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1991年离开了我们，转眼近30年过去了。2020年6月20日是父亲诞辰115周年的日子。我们怀念他，怀念他与无数革命者和志士仁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所做的许许多多有益的事情。父亲一生行为规范、心思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缅怀父亲的革命生涯，我心中充满崇敬。

投笔从戎和经历大革命失败

　　父亲1905年出生于山西运城，早年家中生活贫困，但他自幼聪颖、勤劳孝顺，孩提时代就以戚继光为学习榜样。1922年秋天，父亲考取了太原的国民师范，国民师范学生大多是穷人家子弟。在学校，父亲喜欢军事课，认为反抗侵略就要学会打仗。他在学校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成为学生会干部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进步组织“青年学社”，并于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在武汉成立了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1927年初，父亲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该校后改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武汉军校），被编进入伍生第二大队第八队。从此，父亲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突变，武汉军校奉命编为中央独立师、后又改为张发奎的教导团。张发奎的总指挥部在九江，八一南昌起义那天，教导团正在去九江归队的路上，8月3日船到九江时张发奎也叛变了革命，教导团被缴了枪才准上岸。在武汉军校至教导团这一段时间，正值大革命从高潮到失败，心中满怀民族振兴希望的父亲一下子被泼了一瓢冷水，痛苦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不能坐以待毙，父亲决心鼓起勇气离开教导团去找党。
　　父亲离开九江经武汉到上海，在英租界的一家旅馆与徐向前（曾任武汉军校工兵大队队长）接上了组织关系。党中央派同志与父亲谈话说：“八一暴动后，贺龙、叶挺的部队去了广东，你到广东去参加贺、叶军吧！”因贺、叶军在流沙战败向江西退走了，父亲没有找到贺、叶军，却在广州找到了教导团。叶剑英是张发奎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是他把教导团保护下来，没有搞“清党”。
　　1927年12月11日，父亲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部队的主力是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在花县休整，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到海陆丰苏区去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相会合。1928年1月9日，红四师到达海丰县城，与红二师（南昌起义军二十四师一部整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师）会师，决定红二师向紫金、五华发展，红四师向惠来、普宁发展。
　　红四师曾参加了海丰赤石战斗、葵潭战斗、大安战斗、汕尾战斗、惠来战斗。在惠来战斗中，父亲与敌人发生白刃战而手部中枪伤，这是父亲第一次负伤。红四师有1200名教导团的学生，退到海陆丰后没有补充农民，也不吸收俘虏兵。那时部队不会打游击战争，不管敌军有多少人都是打硬仗，后来绝大多数战士在作战中牺牲了。
　　1928年初，敌人把我军部队压到海边的新塘村，赤卫队员用渔船把部队送到30多海里外的陆丰县碣石镇，避免了被全部歼灭的危险。赤卫队员和村民在新塘村前与红军挥泪惜别，红军战士嘱咐赤卫队坚持斗争。渔船离开了岸边，国民党军队追不上红军就纵火焚烧新塘村、枪杀赤卫队员。父亲他们站在船上，远望着熊熊燃烧的火光，心中惦念着海陆丰人民。50多年后的1981年，当时担任国家民政部部长的父亲到海丰县调研县级直接选举工作，当了解到群众的生活依然没有摆脱吃饭靠红薯的情况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1928年3月，父亲在惠来战斗中负伤后，留在普宁县南山里治疗，伤愈后到附近的独立团。敌人打败红四师后，集中兵力打独立团，一百几十人的独立团也被打散了。武装没有了，根据地也就不存在了，由彭湃领导建立的农村第一个根据地失败了。父亲是外乡人，语言不通，站不住脚，地方同志送父亲到揭阳县的炮台乘火车离开。

