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许多美丽有趣的地方，七宝就是这样一块“魅地”。撇开古镇的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和饮食文化不谈，三百年来，它的“虫文化”就像一块大翡翠光照江南。
　　 蟋蟀，古称促织、吟蛩、王孙，北方称蛐蛐，江南叫“裁节”（赚积），统而简称为“虫”。
　　国人玩虫，论时间，始于唐；论名头，江南七宝最盛。金秋十月，由闵行区收藏协会与七宝古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上海金秋蟋蟀俱乐部和上海联讯广播电视科技有限公司协办，“蟋蟀草堂”和中华蟋蟀第一网承办的“首届上海七宝‘联讯杯’蟋蟀文化节”在七宝镇开幕，笔者受邀，躬逢盛举，乃于10月1日参加了“蟋蟀草堂”的开幕式。
　　
　　虫文化前辈话七宝
　　
　　曾被贬作“赌具”的蟋蟀，其实是一项雅俗共赏的传统文化，真所谓“上得了庙堂，下得了江湖”，上自天子，下至蚁民，如果说有一项活动无分贵贱，那就是“斗蟀”，上海人叫“斗裁节”， “斗裁节”选在七宝、选在著名的“蟋蟀草堂”也算得其所哉了。
　　蟋蟀草堂，典型的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入门前厅，青砖铺地，桌、几、案、壁——到处是历年蟋蟀名将的标本，“铁砂青”、“狗蝇黄”、“草紫黄”、“青大头”、“紫三色”……爱虫的人，走进前厅便有“厮杀”的激情激荡胸中。
　　走过曲波长廊就是楼厅，10月1日的“蟋蟀草堂”熙熙攘攘，名流荟萃，然三六九等中，今天最专业、最具话语权的无疑是上海“虫文化”的泰斗级前辈李嘉春先生。
　　李嘉春先生今年79岁了，但鹤发童颜，精神爽朗，幼年家境富裕，12岁即接触“虫文化”，他说他有两个老师，一为“奇书”，苏州地摊淘得的同治年间蟋蟀经典《王孙经补遗》（锡山无闷道人著），此书于“裁节”的鉴别、调养、斗口、习性，谈前人所未谈，见同人所未见，实乃一等海内奇书；二为“奇人”，李嘉春的蓄虫老师就是天津奇人“王清尘”，王清尘的父亲是清宫大内的养虫师，李嘉春的丈人乃沪上“四大小开”之一，交友极广，王清尘既受“小开”供养，对李嘉春的传授也就特别尽心，奇人加奇书，李嘉春后来成为虫界宿彦当非偶然。
　　说起七宝的虫文化，李嘉春如数家珍——
　　中国民间斗蟋蟀之风的兴起，开始于唐代天宝年间。到了南宋，连朝廷中的达官贵人也趋之若鹜，当时的宰相贾似道就是一个蟋蟀“超级粉丝”。他在西子湖畔专门营造的别墅“半闲堂”，不是美人的金屋，而是供他大斗蟋蟀的“讲武堂”。后来，他居然成为一名蟋蟀研究专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蟋蟀研究专著《促织经》，专门研究蟋蟀的品种、调养和斗法。
　　到了明代宣德年间，“虫”竟然风靡全国，连明宣宗在宫中也“不可一日无此君”。
　　我们非常熟悉的《济公斗蟋蟀》和《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可以作为宋、明两代斗虫成风的佐证。
　　到了清代，宫中虫文化更加盛行，以至于“京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了。
　　至于七宝蟋蟀，最早见载于清代道光年间顾学钟所辑的《蒲溪小志·风俗》：“俗至秋深则斗蟋蟀，冬令则把鹌鹑，藉兹挥金博彩，以争胜负。”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七宝的蟋蟀文化是社会繁荣的体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七宝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七宝蟋蟀能在中国蟋蟀文化中占有一页，本身也说明了具有个性文化的象征。关于七宝的蟋蟀有一段瑰丽的传说，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驻跸松江。南方官员星夜进贡一批各地良种蟋蟀，在途经七宝时马匹失蹄，马车倒地，进贡的蟋蟀成千上万地逃逸，从此七宝便留下良种蟋蟀。
