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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领保联络员建立安全联防机制，为一线领事官员开展工作提供支撑，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案件的处置效率
律师张志远有些“分裂”。
大多数时候，他是德国豪埃森律师有限公司的合伙人，曾经带领团队帮助大型中资企业赴德投资并购。
但有时，走出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统一广场一座大楼28层的办公室，他需要与“被德国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中国女性”长谈帮助其恢复人身自由，或者仔细研究“一个被火车撞得面目全非的中国留学生的尸体照片”只为找出其死因……
这种反差源于他自2012年开始拥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名誉领事保护联络员”（以下简称“领保联络员”）这一身份。
“总领馆管辖面积大而人手有限，在提供及时、有效的领保服务方面面临着挑战。”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王顺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领保联络员机制的建立，是对“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工作理念的践行和创新。
自2012年6月以来，共有40多位旅德华侨华人受聘于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成为领保联络员。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人脉资源丰富，迄今已为50多起案件当事人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帮助。
靠什么改变“小马拉大车”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领区下辖德国西、南部巴符、黑森、莱法和萨尔四州，面积约占全德四分之一。辖区内有华侨3万人，留学生约13000 人，中资机构人员1万多人。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接案并处理领事保护案件90余起，其中包括9起侨胞和留学生意外事故伤亡案件;2015年，该馆处理领事保护案件60余起，包括10起意外事故伤亡案件。
可是，该馆领事部只有7人，专职负责领事保护工作的只有1人。领区面积大，人手不足，王顺卿和他的同事们在工作中时常有鞭长莫及的“无力感”。
长期从事领事保护研究的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夏莉萍对此深表理解。
2015年年底，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官员在接受她访谈时表示，当前领事保护中心遇到的最大难题并不是经费，而是案件量太大，难以应对。
“2016年2月，我得知外交部拟在未来几年内将部内人员编制由现在的5000多人扩大到约1万人。”夏莉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增加外交投入是缓解当前领事保护供需矛盾的一条途径，要改变“小马拉大车”的局面，还需要创新工作机制。
王顺卿告诉本刊记者，過去几年，领保联络员机制在处理突发案件和预防性领事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借由领保联络员建立安全联防机制，可为一线领事官员开展工作提供支撑，同时进一步提高案件的处置效率。”
一对湖南籍夫妇在欧自驾游期间财物被盗，身无分文又语言不通的两人焦急万分。事发地相距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有400多公里，远水难解近渴。“一名湖南籍领保联络员便找到其在事发地的朋友以及当事人在国内的家人，提供了应急帮助。”王顺卿说。
据他介绍，聘用领保联络员的主要原则是，受聘人应具备相应的意愿和能力，比如，乐于助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比较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等。同时，地域分布要科学、合理。
上述湖南籍领保联络员是德国湖南同乡会会长李先秋。上世纪90年代在德国打工，“并不知道‘领事保护’为何物”，他就曾无偿为一位家境贫困却在德国遭遇交通事故而亡的湖南老乡办理后事。
随着旅德游客增多，“当时领事保护遇到的最大难题并不是经费，而是案件量太大，难以应对。图为中国游客在德国汉堡附近参观俾斯麦故居
“从职业来看，目前担任我馆领保联络员的有中餐馆老板、旅行社经理、商贸公司经理、侨社负责人、中文学校校长、大学教授等。”王顺卿告诉本刊记者。
领保联络员的职业分布也有“学问”。比如，有数据显示目前在德国的20万华人中有超过60%的人从事与中餐业相关的工作。遍布在德国各地的中餐馆和中餐快餐店超过8000家。中餐业者也是德国众多华人社团的基础。
“考虑到领保案件涉及法律问题较多，我馆还专门聘请了几位华人律师担任领保联络员。”王顺卿说。
