，但他们还是以拒绝接受地面送下来的桃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抗议。
他们也不仅仅只是接受帮助。尽管还被困在狭小的地下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尽可能地清理周围的碎石，为救援工作做好准备。乌尔苏亚为矿工们编排了值班表，每位矿工每天可以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剩下的8小时则用来给家人写信，或者和工友们玩游戏。他们经常打扑克、掷骰子、听音乐，或者干脆对着地面送来的摄像机讲笑话。
灾难改变了很多人对亲情的理解。在等待救援的时间里，矿工们开始不断与自己的家人联络。矿工奥马尔·瑞格达斯每周与自己的妻子、儿女进行一次8分钟的视频聊天，他的小女儿玛尔希拉在日记中写道：“在这点时间里说什么都很困难，所以我们只能告诉他，我们爱他，我们想念他。”
另一些人选择通过写信来传递一些已经有点陌生的情感。
埃迪森·佩纳给妻子写道：“阿尔维斯，我想念你。我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给予你更多的爱。”
63岁的戈麦斯给妻子莉莉安娜写了生平第一封信件。在信中，他称呼妻子为“亲爱的莉莉安”：“即使我们还需要等待数月才能相见……我希望告诉所有人我很好，而且我们肯定会平安脱险的。”收到信件的莉莉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结婚多年的丈夫写下的字句：“连我们年轻约会的时候，他都没这么浪漫过。”她很快回了信：“不要感到绝望，我在这里聆听你的每一次心跳。”
44岁的埃特斯万·罗哈斯和妻子已经结婚20年，生了3个小孩，但他一直为没有在教堂举行婚礼而感到遗憾。在困在井下的日子里，他写信告诉妻子：“当我走出矿井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买婚纱。再嫁给我一次吧！深爱你的埃特斯万·罗哈斯。”而收到信件的妻子面对记者时也是一脸藏不住的幸福表情：“他总说要和我一起老去。我也愿意和他一起这样。”
另一位矿工克莱蒂奥·亚涅斯还没来得及动笔就收到了女朋友寄来的求婚信件。“他被困在井下时，我才意识到，他会是个好父亲。”这个女孩解释道。
而33岁的矿工维克托·萨莫拉则在传递的纸条里写下了一些诗句，其中一段这样写道：“地面之下仍有光束，我的信念仍未被剥夺……我已获得重生。”
在“希望营”里，焦急等待的家属为每一位矿工建起了自己的“基地”。他们摆上矿工的照片，又用写有鼓励话语的条幅把它们装饰起来。在一条贯穿整个营地的条幅上，写着两个大字：“加油！”人们为顽强生存的矿工们骄傲。另一个条幅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和这些来自阿塔卡玛沙漠的爷们儿相比，那些巨大的像山一樣的石头简直不值一提。”
矿工家属都觉得，经历了这次营救，自己会更加感谢生活给予的一切。玛尔希拉说，这种让人难过的经历“却让我的家人变得更加团结”，“我们开始感激生活里的小事，比如给我们帮助或者给我们言语鼓励的邻居和朋友们”。
“我们从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这是智利乃至全世界的准则”
进入10月，矿工们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大日子”做准备，“白兰鸽”除了用来输送食物、药品和衣服，也把一些矿工舍不得丢掉的东西不断运出矿井，比如家人写来的信件。地面上的准备当然更丰富，戈麦斯的妻子甚至去烫了新发型，希望自己在丈夫面前有一个“完美的新形象”。
许多矿工在地下经历了人生的重要时刻。10月13日，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迎来了自己的40岁生日。救援人员在电话里给他唱了生日快乐歌，并通过“白兰鸽”，给矿工们送下去了33块小蛋糕。吉米·桑切斯在被困的日子里当上了爸爸，为了纪念父亲这段特殊的经历，小女儿被起名为“小希望”。总统皮涅拉也曾经专门看望过这个刚出生的女婴。
值得一提的是，被困69天后，在商讨谁最后升井时，矿工们都表示让他人先上去。在生与死的面前，在早一刻有可能生而晚一时有可能死的抉择面前，能够相互礼让，已然不是无私所可以赞扬的，也不是团结与忠诚所可以表述的，而是落难者在困境中对生命的最高礼敬——一种忘我的礼敬——没有“我”，而只有生命。 10月13日，在被困矿工升井之前，营救专家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首先搭乘救生舱来到井下避难所，向矿工们讲解逃生步骤。他在矿底见到被困矿工时，一度激动得“喉咙哽咽”。“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欢欣，他们拥抱着我，跟我开玩笑，这个时刻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这位来自智利国家铜矿公司的专家回忆道。
按照事先排好的顺序，所有被困矿工依次乘坐像智利国旗一样被涂成红、白、蓝三色的“凤凰2号”救生舱返回地面，而营救专家们则在最后返回，总统皮涅拉和夫人也再次来到救援现场，亲自等待33名矿工全部重返地面。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皮涅拉在社交网络上激动地连用了三个感叹号：“很高兴！作为智利人很自豪！感谢上帝！”
当第一位矿工弗洛伦西奥·阿瓦洛斯登上“凤凰2号”救生舱时，井下的矿工们挥舞着智利国旗欢送他的离开。在矿井外，阿瓦洛斯的父亲、妻子和儿子，都与总统一起焦急地等待着。也许是为了能让爸爸第一时间看到瘦小的自己，他的儿子一直高高举起一个印着智利国旗卡通图案的气球。
15分钟后，阿瓦洛斯戴着白色安全帽和墨镜到达地面。他首先微笑着拥抱了他7岁的儿子拜罗和妻子，接下来皮涅拉也走上前，与阿瓦洛斯握手，随后紧紧拥抱。
伴随着阿瓦洛斯的获救，整个智利的教堂钟声一齐响起，现场数百个气球同时放飞。围观的人群和救援人员激动的欢呼慢慢演变成了有节奏的呼声：“智利！智利！智利！”
之后，被困的33名矿工一一安全获救。第二个升井的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从井底带出来了几块矿石，到达地面后，他把其中一块石头送到总统皮涅拉手里，作为纪念品。营救行动结束后，皮涅拉出访英国。10月18日，他把这块矿石作为礼物送给了英国女王。
曾经是智利国脚的富兰克林·罗伯斯在退役后，为了给女儿付高昂的大学学费，“走后门”才当上了矿工。当他第27个走出救生舱时，皮涅拉走过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回来！你赢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比赛。”
“是的，这是最重要也是最艰辛的一场比赛，我们都胜利了，感谢上帝。”罗伯斯噙着眼泪答道。说完，总统递给罗伯斯一个足球，上面有亲友、俱乐部球员的签名，他与女儿对颠了起来。随后，在歌声、呼喊声和掌声中，罗伯斯躺上担架，紧抱并亲吻着足球，被送往医院进行体检。
10月14日上午，乌尔苏亚作为最后一名受困矿工成功回到地面。乌尔苏亚披着国旗走出救生舱。“你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总统皮涅拉在井口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说。“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乌尔苏亚说，“感谢所有人，感谢所有救援者，感谢全国民众。我为自己是一名智利人感到骄傲。”
总统与矿工并肩站立，齐声合唱国歌。井下的6名救援人员也打出了庆祝标语：“智利——使命完成”，然后陆续升井。冈萨雷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救援人员。这位46岁的救援专家在700米的深井里独自呆了10多分钟。当救生舱重新降落的时候，他向矿井内鞠了一躬，然后默默地登上了救生舱，当他到达地面之后，皮涅拉关上了救援通道的盖子，并且宣布，拥有100多年开矿历史的圣何塞铜金矿被永久关闭。