成功领导“大冶兵暴”和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

　　从揭阳县乘火车到汕头，再乘船到上海，父亲却无法找到党组织，上海的白色恐怖更严重，父亲决定回山西解县老家去找党的关系。上海到南京、再到徐州，这一段路费不够，只好不买票。到了冯玉祥主政的河南，无票不能乘火车，父亲只好沿陇海路徒步西行。父亲在国民师范时是短跑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又经過一年多艰苦的军队战斗锻炼，身体很好。一路上，父亲钱少不敢吃饱，走到河南西部会兴镇后，过黄河到了山西的平陆县，再越过中条山就到了解县的盐池边。
　　当时家乡正在疯狂“清党”，父亲在家待不住，也找不到党组织，只能去河南南阳县投奔在岳维峻南路军当军医的大哥。家人到当铺当了两块钱给父亲作路费，第三天黎明，父亲越过中条山，渡过黄河，到达会兴镇，坐火车到驻马店。不巧，父亲大哥所在部队开拔了，正在徘徊之际，武汉军校的同学郭炳在驻马店车站认出了我父亲。郭炳是山西静乐人，共产党员，经他的帮助，父亲到岳维峻在确山县的孟宗鲁营当上了副官。这个部队不抓共产党，副营长、政治教官、书记长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又找到了党组织。
　　岳维峻的南路军是地方军阀部队，缺乏反共经验，大革命初期曾接纳一批共产党员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还秘密保存着。后来，蒋介石为吞并岳部，对其排挤、缩编、遣散，以致军官中的党员负责人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在白军军阀部队中，父亲不断开展积极有效的秘密工作，通过团结进步分子使党的影响深入到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联络人石仲伟（后在西安市政协工作）可以随时得到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指示。
　　1929年12月14日深夜，我父亲等共产党人组织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大冶兵暴”，起义部队编入红五纵队，其中五个连合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父亲任支队长，九连编为红五纵队教导队，“大冶兵暴”的胜利使红五纵队的兵力扩大了一倍。兵暴全过程干脆、利索，是真正自下而上、从争取一个又一个士兵做起的，为红军输送了一大批职业军人，极大地提升了红军的作战能力。党中央赞誉“大冶兵暴”是“模范兵暴第一声”！父亲因领导兵暴有功，在1934年1月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这即是对全体参加兵暴同志的奖励。父亲后来不止一次对身边的人说：“‘大冶兵暴’带出了五个连的几百号人，到全国解放只活下来三个，我还能要求什么呢，我只想为党多做点事情。” 　　“大冶兵暴”为什么能够成功？首先，兵暴的这支部队是旧军阀队伍，不像蒋介石嫡系部队那样有反共经验;另外还深受蒋介石消灭异己之苦，官兵深怀不满，我们党组织利用了这个矛盾。党在这支队伍中，进行了长期有组织的活动和坚强的工作，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还一直存在着。其次，这支部队里的党的工作，是在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周恩来以正确的思想和政策，随部队变化，按新情况及时地教育了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同志，并在兵暴的关键时刻给予了重要指示。再有，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兵暴，工作必须十分细致和警惕。这支部队的党组织，抓住了部队接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时机，依靠下层军官和士兵群众的斗争力量，且坚决执行了里应外合的方针。
　　1930年4月5日，红五纵队在强攻江西瑞昌城时，任第二支队长的父亲第二次负伤，1930年夏天父亲在上海宝隆医院住院治疗。
　　有一天，从鄂东南回到上海的吴德峰要我父亲到一个地方去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五六个人。主持会议的同志讲到，上海郊外闵行镇附近的一支国民党军队里面有我们的同志在活动，国民党已有所察觉。现在办法有两个：一是立即组织兵暴;二是兵暴如不可能，就把我们的同志撤出来。讲到这里，他对我父亲说：“你不是领导过‘大冶兵暴’吗？如果采用兵暴的办法，就由你去指挥。”父亲感到很吃惊，心想这人怎么会对我的情况这么熟悉呢？会后，吴德峰到旅馆来看我父亲，问道：“你见到周恩来同志了吧？”父亲说：“我不认识。”吴德峰说：“今天在会上讲话的那个伍豪就是他。”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同志。
　　1931年初，父亲被派到红三十五军任三〇七团团长，红三十五军改为独立三师后父亲任师长。12月14日，发生了著名的宁都暴动，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时的首要任务是要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红军主力，中央军委决定选派一批有经验的同志到红五军团工作。1932年初，父亲被派到红五军团，他先后担任十四军四十师和四十一师的政治委员和师长，后又担任三十八师师长和十四师师长。
　　1932年7月的水口战役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罕见的一场硬仗。据战后统计，在红五军团阵地前，光砍死的敌人就有900多人。
　　1933年1月的金溪战役发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父亲时任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政治委员和师长。红五军团在黄狮渡打退敌军屡次进攻，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到阵地前沿视察敌情，不幸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倒在我父亲身边，牺牲了。赵博生同志是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武双全、善待部下、为人正派、朴素廉洁，他的牺牲是红五军团和红军的巨大损失，带给我父亲长久的哀恸。
　　第四次反“围剿”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已经统治中央领导机关，但是第四次反“围剿”是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他们仍然沿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所以取得了胜利。后来王明路线执行者把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在宁都会议上夺了毛主席的权，搞“御敌于国门之外”，把“诱敌深入”也反掉了。
　　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首先占领了黎川，红五军团十三师守黎川，当时的口号是“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丢了黎川，红五军团政委萧劲光被撤职、开除党籍，瑞金军事法庭还对他召开了审判大会。
　　第五次反“围剿”时，父亲任红五军团的十四师师长。1933年冬，父亲到红军大学学习，未学完，中央决定派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但因一时走不了，又派父亲任二十二师师长。这个师政治委员是方强、参谋长是孙毅、政治部主任是刘道生。全师三个团，8000余人。二十二师参加筠门岭与敌的阵地战，付出重大牺牲后阵地仍失守。之后的广昌大决战，我军英勇顽强作战，终因敌强我弱失守了。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长征先期到达陕北