来德国已十余年的张志远就是其中一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律师的特殊身份有利于协助使馆完成领事较难完成的工作，比如从检察院或警察局调阅原始卷宗。
走下去的动力
于是，律师张志远就遇到了“被德国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中国女性”。
这位中国女性遭德国丈夫故意激怒，歇斯底里，发火大叫乱砸东西。警方认定其行为为婚内暴力，将其送进精神病院，并剥夺了孩子的抚养权。
尽管令人同情，但实施援助却比较困难。张志远告诉本刊记者，“首先，这类事件发生在家庭内部，没有旁证，中国妻子语言不通，法律知识淡薄，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华裔律师执业领域多为经济法和商法，对婚姻法难言精通。”
张志远第一时间代当事人寻求妇女保护组织和婚姻律师的帮助。“如果当事人和律师沟通有问题或不能理解相关法律文件，我会尽量提供帮助。”在他的努力下，上述中国女性恢复人身自由，但因经济条件差等因素，她最终未获孩子的抚养权。
德国中餐协会会长胡允庆作为领保联络员的遭遇之一也同样棘手。
几年前，一名旅德华人在圣诞节前夕去蒸桑拿，而后直接跳进冷水池，造成脑充血，送医后被诊断为脑死亡。而从医院确认“无法救活，无法康复”那一刻起，德国保险公司将不再支付费用。
在等待患者家属赴德期间，胡允庆“与保险公司协商，延长了保险时间”。患者父母坚持包机将其送回国救治，善心人士、保险公司和家属共同承担了6万多欧元（约合人民币44万元）的包机费用。 还有一位湖南籍博士留学生自杀身亡，亲属却拿不出赴德为其处理后事的机票，领事馆找到李先秋寻求帮助。
“我随即在当地中文媒体和微信群里发动湖南同乡及华人社区的朋友进行捐款。仅用了四天时间，就筹集到约合人民币16万元的善款。”李先秋说。
王顺卿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几年，联络员机制在处理突发案件和预防性领事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夏莉萍看来，类似“领保联络员”这样的驻外使领馆与当地华人华侨的合作机制，“是对领事保护方面投入不足的有效补充。”
但张志远偶尔也会接到令人“哭笑不得”的求助电话。有人问“房东要涨50块房租，还每天查看厨房，嫌我擦得不干净，这是歧视吗？”还有人问“我逃票被抓，检票人员为什么对我态度特别差？”并要求其“快来摆平他。”
更有爱莫能助的“无力感”和难获理解的“失落感”经常袭来。
张志远曾接手一例旅德华人疑似食用野菜死亡案，前后总共申请了三次死亡原因鉴定，并和警方及检察院进行了大量沟通。“如果按每小时300欧元（约合人民币2200元）的最低收费标准来计算，我和同事的工作量大概在五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7万元）。”
“可惜最后也没能证明这是一起医疗事故。”他告诉本刊记者。有受害人家属情绪失控，便骂领馆不帮忙，骂律师无能。
更有同行问张志远：“你和那些搞餐饮、批发、搞旅游的，还有外嫁女和留学生搞在一起图什么？他们既不能成为你的客户，也无助于提高人际交往的层次。”
“走下去的动力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说。
1：130000与1：5000
担任领保联络员以来，张志远“与超负荷工作的领事们有了很多共同话题，能感到他们的工作不易。”
李先秋也经常在法兰克福机场，“看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半夜三更还在解决问题。”
另一位领保联络员，德国文成华侨华人联谊会会长余光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領事们告诉我，有任何关于同胞的困难，二十四小时随时联系他们。”有一次去领馆办事，他看到领事们从使馆里面跑着出来，赶去处理案件。
在夏莉萍看来，领事保护中的“供需矛盾”并非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独有。“我国大约有600名驻外领事官员，平均每名领事官员要负责处理大概13万名在外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事务。”她告诉本刊记者。
而另一组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1个美国领事官员仅服务5000个对象，日本1万多，俄罗斯1.2万，英国约3万。
2017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大使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人手很不够，大量缺编。24小时都要坚守阵地完成任务，工作人员也是比较辛苦的。”
“无论是人员配置还是现在的工作方式，都远远跟不上形势。目前我们的政府、外交部也在研究扩编人员、改进工作方式，利用一些手段让我们的工作能跟上形势变化，”史明德说，这些当然需要钱、需要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2016年11月，来自23个国家的27名华人华侨来到中国接受外交部组织的“领保联络员”培训。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杨舒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外交部已经在20个国家的中国使领馆启动“领保联络员”制度试点。
