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城市的中小学都建有一所校办工厂，工厂规模不大，产品相对也简单，既成为学生勤工俭学的基地，又能为学校带来一定的收益。
　　从上小学开始，我们就在校办工厂参加劳动，印象最深的是中学时代的校办工厂。
　　校办工厂坐落在教学楼左侧的平房里，三四间教室大小的平房被分为两个车间，另有两间办公室和库房。当时的校办工厂生产两种产品，简易变压器和吹塑玩具。学生的主要工作是缠绕变压器的漆包线线圈。三四排工作台分列两排，学生坐在那像在缝纫机上绕线一样，左手执线，右手摇转，将细如发丝的漆包铜线排列整齐地缠绕在磁芯上。这种劳动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要求精心仔细，熟练高速。每一个学生一天缠绕多少个磁芯是有数量要求的。
　　吹塑玩具车间是将印有花纹图案的彩色塑料布用热合机压烫成动物等形状，然后下一道工序的同学剪去边边角角，充好气后放在水池中按下，检验是否漏气。这种简易的玩具现在市场上基本见不到了，但在玩具奇缺的70年代却是相当廉价、相当热销的大众玩具。
　　校办工厂作为学生的劳动基地，其实没有什么知识可学，主要是干些简单的重复性劳动。学生上下午倒班，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每年两三个月时间不等，并没有任何报酬可言。当时的学生、家长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
　　校办工厂的负责人是一位50多岁的工人王师傅。他主要负责营销，和学生的接触不多。王师傅给人的印象是精明干练，沉稳低调，偶尔见到他，总是吸着烟思考着什么，很少见他说话，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学校显得有些鹤立鸡群。他应该是一位能人，因为校办工厂在他的经营下效益不错，居然买了一辆二手的客货两用车，他每天开着这辆车上下班，进料销货跑业务。一所中学能买得起汽车，这在当年是极为罕见的。王师傅虽然不大说话，但他人缘不错，从学校领导到普通教师都对他十分尊敬。王师傅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只是干好自己分内的事，对人既保持距离，又彬彬有礼。在学校他的威信似乎仅次于校长，其中的原因，我猜想，一方面是他把校办工厂经营得有声有色，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效益，又有一辆汽车可用，教职工有点什么事都会有求于他;另一方面，王师傅为人朴实随和，不掺和事，不耍威风，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校办工厂直接负责学生的是董老师，一位50多岁、高高胖胖、教学水平相当高的女老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几年以后，我们的学校恢复为重点中学，董老师马上就回到一线教学岗位，成了高中毕业班的把关老师。董老师为何到了校办工厂，不得而知。她不苟言笑，过于认真、过于严厉，多数同学都很怕她。
　　倒是校办工厂的两个年轻师傅和同学们的关系更为融洽。他们都在二十出头的年龄，一男一女，因病留城在校办厂干临时工。这两个师傅都是偏于传统、有些古板的文学青年，尤其是那位男师傅，白白净净，戴着一副深度的黑边眼镜，沉稳老实，显得有些木讷。有一次，在校办工厂劳动时，我偷偷地把借来的《红与黑》带到学校，在小库房里偷着看。没留神被小师傅抓着了，“好啊！看黄色小说，哪来的？”我吓得不知所措，支支吾吾说是从邻居家借的。“这种书是毒草，你知道不知道？小小年纪看这种书，中毒怎么办？”我说书我还没看，不知道是毒草，央求他把书还我，并发誓赌咒：保证不看了，回去就还给人家。小师傅看了看我说：“看你挺老实的，这件事就不告诉你们老师了，可书我得没收两天，看看是不是毒草，过两天审查完了再还你。记住了，这种书不能传播，别跟别人乱讲！”
　　正看得入迷的《红与黑》就這样被年轻师傅没收了，那两天，我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怕书真的给没收了，回家没法交代。还好，两天以后师傅果然没有食言，还书的时候还嘱咐道：“这种书你最好别看，小心中毒，以后借了什么书，我先帮你审查一下。想看书，有合适的我借给你。”态度竟然十分友好，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后来我才明白，这位年轻师傅敢情是拿着《红与黑》自己先看去了，几十万字厚厚的一本，他竟在两天之内看完了，读书效率不可谓不高。这以后，我们亲近了许多。在当年禁锢文学、无书可读的年代里，我们交换过几本文学名著，我第一次读《牛虻》就是那位年轻的师傅偷偷借给我的。
