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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5日，毛泽东、项英致电正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朱德、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军“有进攻汀州（即长汀——引者注）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之企图，“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汀州府位于福建西部，按清朝的行政区划，下属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等八县，府衙设在长汀县。长汀自唐宋以来一直是闽西的政治、文化中心。至于到了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等之所以如此看重长汀，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长汀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由于汀江水路運输发达，汀州府原本就是赣南、闽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中央苏区时期，在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导下，长汀的经济更是繁荣发展。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来到长汀。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1951年，谢觉哉任团长的中央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也在报告中这样描述长汀：“它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中心。当年因为红军干部常来此开会，来往客商也川流不息，所以长汀贸易很是繁荣，在苏区有红色的上海之称。”
长汀的国营经济颇具规模，军需民用工业企业的发展尤其突出。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有关“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的精神，在长汀建设了一批军需为主、兼顾民用的工厂，包括红军被服厂、长汀印刷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福建兵工厂，以及弹棉厂、造纸厂、樟脑厂、炼铁厂、造船厂、硝盐厂、熔银厂、砖瓦厂、石灰厂、卫生材料厂等。这些工厂是中央苏区骨干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举例介绍一下：
一是红军被服厂。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不到十天就在长汀城没收了十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罚款2万余元，加上向资本1000元以上的商人借款3万元，共得款5万余元。毛泽东指出：“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红军没收了地方军阀郭凤鸣设在周氏宗祠的被服厂，在此基础上成立红军被服厂，将原厂的裁缝工人和个体裁缝共60余人集中起来，实行两班制，一班工人每天工作的时间由原来的12小时改为8小时，还成立了裁缝工会。工人们用最快速度赶制了4000套军装——灰色列宁装式样，灰布绑腿；衣领上缀着红布制平行四边形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八角帽前缝着红布剪成的红星，象征工、农、商、学、兵团结一心向革命；红星与领章还寓意“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适逢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五周年，为了缅怀他，将军装的红领章全部加上了黑边，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长汀红军被服厂生产的4000套军装使得我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自制的军装，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军容威武整齐，红军战士欢欣鼓舞。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写道：“许多同志像我一样，把长裤的一只裤筒改成了米袋，另一只裤筒过武夷山时几乎全部扯碎，是穿着刚到膝盖的短裤进汀州城的。”“几天后，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两三双‘陈嘉庚胶皮鞋’（黑白色的胶鞋——引者注）。”“一色的新衣帽新鞋子，整齐划一，精神抖擞，人都好像变了模样，威武得很。”萧克回忆说：“在第一次到汀州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二件事：每人发了4元零用费，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回江西那天，大家都穿新衣服，好神气啊！”
1937年，朱德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提起被服厂的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德回忆说，在缴获的武器中间，有崭新的2000支步枪和几十挺机关枪，都是日本造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造）的工厂。”朱德说：“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手缝的”，“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