皮拉涅说：“我们国家的最主要的财富不是铜，而是我们的矿工;不是自然资源，而是我们的国民。智利能否成为发达的国家，不仅取决于我们能否和欧洲国家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更取决于我们能否像发达国家那样对待自己的工人。在这次救援中，智利人真正诠释了责任、勇气、信念、希望和团结的意义，我们坚信这些。我们从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这是智利乃至全世界的准则。我们将创造一种尊重劳动者生命、健康和尊严的工作环境。我相信，智利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
700米深的地下，69个日日夜夜，2010年夏天，33名智利矿工创造了被困地下时间最长且生还的世界纪录，这是属于他们的奇迹，也是属于智利的奇迹，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奇迹。
（参考资料：《深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智利矿难地下影像日记》《外滩画报》2010年11月18日、《智利矿难救援：一个国家的胜利》《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20日、《智利矿难：深井大救援》《中国减灾》2010年第21期;作者：赫克托·托巴尔、刘旭阳、王梦怡、徐娜）
33名生还矿工视频助力智利队杀出“死亡之组”
“西班牙很强大？荷兰很强大？我们无惧“死亡之组”，我们无惧死神，因为我们曾经打败过它。”
2011年10月13日，距离智利33名遇难矿工成功获救整整一周年，获救矿工和救援人员重新返回圣何塞，纪念那段绝望与希望交织的日子。矿工们也向媒体讲述了他们近一年以来真实的生活。
矿工们坦言，“在国内，我们有点儿被抛弃了”。在智利民众眼中，获救后大笔的采访费、版税和社会资助令这些矿工早就成了百万富翁。实际上，随着全世界对他们的关注逐渐减弱，对他们的援助也越来越少。在获救一年后，大多数人仍处于失业状态。此外，他们还要治疗心理上的疾病。
20岁的吉米·桑切斯是获救的33名矿工之一，灾难过后，他开始了环球之旅，开销由被矿工们的勇气与毅力打动的人们埋单。风光过后的桑切斯没有工作。每个月，他得两次登上前往首都圣地亚哥的巴士，接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每次来回需11个小时，治病的钱来自病假工资（他和另外8名矿工因久治不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获得了病假工资）。
“我们中的多数人还是老样子，有心理障碍，”桑切斯说，“总是害怕再也见不到家人，就要死去。这种记忆总抹不掉。”
哪怕成为了“成功人士”的矿工也未能摆脱噩梦的折磨。被称作“超级马里奥”的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获救后开了一家公司，到各地有偿演讲。利用矿难获得的名气，他赚到了让其他矿工“眼红”的财富。但马里奥也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必须通过药物和定期心理治疗缓解。他说：“不管你信不信，过去这一年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无论如何，正如佩德罗·科尔特斯所说：“我们的生活不能原地踏步，人们为救我奋斗了69天，现在是我加快速度赶上去的时候了。”26岁的佩德罗·科尔特斯被困井下时，为大家录制向家人报平安的视频。受此启发，他开始进修电子学。
镜头之外，地下的“英雄”回归到凡人，为了在地上继续生存而奋勇拼搏。时间来到2014年，当这33名矿工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中时，他们又一次带来了新的奇迹。
足球在智利人的生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些矿工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热爱足球，足球能够给他们巨大的力量。当年，运往地下的首批救援物品中就有一个小足球。负责救援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受困矿工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踢上几下足球的话，那么他们的精神就将得到放松。矿工们还通过电视接收装置观看了智利和乌克兰足球队的友谊赛，当看到智利球员出场时身着印有“矿工加油”字样的球衣时，他们振奋不已。
在被困时，是足球给了他们勇气和信心，现在，他们要将这一份力量回馈给智利国家足球队。2014年的世界杯对于智利来说尤为残酷，首轮分组就遇到了西班牙和荷兰两大强队，西班牙还是上一届的冠军，智利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了给球员加油打气，33名矿工拍下了一段宣传片——《井下的希望》。
视频中，矿工们将阿塔卡玛沙漠中的沙土装入罐中，赠给智利队，用这“希望之沙”来激励球员：“我们曾经在这里被困多天，我们曾经险些被泥土吞噬。我们坚信外面有成千上万的智利人相信我们，整个土地见证着一切……我们可以告诉世界，对智利人来说，没什么不可能。西班牙很强大？荷兰很強大？我们无惧‘死亡之组’，我们无惧死神，因为我们曾经打败过它！”
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视频让人们回忆起4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智利人相信，智利矿工可以死里逃生，智利足球队也一定可以杀出“死亡之组”。而智利队确实不负重望，爆冷击败西班牙队，杀出了“死亡之组”。获救4年后，智利矿工又一次带来了智利奇迹。
（责任编辑：陈毓婧;参考资料：《获救一年，智利33矿工感觉“被抛弃”》《青年参考》2011年10月19日、《智利为何能冲出死亡组33名矿工被困69天传递奇迹》《新京报》2014年6月20日;作者：章鲁生、孟祥坤）
值得一提的是，救援最后关头，在商讨谁最后升井时，矿工们都表示让他人先上去。这种礼让，已不是无私可以赞扬的，这是落难者在困境中对生命的最高礼敬。正如智利总统皮涅拉所说，此次营救行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整个智利都学到了“信念与希望的价值、友谊与团结的价值”。
矿工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仿佛魁伟的摩天大楼在身边轰然倒塌一般
对于智利来说，2010年是一个多灾之年。年初8.8级大地震带来的阴影尚未完全消散，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矿难又为这个国家添上一笔新的悲痛。
有着“铜矿王国”美誉的智利，是世界上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产铜和出口铜最多的国家。矿业是智利国家经济的支柱。境内的阿塔卡玛沙漠是世界旱极，本应杳无人烟，但一座圣何塞铜金矿吸引着无数矿工源源不断地来到这沙漠之角。
圣何塞铜金矿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矿井，在圣何塞工作的矿工大多来自附近的城市科皮亚波，也有一部分人为了养家糊口从智利各个偏僻的角落远道而来。矿场昼夜不停地开工，矿工们被分成两个班，每次轮流上班一周，同一班的工人再实行白天、黑夜两班倒制度。
