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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97岁的老红军孙金道来说，80年前的远征给予他的最深记忆，就是两个方面：打仗 挨饿。
“一年多时间差不多天天都在打，都在跑，都在饿肚子。”孙金道当时是红四方面军270团的传令兵，长征开始的时候，还未满16岁。
16岁的小红军，从此成了坚强的战士。那么，对于一支军队，这场艰苦卓绝的远征，又意味着什么？
长征，
锤炼了一支军队的战略战术
一支军队，两条河流，两番苦战——截然不同的战局，检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
湘江战役，面对五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损兵大半，几近覆没；四渡赤水，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包围，红军冲出包围圈，绝地重生……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广西北部的湘江。
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军队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时遇到了灭顶之灾：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如潮水般涌来的中央军，前方是设防堵截的桂军和湘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锥形地带。
苦战五天五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万人的长征大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
不到两个月，红军在黔北山区多雨的早春面临的局面比血战湘江更为严峻：队伍疲惫，伤病严重，缺衣少粮……敌我力量之比，达到空前的40∶3。
蒋介石坐镇西南，梦想挟湘江一战之勇，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界。
然而，蒋介石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回来了，那支灵活机动的红军又回来了！
第一仗，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渡过赤水河，作势北渡长江。当蒋介石匆匆在长江南岸布置几十个团阻拦，毛泽东却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五天内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八个团。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蒋介石飞重庆、贵阳，亲自督战。中央军和川、黔、滇各省部队铺天盖地向遵义城扑来，毛泽东却毫不恋战，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用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立刻調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这一队奇兵，吓坏了正在贵阳的蒋介石。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救驾”。
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挺进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
如同威逼贵阳一样，毛泽东只想使蒋介石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实际上，他的目标是北渡金沙江。
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防卫昆明，金沙江几乎变成不设防的地带。
机不可失。毛泽东挥兵三路，抢渡金沙江。
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也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的战术原则。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斗争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一次次粉碎蒋介石重兵“围剿”；忽视和放弃了这样的战略战术，甚至不顾自身弱势与强大敌人死磕硬拼，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败于湘江之战，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
在劣势中寻机求生存，在被动中寻机求发展。经历长征的淬火和抗战的锤炼，这样的战略战术日臻完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越打越精。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背后，是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是上到总司令下至基层指挥员一马当先。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掌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失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总司令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就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进敌阵……
聂荣臻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每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长征，
磨砺了一支军队的意志精神
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也许，骄横的日军看到了中国国力的衰败和中国政府的软弱，却没有看到一支新生的力量已经站到了抗击侵略的第一线。
平型关一战，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师团1000多具尸体。以红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15师一战成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首次破灭。
那是不少红军战士第一次见到坦克和装甲车，担负正面进攻任务的李天佑带着他的686团与日本精锐部队白刃拼杀。
李天佑20岁担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长征中担负艰巨的前卫师重任。此时，这位八路军主力团团长，年仅23岁。
23天后，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120师设伏雁门关，这一仗毙伤日军500余人，日军几十辆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
单手挎枪冲在部队前面的，也是一位年轻战将——24岁的716团团长贺炳炎。
1935年12月，担任红二六军团五师师长的贺炳炎右臂被炸烂。没有手术器械和麻醉药，医生只好用木工锯子截去了他的右臂。
又过一天，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再传捷报：769团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突击力量。
指挥战斗的769团团长，是比李天佑还年轻一岁的陈锡联。
不到一个月，三支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以战斗姿态亮相抗日前线，让不可一世的日军从此记住了这样一群军人。
长征，锤炼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和铁一样的部队。 看看这样一组数字，就会发现年轻的红军将士曾经经受了怎样的磨砺：长征中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军74里……
一群经历过如此炼狱的人，还有什么硬仗、恶仗、险仗不能直面？ 无论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战场，还是与国民党军队殊死较量，抑或与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厮杀在朝鲜战场，从长征中走出来的一代军人，始终是这支越战越强的军队的核心。
长征，
奠定了一支军队的胜利之本
1949年1月10日，历时43天的淮海战役结束——60万解放军打败80万国民党军队，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俘。
