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相对于各种各样文学形式的探索，主旋律创作以质朴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当下生活。受齐鲁文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山东文学似乎格外青睐主旋律创作，然而当我们面对山东文学在文学潮流中“失语”的尴尬处境时，从文化层面深入剖析主旋律创作带给山东文学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其对营造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文学空间的影响，是必要而迫切的。
[关键词]主旋律；山东文学；20世纪90年代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2—0088—(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先锋作家高度的形式化实验及新生代作家边缘化、私人化的写作姿态相对比，主旋律作品以质朴、原生的现实主义手法切入了当下的现实生活。它在传达高亢、明丽、雄浑的时代之音的同时，亦以独特的魅力丰富了当下的文学创作。深受儒家文化滋养的山东文学，更是在一种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文学传统的召唤下，显示出主旋律创作的高度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创作已成为山东文学的一块“招牌”，山东主旋律作品在全国频频获奖就是一个有效例证。然而，正是由于作家对主流生活的高度关注，山东文学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除了“高产”的主旋律作品之外，面对摇曳多姿、景象万千的文学潮汐，山东文学更多地表现出默然与“失语”，仿佛山东文学除了主旋律作品之外就没有其他文学形式的探索，从这一点上看，山东作家的创作又面临着被冷落、被忽略的尴尬处境，山东作家是否更应该实现沉郁中的突围?笔者认为从文化的角度对主旋律带给山东文学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思考是必要而迫切的。
一
近年来山东省文坛涌现了一大批表现主旋律的作品，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大法官》，毕四海的《最后的资本家》、《财富与人性》、《黑白命运》，纪宇的《’97诗韵》、《20世纪诗典》，于艾香的《女书记》，张海迪的《绝顶》……这些小说都以直面现实的魄力与勇气，真实而艺术地描绘出转型期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生活图景，以及人们精神上的困惑、痛苦与蜕变。这种创作热潮的形成一方面是文化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时代使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作家长期受齐鲁文化的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文化使命感，必然深深植入作家的创作意识之中。深厚而悠久的文学传统孕育而成强烈的责任感与正义感，沉郁的忧患意识及深沉的现实体验使山东作家格外钟情于主旋律创作。从时代层面上讲，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使得丰富驳杂的生存形态与鲜活饱满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像冰山一样浮出水面，它们与文学的相互碰撞为作家提供了大量素材。90年代文学经由先锋小说的实验，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时间“私人化”、“边缘化”成为文学时尚。但是当我们在解构传统文学要素的同时，文学也远离了大众，沦为曲高和寡的“贵族化叙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主旋律创作在反映时代主潮与社会动向方面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作品以真诚的笔触与敏锐的艺术直觉，关注挣扎于边缘与底层的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人物命运；直面社会矛盾，揭露丑恶现象，传达群众心声，从而彰显出一种可贵的艺术良知。在这个文学方向感与动力感匮乏的时代，主旋律创作正是以这种强劲有力的价值支撑反拨了文学的“贵族化叙事”，将文学重新拉回生活，从而获得了巨大成功。
