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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初词人朱彝尊，上承姜夔、张炎，下启浙西词派，标举“醇雅”学说。“醇”为醇厚，“雅”为正言，“醇雅”即为醇后雅正。朱彝尊“崇尔雅，斥淫哇”的雅正理念，在词的创作方面既强调思想情感上的端正无邪和词调上的律吕协音，又主张尚雅去俗，富有高雅的审美趣味。朱彝尊以“醇雅”论词，对传统“雅”的观念承嬗离合，确立一派之宗旨，开一代词坛之风气。
【关键词】 朱彝尊;醇雅;词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9-0006-03
朱彝尊在词学一道，入门较晚，如他在《书东田词卷后》一文中所言“予少日不喜作词，中年始为之”。但从其现在所留存的《眉匠词》一卷，《江湖载酒集》三卷，《静志居琴趣》一卷，《茶烟阁体物集》二卷以及《蕃锦集》一卷等词集来看，其词作在数量上极为可观。此外，他与汪森共同编选的《词综》，既是一部大型的词选集，也是朱竹垞的词学理论集中记载的著作。
在词派传承上，朱彝尊标榜南宋词创作，推崇姜夔、张炎，开创了浙西词派。在词学观念上，标举“醇雅清空”的词风，其以“雅”论词，“目的在于为词学的发展确立思想、艺术的标准”。这一观念成为浙西词派的理论基础和审美标准，是朱彝尊在清词史上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一、朱彝尊“醇雅”词学观的理论缘起
关于朱彝尊“醇雅”论词的研究，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说：“首先我们应当有所认知的，就是朱氏之性格的一点特色。”依照前文所列的朱彝尊词集，朱彝尊虽然作词起步较晚，但用功很勤。朱彝尊又留有《经义考》三百卷，《日下旧闻》四十二卷，《明诗综》一百卷，《瀛洲道古录》《吉金贞石记》《粉墨春秋》等，虽未全部成书，但从所遗留的著述来看，他是“一位在学问方面极为精勤渊博，而且富于深研和反思的学者”。当朱彝尊学可为词之时，他不流于表面，而是真正对词有所专研和反思。作为朱氏词学观念代表的理论—— “醇雅”观的提出自然离不开此种性格的作用。
朱彝尊在词学观念上主张“醇雅”，这和“醇厚雅正”的本意离不开。除此，作为词学理论也自有其渊源，朱氏《词综 · 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水村琴趣〉序》云：“子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黑蝶斋诗余〉序》云：“词莫善于姜夔。” 《解珮令 · 自题词集》云：“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从上述论述看，朱彝尊对词的小令和慢词的两种体式有所探讨，认为北宋和南宋詞体各有所长，尤其对南宋慢词词风进行细致的反思和钻研，他极力推崇南宋姜夔、张炎二人之词。而汪森在为朱彝尊所编选的《词综》作的序中说道：“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
姜夔词风“醇雅”，此后，张炎等词人多效仿之，形成风格类似的“姜派词人群”。朱彝尊在词的创作上极力推崇姜、张，这为他的“醇雅”词学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朱氏的词学观念有先导之功的还有一人，就是被称为“浙派先驱”的曹溶，朱彝尊《〈静惕堂词〉序》云：“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朱氏作为幕僚曾随其“南游岭表”，后又转到云中，直至曹氏退隐。据严迪昌先生《清词史》云：“曹溶确实是朱氏词学创作实践的启导者，朱彝尊是在和曹溶的唱和过程中精通倚声之道的。”作为“同郡年家子”的朱彝尊也深受其“舂容大雅”之词风的影响。朱彝尊的“醇雅”观念，远承姜、张，近习曹溶，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二、朱彝尊“醇雅”词学观的理论内核
（一）雅正
“雅者，正也。”“雅正”是朱彝尊“醇雅”词学理念的主要内涵之一。这种观念源于儒家的思想道德规范和诗教观念以及审美观念，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即“雅正”。在《礼记 · 经解》中，孔子论述：“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此外，《论语 · 子罕》云：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孔子十分注重“雅正”的观念，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理论一直为儒家学派奉为圭臬。对于大力提倡“ 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六经之义，如江河日月，无所不该”的朱彝尊，其为文、为诗和为词都遵循着“六经”。而“六经”又是代表儒家传统思想的经典著作，“宗六经”意味着朱氏对其中所包含的儒家传统思想道德规范和审美观念的接受。如陈廷焯云：“竹垞所选《词综》……一以雅正为宗。”朱氏论词的“雅正”观念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情感上的端正无邪;二是音调上的律吕协音。
1.思想情感端正无邪