2010年8月5日，一班的矿工们乘坐班车来到圣何塞，开始他们一周的工作。矿井内，“之”字型的斜坡通道向山脉内部延伸。矿工们驾驶中型卡车、铲车、皮卡车以及其他各类机器往下行驶，直到抵达含矿岩层，打通矿洞进行开采，然后再将矿石装运回地面。
这一天，整个上午，矿井里一直断断续续传来雷鸣般轰隆的响声。这种异常的响声令矿工们着实有些焦虑，但他们很快便否定了自己的担忧。采矿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职业，时刻面临极大的风险。况且，这座矿山的主体是由坚硬的灰色闪长岩构成，这意味着，即便被打穿，它也不会坍塌。
几个月前，在海拔540米的斜坡道内，卡车驾驶员马里奥·戈麦斯发现了一条手指头宽的裂缝，他立即向轮班主管路易斯·乌尔苏亚汇报。随后，矿场经理和工程师来到现场，他们将几面镜子放进裂缝内，对乌尔苏亚说：“没什么大事儿，如果山体还在变化和开裂，镜子肯定会碎的。”过了几天，裂缝开始渗水，乌尔苏亚很担心，工程师查看过后只是又在裂缝中放置了更多的镜子。所幸，几个月过去了，这些镜子都纹丝未动。
8月5日中午12时，矿工劳尔·巴斯塔斯沿途警告工友说海拔190米处冒“烟”了，这时，矿工们仍然全部在井下作业。1个小时后，几个矿工开着卡车拉走满满一车矿石，剩下的人靠在一边休息，等待卡车运完矿石后来接他们吃午饭。本来一切都和往常没什么不同，直到那面立在他们面前的山壁毫无预兆地崩塌了。
谁都没想到，矿难会这样突如其来。矿工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仿佛魁伟的摩天大楼在身边轰然倒塌一般。花岗岩和矿石全部都松动脱落，不断相互撞击，整个矿井如地震一般震颤。尘土在迷宫般的矿场内，沿着各个通道、巷道，迅速地蔓延开来。等到一切平静下来，狭窄的矿井里已经充满了呛人的灰尘。
“大概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乌尔苏亚回忆说，“等到灰尘全部落下，我们才发现自己被困住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把隧道堵了起来。”
这块重约70万吨的巨大闪长岩不知为何从山体上塌落下来，压垮了层层叠叠的“之”字形隧道，最终堵死斜坡，并引起了山内的恶性连锁塌方。对一些上了岁数或者当了一辈子矿工的人来说，这块巨石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终结感。很多人都曾被困井下，但往往只是小石块塌方，推土机几个小时就能清道。可是，眼前这块巨型灰墙般的巨石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围。
与科皮亚波的其他矿场不同，圣何塞铜金矿并不隶属于任何大型跨国集团，而是由矿场已故創建者的两个儿子在经营。1957年，豪尔赫·凯梅尼从匈牙利共和国流亡至此，创建了这个私营矿场。他死后，矿场由儿子马塞洛和艾默科继承，可惜的是马塞洛和艾默科并没有遗传父亲经营矿场的智慧和热情，艾默科更是将自己的股份转给了妻舅亚历杭德罗·博恩。马塞洛与博恩艰难地维持着矿场的运作，除了保证基本盈利，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矿业工会多年来持续地批评圣何塞铜金矿不合格的安全措施：2004年，一名矿工死于矿井塌陷;2006年，矿区的一位卡车司机在意外事故中丧生，并有182人受伤，其中56人重伤;2007年，矿场发生山体爆炸，炸死了地质学家曼努埃尔·维拉格兰。政府曾一度要求关闭该铜金矿，但马塞洛与博恩承诺会采取措施提高安全性，这才得以重新开业。政府要求他们必须在圣何塞的通风隧道内安装逃生梯，以作备用的应急逃生出口，还要求增加风扇数量来加大空气流通，缓解矿井深处的高热（在地下，有时温度可高达近50℃）。显然，两位矿主只打算做一些口头承诺，并没有将政府的要求付诸实现。
此刻，被困在地下的矿工们也发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他们本打算尝试从烟道的安全梯爬出去，但是，烟道里没有梯子，并且同样被巨石堵死了——这下，他们完完全全被困在矿井之中了。
无论对于地面上的人，还是地底下的人来说，希望无疑是最重要的
离出口直线距离30米的矿场办公室内，皮尼利亚，那个咄咄逼人的矿场总经理，也听到了雷鸣般的轰隆声。他的第一反应是：“今天不该出事儿啊。”他想，或许只是深坑里的石头又坠落了，不用太担心。但轰鸣声滚滚而来，并没有很快停止。电话铃响了，那头的声音说：“你出来，看看矿井的入口。”
皮尼利亚走出办公室，外面阳光明媚，井口涌动着尘土和烟团，如波浪般翻滚。警察和消防车赶到时，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这样大规模的矿井塌方似乎并不是他们能立马解决的问题。圣何塞没有自己的救援队，矿场内也随时有可能发生二次、三次塌方，警察和消防员只能等待专业的救援队从其他矿场赶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矿工们就这样被困在矿井下，可矿场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矿工家属。“在一些矿场，发生塌方时，第一本能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掩盖事实。”一名智利官员后来说。出事后，矿场本该打电话向家属说明矿里发生塌方，营救矿工需要时间，别等他们回家吃晚饭了。傍晚7时，他们本可以说，情况比预期严重，救他们出来需要更多时间。但是，直到出事8小时后，矿场还是缄口不语。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矿工乔尼·博瑞思的情妇苏珊娜。苏珊娜的姐夫也在矿场上班，就在科皮亚波附近的彭塔铜矿。消息在矿区传开后，姐夫立即通知了姐姐，于是姐姐立马赶往苏珊娜家中。正当姐妹俩来到智利国家警署当地分局询问详细情况的时候，事故的消息传来了，她们看着警车匆忙朝圣何塞奔驰而去。
矿工路易斯·乌尔苏亚的妻子卡门是在公交车的广播上听到事故消息的，在此之前，司机正播放快节奏的墨西哥音乐，直到广播员的声音出现：“号外号外，圣何塞悲剧！矿山塌方！”然后欢快的音乐又重新响起来。对卡门而言，可能丧夫的消息和欢快的民谣是如此奇怪的组合，残酷且让人无法忘怀。
矿工埃迪森·佩纳的妻子阿尔维斯像往常一样准备了意大利面和甜点，等待佩纳收工回家。晚上9时半左右，阿尔维斯给佩纳打电话，但是他的手机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阿尔维斯开始做一些针线活儿，并打开了电视机。阿尔维斯说：“我正在看新闻，忽然周围的一切好像都静止了。本地的电视新闻播放了一条关于圣何塞铜金矿事故的简讯，我感觉到五脏六腑有一阵剧烈的疼痛。”
不在科皮亚波的矿工亲属得到消息就更晚了。塌方大概17个小时后，住在圣地亚哥的矿工马里奥·塞普尔维达的妻子才得到消息。她在电视中看到了来自科皮亚波的报道。几分钟后，塞普尔维达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新闻报道了其他细节：塌方发生在昨天下午，矿工被埋在几百米的地下，所有通訊全部中断。
当矿工达瑞欧·塞戈维亚的姐姐玛利亚·塞戈维亚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圣何塞时，已是塌方后近36个小时。正值午夜，矿区门口已经围了一些矿工家属，他们有的围坐在火边，有的在满是灰尘的地上来回走着，有的坐在灰色石头堆上，满面愁容与担心，还有的双手插兜站在灯柱下，昏黄的灯光似乎要被阿塔卡玛沙漠无边的黑暗吞噬一般。整个矿区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悲伤和无助感，就像感染了疾病的疫区。
“整个场景看来可怕极了。”玛利亚后来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种触目惊心、那种悲伤、那种胃里翻腾欲呕的感觉。当然还有担心，我跟弟弟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他正身处可怕的深洞之中。”