夏莉萍表示，要有效解决中国领事保护需求与外交投入之间的矛盾，不仅需要增加外交投入，还要继续发挥现有的多方参与和合作的领事保护预防和处理机制。
律师张志远有些“分裂”。
大多数时候，他是德国豪埃森律师有限公司的合伙人，曾经带领团队帮助大型中资企业赴德投资并购。
但有时，走出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统一广场一座大楼28层的办公室，他需要与“被德国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中国女性”长谈帮助其恢复人身自由，或者仔细研究“一个被火车撞得面目全非的中国留学生的尸体照片”只为找出其死因……
这种反差源于他自2012年开始拥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名誉领事保护联络员”（以下简称“领保联络员”）这一身份。
“总领馆管辖面积大而人手有限，在提供及时、有效的领保服务方面面临着挑战。”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王顺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领保联络员机制的建立，是对“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工作理念的践行和创新。
自2012年6月以来，共有40多位旅德华侨华人受聘于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成为领保联络员。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人脉资源丰富，迄今已为50多起案件当事人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帮助。
靠什么改变“小马拉大车”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领区下辖德国西、南部巴符、黑森、莱法和萨尔四州，面积约占全德四分之一。辖区内有华侨3万人，留学生约13000 人，中资机构人员1万多人。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接案并处理领事保护案件90余起，其中包括9起侨胞和留学生意外事故伤亡案件;2015年，该馆处理领事保护案件60余起，包括10起意外事故伤亡案件。
可是，该馆领事部只有7人，专职负责领事保护工作的只有1人。领区面积大，人手不足，王顺卿和他的同事们在工作中时常有鞭长莫及的“无力感”。
长期从事领事保护研究的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夏莉萍对此深表理解。
2015年年底，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官员在接受她访谈时表示，当前领事保护中心遇到的最大难题并不是经费，而是案件量太大，难以应对。
“2016年2月，我得知外交部拟在未来几年内将部内人员编制由现在的5000多人扩大到约1万人。”夏莉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增加外交投入是缓解当前领事保护供需矛盾的一条途径，要改变“小马拉大车”的局面，还需要创新工作机制。
王顺卿告诉本刊记者，過去几年，领保联络员机制在处理突发案件和预防性领事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借由领保联络员建立安全联防机制，可为一线领事官员开展工作提供支撑，同时进一步提高案件的处置效率。”
一对湖南籍夫妇在欧自驾游期间财物被盗，身无分文又语言不通的两人焦急万分。事发地相距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有400多公里，远水难解近渴。“一名湖南籍领保联络员便找到其在事发地的朋友以及当事人在国内的家人，提供了应急帮助。”王顺卿说。
据他介绍，聘用领保联络员的主要原则是，受聘人应具备相应的意愿和能力，比如，乐于助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比较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等。同时，地域分布要科学、合理。
上述湖南籍领保联络员是德国湖南同乡会会长李先秋。上世纪90年代在德国打工，“并不知道‘领事保护’为何物”，他就曾无偿为一位家境贫困却在德国遭遇交通事故而亡的湖南老乡办理后事。
“从职业来看，目前担任我馆领保联络员的有中餐馆老板、旅行社经理、商贸公司经理、侨社负责人、中文学校校长、大学教授等。”王顺卿告诉本刊记者。
领保联络员的职业分布也有“学问”。比如，有数据显示目前在德国的20万华人中有超过60%的人从事与中餐业相关的工作。遍布在德国各地的中餐馆和中餐快餐店超过8000家。中餐业者也是德国众多华人社团的基础。
“考虑到领保案件涉及法律问题较多，我馆还专门聘请了几位华人律师担任领保联络员。”王顺卿说。
来德国已十余年的张志远就是其中一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律师的特殊身份有利于协助使馆完成领事较难完成的工作，比如从检察院或警察局调阅原始卷宗。
走下去的动力
于是，律师张志远就遇到了“被德国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中国女性”。
