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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构之后,后女性主义需要重构主体性,寻找＂革命＂或＂政治＂的可能性。但是这种重构既不能重返现代性,也不能停留在后现代景观中。这就意味着需要规避解构的无能,重新关联解构和主体性。这就是克里斯蒂娃的努力。她在一种否定性辩证法中重写了主体和身体的关系。既避免了现代性主体的同一性,又让主体性得以短暂地出场,重返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