后来，中央苏区陆续办了另外几家被服厂，每次都有长汀的裁缝师傅前往支援；设在长汀四都的福建军区被服厂，则是瑞金中央被服厂的前身。
二是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造纸是长汀的传统产业，古代汀州府所产的“玉扣纸”就很有名，民间纸槽、纸工、纸农遍布全县，长汀籍开国少将彭胜标年少时就是一名造纸工人。因为造纸基础好，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长汀办起了造纸厂，生产的纸一部分交各印刷厂印制革命书籍，其余则冲破国民党封锁，运到潮汕、广州一带出售，换回苏区军民必需的药物、食盐、布匹、军用器材等物资，年销售量达8570担。上海《申报》曾于1935年2月8日在《长汀造纸概况》一文中报道：“中华公司特组织纸业公司一所，委一兴国人为经理，资金20万元，曾将其出口一部……运至潮汕出售，获利甚丰，此造纸公司设长汀。”
三是长汀印刷厂。1929年5月，该厂在毛铭新印刷所的基础上成立，有石印部、铅印部，主要承印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出版发行的书籍、苏区学校的识字课本，以及《红色中华》《浪花》《青年实话》等苏区报刊，红军的医学书籍及地方党政机关的文告等也都在此印刷。长汀印刷厂还用石印机印制了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的画像，白底红墨，质量很好，在苏区各地广泛使用。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大会主席台中央就悬挂着出自长汀印刷厂的马克思、列宁
画像。
四是长汀红军斗笠厂。这家工厂成立于1931年冬，有工人108人，干部3人，实行计件工资制，月产量6000顶。1932年冬，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时，来到斗笠厂，对斗笠的式样提出建议，将其由“尖顶宽边”改为“圆顶缠边”，并印上“工农红军”字样。改进后的斗笠很受欢迎，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首山歌，唱的就是此事：“粤军斗笠簸箩沿，夹边逢雨水珠涟，行军背上磨破皮，毛委员建议改缠边。新做斗笠滴滴圆，行军休息当枕垫，唔积水来唔磨衣，毛委员和战士心相连。”1933年秋，斗笠厂从家家户户会做斗笠的长汀南山谢屋村招收了100多名工人，产量由此迅速增加，仅1934年长征前的九个月，工人们就日夜兼程地生产了超过20万顶斗笠。这20万顶斗笠从长汀斗笠厂出发，伴着战士们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这些竹编斗笠不可能走完漫漫长征路，但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情却一路在、永流传。 此外，1929年成立的汀州弹棉厂主要收集旧棉加工，日产400余斤棉花，交给长汀红军被服厂生产被服，或由红军医院制作成药棉。中华樟脑厂则熬炼樟脑油，供军民照明和药用，以克服缺少煤油的困难。1930年夏天成立的中华织布厂有工人300余人，织布机、手摇纺纱机共100余台，生产白布、格子布、蚊帐布等各种布匹和医用药布、纱布，不但供应军需，也供给民用。濯田炼铁厂成立于1931年，有200多名工人、12名技工，每天生产土铁3000余斤，供应给兵工厂造武器，也供应群众打造农具，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铁资源的封锁。福建兵工厂有工人140余人，以及一台旧式机床、一台制造子弹壳的机器，可以制造子弹、三刃刺刀、毛瑟枪、枪托、马尾手榴弹、地雷等武器。长汀造船厂日产木船一条，有力解决了长汀、上杭、武平等汀江沿线苏区各县缺少船只的问题，为汀江这条“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血脉”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934年3月，刘少奇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中说，当时中央苏区共有“苏维埃工厂”32个。据笔者统计，其中约有一半设在长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曾在题为《猛烈开拓国家企业》的文章中，报道了长汀工业企业发展的盛况。
总之，设在长汀的各个工厂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长汀也由此成为中央苏区最主要的工业城市。
除了工业，长汀还是中央苏区主要的商业城市。
公营商业方面，从1932年开始，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长汀陆续办起了汀州市粮食调剂局、中华纸业公司、中华贸易公司、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以及“红色旅馆”“红色饭店”“红色商店”（小小商店）、“红色米市场”等，商业门类和规模在中央苏区都是模范。其中，1933年初成立的中华贸易公司是苏区资金最为雄厚、购销额较大的商业公司，主要收购苏区产的烟叶、茶叶、香菇、木材、樟脑等特产，冲破封锁运到白区销售，然后换购苏区紧缺物资。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成立于1934年初，主要经营和采办金鸡纳霜、阿司匹林、碘酒、布匹、食盐、油墨、海味等紧俏物资。西药每半个月采办一次，货值达10万元之多；食盐、布匹等每四五天采办一次。采办的货物主要供给首府瑞金和苏区各地。“红色旅馆”则受到各地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群众欢迎，“顾客每天不下二三百人”。此外，中央苏区时期，长汀还建立了一些商业合作社。