　　筠门岭战斗后父亲调到瑞金，1934年6月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遣离开瑞金。父亲在几个交通员的接力护送下，沿途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越过封锁线。经过闽西—汕头—上海—武汉，8月底到达鄂豫皖苏区中共鄂东北道委驻地罗山县卡房。这时，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到皖西北了，郑位三是省委委员，他当即写信建议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赶回鄂东北。在等待的40多天里，父亲进一步了解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对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了深入分析。父亲说：“中央已经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如果红二十五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隊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红二十五军必须实行战略转移，到外围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四次常委会，决定任命父亲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补选父亲为省委常委。花山寨会议之后，父亲和吴焕先、徐海东等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近3000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于11月16日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红二十五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在那个格外寒冷的冬天，这支英雄军团悲壮英勇地踏上了向死而生的征程，其间甘苦亦是常人难以想象，那是为了创造崭新的黎明而必须穿行的黑暗旅程，那份负重前行的艰辛在今天是许多人都难以理解也无法想象的。
　　红二十五军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后，遭到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难以立足。父亲向省委和吴焕先建议，向豫西伏牛山区转移，部队在方城县独树镇经历了长征以来最险恶的战斗。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洛南县庾家河召开会议，决定以陕南为中心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议未结束即与尾随之敌展开激战，父亲带领部队在反击中身负重伤，双手致残，因流血过多以致昏迷两个多月。副军长徐海东在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的第五天才醒来。
　　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的游击战，吸引了国民党军20多个团的兵力，开辟了一块约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了红军队伍。长征中的红军能够建立一块较为稳定的根据地，这是十分难得的。针对蒋介石的“围剿”，父亲向鄂豫陕省委书记吴焕先介绍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以先拖后打的方针取得胜利的经验。省委制定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反“围剿”方针，打退了敌人的“围剿”。

　　当陕北在望，在甘肃泾川县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再次身先士卒冲锋时，不幸英勇牺牲，时年28岁。我父亲、徐海东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部队最高领导带头在一线冲杀是这支部队的常见现象，这也正是他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靠这么一股劲，他们一次次从敌人虎口脱险。红二十五军虽未经过雪山、草地，却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红军队伍。主要领导人一死数伤，部队却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全面胜利，在世界军事史上实属罕见。
　　红二十五军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作出北上抗日决策、主动策应全局、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在远离中央领导又与兄弟红军隔绝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经历数百场战斗依然红旗不倒。更可贵的是，红二十五军能自觉地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事实证明这是符合党中央战略意图的。直到1935年7月初，红二十五军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动向。1935年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勇敢地冲破敌军封锁，从西安带来了几个月前的中央文件和报纸，才确认了此消息。
　　经过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给当地军民带来了全新的感观。这支部队差不多每连都有九挺轻机枪，指战员都戴着八角帽，服装整齐。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
　　红二十五军诞生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部队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超过18岁，大多数是在鄂豫皖根据地战斗中牺牲者的遗孤，有一些是父母随红四方面军入川留下的子弟。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很年轻。军政委吴焕先27岁，我父亲29岁，年龄稍大一点的副军长徐海东34岁。营团干部多是20岁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歲。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年纪只有18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红二十五军的队伍中，还有一批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他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游击队。这些年轻的红军将士以尚显稚嫩的肩膀，独立撑起了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大旗。
　　红二十五军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从军领导到普通战士，每个人都是出色的宣传员，他们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每到一地都能发动起一片群众。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回族聚居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亲人般的热烈欢迎，当毛泽东知道是因为红二十五军之前经过这里赢得群众信任时，连夸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1935年9月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今属华池县）举行会议，决定我父亲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并兼红二十五军政委。经过多次战斗和艰苦行军，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委员会。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我父亲当选为中共陕甘晋委员会委员，任红十五军团政委。
　　1935年10月19日，父亲接到洛川特委书记李景林来信，说有骑兵到了吴起镇，父亲即回信说是中央红军到了，望立即动员群众欢迎、慰问。毛泽东主席在吴起镇期间会见了红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并写信感谢和慰问在陕北坚持战斗的红十五军团全体同志。
　　10月下旬，红十五军团取得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多人。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关系很好。我父亲找高福源谈话后，决定把高福源送到我军后方军事学校任教员。中央到陕北后，对高福源进行了教育并释放。高福源回东北军后，被王以哲介绍给张学良，对促进张学良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11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来到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驻地，接见了程子华、徐海东、郭述申等军团领导。11月上旬，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我父亲参加指挥红十五军团作战。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为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红军东进抗日的命令，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成立了东征红军总指挥部，下辖左、中、右三路军，红十五军团为右路。2月20日，东征总指挥部下达东渡黄河命令，我父亲指挥红十五军团渡河东征。4月，在中阳县大石头村歼敌一个团，俘阎锡山所部团长郭登瀛。至5月5日东征部队在山西境内转战75天，共击溃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
　　5月18日，父亲率红十五军团从延川县五家坪出发开始西征。7月，红十五军团在豫旺地区整训，针对回民群众多的情况，开展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组织了回民自己的武装。8月下旬，父亲接待了到豫旺县城对红十五军团进行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斯诺和马海德随红军行动，后来斯诺写了《西行漫记》。马海德帮助红军做回民工作，后来一直留在中国。
　　11月下旬，红军发起山城堡战役，父亲率红十五军团参加了这一战役。这是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一次历史性胜利，对巩固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为应对当时紧张局势，根据杨虎城提议，红十五军团南下商县地区，阻击由紫荆关进攻西安之敌。