　　学生在校办厂无偿劳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76年，我上初中二年级，临近放暑假的某一天，老师突然宣布了一个通知，校办工厂要在假期挑选一些同学参加劳动，与平时不同的是，暑期劳动不白干，适当地发点报酬、津贴，学校补助每个同学一天三角钱。这个消息让同学们兴奋异常，大家纷纷报名，选来选去，我有幸入选。
　　当年的三角钱是个什么概念？能看6次5分钱一场的学生场电影，能买10根水果冰棍儿、小豆冰棍儿，能喝两小瓶山海关汽水……总之，能实现一个初中生平时难以实现的诸多愿望。而最为吸引人的是，每天都能有三角钱的收入，干满一个暑假，就能挣十块多钱，这在40多年前，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意外之财。别人的情况不清楚，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零花钱，尤其是这笔钱的意义不同以往，它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得来的，完全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这种暑期有偿劳动的诱惑力之大，足以让贪玩成性的我们放弃渴望已久的快乐假期。
　　当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拥有一双回力鞋，它比我现在渴望拥有一辆名牌轿车的愿望还要强烈十倍。踢球打弹，蹦跳跑步，脚下能有一双“回力”是件多么体面的事。俗话说：“脚下没鞋穷半截。”这双鞋，对于我，指的就是心仪已久的回力鞋。
　　那时候，上海生产的前进牌回力鞋在商场里很难见到，属于相当紧俏的商品，只有天津生产的双钱牌回力鞋偶尔才能买到。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它当年的价格：8元6角钱，与当时一瓶茅台酒的价格相同，却比普通的球鞋要贵出两三倍。
　　一个初中生，穿一双回力鞋，多少有点奢侈。我不好意思向家里张口，决定自己一点点地存钱实现这个梦想。
　　在那个年代，普通家庭的孩子哪来的钱？最多是父母偶尔给的早点钱和少得可怜的一点零花钱。为了这双鞋，我勒紧裤腰带，一点点地从牙缝里抠，经常省下早点钱饿着肚子去上学。天再热也舍不得吃一根冰棍儿，嘴再馋也强忍着不买零食，一分一角地积攒着。日积月累，成效却不大，即使只进不出，一分钱不花，父母给的零花钱也十分有限，手里存的那点分分角角距离买一双回力鞋还相去甚远。
　　这一次终于有了机会，通过暑期劳动能满足我的愿望。我每天早早地就来到学校，在酷暑闷热中干得十分起劲。到了下午收工时，我在心里暗自盘算着：干了一天，又进账3角了，这样下去，离8.6元的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半个月下来，校办工厂给同学们结算了一次补助费，攥着那来之不易的几块钱，心里就别提多高兴了。手里的钱已足够买一只鞋了，再坚持一段时间，回力鞋就将成双配对，归我所有。我憧憬着，期待着，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到学校参加劳动。
　　可是做梦也想不到，干了不到一个月，7月28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彻底毁灭了我的梦想。
　　7月下旬，天津的天气闷热难挨，晚上躺在床上昏昏沉沉难以入睡。28日凌晨，我从梦中被母亲拖到地上，睁眼一看，墙和屋顶裂开了一条大缝，从缝隙中看见夜空中闪着一道道白光，屋里的东西七倒八歪，外面传来一阵阵轰鸣和喊叫声。我第一个反应是可能发生了战争，难道我们挨了原子弹氢弹什么的轰炸？睡意蒙眬，糊里糊涂，就听母亲说是地震了。我们惊慌失措地跑到门外一看，二层楼的外墙已经掀倒在马路上，砖瓦灰土积满了街道。顷刻之间，四周的楼房变成了残垣断壁的废墟。我们漫无目的地找到一条较为宽阔的马路，坐在边道上一直熬到了天色大亮。
　　第二天一大早，我不顾家人的反对，踩着遍地的碎砖头，仍然按时来到了校办工厂。学校早已是一片狼藉，寂静无声，哪还有老师和同学的影子？
　　传达室一位值班的老师见到我，一脸惊讶：“干什么？来劳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来劳动？这么大的地震，校办工厂肯定停工了，赶快回家吧！回家吧！”
　　我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极不情愿地走出校门。她哪知道，我并不愿意大热天闷在屋子里干活，我是舍不得那一天3角钱的工钱！
　　一场大地震，让我拥有一双回力鞋的梦想成了泡影，唯一一次在校办厂打工挣钱的机会失去了。
　　初中的三年，在校办工厂劳动的日子，是我中学时代不可磨灭的一段记忆。
　　1977年恢复高考后，董老师回到了教学岗位，两位年轻师傅也考上了大学，而校办工厂在王师傅的经营下，效益仍然不错。高中两年，冲刺高考，学校供应学生的早点，其中的豆浆始终是由校办工厂免费提供。这一点，我记忆犹新，感念至今。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