私营商业方面，中央苏区提倡和奖励私营经济，长汀的私营商铺数量众多。红四军首次入闽后，在长汀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明确宣布：“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感召下，不仅部分原本关闭的私营商店重新开业，还开了一些新店。根据1933年冬的资料，长汀共有367家私营商铺。这些商铺对恢复和发展苏区工商业、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汀还是中央苏区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1933年春，对外贸易总局在瑞金成立，下设四个外贸分局，长汀是其中之一。当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11月2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在长汀与福建人民政府代表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规定“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由此打通了中央苏区经闽西到福建沿海的通道。苏维埃中央政府迅速以长汀为中心，建立了一条“江西——福建长汀——第十九路军——潮汕、漳厦”的以钨砂为主的出口线，停滞销售一段时间的钨砂源源不断经长汀运出，换回大量食盐、布匹、药材等苏区急需物资。众多紧缺物资、重要文件，以及往来于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党员领导同志，无论是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再通过韩江、汀江到瑞金，还是从上海直接到汕头，再经大埔到闽西，长汀都是“上岸”“下河”的集散地。
长汀不只有工业和商业，还是中央苏区的金融要地。
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福建龙岩成立；不到一年后，1931年9月，即迁入长汀城。该行的主要任务是发行“苏币”，调剂金融，代理苏区财政收款、存款，实行低利借款，扶持粮食调剂局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办理进出口贸易，征购军粮等。其中，1932年4月，毛泽东亲自率领部队攻打漳州胜利，筹集到的100多万银圆就存放在闽西工农银行。银行将这些资金作为低利贷款，支持苏区工农业生产和外贸流通。同月，以闽西工农银行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福建分行在长汀成立。闽西工农银行探索、总结出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操作办法，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经验。
为了促进群众使用“苏币”、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增强群众对苏区银行实力的信心，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闽西工农银行特意举办了一个“金山银山”展览，展出了银行储存的金银。许多群众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多的金银！”这件事对民众的影响很大，行长阮山写了一首顺口溜，将其记录了下来：“银行出世在龙岩，全县工农尽欢迎，现在汀州开纪念，欢迎群眾来参观。银行纪念一周年，群众参观几万千，银塔金塔真好看，人人都说是空前。”
在历次购买经济建设公债的运动中，长汀人民的表现都是最突出的。比如在1932年11月1日统计的中央苏区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5万元中，汀州市完成了7万元；《红色中华》多次报道了长汀购买公债的先进事迹。（编辑 赵鹏）
作者：中共长汀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由于汀江水路運输发达，汀州府原本就是赣南、闽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中央苏区时期，在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导下，长汀的经济更是繁荣发展。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来到长汀。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1951年，谢觉哉任团长的中央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也在报告中这样描述长汀：“它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中心。当年因为红军干部常来此开会，来往客商也川流不息，所以长汀贸易很是繁荣，在苏区有红色的上海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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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的国营经济颇具规模，军需民用工业企业的发展尤其突出。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有关“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的精神，在长汀建设了一批军需为主、兼顾民用的工厂，包括红军被服厂、长汀印刷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福建兵工厂，以及弹棉厂、造纸厂、樟脑厂、炼铁厂、造船厂、硝盐厂、熔银厂、砖瓦厂、石灰厂、卫生材料厂等。这些工厂是中央苏区骨干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举例介绍一下：