“主旋律”作为一种主声调，其实并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单一化，相反，它同样有着丰富的旋律。山东的主旋律创作通过对社会思潮的变动、普通人生存困境的全方位展示，奏出了时代的“和弦”。这些作品中既有以国有大型企业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面临的抉择为背景，表达作者对转型期多元价值观念的思考及对底层劳动者人性美、人情美的歌颂(《车间主任》)，又有结构宏伟开阔、情感真挚丰富，融入百年历史沧桑的抒情长诗(《20世纪诗典》)；既有勇于冲破陈规旧俗、除暴安良的县委书记罗金川(《县委书记》)，又有对农民企业起伏跌宕的命运描写中显示出权力与私欲交织下个体生存的艰难跋涉(《黑白命运》)；既有以法为线，指陈复杂的时代矛盾，在充满思辨色彩的剖析中体现出作者对现代法理精神的追求(《大法官》)，又有在对现代社会历史境遇全面而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探讨在物欲的诱惑与侵蚀下人性发生的畸变，从而完成了对人性与财富纠葛而成的怪圈的内在根源的阐释(《财富与人性》)；既有以当代老中青下岗职工命运的遭际为主线，反映下岗职工再创业精神(《夜风》)，又有超越世俗，在充满诗性与宗教般的体验中自我的精神救赎(《绝顶》)……这些文本以冷静、从容的现实主义手法完成对现实生活镜像书写的同时，也极为真实而深刻地触及到时代本质，并以尖锐而醒目的方式提出了长期以来被忽略、被遗忘的社会问题，其对社会阴暗面与人性的批判振聋发聩。而其中融入的作家关于现实的疑问、反思、探讨和期望，则隐含着作家心灵深处的价值重构，折射出中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庙堂情结、“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及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索，标志着作家与社会现实关系的某种调整。这些散发着浓郁人间情怀的作品，也预示着一个更加贴近生活、更具人文气息的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正如关仁山曾经指出的，如果我们把宏大叙事比喻成一棵树，把日常化、民间化的写法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比喻成盆景的话，我觉得时代是既需要大树也需要盆景的，盆景看了会使人赏心悦目，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而大树则会给人以力量，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它会带给我们阴凉。这个比喻或许会改变我们对主旋律创作存在的误读。无论是“大树的粗糙”还是“盆景的优美”，都以自身独特的美学风貌参与了多元化文学局面的建构，并形成一种文本间的互文性参照。
与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破产》等作品对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的关注不同，山东主旋律创作既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把握，又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凸显出一种民间立场的回归。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从题材上看，这类描写国企改革的作品可谓数不胜数，但在《车间主任》这部小说中，作家对“厂长”、“书记”之类的大人物的关注已不再居于文本主体地位，作家对处于悲惨境遇的工人身上生命韧性与美好人性的发现，成为小说中最具感染力的力量之源。刘义山家、李万全家的不幸遭遇，肖岚与藏涤飞、耿海与于倩、陈美玲与大军等几对情侣的情爱挣扎，都使得文本在朴素动人的人间情怀的笼罩下，真实地再现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与情感世界。正是由于这些富于生活质感与当下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山东文学超越了80年代“问题小说”中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从艺术风格看，近年来山东有许多主旋律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因而自觉追求影视风格是山东 主旋律创作的另一个特点。这些小说文本在具备小说质素的同时，注意画面流动性与场景衔接，如《大法官》中涌动的《深深的海洋》、京剧二胡的旋律，都十分准确贴切地传达出杨铁如矛盾躁动的心绪与林子涵的心灵悸动。《财富与人性》中作者在文本中穿插进大量逼真而细腻的心理描写，向读者展示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既使小说形成视觉上的美感，也体现出小说与影视的整合，从而实现了一种有益的文本形式的探索。
二
山东主旋律创作以与时代“分享艰难”的意识和忧患意识深刻地把握了时代脉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其在艺术探索上表现出的浅尝辄止的现象。这种不足之处首先体现在其对人性挖掘力度的不够深入。文学就是人学。主旋律创作能否引起人们的共鸣，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除了它对现实生活的重大问题作出迅猛及时的反映外，还取决于其是否能塑造出一批血肉丰满、鲜活有力、力挽狂澜的时代弄潮儿形象。与特定时期文学与政治之间形成的某种畸形的怪圈相比，今天的主旋律创作在不断向人性禁区的挺进中，摒弃了“高大全”式的完美形象。但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极大地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日常生活与心理感受，诚如吉登斯指出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时代背景的转换使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创作面临着驳杂的文化境遇，人性的复杂性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鲜明与突出。美与丑、善与恶、伟大与渺小、崇高与虚伪、光明与黑暗交织纠缠在一起。主人公既有高尚正直的一面，又有丑恶狭隘的一面。主旋律创作应在对人性复杂性的全面审视与思考中完成对于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写正面人物，而是说如何写才能使得正面形象的塑造更真实，更具说服力，更有人格魅力。