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写道：“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朱氏认为作词虽为末技，但也要崇“雅”，贬斥“淫声”，与儒家传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抒发中正平和之情的主旨相契合。又有《词综 · 发凡》云：“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朱氏所认为的艳词，“就其狭义者言，乃是专指一些写得淫亵而秾艳的作品而言”。朱氏借写艳词堕“犁舌地狱”之语表明其对淫亵俗语之词的反对。此外，他在《〈群雅集〉序》中云： “予名之曰《群雅集》，盖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在《〈乐府雅词〉跋》中云： “盖词以雅为尚。”这都是朱氏以“雅”论词，主张“雅正”的体现。 朱竹垞为丁炜《紫云词》所作的序中论及“词则宜于宴嬉娱乐以歌咏太平”。词应当“宴嬉娱乐”，是用作“歌咏太平”的工具。朱彝尊此时所提出的这种词学观念类似于词兴起初期“词是歌儿舞女，娱宾遣兴之作”的观念，这是向传统词学观念退化的表现。但从更深层次思考，词当“歌咏太平”，这是朱彝尊所倡导的为文当“宗六经”，“鼓吹”盛世“元音”意图之所在。他想要借助儒家经典中所倡导的“温柔敦厚”诗教观念和“思无邪”的原则去清除词坛中所存在的如朱彝尊《词综 · 发凡》所指出的“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现象，这是他向儒家“雅正”的传统观念的回归。
2.音调上注重律吕协音
词是一种与音乐十分密切的文体，需要配乐演唱。每首词都有一个词牌以定曲调，并且填词要协律，只有文词优美、律吕协音的词作，演唱起来才会优美動听。历代词作家对于协律的重视，从李清照对苏轼等人“以文为词”做法的批评中就可见一斑。她的词学理论著作《词论》云：“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词作家填词作曲都十分注重律吕谐音，欧、苏等人之词往往不协音律，被认为是没有加标点句读的诗。
朱彝尊作词十分讲究词律，这也是他推崇宋词以及姜夔和张炎的重要原因。他在《〈群雅集〉序》云：“宋之初，太宗洞晓声律，制大小曲，及因旧曲造新声……徽宗以大晟名乐，时则有若周邦彦、曹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宫调，无相夺伦者也。泊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学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而姜夔审音尤精。” 他认为在宋朝，上至皇帝下至臣子，皆洞晓音律，“姜夔审音尤精”。而在张炎的《词源》中开篇就强调“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词之作必须合律”的主张。朱氏在上文所提到的《〈群雅集〉序》中的论述，显然表明他继承了张炎的理论观点，并且沿袭了姜夔“声中律吕”“审音尤精”的特点。朱彝尊注重律吕协音，主张词律要符合创作规范以体现“雅正”的论词理念。
（二）高雅
高雅是一种较高的审美艺术品味，“由于它要求审美接受者所达到的艺术造诣、欣赏层次较高而不能为大多数接受者所认同，具有脱离下层的欣赏能力和欣赏习惯的特点”。高雅艺术从来都不是大众化的，高雅的艺术作品也从来都只为少数人所接受，它要求接受者要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并且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能够来接受这种高雅脱俗的艺术风格，只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内流传，有着“孤芳自赏”的意味。这是他保持高端精品优势的必要条件，却也制约着它的进一步传播发展。
词的起源，与里巷歌谣、民间俗曲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中夹杂着俚俗的色彩。词的“雅”化，就是去俚俗的过程，经过唐末五代、北宋文人的改造，词中俗气逐渐淡化，但其风格与诗歌仍然判然有别。使词具有“高雅”品味，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姜夔，他“审音尤精”，长于雅乐，以雅乐入词，洗却词中秾丽纷杂之气。在“词的意境，风格上融入清拔绝俗的诗性韵味”，呈现出“清空骚雅”的风格特征。
推崇姜夔作词的朱彝尊，以高雅为武器，将矛头直指明末以来词坛上所风靡的由《草堂诗余》带来的迎合世俗口味的俚俗倾向，将高雅作为词体理想境界的体现。他在《书绝妙好词后》中云：“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其中《激楚》《阳阿》和《巴人》都出自宋玉的《对楚王问》，宋玉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为喻，显示出两种作品高雅、低俗之别。朱彝尊借此把《草堂诗余》视为“巴人”一类，指出《诗余》所具有的低俗之气。朱彝尊此时提倡高雅就是使词体摆脱“流俗”风格，进而回归到雅文学的阵营。
三、朱彝尊“醇雅”词学观的文学价值
朱彝尊作为清初词坛大家，一派之宗主，提倡“醇雅”的词学观念，主张词的创作要注重情感的雅正端庄，还要重视律吕协音，提倡词要高雅，又要免于流俗，蕴藏着丰富的文学价值。这种带有“温柔敦厚”诗教观意味的词学理念，是词体向雅文学观念的复归，也是对词坛风气的修正，更是成为一派的创作宗旨。