这位中国女性遭德国丈夫故意激怒，歇斯底里，发火大叫乱砸东西。警方认定其行为为婚内暴力，将其送进精神病院，并剥夺了孩子的抚养权。
尽管令人同情，但实施援助却比较困难。张志远告诉本刊记者，“首先，这类事件发生在家庭内部，没有旁证，中国妻子语言不通，法律知识淡薄，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华裔律师执业领域多为经济法和商法，对婚姻法难言精通。”
张志远第一时间代当事人寻求妇女保护组织和婚姻律师的帮助。“如果当事人和律师沟通有问题或不能理解相关法律文件，我会尽量提供帮助。”在他的努力下，上述中国女性恢复人身自由，但因经济条件差等因素，她最终未获孩子的抚养权。
德国中餐协会会长胡允庆作为领保联络员的遭遇之一也同样棘手。
几年前，一名旅德华人在圣诞节前夕去蒸桑拿，而后直接跳进冷水池，造成脑充血，送医后被诊断为脑死亡。而从医院确认“无法救活，无法康复”那一刻起，德国保险公司将不再支付费用。
在等待患者家属赴德期间，胡允庆“与保险公司协商，延长了保险时间”。患者父母坚持包机将其送回国救治，善心人士、保险公司和家属共同承担了6万多欧元（约合人民币44万元）的包机费用。 还有一位湖南籍博士留学生自杀身亡，亲属却拿不出赴德为其处理后事的机票，领事馆找到李先秋寻求帮助。
“我随即在当地中文媒体和微信群里发动湖南同乡及华人社区的朋友进行捐款。仅用了四天时间，就筹集到约合人民币16万元的善款。”李先秋说。
王顺卿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几年，联络员机制在处理突发案件和预防性领事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夏莉萍看来，类似“领保联络员”这样的驻外使领馆与当地华人华侨的合作机制，“是对领事保护方面投入不足的有效补充。”
但张志远偶尔也会接到令人“哭笑不得”的求助电话。有人问“房东要涨50块房租，还每天查看厨房，嫌我擦得不干净，这是歧视吗？”还有人问“我逃票被抓，检票人员为什么对我态度特别差？”并要求其“快来摆平他。”
更有爱莫能助的“无力感”和难获理解的“失落感”经常袭来。
张志远曾接手一例旅德华人疑似食用野菜死亡案，前后总共申请了三次死亡原因鉴定，并和警方及检察院进行了大量沟通。“如果按每小时300欧元（约合人民币2200元）的最低收费标准来计算，我和同事的工作量大概在五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7万元）。”
“可惜最后也没能证明这是一起医疗事故。”他告诉本刊记者。有受害人家属情绪失控，便骂领馆不帮忙，骂律师无能。
更有同行问张志远：“你和那些搞餐饮、批发、搞旅游的，还有外嫁女和留学生搞在一起图什么？他们既不能成为你的客户，也无助于提高人际交往的层次。”
“走下去的动力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说。
1：130000与1：5000
担任领保联络员以来，张志远“与超负荷工作的领事们有了很多共同话题，能感到他们的工作不易。”
李先秋也经常在法兰克福机场，“看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半夜三更还在解决问题。”
另一位领保联络员，德国文成华侨华人联谊会会长余光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領事们告诉我，有任何关于同胞的困难，二十四小时随时联系他们。”有一次去领馆办事，他看到领事们从使馆里面跑着出来，赶去处理案件。
在夏莉萍看来，领事保护中的“供需矛盾”并非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独有。“我国大约有600名驻外领事官员，平均每名领事官员要负责处理大概13万名在外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事务。”她告诉本刊记者。
而另一组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1个美国领事官员仅服务5000个对象，日本1万多，俄罗斯1.2万，英国约3万。
2017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大使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人手很不够，大量缺编。24小时都要坚守阵地完成任务，工作人员也是比较辛苦的。”
“无论是人员配置还是现在的工作方式，都远远跟不上形势。目前我们的政府、外交部也在研究扩编人员、改进工作方式，利用一些手段让我们的工作能跟上形势变化，”史明德说，这些当然需要钱、需要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2016年11月，来自23个国家的27名华人华侨来到中国接受外交部组织的“领保联络员”培训。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杨舒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外交部已经在20个国家的中国使领馆启动“领保联络员”制度试点。
夏莉萍表示，要有效解决中国领事保护需求与外交投入之间的矛盾，不仅需要增加外交投入，还要继续发挥现有的多方参与和合作的领事保护预防和处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