小说叙事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讲故事，它更应该沉入人性的深渊，探究心灵的内在变迁，从而实现其世俗救赎功能，这必然要求作家改变传统的道德化视角，走出人物概念化、符号化的误区。而山东主旋律的创作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更多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这就使文本对人性状态的切人方式往往是急功近利的、非自然的。毕四海的《黑白命运》可以说是作家力图实现创作转型的一部力作，但我们同样发现其文本对人性内涵的挖掘显得较为薄弱。作家以农民企业家王南风在80年代命运的浮沉史作为小说主体。他的命运确如他的外号老W所象征的，老是处于黑白交替、一波三折之中。王南风在具有相当跨度的时代历程中经历的多舛命运，无疑使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厚度和思想力度。然而在社会生活内容与信息如此丰厚的小说文本中，作者对人物命运的理解似乎仅仅归结于时代这只“巨大无比的魔手”。王南风玩偶般的命运，也只是被一只法力无边的“魔手”随意拨弄的结果而已。黎苇这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女主人公，尽管对政治有着高度的敏感以及对时事有着入木三分的洞见，但她依然无法走出政治的阴影。无论王南风、黎苇、黎书记、鲁成章他们的人生遭遇如何不同，但是“对政治有一种本能的嗜好”，才是对他们命运走向的最好注释。由此可见，由于政治因素的过分侵浸，作者对人物命运号性格演变的把握，并没有赋予其相应的人学内涵。而文本对农村社会变动导致的人物心灵蜕变及人们的精神痛苦、困惑的展现，更多地被政治权力的勾心斗角取代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本对人性定位的偏移与搁浅。
与“新写实”小说“零度状态”的叙述风格相比较，主旋律创作的显著特点在于作家在生活感召下，以饱满的生活热情投身于对社会矛盾与社会热点的关注，而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此。他们对生活多采取平视的视角，从而使其创作过分沉浸于现实之中，入乎其内难以出乎其外，致使许多东西来不及沉淀和思考，文本与生活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感。从而使一些主旋律作品头绪过多，有平面、芜杂、琐碎之嫌，难以上升到应有的审美高度和精神高度，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因此这就要求作家对现实作出一种深入而又超然的理性判断，使自己的作品真正成为文学精品。其次，从叙述技巧层面看，山东主旋律创作在表现主题思想时，叙述有时显得过于直白与平面化，缺乏应有的混沌与含蓄。这一方面与作家的创作心态有关，如果老是以一个“布道者”的身份，抱有沉重的责任感，站在一种既定的思想高度上发表自己对时代的看法，那么这种声音注定是枯燥单调的、孤掌难鸣。作家应以平静的心态倾听时代声音，发出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之音；另一方面这种浅显与直白也与作家的创作技巧有关。主旋律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将社会话题转化为文学话题，这必然要求作家注意艺术表现力的开掘，加强作品的文学性。虽然主旋律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基调，其实它完全可以采取视角转换、讽刺等各种手法来丰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从而消除过于主观化的写作痕迹。最后，主旋律创作应该打破模式化写作。时代在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作家不能因为一种写作模式受到欢迎就过分地迎合市场与读者，而应该在小说的情节安排方式、叙述表达方式、人物性格发展方式方面不断突破自己。
三
就主旋律创作之于整个山东文学而言，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各种文学奖项的评选中，山东文学中获奖的好像永远都是一些主旋律作品，而其他一些非主旋律作品很少有能入围的。这是否标志着山东主旋律创作已达到某种高度?抑或是山东作家对齐鲁文化的感悟，比其他省份的作家更深入更透彻?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些获奖作品的时候，笔者觉得对主旋律创作在山东文学中的定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样是必要而迫切的。