在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冀中平原、晋察冀边区

　　193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多次谈判后商定，八路军的三个师开赴晋东北、晋西北和晋东南抗日前线，并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党中央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战动总会领导工作，我父亲和南汉宸任常驻委员。 　　经周恩来与阎锡山一番争论，我父亲被任命为战动总会武装部部长，在党内任战动总会高级党团书记，实际上是党在战动总会的负责人。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父亲到太原从事战动总会的统战工作，战动总会是公开活动的，短期内取得了很大成绩。武装部在太原、离石两地举办了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学员1060人，组建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成立了成成中学师生义勇队、组成了察绥游击军第一支队。战动总会直接组建了25支游击队，总计22000余人，建立了县游击队11000人，自卫队65000人，形成了山西抗战的重要力量。仅1938年四五月间，就动员了两万新兵参加八路军的一二〇师、决死队等。
　　1938年1月，毛泽东等曾专门致电，称“动委会工作已经获得很大成绩，望在各方面进行巩固”。同时，对我父亲带病工作表示慰问，并要求北方局给他100元钱保养身体（我父亲没有接受）。是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我父亲代表八路军发表《战动总会的过去与当前工作的正确认识》文章，回击阎锡山欲取消战动总会的企图。其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的《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我父亲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1938年8月底，父亲离开晋西北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决定我父亲到冀中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的政治委员，同时决定一二〇师主力东进冀中。1939年1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成立，下辖晋察冀（后称北岳）、冀中、冀热察三个区党委。1月8日，父亲就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的政治委员，带领卓雄、旷伏兆、李天焕、张仁槐、帅荣等100多名干部到达冀中，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巩固冀中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1月底，一二〇师4000余人来到冀中，在冀中战斗约八个月时间。
　　1939年4月，我父亲等人给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发出《关于在敌人已占领全部县城和某些村镇情况下我们的斗争方针和任务》的电报，主持召开了两次冀中军区政治工作会议，进行了两次整军，使三纵队加速向正规化、八路军化前进。1939年底，三纵队共组建主力兵团16个。
　　1940年1月，我父亲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冀中军区的七个团，组成冀中南进支队参加讨伐反共顽固派逆军石友三部的战役，并任讨逆总指挥部总指挥，讨逆大军历时30余日胜利完成任务。5月，我父亲任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委员。7月，我父亲在《新长城》杂志发表《三年来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堡垒——冀中抗日根据地》一文。
　　9月至10月，父亲在平汉路西主持召开冀中军区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在三纵队完成了正规化、八路军化任务、保证了党的绝对领导情况下，提出了今后“向铁的党军化前进”的光荣任务，作出了第三期整军的决定。其间，父亲同吕正操一起发出了《任河大战役计划》和《关于深束衡战役计划令》。
　　一系列的战例彰显了整军的效果，包括1939年5月饶阳县刘庄战斗，10月达子房伏击战，12月刘庄伏击战，高门屯、宣村、高龙岗三战三捷，还有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支队5月发起的康庄战斗受到聂荣臻司令员赞扬，冀中军区赠“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锦旗表彰，康庄战斗還编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教科书。
　　为了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1941年4月20日冀中军区领导程子华、吕正操、黄敬、史立德等同志决定开展群众性的写作运动，发起了编辑《冀中一日》的征稿通知，号召冀中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拿起笔杆子记录1941年5月27日这一天内个人亲为、亲闻、亲见的抗日故事。