一是红军被服厂。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不到十天就在长汀城没收了十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罚款2万余元，加上向资本1000元以上的商人借款3万元，共得款5万余元。毛泽东指出：“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红军没收了地方军阀郭凤鸣设在周氏宗祠的被服厂，在此基础上成立红军被服厂，将原厂的裁缝工人和个体裁缝共60余人集中起来，实行两班制，一班工人每天工作的时间由原来的12小时改为8小时，还成立了裁缝工会。工人们用最快速度赶制了4000套军装——灰色列宁装式样，灰布绑腿；衣领上缀着红布制平行四边形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八角帽前缝着红布剪成的红星，象征工、农、商、学、兵团结一心向革命；红星与领章还寓意“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适逢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五周年，为了缅怀他，将军装的红领章全部加上了黑边，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长汀红军被服厂生产的4000套军装使得我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自制的军装，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军容威武整齐，红军战士欢欣鼓舞。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写道：“许多同志像我一样，把长裤的一只裤筒改成了米袋，另一只裤筒过武夷山时几乎全部扯碎，是穿着刚到膝盖的短裤进汀州城的。”“几天后，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两三双‘陈嘉庚胶皮鞋’（黑白色的胶鞋——引者注）。”“一色的新衣帽新鞋子，整齐划一，精神抖擞，人都好像变了模样，威武得很。”萧克回忆说：“在第一次到汀州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二件事：每人发了4元零用费，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回江西那天，大家都穿新衣服，好神气啊！”
1937年，朱德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提起被服厂的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德回忆说，在缴获的武器中间，有崭新的2000支步枪和几十挺机关枪，都是日本造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造）的工厂。”朱德说：“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手缝的”，“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
后来，中央苏区陆续办了另外几家被服厂，每次都有长汀的裁缝师傅前往支援；设在长汀四都的福建军区被服厂，则是瑞金中央被服厂的前身。
二是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造纸是长汀的传统产业，古代汀州府所产的“玉扣纸”就很有名，民间纸槽、纸工、纸农遍布全县，长汀籍开国少将彭胜标年少时就是一名造纸工人。因为造纸基础好，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长汀办起了造纸厂，生产的纸一部分交各印刷厂印制革命书籍，其余则冲破国民党封锁，运到潮汕、广州一带出售，换回苏区军民必需的药物、食盐、布匹、军用器材等物资，年销售量达8570担。上海《申报》曾于1935年2月8日在《长汀造纸概况》一文中报道：“中华公司特组织纸业公司一所，委一兴国人为经理，资金20万元，曾将其出口一部……运至潮汕出售，获利甚丰，此造纸公司设长汀。”
三是长汀印刷厂。1929年5月，该厂在毛铭新印刷所的基础上成立，有石印部、铅印部，主要承印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出版发行的书籍、苏区学校的识字课本，以及《红色中华》《浪花》《青年实话》等苏区报刊，红军的医学书籍及地方党政机关的文告等也都在此印刷。长汀印刷厂还用石印机印制了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的画像，白底红墨，质量很好，在苏区各地广泛使用。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大会主席台中央就悬挂着出自长汀印刷厂的马克思、列宁
画像。
四是长汀红军斗笠厂。这家工厂成立于1931年冬，有工人108人，干部3人，实行计件工资制，月产量6000顶。1932年冬，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时，来到斗笠厂，对斗笠的式样提出建议，将其由“尖顶宽边”改为“圆顶缠边”，并印上“工农红军”字样。改进后的斗笠很受欢迎，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首山歌，唱的就是此事：“粤军斗笠簸箩沿，夹边逢雨水珠涟，行军背上磨破皮，毛委员建议改缠边。新做斗笠滴滴圆，行军休息当枕垫，唔积水来唔磨衣，毛委员和战士心相连。”1933年秋，斗笠厂从家家户户会做斗笠的长汀南山谢屋村招收了100多名工人，产量由此迅速增加，仅1934年长征前的九个月，工人们就日夜兼程地生产了超过20万顶斗笠。这20万顶斗笠从长汀斗笠厂出发，伴着战士们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这些竹编斗笠不可能走完漫漫长征路，但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情却一路在、永流传。 此外，1929年成立的汀州弹棉厂主要收集旧棉加工，日产400余斤棉花，交给长汀红军被服厂生产被服，或由红军医院制作成药棉。中华樟脑厂则熬炼樟脑油，供军民照明和药用，以克服缺少煤油的困难。1930年夏天成立的中华织布厂有工人300余人，织布机、手摇纺纱机共100余台，生产白布、格子布、蚊帐布等各种布匹和医用药布、纱布，不但供应军需，也供给民用。濯田炼铁厂成立于1931年，有200多名工人、12名技工，每天生产土铁3000余斤，供应给兵工厂造武器，也供应群众打造农具，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铁资源的封锁。福建兵工厂有工人140余人，以及一台旧式机床、一台制造子弹壳的机器，可以制造子弹、三刃刺刀、毛瑟枪、枪托、马尾手榴弹、地雷等武器。长汀造船厂日产木船一条，有力解决了长汀、上杭、武平等汀江沿线苏区各县缺少船只的问题，为汀江这条“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血脉”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934年3月，刘少奇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中说，当时中央苏区共有“苏维埃工厂”32个。据笔者统计，其中约有一半设在长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曾在题为《猛烈开拓国家企业》的文章中，报道了长汀工业企业发展的盛况。