山东主旋律创作热情的高涨，如前面所分析的有其文化根由，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要义的儒家文化在逐渐获取中国正统文化的中心地位时，齐鲁文化也在对这种“大文化”的认同与追随中，丧失了自身的文化个性，产生了文化心理上的求同性与依附性。这种文化积淀使山东文学似乎与生俱来有种少年老成的矜持与稳重，这表现在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与时俱进的共鸣性。其小说文本在对包罗万象的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折射出强烈的当下生活气息与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究竟什么是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除了其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恐怕很多人都难以说清楚。山东作家对齐鲁文化的认识与发掘，在很大程度上陷于这种“共名”状态下使命感式的写作。正如吴义勤先生在《过于沉重的写作》中指出的：“齐鲁文化实际上已成了一种文化包袱和精神负担，它培育了山东作家世世代代相传的主流意识和‘中心’情结。山东作家时时刻刻都注意自己的言行与形象，他们的写作总是‘唯上是从’，总是追求为中国文化的‘共性’添砖加瓦，而不去考察 作家的个性和文化的个性或总是以自己的个性和文化的个性去依附和迁就大文化的共性，力求不触犯大文化形象。”主旋律创作无疑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种“主流意识”与“中心情结”，其文本对社会思潮、时代变迁作出的急近反映与迎合，以及这些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走红，使山东文学处于充满焦虑感与功利性的文学语境中，时代的、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文学的牵绊太多，山东文学并没有从容地建构起一种自由、活泼、开放、兼容并蓄的文学空间。作家在精心打造文学“精品工程”的同时，并没有形成自己长远、终极的文学目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创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对山东文学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首先，这表现在它使整个山东文学都笼罩在过于沉闷、厚重的精神氛围之中。许多乡土小说都无法走出主流生活这种“影响的焦虑”。比如乡土小说作为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的小说，它在吸纳不断变换的、强大意识形态的渗入的同时，其主体最终应呈现源于民间的具有原始文化意味的深层积淀、生存心态及伦理观念与时代的撞击、整合下的生命强力与精神流变，山东的乡土小说在追求厚重的风格之余，面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峙、冲突与交融，许多文本未能有力地凸显农民精神的变迁，从而未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地域小说。其次，对主旋律创作的重视，导致了人们对山东文学形成某种定势思维，仿佛一提山东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反映主流生活的作品，一些非主旋律作家或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扶持。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主旋律创作的这个“招牌”，导致了批评界对山东文学的“误读”。这也是山东文学在当代文坛中“缺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齐鲁文化的积淀使主旋律创作成为“共鸣式”写作的有效实践模式，并且这种使命感式的书写曾经为山东文学带来巨大的声名。但从长远看，山东文学却是以文学“发言权”的丧失为代价迎合了时代主潮。这可以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考察。80年代尚处于群体文化向个体文化的过渡阶段，儒家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在这种相对浑沌、相对暧昧的文化状态下，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90年代则已实现了群体文化向个体文化的转型。与群体文化崇尚节俭、理性、现实、平衡、和谐的文化秩序相对比，个体文化则追求开放、感性、对立、自由、变动的文化理念。而儒家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讲求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与具体的政治实践为着眼点的群体本位文化。从山东文学对主旋律作品的推崇来看，山东文学并没有突破这种传统文化的精神框架，因而群体文化制约下形成的相对狭隘的文学空间，不能不使山东文学在这个不断推陈出新、色彩缤纷的文学世界中显得有些落寞与单薄。主旋律创作热情的高涨在为山东文学赢得巨大声名的同时，更使得山东文学陷入虚幻的自我陶醉之中，而没有真正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开放的无拘无束的心态来对待文学这门艺术本身应具有的创新品格。文学对现实的发言不应体现为针砭时弊的议论性话语，而是应该深入到小说内在的叙事肌理之中，否则只能将小说话语演绎成对生活与政治观念的图解，这不仅会破坏小说内在的审美意蕴，更会使小说本身所应具有的审美张力丧失殆尽。
