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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所谓的唱空也好，做空也罢，到头会被时间证明无法实现。因为中国未来十年8%左右的可持续增长潜力和动力还是有的。”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12月19日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
在陈东琪看来，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的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欧美债务危机的深化、国内增速平缓后的就业问题、企业亏损问题，以及房地产调控风险等。但清醒地认识并不等于妄自菲薄，陈东琪认为，针对可能的外部变化，中国已确定了自己明晰坚定的应对方案。
“稳”字当头，“进”是目的，中国政府希望利用经济增速平缓、通胀压力减轻的时机，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能，加快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期为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构筑根基。
2012谨防四大风险
《财经国家周刊》：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六大主轴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18字方针，其中“稳增长”被放在了首位。2012年经济增长主基调稳字当头，您认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东琪：2012年经济总体来讲，增长的风险较大，通胀的风险较小。因此中央主动把稳增长放在头位，改变了2011年把稳物价控通胀作为经济工作的头等任务的这样一个基调，是根据明年经济发展的趋势做出的适当调整。
《财经国家周刊》：2012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东琪：从外部环境看，风险主要集中于欧债危机的蔓延深化及外部需求的收缩，这将冲击我们的出口和国际资本流出。2012年大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与2011年相比，波动会大一些，市场风险相对2011年会更高一些。
包括黄金能源的大宗商品市场，我认为将进入一个下行周期，甚至是一个中期熊市。原因是明年全球经济进一步减速，欧债危机可能会使欧洲部分国家衰退，中国印度等对资源依赖较高的新兴国家也会增长趋缓。
2012年的国际货币市场可能出现美元相对强势，欧元相对美元弱势的局面。欧债危机的延续会使一些新的欧洲资本、市场资本流向美国，一方面避险，一方面是看到美国经济比欧洲经济复苏得强，运行的轨道会好一些。
此前还有赌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本，预计未来盈利空间会更小，风险会增加，资本流到美国会更多一些，这也将在明年的一段时间推动美元上升。
资本市场可能会面临短期资金供给不足的压力，包括股市，全球股市都处在一个短期下冲之中，市场价格会延续2011年下半年的下行态势。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国内的发展风险？
陈东琪：首先是经济增速平缓后，2012年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会较2011年有所增加，就业压力及实际失业率可能略高于2011年。
我大概算了一下，2011年经济下降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下降了70万~75万人，今年没有裁员就可能转到明年，2012年如果再缩一个百分点，相对于2010年的10.3%减了2个多百分点，就意味着会减少150万个就业岗位。
其次是企业亏损问题。2012年企业亏损的情况会比2011年更突出，部分企业面临资产负债表危机的风险也会较大。
三是需预防房地产市场波动扩大的风险，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投资减速太快，房地产销售、交易大幅度下降，价格波动幅度放大的风险。我们的调控目标是促使房价合理回归，因而可及时监测，避免相关指标放大累及金融及上下产业链条深度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选择“稳”的政策基调，就是因为看到了上述内外风险，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及时的预调微调，将经济增速稳定下来。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稳增长？通胀是否已不再是主要问题？
陈东琪：首先要稳出口，防止出现2008年那样的出口大幅衰退。尽管我们要扩内需，但这还要有一个过程，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短期对出口的依赖还是很重的。
稳投资，主要是公共用品的投资和私人用品投资两部分，应该从优化预算，改善政策环境方面入手。一方面保障公共领域的投资适度增长，防止出现2009、2010年的超常规扩张的趋势，也要防止公共投资下降过快，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实现公共投资平稳适度增长。
稳消费方面，2012年的消费增长要延续今年的增长势头有一定难度。预计财产性收益的增长速度比2011年要放慢，包括不动产和资本市场，另外刺激消费的政策有一定的减少，要保证收入增长的持续性，从而保证消费增长的持续性，这并不容易。
还要稳市场，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还是较大的，但总体来讲2012年的通胀形势会好于2011年。
未来十年动力源
《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该如何实现稳中求进？
陈东琪：“稳”字当头，“进”是目的。
“进”就是我们的发展和改革都应该有大的进步，不能停下来、慢下来。既要保证经济能够持续较快更有质量的增长，又要求在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体制创新，综合竞争力提高方面有大的提升。要在改的上面有更多创新的动力，加快改革。“以改促稳”，“稳中求进”。
我们主要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进一步调整财税关系，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加快存贷关系的调整，加快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的利润以及劳动者收入之间新机制的建立。
着手制度创新的一些工作很重要。比如资本市场的强化体制创新，分红机制等，各个领域经济工作包括宏观调控都要有促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比如说药品价格，价格体制的进一步的建立健全。