第一次救援很不顺利。复杂的地质、坚硬的岩石、二次塌方，无疑都是救援的障碍。当时，负责救援的是经验丰富的老矿工佩德罗·里韦罗，他带领救援人员下矿不到1个小时就遭遇了二次塌方，险些命丧井中。
智利矿业部部长劳伦斯·戈尔本在第一时间赶到圣何塞，他身上穿着的还是前一天去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的西装。当时，戈尔本在那里等着救援队出来。看到他们的样子，他很震惊：挫败的表情、红肿的眼睛、灰黑色的脸，好像他们在里面跟怪兽大干了一仗似的。“里面有成千上百万吨的石头，他们不可能还活着。”一个救援人员说。他说完后，一片沉默。“我无能为力了。”里韦罗说道，语气中透着凝重的终结感。
作为在场职位最高的官员，戈尔本必须去向家属和等候在矿场的媒体作一个说明。“救援很不顺利。”他说道，“救援队刚准备下到海拔238米就发生了岩崩。矿山又塌方了，救援人员不得不逃离。我们正在寻找其他办法，制订其他方案。”他停了下来，低头看着人群，又把目光移开。突然，他感觉喉咙发紧、鼻子发酸，几秒后他才能勉强说话：“我们会尽快跟大家汇报消息……”他又停了下来，因为这太难了，要跟这么多妻子、儿女说他们的爱人、父亲被埋在下面了，而他却不知如何营救，也不知是否能救出他们。“我们也得保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他又说了几句，然后觉得自己又要哽咽了，只好转过身背对着人群，放下了喇叭。
“可以看到，部长先生已经失控，他显然非常震惊。”智利国家电视台TVN播音员凝重地说。整个智利弥漫着深深的震惊和悲痛，因为部长级别的人物一般不会在电视直播时痛哭，而眼前这一幕让成千上百万民众感受到了此刻的真实与艰难。肯定发生了特别惨痛的悲剧，否则那么坚强的大男人怎会如此地不能自已。
玛利亚和其他家属眼睁睁地看着所有的救援人员夹着安全帽离开了矿场，消防车也驶离了。他们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们都在哭，都很害怕不再有其他的救援行动。
最终，玛利亚停止了哭泣，她要做些什么。她找到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智利的记者，说：“不能就这样放弃了。”她说到了救援人员的撤离，她的愤怒和受到的伤害。“他们都是大活人啊！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得寻求帮助。必须救出他们来！”她给总统打电话，请求总统寻求其他国家的援助，必须把这些人救出来。
警察要求矿工家属撤离矿场入口，把他们赶到山下，赶出了大门外。“我们就像狗一样，夹着尾巴被赶了出来。”一名女家属回忆道。为了获取矿工们的信息，他们聚到大门外，敲锅子、砸盆子。万不得已，他们还会堵路、挡大门，一次不行就多次。每次他们发起这些抗议，都会有警察站成一排，阻止他们进入矿场。“我们有知情权！”家属们大喊，“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出来！”
玛利亚知道要想帮助弟弟，她就得呆在这儿。“我们必须在这里住下来。”她告诉其他和她一样充满担忧、渴望获得帮助的人，“我们必须坚守在此，直到最后一刻。”
玛利亚在离大门最近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其他家属也在周围安顿了下来，人们给这块临时营地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希望营”。矿工们的亲朋好友从智利各地赶来，连同救援队、全世界的媒体记者、当地政府官员，都聚集在“希望营”。智利政府很快将手机、无线上网设备、充电器等现代生活的必需品送给了在“希望营”日夜守候的矿工家属，并在事故地点附近搭建了许多临时住所，甚至开办了临时学校保障儿童的教育。 荒芜的沙漠里，出现了一顶顶帐篷，这些怀揣着同一个希望的人，在“希望营”不分昼夜地祈祷着、盼望着。无论对于地面上的人，还是地底下的人来说，希望无疑是最重要的。
在33个人都拿到食物之前，不许任何人动嘴先吃
“1，2，3……31，32，33。”
困在地下的矿工被乌尔苏亚聚集到地下700米处的“避难所”，点完人数后，一共是33人。在智利，每个矿井都设置了这样专门的空间，50平方米的面积，储存着急救药品和应急食物，可以维系35个人两天的正常生活。年轻的矿工为此感到欣慰，他们以为自己用不了两天就能获救，准备大快朵颐。
在矿场干了大半辈子的乌尔苏亚意识到眼前的情况并不乐观：“我对此束手无策，我脑海中只有采矿工作的残酷现实。有时候工人们被活埋，或者被生生饿死，人们也几乎不可能再去寻找尸体。在智利还有更残酷的事：塌方六七天之后，如果救援人员还没有找到遇难者，他们就会放弃搜索。我明白事故的严重性，但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如果说了会引起恐慌，他们就没有信心等救援了。”矿工们现在唯一的获救方式就是等待救援人员从地面钻孔到被埋的地方，他要如何告诉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干等着呢？作为主管，如果他的职责是保证大家安全获救的话，他能做的，就是尽力阻止他们鲁莽行事。
面对眼前的困境，有一个人始终充满着希望，那就是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他的一生曲折跌宕，迄今为止，他都在不断为了生存而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困境中求生是他最从容最自在的状态。
塞普尔维达在智利南部城市帕拉尔长大，他的母亲在生他时就难产去世了，留下他和10个哥哥姐姐。父亲是个粗暴的农民，酗酒，总是对儿子们拳打脚踢。幸运的是，当时他还有一位慈祥庄重的祖父，祖父教会他勤奋、自尊和正直。13岁左右，塞普尔维达就到帕拉尔周边打工;19岁，他只身来到圣地亚哥谋生。他在圣地亚哥一家公司谋得一份保洁的工作，并在市郊定居下来。现在，他的简历里又添了一项新技能：操作重型机器，并以此为妻儿提供富足的生活。这个昵称为“狗仔”的男人，虽然平时在矿里没什么地位，但生性乐观的他，凭借流浪狗一般的生存能力和忠诚，勇敢地操起了自己和矿友们的命运之绳。
因为33是耶稣死亡时的年龄，信仰基督教的矿工们开始惶惶不安，认为这已经预示了自己的死亡。塞普尔维达对垂头丧气的同伴们说：“兄弟们，无论有多乐观也不得不承认咱们真是惨到家了。但是，我们不能轻易低头。我们一共有33个人，这一定有别的特别的意义，外面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坚强、团结、严格遵守纪律！”
为了进一步团结所有人，乌尔苏亚摘下他的白帽，说：“现在，我们都平等了，我摘下我的白帽，从此没有员工和主管之分，让我们共同挺过这道难关，共同决定，共同进退！”
塞普尔维达统计了应急箱里的全部食物：一罐鲑鱼、一罐黄桃、一罐豌豆、18罐金枪鱼、24升浓缩牛奶、93袋饼干，以及一些过期的药品。滑稽的是，箱子里竟有240副叉子和勺子，却仅有10瓶水，这也再次证明矿场业主们的不负责任和考虑不周。幸好，矿洞水箱里还有几千升工业用水，这些水是用来给发动机降温的，尽管可能有少量的油污，但肯定可以饮用。乌尔苏亚取下了钥匙，交给塞普尔维达保管。
在所有人的记忆中，最初的17天是最难熬的，他们尚未与外界取得联系，食物不足，睡不着觉。当时，矿工们实行了严格的食物配给。一开始，每人每天只吃一两块饼干、一勺金枪鱼泥。到后来，每48小时，每个矿工才能分到矿泉水瓶盖那么大的一份鱼肉。同时还规定，在33个人都拿到食物之前，不许任何人动嘴先吃。吃饼干的时候，有人会把饼干在嘴里含很长时间，不往下吞，好像他吃的不是一块饼干而是一整袋。
“最初我们的食物非常有限，每人每天只能吃一小勺金枪鱼泥，后来变成了两天一勺。水是从损坏的矿车暖气中过滤出来的。”埃迪森·佩纳回忆说，饥饿在他们中间蔓延。
“这里空气也不流通，避难所里充满了汗臭味，好像酝酿发酵一般，我闻过死人的尸体味，但这简直比那更难闻。”另一名矿工说。