就题材而言，主旋律创作应该属于主题型写作。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创作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主题型写作，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描写人性遭受专制主义与极“左”路线摧残的悲剧，提出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表明新时期文学起步阶段其文本具有的启蒙意义还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他们的叙事目的还是对当下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论证的话，那么面对90年代社会信息容量如此丰富的现实生活，山东文学这种过于沉稳、厚重、扎实的写作风格，则体现出作家对充满感性的生命体验的压制与扼杀。比如同样是描写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康志刚的《年关》与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具有截然不同的美学风貌。前者围绕一对夫妇年关被地主逼债的尴尬场面展开叙述，文本在灰暗的生活中依旧透出明亮、动人的人性底色，显示出作者温和、淳朴的人道主义情怀；后者则通过王老炳一家三代人作为非正常人遭受的屈辱与误解的描写，折射出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与丑陋人性。作者将悲悯的情怀转化成对生存之痛的体恤。文本在精神层面的追问不仅使小说具有丰富的故事内涵，也在深层意义上直抵人类的生存困境。这里无意于比较两部作品的优劣，只想说明文学作为一种个体的审美创造活动，精神的独立性与艺术的自由性本身就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文本最终呈现的是作家主体的生命体验与精神体验，而非一种既定的、守成的理性判断。过多意识形态的介入本身就对文学构成一种否定的、非常态的存在，而文学追问与关注的是人类的生存意义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
最后，从小说形式方面讲，山东文学中凝聚的浓厚主流意识，使作家安于保守的文学传统与拙朴的艺术风格，缺乏创新的锐气，从而使艺术探索方面陷入“集体失明”的状态。当曾经令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的新潮小说的形式试验归于平寂时，我们依然无法抹煞这场革命的历史功绩，即它展示了艺术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并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这是因为对于既存现实来说，文学作品既是对现实的一种肯定性存在，又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性存在。它的肯定性源于生活经验的感受，它的否定性源于文学形式对生活经验的对抗性与超越性。在这一点上，无论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的“每种艺术只有在追求自己的独特前景时，它才繁荣，一旦艺术与现实完全缝合，艺术就将毁灭”，还是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提到的“艺术正是借助形式，才超越了现存现实，才能成为与现存现实相对的作品，这种超越的成分处于艺术本身的纬度上”，都表明艺术形式创新的重要性。文学作为一门以审美性追求为基质的艺术，决定了它不可能像日常语言那样满足于信息交流，而应以形式探索与能指本身的建构为要义。山东文学过于注重对现实的肯定性认同而忽略了艺术形式必要的创新，过于强调单一的价值取向，而缺乏多元化的艺术追求。有时候“众声喧哗”的文学场景未必是件坏事，它至少表明积极的文学参与意识与文学个性的张扬，表明了作家的创作与当下的文学潮汐之间有着内在互动。山东文学对各种文学潮流的拒绝，使其丧失了对不同的文学形式进行比较与衡量、参照与沉淀的机会。因此，其艺术上因循守旧的弊端也就在所难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创作主旋律作品，面对不同的文学接受者，文学创作理应形成多元化的局面，不能仅仅因为主旋律创作有轰动效应，就使其成为文学创作的流行模式。文学园地里既要有严肃的作品，又要有活泼的作品；既要有端庄的作品，又要有佻巧的作品；既要有传统的文学创作，又要有现代形式的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形成文学生态的平衡，也才能使山东文学更好地融入当下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之中。
主旋律创作在山东的走红，有其文化与时代的必然性，但创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省”，首先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文学大省”，这必然要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的艺术场域。因此，山东文学在秉承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更应做一个“拿来主义”者，以兼具开放性与独立性、包容性与疏离性二元对立统一的心态，接受文学上的一些新潮的或“先锋”的技术层面的提升，从而创作出真正具有齐鲁文化韵味的小说。
