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坚持、捍卫和传播真理，向未知的领域探索真理，理论工作者需要有一颗童心，需要具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实事求是和勇于坚持真理的崇高品德。
　　关于童心的生动描绘，最使人难忘的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当皇帝和大臣们由于受了两个骗子的愚弄，都在纷纷歌颂“皇帝新衣”的时候，只有那个天真的儿童，如实说出皇帝根本没有穿衣裳。
　　童心的可贵，我国明朝思想家李贽在《童心说》一文中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童心就是真心，它绝假纯真。他认为，一个人失去童心，就是失去真心，从而也就失去真人。并且说，天下最好、最动人的文章，没有不是出自童心的。李贽这里说的童心，是指文章作者的精神境界已经达到完全排除个人安危和利弊的考虑，全凭一颗赤子之心的真情实感，不顾外界的任何干扰而直抒胸怀的那种纯朴的品格，那种势难阻挡的英勇气概。就象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的：走你自己的路，不管人们怎么说。
　　倡导《童心说》的李贽是言行一致的。他在封建社会里公开宣布自己是封建道统的“异端”，并且大胆抨击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毫不妥协。最后，被封建统治者迫害下狱而死。可以说，李贽是用他的宝贵生命，在我国的封建时代谱写了一曲童心的凯歌。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最令人敬佩的典型形象，是张志新烈士。为坚持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她不畏权势，直至被“四人帮”割断咽喉仍然威武不屈。这是把童心和党性统一于一身的光辉榜样。
　　无数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表明，童心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党性要求是一致的。童心是培养党性的素质，是实现党性要求的基本条件。一个人，一旦失去童心，就无法保持直言不讳的品格，一旦有了私心杂念，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勇于坚持真理，从而所谓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也就不存在了。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以把“主观主义”看作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把“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看作是“党性的表现”，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不应当把童心和党性等同起来，党性比童心有着更高的要求、更丰富的内容。处在国内外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它要求自己的党员，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首先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自觉地依据客观条件，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正确、妥善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无论怎样讲究时机、场合，讲究方法和态度，仍然不能丧失童心，不能用假话去掩盖或歪曲事物的真相。我们的革命导师就是这样做的。
　　一八四九年马克思在科伦法庭的辩护辞，有力地驳斥了普鲁士政府伪造的所谓“共产党人图谋叛国罪”的指控。那种严格依据客观事实而提出的、同普鲁士法官针锋相对的观点和无可辩驳的事实，终于使马克思在这场斗争中赢得了胜利。1885年，恩格斯在伦敦为这篇辩护辞写的序言中说，马克思的辩护辞至今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既维护了革命的观点，又驳斥了普鲁士政府伪善的法律。即使在今日，仍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教训。
　　另一个鲜明的事例，是关于《哥达纲领批判》的处理问题。《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马克思在批判和揭露纲领草案的错误时，那种无情的尖锐性和严厉性，一直为恩格斯所称赞。但是，在《批判》写出之后，马克思只寄给白拉克、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几位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传阅，而《批判》的正式发表，则在十五年之后的一八九一年，那时，马克思已经逝世，而德国的政治形势也已经演变到了不能再延迟发表《批判》的时候了。恩格斯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的阻挠，重新审阅了《批判》的原稿，删去了一些对内容没有影响的、针对个别人的尖锐词句和评语，然后正式发表。革命导师这种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确做到了把童心和党性凝聚在一起了。
　　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把童心和党性恰当地结合起来，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身的绝对要求。因为没有这种品德，不仅不可能去坚持和捍卫真理，甚至有可能去出卖和背叛真理。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在“四人帮”时期，由于小人当道，是非颠倒、谬论横行，一个严肃的理论工作者，面对着这种严酷的现实，应当根据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说话，决不能随心所欲，任意颠倒是非，跟着赵高式的人物去“指鹿为马”。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值得人们敬佩的，他们为坚持真理，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或者婉转曲折的斗争。可是偏偏也有那么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所谓理论家，他们为“四人帮”扼杀革命、祸国殃民充当了舆论工具。他们为个人的某种利禄，竟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参与那种假借革命的名义、实质上是对革命者进行反革命的讨伐。
　　在“四人帮”跨台之后，类似的现象并没有绝迹。有些人以权威自居，把权力当作真理，听不得不同意见。本来是明明白白的学术理论问题，依照党历来的方针政策，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同志式的、平等、切实的讨论。但是，有人却公然违背党的方针政策，以势压人，任意指责同他们持不同观点或意见的人，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等。而某些风派理论家则随声附和，跟着起哄。他们把正确当作错误进行批判，把谬误当作真理加以宣扬。人们姑且相信，他们的动机和出发点，都象他们在文字或口头表明的，是旨在维护党性、维护真理、维护马克思主义。可是，事物的本质是不容颠倒的。当他们任意颠倒是非，不根据事实对同志妄加指责的时候，他们的言行离开党性、离开真理、离开马克思主义何止越来越远，简直是背道而驰了。他们愧对马克思，愧对为捍卫真理而牺牲的烈士们。这种人的下场，正象一位公正的学者说的：他们任意加罪于人，原想结束别人的理论生涯和政治生涯，没想到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恰恰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理论生涯和政治生涯。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
　　可见，究竟怎样对待理论上的是非，是坚持和捍卫真理，还是相反，这归根到底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忠于真理、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十分尖锐的问题。尽管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各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一个为捍卫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人民群众将永远赞扬和怀念他；相反，一个为保护自己而不惜牺牲真理的人，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岳飞墓上这副传千古的对联，的确值得人们深思。它反映了人民群众从功过是非出发所寄予人们的深情厚意。
　　当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正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进行重大的改革，正是理论工作者结合实际进行理论探讨的大好时机。无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各个领域看，都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研究和解决。理论工作者应当本着一颗童心，严格遵照党性的要求，到改革的实践中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