食物不足和条件恶劣都是其次，最可怕的是他们一直没有听到任何救援的响动。为了避免绝望，大家都在聊天、开玩笑、讲故事、互相打气，“我们一定能出去，他们会找到我们的”，“我们有力量、有勇气。我们想要为了我们的家人生存下去——这是最伟大的事”。大铲车司机维克多·扎莫拉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和工友们的地下生活。基督教徒乔司·安立奎成为工友们心目中的“牧师”，他带领大家祈祷，祈祷也成了他们的日常仪式。因此，尽管体重迅速下降，身体越来越弱，但矿工们的精神仍旧充满力量。
矿工里年纪最长的戈麦斯用卡车的大灯模拟白天、黑夜，让大家不至于昼夜颠倒。同时，他还带着几名工友挖出了一条简单的水槽，引来了地下水。只是这来之不易的饮用水在大家的记忆里却“难喝得像油一样”。
有人说，食物加热后，能量更大、营养更多。于是矿工们决定煮一锅汤。漂着机油的金枪鱼汤让他们想起上一次轮班结束后的一场工友聚会。那时候，他们煮了一大锅肉汤，里面有鸡肉、猪肉、鱼肉和土豆，埃迪森·佩纳唱着“猫王”的歌为大家助兴，大家喝酒聊天，等汤煮好的时候大家都忘了去喝。短短两周，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曾放着美味的肉汤不喝，困在地下时却把没有一点味道的机油金枪鱼汤舔得干干净净，确保杯底没有一滴残留。
就在吃完这顿饭之后，有几个人特别兴奋，他们说听到了远处有钻机的声音，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幻觉。最终，在8月8日，更多的人听到了响声，维克多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被困78小时后，他们听到了回转、旋磨以及敲击石头的声音。
对于地上的人来说，時间同样难熬。阿尔维斯说：“这是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即将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但是每当亲友里有人在等待时崩溃，总会有人告诉他，你不能够放弃，你不能够这样崩溃。你不能去想他们死了，因为他们现在全部都还活着。” 阿尔维斯比其他人更了解失去的含义，10年前，她失去了父亲和第一任丈夫，后来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阿尔维斯说：“我感到第三个我爱的人也要离我而去了，而且这次时间更缓慢，这一次比以往的每一次都要更疼痛。”
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紧急终止了对哥伦比亚的访问，来到现场慰问矿工亲属，并亲自任命安德烈·苏格雷为救援总指挥，安德烈是一家拥有7000多名矿工的矿场的经理，救援是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安德烈得知地下水箱里储存有足够的水，同时，他站在矿场出口的斜坡上能感受到气流进入井下时十分欣慰，这意味着矿工不会脱水也不会窒息而亡。
作为最有经验的钻探團队，特拉钻探公司的工作人员被派往圣何塞。坚硬的闪长岩增加了钻孔的难度，无序的管理更让钻探工作无从下手。一名钻探工直言：“救援十分困难。现场一片混乱，没有人能告诉我们钻探地点具体在哪。更麻烦的是在钻探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偏差，到我们钻到地下700米的时候，很可能离我们预期达到的位置有200米左右的偏差。”
众人最后商议出一套救援方案：用9台钻机同时钻探。这就像是救援人员朝同一目标发射9发子弹，能够有效避免地下钻探产生的误差，大大提高救援成功率。此时，需要绝对的信念和坚持才会相信，这33人还活着，有朝一日还能走出矿井。
“我们都在避难所，33人”
8月15日，被困地下第11天，维克多在日记中写道：
大家都要绝望了。上午12时25分，钻机又停了。这次，声音又走远了。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打通？钻探声停了好几个小时，大家四处走动寻找声响，后来声音又开始了。钻机在石头里咚咚梆梆响了一整天，希望突然好像又近在咫尺。大家又开始谈论之前说要做的准备。他们找到了一罐红色喷漆，平时用来在墙上喷方形或圆圈来指示道路。如果钻机打通，他们就给钻头喷上红漆，当操作员收回钻杆时，他们会无疑地确认，地下还有人存活。乔斯·奥捷达曾在世界上最大的矿场厄尔特尼恩特工作过，在那里的入职安全培训中，他学到传递给潜在救援者的信息必须包括3条：受困人员数目、地点以及人员状况。他用红色马克笔在方格纸上写下了这些信息，只有7个单词：“我们都在避难所，33人（翻译成中文后是10个字）。”准爸爸理查德·比亚罗埃尔在工具箱里一通乱翻，寻找最结实的金属工具，最后他翻出了一把大扳手。钻机一旦打通，他就会用它猛力敲打钻机钢管，巨大的敲击声会顺着2000英尺的钻杆传到地面，而某个救援人员或许恰好会把耳朵贴在上面，这样他就会听到来自地下的生命之响。
一天后，他们肯定地确认，听到的钻探声竟然来自脚底。他们沿着声音，步行或开车前往更深处，在底下曲折的通道里倾听，再往下、往下，后来声音就消失了。8月19日，维克多在日记中记下：
我们都快绝望了！一台钻机就从避难所的墙里穿过，却没打通进来。“狗仔”的情绪也有些低落。大家只能靠喝水充饥，因为食物越来越少。我开始怀疑，上面是不是有只巨大的黑手，阻止救我们出去。
矿工们难以置信地发现，钻机竟然通过了矿山最深处的海拔40米。“太可怕了。这简直又是一次致命打击。”一名矿工说。很有可能，矿主们又将他们朝死亡推近了一步：他们提供的图纸完全不可靠，钻探救援人员根本无法准确定位。“他们的图纸就是一坨屎。”他们大吼。如今，33人坐在黑暗中，怀疑自己会不会因这最后的荒谬而死去：被困深井，饥饿难耐，外面有矿工想要救援，努力却完全白费，因为这卑鄙的矿场竟无法确定隧道到底在哪儿。因此，有几个人开始写告别信，他们希望救援人员至少能发现他们的临终遗言。原本，他们还会靠多米诺骨牌解闷，如今，没有人愿意玩儿了，一种可怕的绝望笼罩着他们。
不管下面的人经历了怎样的情绪波动，上面的钻探队每一天都在超负荷地工作着。8月21日，特拉钻探队快要打通了，他们已经到达540米，他们的目标是附近的一条通道或者直接打通位于地下700米的避难所。每天经过“希望营”的时候，钻工们都会被家属报以热烈的掌声，如果失败，他们简直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一双双饱含希望的眼睛。
玛利亚住在“希望营”离大门最近的一处，她正苦苦等待着矿场里的消息。耳边是被困矿工之一阿莱克斯·维加的家人的歌声，他们弹着吉他，歌声缓缓流淌：
当我穿过郊外的街道
看不到亲人幸福的脸庞
在巴尔赛达和普拉特的街角
没有你的世界如此萧条
矿山的巨石坍塌
矿工们很快就能出来
通道塌了
爸爸会救你出来
他会回来，他会回来
不管是郊外还是海洋
他会回来
……
8月22日，早晨6时，避难所上方的通道里发生了一次小爆炸，紧接着就是碎石滚落的声音。大家耳中充斥的旋磨声响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空气嗖嗖流动的声音。理查德第一个朝着爆炸声跑去，钻头降下又升起，他拿起扳手，朝这个从顶上闯进来的大管子狠狠敲去：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很快，33个人都聚集过来，他们喷漆的喷漆，绑纸条的绑纸条，他们要告诉世界，他们还活着。
钻工尼尔森·弗洛雷斯感觉到了下面传来的振动，起初他认为这是115节22吨重的钢管在通道内相互碰撞、归位发出的振动。可当他把耳朵贴在最上面的钢管上，他听到了快而乱的敲击声，后来声音慢了下来，“好像那帮老家伙们累得没劲儿了”。消息传出了，其他钻机都停止了工作，又有几个人过来听钢管里传出的声音。“是他们！”钻探队快速行动，又在钻杆内小心翼翼地加了一节钢管，他们降下钻杆直到触底，这样就可以测量钻进空间的深度。弗洛雷斯看到，钻杆深入4米就停下了，这恰好是目标通道的高度。他们又听了一下，敲击节奏有了变化：好像在发送摩斯密码信号，又像是在创作音乐，停顿或长或短。