（一）矫正秾丽艳俗之风，重申传统“雅正”观念
朱彝尊倡“醇雅”，斥《草堂》之俗，对清初词坛秾丽艳俗之风气有一定的矫正作用。对于词坛所流行的《草堂诗余》，朱彝尊极度鄙视，并且加以抨击，甚至“以雅正为鹄的”， 编选《词综》以取代《草堂诗余》。《词综 · 发凡》云：“ 《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流传耳目，庸陋取议”。又于《〈乐府雅词〉跋》中写道：“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由是观之，在朱氏看来，《草堂诗余》之作“不堪入目”，并且毫无“雅”言，当废黜。关于朱氏对于《草堂诗余》的评论是否恰当，在本文中姑且不谈，但朱氏痛贬《草堂诗余》而推“醇雅”，得到了“后人群附和之”对当时的淫亵艳语有一定的冲击，如陈匪石所说：“一洗明代纤巧靡曼之习。”这也是朱彝尊在新的时代下对传统“雅正”观念的一种新的诠释。
（二）确立“浙西词派”之宗旨
朱彝尊开创了足以雄视康乾时代的伟大词派——浙西词派，并被尊为一派之宗主，他的“醇雅”观念是立派之宗旨，也是该派词创作的核心技法之 一。作为宗主的朱彝尊是该派前期的代表，接踵其后的则是中期代表人物厉鹗，他的《〈群雅词〉序》云：“由《诗》而乐府而词，必岂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鹗词宗彝尊，而数用新事，世多未见，故重其富。”郭麐亦云：“国初之最工者，莫如朱竹垞，沿而工者，莫如厉樊榭。”显然厉鹗以“雅”论词，是沿着朱氏“醇雅”词论的道路发展的。继此之后的是浙西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戈载，其《词林正韵 · 发凡》云：“填词大要有二：一曰律，二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戈氏十分注重填词协律的重要性，他所主张的“声律说”是朱氏注重“律吕协音”雅正理论的继续。
总之，于词，朱彝尊虽然起步较晚，然标榜“醇雅”词学观念，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开一代词风，在中国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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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伯俊.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金晓东，陈澔.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564.
[10]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张璋等编撰.历代词话续编（上）[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187.
作者简介：
吕行，男，满族，辽宁绥中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8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 朱彝尊;醇雅;词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9-0006-03
朱彝尊在词学一道，入门较晚，如他在《书东田词卷后》一文中所言“予少日不喜作词，中年始为之”。但从其现在所留存的《眉匠词》一卷，《江湖载酒集》三卷，《静志居琴趣》一卷，《茶烟阁体物集》二卷以及《蕃锦集》一卷等词集来看，其词作在数量上极为可观。此外，他与汪森共同编选的《词综》，既是一部大型的词选集，也是朱竹垞的词学理论集中记载的著作。
在词派传承上，朱彝尊标榜南宋词创作，推崇姜夔、张炎，开创了浙西词派。在词学观念上，标举“醇雅清空”的词风，其以“雅”论词，“目的在于为词学的发展确立思想、艺术的标准”。这一观念成为浙西词派的理论基础和审美标准，是朱彝尊在清词史上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一、朱彝尊“醇雅”词学观的理论缘起
关于朱彝尊“醇雅”论词的研究，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说：“首先我们应当有所认知的，就是朱氏之性格的一点特色。”依照前文所列的朱彝尊词集，朱彝尊虽然作词起步较晚，但用功很勤。朱彝尊又留有《经义考》三百卷，《日下旧闻》四十二卷，《明诗综》一百卷，《瀛洲道古录》《吉金贞石记》《粉墨春秋》等，虽未全部成书，但从所遗留的著述来看，他是“一位在学问方面极为精勤渊博，而且富于深研和反思的学者”。当朱彝尊学可为词之时，他不流于表面，而是真正对词有所专研和反思。作为朱氏词学观念代表的理论—— “醇雅”观的提出自然离不开此种性格的作用。
朱彝尊在词学观念上主张“醇雅”，这和“醇厚雅正”的本意离不开。除此，作为词学理论也自有其渊源，朱氏《词综 · 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水村琴趣〉序》云：“子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黑蝶斋诗余〉序》云：“词莫善于姜夔。” 《解珮令 · 自题词集》云：“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从上述论述看，朱彝尊对词的小令和慢词的两种体式有所探讨，认为北宋和南宋詞体各有所长，尤其对南宋慢词词风进行细致的反思和钻研，他极力推崇南宋姜夔、张炎二人之词。而汪森在为朱彝尊所编选的《词综》作的序中说道：“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