　　不管这个传说真实与否，至少印证了七宝的蟋蟀的确是久负盛名，集江南各地良种蟋蟀之大成，这样的传说为七宝的蟋蟀文化贴上了一层金箔。
　　说到这里，闵行收藏研究会会长张军延插话说，上海七宝蟋蟀至今被虫迷奉为土虫之极品，有着深厚的蟋蟀文化之根底，论虫品，七宝的“铁砂青”，最负盛名。
　　蟋蟀草堂通过对历代蟋蟀文化的归纳和挖掘，每年都组织游客观看斗蟋蟀比赛，让大家在参观和参与之中，更多地了解斗蟋蟀这一古老的民间娱乐，同时蟋蟀草堂也“反赌博、反低俗”，坚持数年，形成风气。
　　
　　“这里正发生一场奇怪的战争！”
　　
　　“这里正发生一场奇怪的战争！”——这是一群老外观看开幕式后蟋蟀大战的惊呼。
　　七宝镇党委书记马顺华介绍，经镇政府的盛情邀请，今年来七宝观摩“蟋蟀文化节”的外国游客特别多，既有德国电视台的记者，也有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和瑞士的记者和自由摄影师、民俗研究专家和小动物爱好者，他们聚集在名镇七宝，聚集在蟋蟀草堂，对一种内涵无比丰富的昆虫战争，既困惑，又兴奋，大屏幕上正展示着异常激烈甚至惨厉的打斗，受到了感染，大群老外也像中国人一样挥着拳头大喊大叫，甚至跺着脚唾沫横飞，来自瑞士的斯特朗小姐大概受到了特别的刺激，在看到一只名为“油黄”的名将把另一只“青三色”高高举起（霸王举鼎）时，竟然打开手机激动地对亲友直播：“……这里，正在发生一场奇怪的战争！有一种昆虫在战斗，但是，大群大群的人比昆虫还要兴奋……”
　　这就是蟋蟀的感染力，也是特殊文化的感染力，马顺华说，政府正在酝酿、筹备虫文化的“联合国非物质文化申遗”，历史如此悠久且独特的传统文化，没有理由不向世界传播。
　　七宝是上海西南郊区极少的几个千年古镇之一，每年秋风乍起，成千上万的虫迷们便潮水般涌了过来，无论白天黑夜，七宝田野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们沾满泥水的身影。他们孜孜以寻的，是被虫迷们视为土虫之冠的七宝“铁砂青”。这种蟋蟀，出土时全身的肉都是白色的，六足正青，项圈上好像铺了一层铁砂，所以得了这么个名字。等到白露时候，“铁砂青”便银光照体，骁勇善战，叫声洪亮，成为三秋大将。
　　任何一本新编虫谱上，只要谈及名品，“铁砂青”必然榜上有名。从解放前李石孙编纂的《蟋蟀谱》上，我们可以一睹此虫的威风：铁砂种类实堪夸，项有兰花铺铁砂。若配白牙真上品，擎旗斩将别争花。
　　小蛐蛐能培养大文化。根据上海市蟋蟀研究会统计的资料，上海市拥有50万蟋蟀爱好者大军，居全国之首。市内所有的花鸟市场一到秋季，问津蟋蟀的人群终日熙熙攘攘，可见这小虫不但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且正在向80后、90后人群扩展。
　　小蛐蛐能培养大文化。在李嘉春先生看来，蟋蟀有“五德”，曰：守信、立勇、忠贞、知耻、识时。这恰恰是现代国人最最缺乏的。“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逢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宁死疆场，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
　　人要向虫学习，李嘉春风趣地说，论“守信”，如今各行各业欺诈盛行，宁不愧乎？论立勇，当下白昼行恶者，行人视若无睹，宁不愧乎？论知耻，世人早已笑贫不笑娼，黑白是非全被颠倒，还谈什么耻字?至于“忠贞”、“识时”就更别谈了，我们借虫反思，见贤思齐，才是推广虫文化的意义啊！
　　有翻译在场，众多老外听了李先生的妙论后和游客一起热烈鼓掌，蟋蟀草堂，人虫和谐，金风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