“那一刻，我们确信无疑，”钻探负责人爱德华多·赫塔多奥说，“下面还有人活着。” 钻探装置缓缓升起，最后一节钢管露出来了，钻探工用水冲掉泥污，上面露出了清晰的红色油漆。虽然大部分被泥巴、石块蹭没了，只留下手掌大小的一块，但那红色是那么明显。“之前就有吗？”戈尔本试探地问。“没有！确定没有！”这说明下面至少有一人活着。
戈尔本看到，钻头附近似乎有东西，是一个橡胶管，里面还有一张字条！方格纸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都在避难所，33人。”还没等戈尔本宣布，那些在他身后瞅到纸条内容的人大喊了起来：“都活着！都活着！那群笨蛋全在下面！”突然间，所有的工人都开始欢呼、拥抱，其中一名还跪倒在地上，也有人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从前，他们钻孔打洞只为了寻找铜金矿石，今天，他们钻探了一生中最偉大的孔道，找到了那33个被困的矿工，就在这看似坚不可摧、无法动摇的大山之下——“我们成功了！”
几个钻探工从钻机处向山下跑去，跑向了“希望营”，他们大声喊叫着，连上面钻探现场的人都能听见，现在所有的钻探机都停止了，所有轰鸣的机器也停了下来。大山里，到处都是人们的欢呼声，其中最大的呼喊就来自钻探工们：“那些笨蛋们都还活着！活着！全部活着！”
不一会儿，载着总统皮涅拉的直升机从科皮亚波机场抵达矿场。家属和媒体都聚集在周围，想再听一遍官方宣告。总统荣幸地向公众首次展示乔斯·奥捷达写下的字条：“我们都在避难所，33人。”这些大写的红色字母向那些质疑者们证实，不可能的奇迹出现了。
“今天，整个智利都会喜极而泣。”皮涅拉站在矿井上语调高昂地表示。从智利北部边境的阿里卡到前往南极途中的巴塔哥尼亚城镇，从城市到村镇，人们跑到街上、广场上喊叫着、欢呼着。为了庆祝发现33人的喜讯，人们长时间地敲打着教堂的钟，每一次金属碰撞的敲击声都穿过这个周日寒冷的空气，一直到很远很远。
“这些日子充满了辛苦、哀伤、焦虑。”48岁的胡安·桑切斯的话道出了全体矿工亲属的心声。他的儿子吉米·桑切斯是最年轻的被困矿工。“但我们依旧等待着，相信上帝，一切都会得以解决。此时，我所感受到的是幸福。”
“豪斯医生”“跑步男”和“超级马里奥”
两天后，随着通讯工具的完善，地下的矿工们第一次和地面实现了通话。作为矿工代表的乌尔苏亚与皮涅拉通话时，请求说：“请尽快救出我们，不要抛弃我们。”皮涅拉回答：“你们不会被抛弃，一刻也不会。”在与总统平等而严肃的对话后，乌尔苏亚又与戈尔本进行了通话，戈尔本告诉他们：“过去的17天，整个智利都在关注着你们，整个国家都参与了此次救援。就在昨天，全智利都沸腾了。所有的高原上，所有的角落里，人们都在欢呼，为我们取得联系而庆贺。矿场外，你们的家人建起了露宿营地。他们一直在等待，在祈祷。”
矿工们开始欢呼起来，他们呼喊、鼓掌的声音在扬声器里很是微弱。此刻，对地下这群半裸着身体、饿得半死的矿工们而言，矿业部长的这番话带来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他们仿佛已经走出了黑暗的矿井，站在太阳的万丈光芒之中。
在与受困矿工取得联系后的头几天里，智利医疗救援队的专业与负责救了这帮工人的命。医疗队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必须克制“把食物塞进孔道”，这一“完全可以理解的欲望”。不能立即给下面饥肠辘辘的矿工们食物。如果人超过5到7天没有进食，身体就极度缺乏磷酸盐和钾，无法吸收碳水化合物。没了磷酸盐和钾，尽情的饱餐会引发心力衰竭。救援人员在地上地下间建立了后来闻名于世的“白兰鸽”通讯孔洞，用来和地下联系、运送物资信件，第一天，医疗人员就通过“白兰鸽”给矿工们送去了美国NASA专家为宇航员研制的液体补充剂以恢复体力。
为了进一步了解矿工们的情况，曾经有过一点医疗经验的乔尼·博瑞斯被指定为大家抽血、注射针剂和测量血压，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豪斯医生（该称呼出自广受喜爱的美剧《豪斯医生》）”。博瑞斯帮助医疗团队维持工友们的身体健康，给大家注射维生素和肺炎、破伤风、白喉疫苗。
矿工们的心理健康同样为救援团队重视。埃迪森·佩纳的名字被心理专家们排在了“可能出现精神异常的矿工”的第一位，他们都听说了佩纳在地下700米疯狂跑步的故事。
救援工作展开后，在与佩纳互传信件、电话和视频的过程中，妻子阿尔维斯发现，佩纳的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他背着一个木箱，在巷道里不停奔跑。一直热爱健身的佩纳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宣泄他的愤怒和恐惧。他穿着皮革的矿工靴子，坚持每天在巷道里奔跑，并被其他矿工称为“跑步男”。
对于自己为什么在井下拼命跑步，佩纳的解释是：“尽管我身处大地深处，但是我仍然坚持跑步。因为只有你不断向神灵证明你仍然充满斗志，那么神灵才会听你的愿望。神灵不喜欢我们轻易言弃。”
采取合理的救援手段是智利矿难救援行动成功的一部分，但绝不是最重要的一环。33名矿工的获救，更多的是依赖于人类最传统的美德——忍耐、勇气和爱。为了给佩纳提供精神上的支持，阿尔维斯想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通过“白兰鸽”偷偷送进一双耐克跑鞋。购买跑鞋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想要使它们通过政府心理学家这关是个大的挑战。为了防止家属通过管道给矿工偷运“违禁”物品，政府的心理学家们在地表的通道旁安排了一位强壮的军人，负责检查所有运输下去的包裹。
在两次将耐克鞋偷运到地下的尝试失败后，阿尔维斯努力说服了专家，他们允许给佩纳送去跑鞋。“我知道送到地下的东西是要通过严格的审查的，许多其他矿工的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能够拿到鞋我很开心，之前我一直穿着工作靴跑步，脚很痛。拿到跑鞋我马上出去跑了一圈。”
救援队还降下了一台摄像机，这样外面的人就能更直观地了解矿工们的地下生活。塞普尔维达成为这次“地下之旅的导游”。视频中，塞普尔维达先介绍了乌尔苏亚，他坐在白色皮卡车里，正在给地面的救援队绘制地图。然后，镜头逐渐向避难所推近，两名矿工正在看守“白兰鸽”。接下来，到了避难所里面，塞普尔维达称之为“我们的餐厅”。埃迪森·佩纳直视着镜头说：“请快点救我们出去，拜托了。”塞普尔维达带观众到一张桌子前，5个人围聚在那里，正在玩多米诺骨牌。“这里是我们每天开会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规划各种事宜，然后一起做决定。我们也在这里祈祷。”然后，塞普尔维达走近维克多·扎莫拉，他对救援人员说：“必须要感谢你们，没有抛弃无助的我们，感谢你们的勇气。我们要给你们报以最最热烈的掌声。”他周围的矿工们都开始鼓掌，然后大家高喊“智利—智利—智利”并齐声唱起了国歌。 视频最后，塞普尔维达站在屏幕中心，光着膀子，做了一段激情澎湃的陈述。“亲爱的朋友们，150年前，矿工的大家庭成立，可如今我们已大不相同，”他说道，“今天，矿工们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可以坐下来，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今天，矿工们也可以挺胸抬头，在智利的任何地方坐下交流。祝福所有的智利人。”
这一视频引发了智利人民强烈的国民自豪感。首先，人们都被满脸灰尘、食不果腹的塞普尔维达所感动，他那近乎疯狂的流利言辞，身处潮湿、黑暗、脏臭之地时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感染了每一个人。接下来几周，智利和世界各地的报纸和网站文章都称他为“超级马里奥”。他那充满激情的演讲形象已经飞越了智利的边境，乐观、普通的他成为这次矿难事件的中心人物。