　　写作动员得到了冀中广大百姓、战士和干部的热烈响应。有的连队为了写作当日有好的素材，经上级批准，还特意在这一日攻打下敌人一个据点。当时要求，能动笔的就动笔写，不能动笔的也可以请人代笔，不少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积极参加这场写作运动。冀中各地甚至出现过用麻袋装、用马车拉，往《冀中一日》总编室送稿件的壮观景象。《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前后历时八九个月，共采用稿件233篇，约35万字。《冀中一日》于1941年出版，毁于后来的战争年代，直到解放后几经周折才得以重印，尽管已过去几十年，但这一文本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1941年5月4日，在河北省安平县义里村举行了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党中央专程送来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在残酷的斗争中，在广大的冀中原野，冀中人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道的作用如何看，在区党委委员中引起了争论。自1941年7月始，父亲决心带工作组到蠡县三区和高阳、清苑等地对地道斗争作调查研究。
　　自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冀中人民发起了规模巨大的改造平原地形的群众运动，后来又发起改造地下地形的群众运动，这是人民战争的伟大壮举，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群众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重要手段。冀中平原的军民依托地道，将一望无垠的冀中平原，由农地变为阵地，不断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
　　其后，在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地道斗争问题，区党委思想一致了，地道斗争就广泛开展起来。1942年1月17日，由区党委发出《关于地道斗争问题的指示》，纠正了认为地道是“退却路线”的错误认识，加强了党对地道斗争的领导，使地道斗争在冀中普遍开展起来了。3月，冀中军区、冀中行署、冀中武委会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对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意义、作用，开展的顺序和时机，构筑的方法和要求以及组织管理等政策、技术、战术问题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全民族抗战以来，冀中人民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冀中根据地是我党创建的第一块平原根据地，成为敌后平原抗日斗争的一面光荣旗帜！1942年，父亲将调查研究结果写成《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一书，约六万字。1944年6月，总政治部对该书进行压缩并加按语在《解放日报》发表，供各根据地学习参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人把作战矛头指向华北，妄图摧毁我方敌后根据地，冀中平原成为首选。1942年5月1日开始，日军集中五万多人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个月疯狂的大“扫荡”。经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等两个月的苦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其中，6月9日在河北省深泽县城北的宋庄战斗，是一次漂亮的村落防御战。宋庄在县城北约15华里处，各种房屋1500多间，地道建设得比较好。宋庄战斗共激战达16小时，击毙日军坂本旅团长以下600余人（其中击毙坂本旅团长），伤敌300余人，还毙伤伪军200余名，创造了依靠墙院杀敌战斗的范例。
　　1942年9月，北方局调黄敬到冀鲁豫中央分局任书记，决定由我父亲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42年的环境越来越严峻，冀中平原根据地必须继续坚持斗争。10月，冀中区党委在河北省唐縣张各庄召开了冀中区党委扩大会议，这就是张各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关于对敌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与合法斗争的指示》《关于反自首斗争的指示》《怎样在敌伪组织中工作的指示》等重要指示。以上几个指示，使冀中根据地在严峻的形势下坚持了工作。冀中抗日根据地有效管辖的村镇达到10250个，人口约820万人。
　　1943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决定晋察冀分局和军区的主要工作人员，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萧克、杜理卿（许建国）、赵振声（李葆华）、刘仁为分局委员，聂荣臻任书记，程子华和刘澜涛任副书记。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任副司令员，程子华和刘澜涛任副政治委员。在这个决定中还确定，在聂荣臻去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由我父亲代理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萧克代理司令员。1944年萧克去延安看病，刘澜涛去延安参加七大期间，我父亲又代理司令员。直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约两年时间父亲在晋察冀分局和军区负责。
　　1943年9月开始，日军对北岳区进行“毁灭扫荡”，在根据地制造了许多惨案。四万多部队和18万民兵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和地雷战，军民作战5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1000名，缴获大量物资，开辟和恢复村庄1000多个，还一度攻入保定等13座城镇。反“扫荡”中涌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1944年2月10日至14日，召开了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
　　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日寇反复“扫荡”和对山区的“蚕食”封锁，加上水旱虫灾，晋察冀边区的腹地——北岳山区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领导，1943年2月20日正式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工商管理局，我父亲兼任局长。父亲积极开展了建立合作社和搞好货币斗争的工作。经过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努力，1944年夏季以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逐步显现出发展扩大的新局面。
　　1944年12月18日，毛主席指示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1945年2月中旬，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召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各区党委和各军区领导开会，制订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方案。
　　1945年4月，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解放区军民“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晋察冀军区于6月6日发起夏季攻势，取得很大胜利。解放区面积扩大到8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2500多万。
　　1945年6月，我父亲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我父亲任总政治部副主任。9月1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成立，任命聂荣臻为书记，我父亲为第一副书记，刘澜涛为副书记，李运昌、詹才芳等为委员。9月，还任命我父亲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1945年9月9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等同志乘国民党起义到延安的第一架飞机，从延安回到晋察冀，随后和我父亲一起率领党、政、军机关进入张家口。