斯大林闻听此讯，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并不清楚，与60万解放军指战员并肩战斗的，还有解放区500万支前民工。
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早在创建红色根据地之初，毛泽东就把做群众工作当作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一心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也成了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最鲜明标志。
长征时期担任天全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李中权将军生前回忆，红军的各级指挥员，既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不管战斗多么紧张，时刻不忘联系群众，发动群众。
据美国记者斯诺记载：“……仅红一方面军就翻越了18座山脉，其中5座经年被雪覆盖，跨过了24條河流，历经12省，还突破了中央军和10个不同省份军阀的包围，穿过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中国军队经过的10个土著地区。”
川西大凉山，就是斯诺所说的数十年中没有一支汉族军队能够经过的地方。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入大凉山腹地。
担负开路任务的工兵连遭到彪悍的彝族群众围攻，武器被夺走，指导员被打伤，甚至连身上的军装也被抢走了。谁料，红军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彝族同胞们被深深感动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按照彝家的风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从腰带上解下跟随他多年的左轮手枪赠给小叶丹，小叶丹则把自己心爱的坐骑送给了刘伯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民族解放的火种从此也在大凉山扎下根来。
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就是从寺庙中脱掉身上的袈裟，毅然参加长征的。跟随红军走到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奴隶娃子，还有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东生、担任过青海省政协主席的扎喜旺徐……作为最早的藏族共产党员，他们被毛泽东称为“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萧克将军生前回忆，抗战爆发后，连红军的炊事员和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根据地。
麻雀战、袭扰战、地道战、地雷战……人民军队与根据地群众用迸发出的战争智慧，创造出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法。
老红军强勇记得，1940年，冀中平原道沟纵横——敌后武装可随时在沟中行动，日军的汽车装甲车则寸步难行。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支前民工与参战兵力比例达到9∶1。88万辆独轮车，向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城市吃上五年的粮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当成千上万的市民推开家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蒙蒙细雨中，马路两侧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军战士抱着枪，和衣而卧。
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市民感动。气象学家竺可桢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3点，起微雨，子夜大风……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
80年过去，孙金道这一代用青春热血谱就了英雄史诗的红军战士，已经越来越少。然而，就像接力飞天的长征火箭一样，人民军队的新长征不同样一日千里吗？
走好每一代人的长征，这是那一代军人的初心，也是新一代军人的梦想。
“一年多时间差不多天天都在打，都在跑，都在饿肚子。”孙金道当时是红四方面军270团的传令兵，长征开始的时候，还未满16岁。
16岁的小红军，从此成了坚强的战士。那么，对于一支军队，这场艰苦卓绝的远征，又意味着什么？
长征，
锤炼了一支军队的战略战术
一支军队，两条河流，两番苦战——截然不同的战局，检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
湘江战役，面对五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损兵大半，几近覆没；四渡赤水，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包围，红军冲出包围圈，绝地重生……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广西北部的湘江。
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军队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时遇到了灭顶之灾：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如潮水般涌来的中央军，前方是设防堵截的桂军和湘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锥形地带。
苦战五天五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万人的长征大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
不到两个月，红军在黔北山区多雨的早春面临的局面比血战湘江更为严峻：队伍疲惫，伤病严重，缺衣少粮……敌我力量之比，达到空前的40∶3。
蒋介石坐镇西南，梦想挟湘江一战之勇，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界。
然而，蒋介石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回来了，那支灵活机动的红军又回来了！
第一仗，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渡过赤水河，作势北渡长江。当蒋介石匆匆在长江南岸布置几十个团阻拦，毛泽东却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五天内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八个团。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蒋介石飞重庆、贵阳，亲自督战。中央军和川、黔、滇各省部队铺天盖地向遵义城扑来，毛泽东却毫不恋战，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用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立刻調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这一队奇兵，吓坏了正在贵阳的蒋介石。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救驾”。
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挺进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
如同威逼贵阳一样，毛泽东只想使蒋介石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实际上，他的目标是北渡金沙江。
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防卫昆明，金沙江几乎变成不设防的地带。
机不可失。毛泽东挥兵三路，抢渡金沙江。
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也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的战术原则。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斗争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一次次粉碎蒋介石重兵“围剿”；忽视和放弃了这样的战略战术，甚至不顾自身弱势与强大敌人死磕硬拼，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败于湘江之战，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