“当我走出矿井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买婚纱”
尽管，因为救援中存在的诸多困难，矿工们至少要到10月份才能回到地面，但地下生活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除了基本的生存物资之外，“白兰鸽”里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可想象的物品，巧克力、不伤眼睛的LED灯、杂志、游戏机甚至包括可以组装的野营床。随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矿工们还通过地面太阳能设施的帮助洗上了热水澡。
9月7日，矿工们一起收看了智利队与乌克兰队的一场友谊赛。当看到智利球员的球衣上印着“矿工加油”的字样时，33名矿工一起欢呼了起来。
9月18日是智利国家独立日，这是个更热闹的日子。在圣何塞矿井的地面，矿工家属们升起了一面签有33位受困矿工名字的国旗。而在700米的地下，矿工们也在湿热黑暗的避难所里升起了一面红、白、蓝三色组成的智利国旗。
当然也有些美中不足。乌尔苏亚在8月24日与总统的通话中曾经提出，希望获得一瓶葡萄酒，用来庆祝即将到来的国家独立日。但这个要求与另一个烟民矿工的吸烟请求一起遭到了专家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在地下的密闭空间里，烟草和酒精都对健康有害。郁闷的矿工们只能听从了建议，但他们还是以拒绝接受地面送下来的桃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抗议。
他们也不仅仅只是接受帮助。尽管还被困在狭小的地下空间里，他们已经开始尽可能地清理周围的碎石，为救援工作做好准备。乌尔苏亚为矿工们编排了值班表，每位矿工每天可以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剩下的8小时则用来给家人写信，或者和工友们玩游戏。他们经常打扑克、掷骰子、听音乐，或者干脆对着地面送来的摄像机讲笑话。
灾难改变了很多人对亲情的理解。在等待救援的时间里，矿工们开始不断与自己的家人联络。矿工奥马尔·瑞格达斯每周与自己的妻子、儿女进行一次8分钟的视频聊天，他的小女儿玛尔希拉在日记中写道：“在这点时间里说什么都很困难，所以我们只能告诉他，我们爱他，我们想念他。”
另一些人选择通过写信来传递一些已经有点陌生的情感。
埃迪森·佩纳给妻子写道：“阿尔维斯，我想念你。我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给予你更多的爱。”
63岁的戈麦斯给妻子莉莉安娜写了生平第一封信件。在信中，他称呼妻子为“亲爱的莉莉安”：“即使我们还需要等待数月才能相见……我希望告诉所有人我很好，而且我们肯定会平安脱险的。”收到信件的莉莉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结婚多年的丈夫写下的字句：“连我们年轻约会的时候，他都没这么浪漫过。”她很快回了信：“不要感到绝望，我在这里聆听你的每一次心跳。”
44岁的埃特斯万·罗哈斯和妻子已经结婚20年，生了3个小孩，但他一直为没有在教堂举行婚礼而感到遗憾。在困在井下的日子里，他写信告诉妻子：“当我走出矿井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买婚纱。再嫁给我一次吧！深爱你的埃特斯万·罗哈斯。”而收到信件的妻子面对记者时也是一脸藏不住的幸福表情：“他总说要和我一起老去。我也愿意和他一起这样。”
另一位矿工克莱蒂奥·亚涅斯还没来得及动笔就收到了女朋友寄来的求婚信件。“他被困在井下时，我才意识到，他会是个好父亲。”这个女孩解释道。
而33岁的矿工维克托·萨莫拉则在传递的纸条里写下了一些诗句，其中一段这样写道：“地面之下仍有光束，我的信念仍未被剥夺……我已获得重生。”
在“希望营”里，焦急等待的家属为每一位矿工建起了自己的“基地”。他们摆上矿工的照片，又用写有鼓励话语的条幅把它们装饰起来。在一条贯穿整个营地的条幅上，写着两个大字：“加油！”人们为顽强生存的矿工们骄傲。另一个条幅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和这些来自阿塔卡玛沙漠的爷们儿相比，那些巨大的像山一樣的石头简直不值一提。”
矿工家属都觉得，经历了这次营救，自己会更加感谢生活给予的一切。玛尔希拉说，这种让人难过的经历“却让我的家人变得更加团结”，“我们开始感激生活里的小事，比如给我们帮助或者给我们言语鼓励的邻居和朋友们”。
“我们从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这是智利乃至全世界的准则”
进入10月，矿工们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大日子”做准备，“白兰鸽”除了用来输送食物、药品和衣服，也把一些矿工舍不得丢掉的东西不断运出矿井，比如家人写来的信件。地面上的准备当然更丰富，戈麦斯的妻子甚至去烫了新发型，希望自己在丈夫面前有一个“完美的新形象”。
许多矿工在地下经历了人生的重要时刻。10月13日，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迎来了自己的40岁生日。救援人员在电话里给他唱了生日快乐歌，并通过“白兰鸽”，给矿工们送下去了33块小蛋糕。吉米·桑切斯在被困的日子里当上了爸爸，为了纪念父亲这段特殊的经历，小女儿被起名为“小希望”。总统皮涅拉也曾经专门看望过这个刚出生的女婴。
值得一提的是，被困69天后，在商讨谁最后升井时，矿工们都表示让他人先上去。在生与死的面前，在早一刻有可能生而晚一时有可能死的抉择面前，能够相互礼让，已然不是无私所可以赞扬的，也不是团结与忠诚所可以表述的，而是落难者在困境中对生命的最高礼敬——一种忘我的礼敬——没有“我”，而只有生命。 10月13日，在被困矿工升井之前，营救专家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首先搭乘救生舱来到井下避难所，向矿工们讲解逃生步骤。他在矿底见到被困矿工时，一度激动得“喉咙哽咽”。“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欢欣，他们拥抱着我，跟我开玩笑，这个时刻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这位来自智利国家铜矿公司的专家回忆道。
按照事先排好的顺序，所有被困矿工依次乘坐像智利国旗一样被涂成红、白、蓝三色的“凤凰2号”救生舱返回地面，而营救专家们则在最后返回，总统皮涅拉和夫人也再次来到救援现场，亲自等待33名矿工全部重返地面。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皮涅拉在社交网络上激动地连用了三个感叹号：“很高兴！作为智利人很自豪！感谢上帝！”
当第一位矿工弗洛伦西奥·阿瓦洛斯登上“凤凰2号”救生舱时，井下的矿工们挥舞着智利国旗欢送他的离开。在矿井外，阿瓦洛斯的父亲、妻子和儿子，都与总统一起焦急地等待着。也许是为了能让爸爸第一时间看到瘦小的自己，他的儿子一直高高举起一个印着智利国旗卡通图案的气球。
15分钟后，阿瓦洛斯戴着白色安全帽和墨镜到达地面。他首先微笑着拥抱了他7岁的儿子拜罗和妻子，接下来皮涅拉也走上前，与阿瓦洛斯握手，随后紧紧拥抱。
伴随着阿瓦洛斯的获救，整个智利的教堂钟声一齐响起，现场数百个气球同时放飞。围观的人群和救援人员激动的欢呼慢慢演变成了有节奏的呼声：“智利！智利！智利！”
之后，被困的33名矿工一一安全获救。第二个升井的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从井底带出来了几块矿石，到达地面后，他把其中一块石头送到总统皮涅拉手里，作为纪念品。营救行动结束后，皮涅拉出访英国。10月18日，他把这块矿石作为礼物送给了英国女王。