冀察热辽战略反攻和塔山阻击战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组成，彭真任书记。10月，中共中央决定，为应对大战，冀热辽区归东北局指导，并由我父亲到承德主持工作。10月9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区司令部，我父亲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司令员，彭真任政治委员，伍修权任参谋长。
　　1945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11月9日，中共中央任命我父亲为冀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1945年11月，冀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联合发出了《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和《关于热河形势与军事方针的指示》，发动群众、打退顽敌、肃清土匪，推动热河根据地的建设。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战略上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说：“最近热河省委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可以适用于东北。”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停战协议，全面内战爆发。冀热辽分局和军区主动撤离承德向赤峰、林西方向进行战略转移。10月，冀热察地区划归冀热辽分局和军区领导，成立了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11月，父亲在分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热河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求大力肃清土匪、复查和继续土改、扩大地方军和民兵、壮大主力。
　　1947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改为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划归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
　　1947年4月至5月，冀察热辽分局在热河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开始了战略性反攻。中央分局工作由黄火青主持，军区工作由李运昌主持，我父亲和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组成了前方作战总指挥部。夏季攻势中进行了围场战斗、隆化战斗、北票战斗，收复了赤峰、围场、宁城、建平、凌源、北票等十余座城镇，歼敌15000余人。秋季攻势中进行了梨树沟门战斗、两次杨杖子战斗、并对敌铁路组织了四次破击战，歼敌27000多人。冬季攻势收复了白旗堡、黑山、打虎山、台安、沟帮子、盘山六座城镇，歼敌3000多人。 　　1948年夏季攻势的隆化战斗结束，父亲在清扫战场时发现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事迹。为表彰董存瑞，父亲写了《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号召大家学习他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与消灭敌人的坚强意志，并要求《群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同时写一篇社论颂扬。从此，董存瑞烈士成为全军学习的榜样。
　　冀察热辽部队从日本投降时不到三万人，到1948年8月主力部队扩大到20多万人。编成的第八、九、十一共三个纵队，五个独立师，两个骑兵师，一个炮兵旅，已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野战部队，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经过1947年夏、秋、冬季三次攻势后，东北战场的敌我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蒋介石在东北的55万军队，被迫守在长春、沈阳、锦州等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而且已被我军分割，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对东北敌人“关门打狗”的戰略方针，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1948年4月13日，冀察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改称为东北军区第二前方指挥所，8月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9月1日，东北军区第二前方指挥所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我父亲任司令员。
　　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攻取锦州时的形势是：能不能全歼东北敌人，关键在于能不能打下锦州;而锦州能不能攻克的关键，则在于能否阻止住从葫芦岛登陆和锦西增援锦州的敌人。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我父亲指挥四纵、十一纵，独立四、六、八师和炮兵旅，布防于锦西以北地区，阻击从葫芦岛登陆增援锦州的敌军，进行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
　　父亲受领任务后，就组织各部队团以上指挥员到白台山上现地侦察，鸟瞰敌我纵深和前沿阵地，决定以塔山村为我防御核心。这样的部署，可以把敌人的进攻限制在塔山村的狭窄地域内，使敌人无法展开大兵力作宽大正面的进攻。父亲要求借鉴1942年冀中平原抗战时宋庄村落防御战的战斗经验，构筑好塔山村的防御阵地工事。
　　为了拿下塔山阵地，蒋介石、卫立煌先后来过葫芦岛，13日决定把几天来没舍得使用的独立九十五师，即所谓“赵子龙师”拿出来。我父亲即告四纵首长：“独九十五师，原广东敌军，1932年7月中央苏区反第三次“围剿”时的水口战役中，这个师很傲慢、不怕炮火和机枪扫射，但怕我红五军团白刃战时的大刀砍杀！”坚守塔山的四纵全体指战员，与敌独九十五师进行了激烈的反复争夺、白刃相搏，杀退敌军多次连续集团冲锋，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野战阵地坚守防御作战，在塔山地区浴血奋战六天六夜，寸土未失。我军正确地选择防御要点、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和积极的防御作战，战胜了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优势兵力，光荣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对东北野战军攻击锦州、取得调整部署与攻击准备时间，以至配合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塔山阻击战，成为我军战史上的著名战例。

和平解放北平和南下战略追击

　　1948年10月下旬，父亲奉中央军委和东总电令，率第二兵团所属吴克华、莫文骅的四纵，贺晋年的十一纵以及独立第四、六、八师和骑兵师先遣入关，协同华北军区粉碎傅作义南进企图。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平绥前线委员会，父亲任书记、罗瑞卿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平绥线作战及处理后勤事宜。
　　12月5日至11日，父亲率四纵、十一纵在密云、康庄、怀来、石景山地区先后歼敌近三万人，将平（北平）张（张家口）线切断，保护了钢铁厂和电厂，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全军的嘉奖。12月12日，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我父亲任十三兵团司令员、党委书记。