姜夔词风“醇雅”，此后，张炎等词人多效仿之，形成风格类似的“姜派词人群”。朱彝尊在词的创作上极力推崇姜、张，这为他的“醇雅”词学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朱氏的词学观念有先导之功的还有一人，就是被称为“浙派先驱”的曹溶，朱彝尊《〈静惕堂词〉序》云：“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朱氏作为幕僚曾随其“南游岭表”，后又转到云中，直至曹氏退隐。据严迪昌先生《清词史》云：“曹溶确实是朱氏词学创作实践的启导者，朱彝尊是在和曹溶的唱和过程中精通倚声之道的。”作为“同郡年家子”的朱彝尊也深受其“舂容大雅”之词风的影响。朱彝尊的“醇雅”观念，远承姜、张，近习曹溶，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二、朱彝尊“醇雅”词学观的理论内核
（一）雅正
“雅者，正也。”“雅正”是朱彝尊“醇雅”词学理念的主要内涵之一。这种观念源于儒家的思想道德规范和诗教观念以及审美观念，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即“雅正”。在《礼记 · 经解》中，孔子论述：“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此外，《论语 · 子罕》云：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孔子十分注重“雅正”的观念，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理论一直为儒家学派奉为圭臬。对于大力提倡“ 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六经之义，如江河日月，无所不该”的朱彝尊，其为文、为诗和为词都遵循着“六经”。而“六经”又是代表儒家传统思想的经典著作，“宗六经”意味着朱氏对其中所包含的儒家传统思想道德规范和审美观念的接受。如陈廷焯云：“竹垞所选《词综》……一以雅正为宗。”朱氏论词的“雅正”观念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情感上的端正无邪;二是音调上的律吕协音。
1.思想情感端正无邪
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写道：“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朱氏认为作词虽为末技，但也要崇“雅”，贬斥“淫声”，与儒家传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抒发中正平和之情的主旨相契合。又有《词综 · 发凡》云：“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朱氏所认为的艳词，“就其狭义者言，乃是专指一些写得淫亵而秾艳的作品而言”。朱氏借写艳词堕“犁舌地狱”之语表明其对淫亵俗语之词的反对。此外，他在《〈群雅集〉序》中云： “予名之曰《群雅集》，盖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在《〈乐府雅词〉跋》中云： “盖词以雅为尚。”这都是朱氏以“雅”论词，主张“雅正”的体现。 朱竹垞为丁炜《紫云词》所作的序中论及“词则宜于宴嬉娱乐以歌咏太平”。词应当“宴嬉娱乐”，是用作“歌咏太平”的工具。朱彝尊此时所提出的这种词学观念类似于词兴起初期“词是歌儿舞女，娱宾遣兴之作”的观念，这是向传统词学观念退化的表现。但从更深层次思考，词当“歌咏太平”，这是朱彝尊所倡导的为文当“宗六经”，“鼓吹”盛世“元音”意图之所在。他想要借助儒家经典中所倡导的“温柔敦厚”诗教观念和“思无邪”的原则去清除词坛中所存在的如朱彝尊《词综 · 发凡》所指出的“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现象，这是他向儒家“雅正”的传统观念的回归。
2.音调上注重律吕协音
词是一种与音乐十分密切的文体，需要配乐演唱。每首词都有一个词牌以定曲调，并且填词要协律，只有文词优美、律吕协音的词作，演唱起来才会优美動听。历代词作家对于协律的重视，从李清照对苏轼等人“以文为词”做法的批评中就可见一斑。她的词学理论著作《词论》云：“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词作家填词作曲都十分注重律吕谐音，欧、苏等人之词往往不协音律，被认为是没有加标点句读的诗。
朱彝尊作词十分讲究词律，这也是他推崇宋词以及姜夔和张炎的重要原因。他在《〈群雅集〉序》云：“宋之初，太宗洞晓声律，制大小曲，及因旧曲造新声……徽宗以大晟名乐，时则有若周邦彦、曹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宫调，无相夺伦者也。泊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学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而姜夔审音尤精。” 他认为在宋朝，上至皇帝下至臣子，皆洞晓音律，“姜夔审音尤精”。而在张炎的《词源》中开篇就强调“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词之作必须合律”的主张。朱氏在上文所提到的《〈群雅集〉序》中的论述，显然表明他继承了张炎的理论观点，并且沿袭了姜夔“声中律吕”“审音尤精”的特点。朱彝尊注重律吕协音，主张词律要符合创作规范以体现“雅正”的论词理念。