2012年是加快促进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外部环境的引领和国内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情况，两者结合起来要求我们更快、更好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很多学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相较于以往会趋平缓，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陈东琪：经济增长适当减速有其合理性，我们既要注意防范经济减速太快对短期市场、企业产生过大的冲击；又要注意到这种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并从中学会如何实现更有质量的增长，如何更好的惠民。
经济增长适当减速有利于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改进，因为经济增长太快的话，我们就没有精力、企业也没有必要转方式，适当减速，回到一个8%~9%的区间，对地方、企业也有一个转方式、调结构的压力。
我们的过快增长，实际上是帮助了资源型国家提高资源品价格，经济增长代价是很高的。适当减速，至少从近一段时间来看，减少我们经济增长的代价，这是必要的。
另外，地方可以有更多时间做经济规划，提高经济增长的竞争力，企业则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提升质量上面去。
我们不要因为由于今年减速一个点，明年再减速一个点或者更多一点而太恐慌，它是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有历史的趋势性。
这和以前的保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增长质量，放在创新上，放在自主内生的增长方式上去。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积极因素有哪些？如何看待近期国外做空中国的声音？
陈东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不会因为前30年高速增长而发生明显的逆转。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存在的，不会由于短期波动而消失。
首先是城镇化的推动。中国现在城市化水平还很低，从目标看虽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90%左右的城市化水平，但会在今年城镇化率破50%后继续提高，这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城市经济扩大后国民经济的增长还有很大空间。
其次是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虽然东南沿海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整个中西部水平还是很低的。我们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很大。
基础设施投资也仍有空间，交通、养老、医疗设施等，都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中国经济提高生产率的空间也很大，现在人口红利减少，今后是人力资本带来技术进步的加快，促进综合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会带来经济增长。
中国今后十年的消费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趋势。汽车、家电、文化旅游等私人消费以及城市里面的公共设施消费，需求都将增长。消费需求和结构的变化，会带来产业和相关的供给结构的变化，都会带来经济增长。
最后一点，是我们及时的加快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决一些体制问题，解放生产力。中国经济改革创造的发展动力还是有空间的。
国外所谓的唱空也好，做空也罢，到头会被时间证明其预言无法实现，中国未来十年保持8%左右的中速增长的潜力和动力还是有的。
在陈东琪看来，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的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欧美债务危机的深化、国内增速平缓后的就业问题、企业亏损问题，以及房地产调控风险等。但清醒地认识并不等于妄自菲薄，陈东琪认为，针对可能的外部变化，中国已确定了自己明晰坚定的应对方案。
“稳”字当头，“进”是目的，中国政府希望利用经济增速平缓、通胀压力减轻的时机，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能，加快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期为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构筑根基。
2012谨防四大风险
《财经国家周刊》：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六大主轴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18字方针，其中“稳增长”被放在了首位。2012年经济增长主基调稳字当头，您认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东琪：2012年经济总体来讲，增长的风险较大，通胀的风险较小。因此中央主动把稳增长放在头位，改变了2011年把稳物价控通胀作为经济工作的头等任务的这样一个基调，是根据明年经济发展的趋势做出的适当调整。
《财经国家周刊》：2012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东琪：从外部环境看，风险主要集中于欧债危机的蔓延深化及外部需求的收缩，这将冲击我们的出口和国际资本流出。2012年大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与2011年相比，波动会大一些，市场风险相对2011年会更高一些。
包括黄金能源的大宗商品市场，我认为将进入一个下行周期，甚至是一个中期熊市。原因是明年全球经济进一步减速，欧债危机可能会使欧洲部分国家衰退，中国印度等对资源依赖较高的新兴国家也会增长趋缓。
2012年的国际货币市场可能出现美元相对强势，欧元相对美元弱势的局面。欧债危机的延续会使一些新的欧洲资本、市场资本流向美国，一方面避险，一方面是看到美国经济比欧洲经济复苏得强，运行的轨道会好一些。
此前还有赌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本，预计未来盈利空间会更小，风险会增加，资本流到美国会更多一些，这也将在明年的一段时间推动美元上升。
资本市场可能会面临短期资金供给不足的压力，包括股市，全球股市都处在一个短期下冲之中，市场价格会延续2011年下半年的下行态势。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国内的发展风险？
陈东琪：首先是经济增速平缓后，2012年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会较2011年有所增加，就业压力及实际失业率可能略高于2011年。
我大概算了一下，2011年经济下降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下降了70万~75万人，今年没有裁员就可能转到明年，2012年如果再缩一个百分点，相对于2010年的10.3%减了2个多百分点，就意味着会减少150万个就业岗位。