曾经是智利国脚的富兰克林·罗伯斯在退役后，为了给女儿付高昂的大学学费，“走后门”才当上了矿工。当他第27个走出救生舱时，皮涅拉走过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回来！你赢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比赛。”
“是的，这是最重要也是最艰辛的一场比赛，我们都胜利了，感谢上帝。”罗伯斯噙着眼泪答道。说完，总统递给罗伯斯一个足球，上面有亲友、俱乐部球员的签名，他与女儿对颠了起来。随后，在歌声、呼喊声和掌声中，罗伯斯躺上担架，紧抱并亲吻着足球，被送往医院进行体检。
10月14日上午，乌尔苏亚作为最后一名受困矿工成功回到地面。乌尔苏亚披着国旗走出救生舱。“你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总统皮涅拉在井口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说。“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乌尔苏亚说，“感谢所有人，感谢所有救援者，感谢全国民众。我为自己是一名智利人感到骄傲。”
总统与矿工并肩站立，齐声合唱国歌。井下的6名救援人员也打出了庆祝标语：“智利——使命完成”，然后陆续升井。冈萨雷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救援人员。这位46岁的救援专家在700米的深井里独自呆了10多分钟。当救生舱重新降落的时候，他向矿井内鞠了一躬，然后默默地登上了救生舱，当他到达地面之后，皮涅拉关上了救援通道的盖子，并且宣布，拥有100多年开矿历史的圣何塞铜金矿被永久关闭。
皮拉涅说：“我们国家的最主要的财富不是铜，而是我们的矿工;不是自然资源，而是我们的国民。智利能否成为发达的国家，不仅取决于我们能否和欧洲国家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更取决于我们能否像发达国家那样对待自己的工人。在这次救援中，智利人真正诠释了责任、勇气、信念、希望和团结的意义，我们坚信这些。我们从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这是智利乃至全世界的准则。我们将创造一种尊重劳动者生命、健康和尊严的工作环境。我相信，智利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
700米深的地下，69个日日夜夜，2010年夏天，33名智利矿工创造了被困地下时间最长且生还的世界纪录，这是属于他们的奇迹，也是属于智利的奇迹，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奇迹。
（参考资料：《深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智利矿难地下影像日记》《外滩画报》2010年11月18日、《智利矿难救援：一个国家的胜利》《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20日、《智利矿难：深井大救援》《中国减灾》2010年第21期;作者：赫克托·托巴尔、刘旭阳、王梦怡、徐娜）
33名生还矿工视频助力智利队杀出“死亡之组”
“西班牙很强大？荷兰很强大？我们无惧“死亡之组”，我们无惧死神，因为我们曾经打败过它。”
2011年10月13日，距离智利33名遇难矿工成功获救整整一周年，获救矿工和救援人员重新返回圣何塞，纪念那段绝望与希望交织的日子。矿工们也向媒体讲述了他们近一年以来真实的生活。
矿工们坦言，“在国内，我们有点儿被抛弃了”。在智利民众眼中，获救后大笔的采访费、版税和社会资助令这些矿工早就成了百万富翁。实际上，随着全世界对他们的关注逐渐减弱，对他们的援助也越来越少。在获救一年后，大多数人仍处于失业状态。此外，他们还要治疗心理上的疾病。
20岁的吉米·桑切斯是获救的33名矿工之一，灾难过后，他开始了环球之旅，开销由被矿工们的勇气与毅力打动的人们埋单。风光过后的桑切斯没有工作。每个月，他得两次登上前往首都圣地亚哥的巴士，接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每次来回需11个小时，治病的钱来自病假工资（他和另外8名矿工因久治不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获得了病假工资）。
“我们中的多数人还是老样子，有心理障碍，”桑切斯说，“总是害怕再也见不到家人，就要死去。这种记忆总抹不掉。”
哪怕成为了“成功人士”的矿工也未能摆脱噩梦的折磨。被称作“超级马里奥”的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获救后开了一家公司，到各地有偿演讲。利用矿难获得的名气，他赚到了让其他矿工“眼红”的财富。但马里奥也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必须通过药物和定期心理治疗缓解。他说：“不管你信不信，过去这一年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无论如何，正如佩德罗·科尔特斯所说：“我们的生活不能原地踏步，人们为救我奋斗了69天，现在是我加快速度赶上去的时候了。”26岁的佩德罗·科尔特斯被困井下时，为大家录制向家人报平安的视频。受此启发，他开始进修电子学。
镜头之外，地下的“英雄”回归到凡人，为了在地上继续生存而奋勇拼搏。时间来到2014年，当这33名矿工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中时，他们又一次带来了新的奇迹。
足球在智利人的生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些矿工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热爱足球，足球能够给他们巨大的力量。当年，运往地下的首批救援物品中就有一个小足球。负责救援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受困矿工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踢上几下足球的话，那么他们的精神就将得到放松。矿工们还通过电视接收装置观看了智利和乌克兰足球队的友谊赛，当看到智利球员出场时身着印有“矿工加油”字样的球衣时，他们振奋不已。
在被困时，是足球给了他们勇气和信心，现在，他们要将这一份力量回馈给智利国家足球队。2014年的世界杯对于智利来说尤为残酷，首轮分组就遇到了西班牙和荷兰两大强队，西班牙还是上一届的冠军，智利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了给球员加油打气，33名矿工拍下了一段宣传片——《井下的希望》。
视频中，矿工们将阿塔卡玛沙漠中的沙土装入罐中，赠给智利队，用这“希望之沙”来激励球员：“我们曾经在这里被困多天，我们曾经险些被泥土吞噬。我们坚信外面有成千上万的智利人相信我们，整个土地见证着一切……我们可以告诉世界，对智利人来说，没什么不可能。西班牙很强大？荷兰很強大？我们无惧‘死亡之组’，我们无惧死神，因为我们曾经打败过它！”
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视频让人们回忆起4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智利人相信，智利矿工可以死里逃生，智利足球队也一定可以杀出“死亡之组”。而智利队确实不负重望，爆冷击败西班牙队，杀出了“死亡之组”。获救4年后，智利矿工又一次带来了智利奇迹。
（责任编辑：陈毓婧;参考资料：《获救一年，智利33矿工感觉“被抛弃”》《青年参考》2011年10月19日、《智利为何能冲出死亡组33名矿工被困69天传递奇迹》《新京报》2014年6月20日;作者：章鲁生、孟祥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