　　第十三兵团司令部设在青龙桥附近，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等人来到司令部，我父亲接待他们时说：“傅先生有何打算？还想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抵抗吗？现在情况和当年守涿州可不一样，你们十六军、一〇四军，都是我的部队消灭了的。”周北峰讲：“这次叫我们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父亲将这个情况立即报告给党中央。
　　张家口、新保安之敌被我军消灭，傅作义嫡系主力丧失殆尽，平张线全部为我军控制，西逃希望已成泡影。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从海上或陆上突围逃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迫使傅作义除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外，别无二途。加上北平地下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和各界群众的大力推动，1月22日傅作义将军宣布接受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意见。1月31日我军先头部队四纵十师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至此，64天的平津战役赢得了最后胜利。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父亲任北平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2月3日，父亲组织和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庄严雄伟的北平入城式。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父亲率四野十三兵团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七、四十九共四个军沿平汉铁路南下，歼灭华北残敌。解放安阳，全歼敌14000多人。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新乡守敌25000人全部投诚。5月初解放了襄阳、樊城，并利用汉水练习水上作战战术，作好参加渡江战役的准备。
　　1949年7月15日，父亲率部解放了荆州、沙市，7月16日解放宜昌，鄂西地区全部解放。在长江北岸游击队和地下党的配合下，迅速地全部渡过长江，兵团司令部驻常德市。因部队多是北方人，天气炎热，部队疲劳，中暑、生病人多，经40多天的修整，绝大部分伤病员基本恢复了健康。
　　四野主力渡江后向长沙进逼，1949年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在衡宝战役中，父亲率十三兵团负责战役迂回，配合正面围歼衡阳、宝庆地区敌人，直至解放湖南全境。 　　1949年5月，中央任命我父亲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9月1日，任命我父亲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月1日，父亲赴任抵太原。父亲结束了22年的戎马生涯，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和筹办黄埔军校同学会

　　1950年7月，父亲调入中央，任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除负责管理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外，也负责管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1955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从供销合作社分出，单独建立了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总社）。父亲领导了五年的手工业合作化工作，至1955年底，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发展到64000多个，社（组）员220多万人。1956年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83年11月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父亲作为一个老的合作社工作者，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向与会同志们作了介绍。

　　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父亲保持着调查研究和走群众路线的传统。1951年12月，总社向中财委陈云主任并党中央写了《关于合作社收棉工作的经验总结报告》，毛主席很快作了批示，肯定了父亲的想法。从此，合作社逐渐担负了棉花、烤烟、工业用麻、蚕茧、蚕丝、羊毛、茶叶等重要农副产品代国家全部收购的任务。
　　1955年春天，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打电话给父亲说：“毛主席很关心供销合作总社工作，让你们在中南海搞个展览。”展览地点设在中南海瀛台的大殿里，4月6日夜间毛主席叫我父亲陪他观看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展览，毛主席对统计图表、照片、文件、实物都很感兴趣，问这问那，这件事对父亲的启发很大，也给了供销社的同志们极大的鼓舞。
　　1956年8月，父亲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9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60年2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陈云同志工作;1961年1月，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李富春同志工作。
　　1962年夏，根据周恩来总理要求，解决香港人民吃水困难问题，父亲经与陶铸同志商量并报李富春同志，立即将供水工程列入了国家计划，将东江水经过几级提升，越过高山，输往香港，从而解决了香港人民的吃水困难。
　　1965年2月，父亲正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并兼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主抓三线工程。西南三线基地建设的工作和生活都异常艰苦。按照毛主席“靠山、近水、扎大营”的指示，选的点大多在边远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只能徒步行走，跋山涉水才能到达。有的地方即使有简易公路，也处在高山悬崖之间，地势十分险要。