其次是企业亏损问题。2012年企业亏损的情况会比2011年更突出，部分企业面临资产负债表危机的风险也会较大。
三是需预防房地产市场波动扩大的风险，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投资减速太快，房地产销售、交易大幅度下降，价格波动幅度放大的风险。我们的调控目标是促使房价合理回归，因而可及时监测，避免相关指标放大累及金融及上下产业链条深度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选择“稳”的政策基调，就是因为看到了上述内外风险，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及时的预调微调，将经济增速稳定下来。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稳增长？通胀是否已不再是主要问题？
陈东琪：首先要稳出口，防止出现2008年那样的出口大幅衰退。尽管我们要扩内需，但这还要有一个过程，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短期对出口的依赖还是很重的。
稳投资，主要是公共用品的投资和私人用品投资两部分，应该从优化预算，改善政策环境方面入手。一方面保障公共领域的投资适度增长，防止出现2009、2010年的超常规扩张的趋势，也要防止公共投资下降过快，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实现公共投资平稳适度增长。
稳消费方面，2012年的消费增长要延续今年的增长势头有一定难度。预计财产性收益的增长速度比2011年要放慢，包括不动产和资本市场，另外刺激消费的政策有一定的减少，要保证收入增长的持续性，从而保证消费增长的持续性，这并不容易。
还要稳市场，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还是较大的，但总体来讲2012年的通胀形势会好于2011年。
未来十年动力源
《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该如何实现稳中求进？
陈东琪：“稳”字当头，“进”是目的。
“进”就是我们的发展和改革都应该有大的进步，不能停下来、慢下来。既要保证经济能够持续较快更有质量的增长，又要求在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体制创新，综合竞争力提高方面有大的提升。要在改的上面有更多创新的动力，加快改革。“以改促稳”，“稳中求进”。
我们主要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进一步调整财税关系，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加快存贷关系的调整，加快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的利润以及劳动者收入之间新机制的建立。
着手制度创新的一些工作很重要。比如资本市场的强化体制创新，分红机制等，各个领域经济工作包括宏观调控都要有促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比如说药品价格，价格体制的进一步的建立健全。
2012年是加快促进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外部环境的引领和国内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情况，两者结合起来要求我们更快、更好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很多学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相较于以往会趋平缓，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陈东琪：经济增长适当减速有其合理性，我们既要注意防范经济减速太快对短期市场、企业产生过大的冲击；又要注意到这种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并从中学会如何实现更有质量的增长，如何更好的惠民。
经济增长适当减速有利于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改进，因为经济增长太快的话，我们就没有精力、企业也没有必要转方式，适当减速，回到一个8%~9%的区间，对地方、企业也有一个转方式、调结构的压力。
我们的过快增长，实际上是帮助了资源型国家提高资源品价格，经济增长代价是很高的。适当减速，至少从近一段时间来看，减少我们经济增长的代价，这是必要的。
另外，地方可以有更多时间做经济规划，提高经济增长的竞争力，企业则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提升质量上面去。
我们不要因为由于今年减速一个点，明年再减速一个点或者更多一点而太恐慌，它是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有历史的趋势性。
这和以前的保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增长质量，放在创新上，放在自主内生的增长方式上去。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积极因素有哪些？如何看待近期国外做空中国的声音？
陈东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不会因为前30年高速增长而发生明显的逆转。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存在的，不会由于短期波动而消失。
首先是城镇化的推动。中国现在城市化水平还很低，从目标看虽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90%左右的城市化水平，但会在今年城镇化率破50%后继续提高，这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城市经济扩大后国民经济的增长还有很大空间。
其次是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虽然东南沿海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整个中西部水平还是很低的。我们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很大。
基础设施投资也仍有空间，交通、养老、医疗设施等，都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中国经济提高生产率的空间也很大，现在人口红利减少，今后是人力资本带来技术进步的加快，促进综合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会带来经济增长。
中国今后十年的消费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趋势。汽车、家电、文化旅游等私人消费以及城市里面的公共设施消费，需求都将增长。消费需求和结构的变化，会带来产业和相关的供给结构的变化，都会带来经济增长。
最后一点，是我们及时的加快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决一些体制问题，解放生产力。中国经济改革创造的发展动力还是有空间的。
国外所谓的唱空也好，做空也罢，到头会被时间证明其预言无法实现，中国未来十年保持8%左右的中速增长的潜力和动力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