（二）高雅
高雅是一种较高的审美艺术品味，“由于它要求审美接受者所达到的艺术造诣、欣赏层次较高而不能为大多数接受者所认同，具有脱离下层的欣赏能力和欣赏习惯的特点”。高雅艺术从来都不是大众化的，高雅的艺术作品也从来都只为少数人所接受，它要求接受者要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并且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能够来接受这种高雅脱俗的艺术风格，只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内流传，有着“孤芳自赏”的意味。这是他保持高端精品优势的必要条件，却也制约着它的进一步传播发展。
词的起源，与里巷歌谣、民间俗曲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中夹杂着俚俗的色彩。词的“雅”化，就是去俚俗的过程，经过唐末五代、北宋文人的改造，词中俗气逐渐淡化，但其风格与诗歌仍然判然有别。使词具有“高雅”品味，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姜夔，他“审音尤精”，长于雅乐，以雅乐入词，洗却词中秾丽纷杂之气。在“词的意境，风格上融入清拔绝俗的诗性韵味”，呈现出“清空骚雅”的风格特征。
推崇姜夔作词的朱彝尊，以高雅为武器，将矛头直指明末以来词坛上所风靡的由《草堂诗余》带来的迎合世俗口味的俚俗倾向，将高雅作为词体理想境界的体现。他在《书绝妙好词后》中云：“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其中《激楚》《阳阿》和《巴人》都出自宋玉的《对楚王问》，宋玉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为喻，显示出两种作品高雅、低俗之别。朱彝尊借此把《草堂诗余》视为“巴人”一类，指出《诗余》所具有的低俗之气。朱彝尊此时提倡高雅就是使词体摆脱“流俗”风格，进而回归到雅文学的阵营。
三、朱彝尊“醇雅”词学观的文学价值
朱彝尊作为清初词坛大家，一派之宗主，提倡“醇雅”的词学观念，主张词的创作要注重情感的雅正端庄，还要重视律吕协音，提倡词要高雅，又要免于流俗，蕴藏着丰富的文学价值。这种带有“温柔敦厚”诗教观意味的词学理念，是词体向雅文学观念的复归，也是对词坛风气的修正，更是成为一派的创作宗旨。
（一）矫正秾丽艳俗之风，重申传统“雅正”观念
朱彝尊倡“醇雅”，斥《草堂》之俗，对清初词坛秾丽艳俗之风气有一定的矫正作用。对于词坛所流行的《草堂诗余》，朱彝尊极度鄙视，并且加以抨击，甚至“以雅正为鹄的”， 编选《词综》以取代《草堂诗余》。《词综 · 发凡》云：“ 《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流传耳目，庸陋取议”。又于《〈乐府雅词〉跋》中写道：“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由是观之，在朱氏看来，《草堂诗余》之作“不堪入目”，并且毫无“雅”言，当废黜。关于朱氏对于《草堂诗余》的评论是否恰当，在本文中姑且不谈，但朱氏痛贬《草堂诗余》而推“醇雅”，得到了“后人群附和之”对当时的淫亵艳语有一定的冲击，如陈匪石所说：“一洗明代纤巧靡曼之习。”这也是朱彝尊在新的时代下对传统“雅正”观念的一种新的诠释。
（二）确立“浙西词派”之宗旨
朱彝尊开创了足以雄视康乾时代的伟大词派——浙西词派，并被尊为一派之宗主，他的“醇雅”观念是立派之宗旨，也是该派词创作的核心技法之 一。作为宗主的朱彝尊是该派前期的代表，接踵其后的则是中期代表人物厉鹗，他的《〈群雅词〉序》云：“由《诗》而乐府而词，必岂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鹗词宗彝尊，而数用新事，世多未见，故重其富。”郭麐亦云：“国初之最工者，莫如朱竹垞，沿而工者，莫如厉樊榭。”显然厉鹗以“雅”论词，是沿着朱氏“醇雅”词论的道路发展的。继此之后的是浙西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戈载，其《词林正韵 · 发凡》云：“填词大要有二：一曰律，二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戈氏十分注重填词协律的重要性，他所主张的“声律说”是朱氏注重“律吕协音”雅正理论的继续。
总之，于词，朱彝尊虽然起步较晚，然标榜“醇雅”词学观念，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开一代词风，在中国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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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行，男，满族，辽宁绥中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8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