　　1964年5月，父亲第一次踏上攀枝花这片土地，从此就与三线建设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从和平建设到准备应对战争，久违的革命任务又点燃了父亲胸中无尽的激情，仿佛是又一次征程的集结号。父亲当时虽然已是年近60岁的人了，战争年代双手又留下了残疾，但是他几乎踏遍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大多数山地，他说再困难也没有长征困难。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毫不动摇地与林彪、“四人帮”斗争。在被关押期间，父亲又重新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着重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并用一年半时间，写出了长达万言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报告》，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周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8年2月26日，父亲任国家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协助中组部解决了许多“文革”遗留问题。1978年9月16日，第七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召开，这是原内务部撤销十年后召开的首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1979年下半年，父亲前往浙江蹲点，进行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试点，为全国开展基层选举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1979年11月21日，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人事局长会议，父亲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1980年2月7日，父亲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全国进行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选举工作布置的汇报》。4月10日，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父亲任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办公室主任。
　　父亲是黄埔五期生，在海內外同学中享有威望。1984年初，父亲虽已年逾古稀，但在受徐向前元帅委托筹办黄埔军校同学会后，即召集在京的几位“老黄埔”开会，对“同学会”的名称、宗旨、编制和经费等重大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磋商。例如，会名就起了三个：中华黄埔同学会、中国黄埔同学会、黄埔军校同学会。经过遴选，拍板定案，叫黄埔军校同学会。不分海内海外、不分大陆台湾、不分前期后期、不分党派职业，只要是黄埔同学都可以参加。这样有利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宗旨也确定下来：“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短期内组织体系初具规模，接纳会员2.24万名，还吸收“留美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为团体会员，形成了促进祖国统一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从1984年到1991年，父亲在黄埔军校同学会连任理事、副会长和顾问。在这无数个日日夜夜里，父亲呕心沥血为海峡两岸黄埔同学铺路搭桥。“同学会”成立之初，父亲特意赠送“同学会”一套《孙中山全集》，希望大家很好地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成立大会上，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在大陆的黄埔同学与在台湾的黄埔同学多有联系，只要两岸黄埔同学共同努力，众志成城，就会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4年10月4日，理事会欣然决定：迅速组织力量编辑一本《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册》，为中国现代史提供一部重要参考文献，为1985年6月16日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献礼。当年的大批黄埔同学中，有些人光荣牺牲了，有些人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有些人成为共产主义者，也有些人后来离开革命。父亲倡议以较多篇幅选载国共两党黄埔师生的功绩，用以表明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谁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历史和人民都会给予公正的评说。《纪念册》出版后，在国内发行两万余册，向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4000多册，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感到：史册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对抗战各战场持论公允。不仅表彰了共产党的黄埔校友，而且用较多篇幅表彰了国民党的黄埔高级将领，这对团结教育海内外黄埔同学、增进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会上，父亲以《拿出黄埔精神和勇气，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为题作了发言。他说：“回顾历史，我们黄埔同学，曾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合力奋斗，又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携手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天，我们面临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我们更是责无旁贷”;“希望海峡彼岸的校友能够重温一下孙中山先生生前对祖国统一的谆谆嘱咐，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拿出当年黄埔的精神和勇气来，为促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到那时，我们将有更多的校友在一起畅谈黄埔军校的光荣历史，庆贺全国的完全统一。让我们去争取这一天的到来！”
　　在1986年11月9日召开的一届二次理事会上，父亲建议创办《黄埔》杂志，编纂专辑、特刊，编发《工作通讯》。在《纪念北伐战争60周年特辑》中，一篇《黄埔军校与北伐战争》的重点稿，经父亲仔细修改刊用后，新华社发了通稿，国内主要报刊相继登载，泰国曼谷四家华文报纸全文见报。《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专辑》和《一届二次理事会专辑》内容丰富，发行的四万册销售一空。在召开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大会之后，1988年父亲主持编辑出版了《抗战胜利大型专辑》，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赏。1988年中秋节，父亲积极支持《黄埔》杂志社与中央六家新闻单位举行中秋佳节联欢会，台湾新闻单位在北京访问的朋友也应邀出席了中秋联欢会。会上呼吁海峡两岸新闻朋友互访，通过交流活动增进共识。这在海内外，尤其是在台湾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91年1月1日，从海峡彼岸传来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成立的消息。
　　层层的坚冰已被打破，绵绵的连心桥渐渐架起。长期隔海相望和多年寄居异国的黄埔同学向大陆奔涌而来，一批批由海外黄埔同学牵线组成的观光团、访问团，往来穿梭，不绝于途。父亲高兴之余，写下了《天下黄埔是一家》的感言，送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向海内外播送。
　　1991年2月19日，父亲接见了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执行长张琦。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周，他还坐着轮椅出席了同学会理事扩大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听说“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访问团快要到来的时候，他非常高兴。3月30日傍晚，父亲在弥留之际，仍然情系台湾黄埔同学，梦萦访问团校友，“台湾同学可能到广州了吧？……我不能陪同了……我见不到他们了……”当夜父亲飘然远行、令人心碎。4月8日，“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访问团飞抵北京，10日下午他们全体成员31人参加了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回首往事，疆场上的身影都化作星云，但所有的記忆却不会随风离去。我们需要更多的怀念，怀念使我们更热爱自己的国家，更尊重自己的民族英雄，更努力奋斗去实现梦想。
　　（责任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