在劣势中寻机求生存，在被动中寻机求发展。经历长征的淬火和抗战的锤炼，这样的战略战术日臻完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越打越精。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背后，是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是上到总司令下至基层指挥员一马当先。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掌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失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总司令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就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进敌阵……
聂荣臻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每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长征，
磨砺了一支军队的意志精神
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也许，骄横的日军看到了中国国力的衰败和中国政府的软弱，却没有看到一支新生的力量已经站到了抗击侵略的第一线。
平型关一战，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师团1000多具尸体。以红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15师一战成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首次破灭。
那是不少红军战士第一次见到坦克和装甲车，担负正面进攻任务的李天佑带着他的686团与日本精锐部队白刃拼杀。
李天佑20岁担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长征中担负艰巨的前卫师重任。此时，这位八路军主力团团长，年仅23岁。
23天后，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120师设伏雁门关，这一仗毙伤日军500余人，日军几十辆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
单手挎枪冲在部队前面的，也是一位年轻战将——24岁的716团团长贺炳炎。
1935年12月，担任红二六军团五师师长的贺炳炎右臂被炸烂。没有手术器械和麻醉药，医生只好用木工锯子截去了他的右臂。
又过一天，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再传捷报：769团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突击力量。
指挥战斗的769团团长，是比李天佑还年轻一岁的陈锡联。
不到一个月，三支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以战斗姿态亮相抗日前线，让不可一世的日军从此记住了这样一群军人。
长征，锤炼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和铁一样的部队。 看看这样一组数字，就会发现年轻的红军将士曾经经受了怎样的磨砺：长征中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军74里……
一群经历过如此炼狱的人，还有什么硬仗、恶仗、险仗不能直面？ 无论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战场，还是与国民党军队殊死较量，抑或与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厮杀在朝鲜战场，从长征中走出来的一代军人，始终是这支越战越强的军队的核心。
长征，
奠定了一支军队的胜利之本
1949年1月10日，历时43天的淮海战役结束——60万解放军打败80万国民党军队，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俘。
斯大林闻听此讯，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并不清楚，与60万解放军指战员并肩战斗的，还有解放区500万支前民工。
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早在创建红色根据地之初，毛泽东就把做群众工作当作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一心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也成了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最鲜明标志。
长征时期担任天全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李中权将军生前回忆，红军的各级指挥员，既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不管战斗多么紧张，时刻不忘联系群众，发动群众。
据美国记者斯诺记载：“……仅红一方面军就翻越了18座山脉，其中5座经年被雪覆盖，跨过了24條河流，历经12省，还突破了中央军和10个不同省份军阀的包围，穿过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中国军队经过的10个土著地区。”
川西大凉山，就是斯诺所说的数十年中没有一支汉族军队能够经过的地方。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入大凉山腹地。
担负开路任务的工兵连遭到彪悍的彝族群众围攻，武器被夺走，指导员被打伤，甚至连身上的军装也被抢走了。谁料，红军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彝族同胞们被深深感动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按照彝家的风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从腰带上解下跟随他多年的左轮手枪赠给小叶丹，小叶丹则把自己心爱的坐骑送给了刘伯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民族解放的火种从此也在大凉山扎下根来。
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就是从寺庙中脱掉身上的袈裟，毅然参加长征的。跟随红军走到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奴隶娃子，还有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东生、担任过青海省政协主席的扎喜旺徐……作为最早的藏族共产党员，他们被毛泽东称为“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萧克将军生前回忆，抗战爆发后，连红军的炊事员和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根据地。
麻雀战、袭扰战、地道战、地雷战……人民军队与根据地群众用迸发出的战争智慧，创造出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法。
老红军强勇记得，1940年，冀中平原道沟纵横——敌后武装可随时在沟中行动，日军的汽车装甲车则寸步难行。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支前民工与参战兵力比例达到9∶1。88万辆独轮车，向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城市吃上五年的粮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当成千上万的市民推开家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蒙蒙细雨中，马路两侧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军战士抱着枪，和衣而卧。
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市民感动。气象学家竺可桢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3点，起微雨，子夜大风……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
80年过去，孙金道这一代用青春热血谱就了英雄史诗的红军战士，已经越来越少。然而，就像接力飞天的长征火箭一样，人民军队的新长征不同样一日千里吗？
走好每一代人的长征，这是那一代军人的初心，也是新一代军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