总之，设在长汀的各个工厂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长汀也由此成为中央苏区最主要的工业城市。
二
除了工业，长汀还是中央苏区主要的商业城市。
公营商业方面，从1932年开始，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长汀陆续办起了汀州市粮食调剂局、中华纸业公司、中华贸易公司、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以及“红色旅馆”“红色饭店”“红色商店”（小小商店）、“红色米市场”等，商业门类和规模在中央苏区都是模范。其中，1933年初成立的中华贸易公司是苏区资金最为雄厚、购销额较大的商业公司，主要收购苏区产的烟叶、茶叶、香菇、木材、樟脑等特产，冲破封锁运到白区销售，然后换购苏区紧缺物资。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成立于1934年初，主要经营和采办金鸡纳霜、阿司匹林、碘酒、布匹、食盐、油墨、海味等紧俏物资。西药每半个月采办一次，货值达10万元之多；食盐、布匹等每四五天采办一次。采办的货物主要供给首府瑞金和苏区各地。“红色旅馆”则受到各地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群众欢迎，“顾客每天不下二三百人”。此外，中央苏区时期，长汀还建立了一些商业合作社。
私营商业方面，中央苏区提倡和奖励私营经济，长汀的私营商铺数量众多。红四军首次入闽后，在长汀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明确宣布：“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感召下，不仅部分原本关闭的私营商店重新开业，还开了一些新店。根据1933年冬的资料，长汀共有367家私营商铺。这些商铺对恢复和发展苏区工商业、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汀还是中央苏区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1933年春，对外贸易总局在瑞金成立，下设四个外贸分局，长汀是其中之一。当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11月2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在长汀与福建人民政府代表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规定“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由此打通了中央苏区经闽西到福建沿海的通道。苏维埃中央政府迅速以长汀为中心，建立了一条“江西——福建长汀——第十九路军——潮汕、漳厦”的以钨砂为主的出口线，停滞销售一段时间的钨砂源源不断经长汀运出，换回大量食盐、布匹、药材等苏区急需物资。众多紧缺物资、重要文件，以及往来于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党员领导同志，无论是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再通过韩江、汀江到瑞金，还是从上海直接到汕头，再经大埔到闽西，长汀都是“上岸”“下河”的集散地。
三
长汀不只有工业和商业，还是中央苏区的金融要地。
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福建龙岩成立；不到一年后，1931年9月，即迁入长汀城。该行的主要任务是发行“苏币”，调剂金融，代理苏区财政收款、存款，实行低利借款，扶持粮食调剂局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办理进出口贸易，征购军粮等。其中，1932年4月，毛泽东亲自率领部队攻打漳州胜利，筹集到的100多万银圆就存放在闽西工农银行。银行将这些资金作为低利贷款，支持苏区工农业生产和外贸流通。同月，以闽西工农银行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福建分行在长汀成立。闽西工农银行探索、总结出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操作办法，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经验。
为了促进群众使用“苏币”、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增强群众对苏区银行实力的信心，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闽西工农银行特意举办了一个“金山银山”展览，展出了银行储存的金银。许多群众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多的金银！”这件事对民众的影响很大，行长阮山写了一首顺口溜，将其记录了下来：“银行出世在龙岩，全县工农尽欢迎，现在汀州开纪念，欢迎群眾来参观。银行纪念一周年，群众参观几万千，银塔金塔真好看，人人都说是空前。”
在历次购买经济建设公债的运动中，长汀人民的表现都是最突出的。比如在1932年11月1日统计的中央苏区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5万元中，汀州市完成了7万元；《红色中华》多次报道了长汀购买公债的先进事迹。（编辑 赵鹏）
作者：中共长汀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