[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主旋律；山东文学；20世纪90年代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2—0088—(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先锋作家高度的形式化实验及新生代作家边缘化、私人化的写作姿态相对比，主旋律作品以质朴、原生的现实主义手法切入了当下的现实生活。它在传达高亢、明丽、雄浑的时代之音的同时，亦以独特的魅力丰富了当下的文学创作。深受儒家文化滋养的山东文学，更是在一种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文学传统的召唤下，显示出主旋律创作的高度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创作已成为山东文学的一块“招牌”，山东主旋律作品在全国频频获奖就是一个有效例证。然而，正是由于作家对主流生活的高度关注，山东文学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除了“高产”的主旋律作品之外，面对摇曳多姿、景象万千的文学潮汐，山东文学更多地表现出默然与“失语”，仿佛山东文学除了主旋律作品之外就没有其他文学形式的探索，从这一点上看，山东作家的创作又面临着被冷落、被忽略的尴尬处境，山东作家是否更应该实现沉郁中的突围?笔者认为从文化的角度对主旋律带给山东文学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思考是必要而迫切的。
一
近年来山东省文坛涌现了一大批表现主旋律的作品，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大法官》，毕四海的《最后的资本家》、《财富与人性》、《黑白命运》，纪宇的《’97诗韵》、《20世纪诗典》，于艾香的《女书记》，张海迪的《绝顶》……这些小说都以直面现实的魄力与勇气，真实而艺术地描绘出转型期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生活图景，以及人们精神上的困惑、痛苦与蜕变。这种创作热潮的形成一方面是文化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时代使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作家长期受齐鲁文化的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文化使命感，必然深深植入作家的创作意识之中。深厚而悠久的文学传统孕育而成强烈的责任感与正义感，沉郁的忧患意识及深沉的现实体验使山东作家格外钟情于主旋律创作。从时代层面上讲，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使得丰富驳杂的生存形态与鲜活饱满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像冰山一样浮出水面，它们与文学的相互碰撞为作家提供了大量素材。90年代文学经由先锋小说的实验，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时间“私人化”、“边缘化”成为文学时尚。但是当我们在解构传统文学要素的同时，文学也远离了大众，沦为曲高和寡的“贵族化叙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主旋律创作在反映时代主潮与社会动向方面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作品以真诚的笔触与敏锐的艺术直觉，关注挣扎于边缘与底层的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人物命运；直面社会矛盾，揭露丑恶现象，传达群众心声，从而彰显出一种可贵的艺术良知。在这个文学方向感与动力感匮乏的时代，主旋律创作正是以这种强劲有力的价值支撑反拨了文学的“贵族化叙事”，将文学重新拉回生活，从而获得了巨大成功。
“主旋律”作为一种主声调，其实并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单一化，相反，它同样有着丰富的旋律。山东的主旋律创作通过对社会思潮的变动、普通人生存困境的全方位展示，奏出了时代的“和弦”。这些作品中既有以国有大型企业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面临的抉择为背景，表达作者对转型期多元价值观念的思考及对底层劳动者人性美、人情美的歌颂(《车间主任》)，又有结构宏伟开阔、情感真挚丰富，融入百年历史沧桑的抒情长诗(《20世纪诗典》)；既有勇于冲破陈规旧俗、除暴安良的县委书记罗金川(《县委书记》)，又有对农民企业起伏跌宕的命运描写中显示出权力与私欲交织下个体生存的艰难跋涉(《黑白命运》)；既有以法为线，指陈复杂的时代矛盾，在充满思辨色彩的剖析中体现出作者对现代法理精神的追求(《大法官》)，又有在对现代社会历史境遇全面而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探讨在物欲的诱惑与侵蚀下人性发生的畸变，从而完成了对人性与财富纠葛而成的怪圈的内在根源的阐释(《财富与人性》)；既有以当代老中青下岗职工命运的遭际为主线，反映下岗职工再创业精神(《夜风》)，又有超越世俗，在充满诗性与宗教般的体验中自我的精神救赎(《绝顶》)……这些文本以冷静、从容的现实主义手法完成对现实生活镜像书写的同时，也极为真实而深刻地触及到时代本质，并以尖锐而醒目的方式提出了长期以来被忽略、被遗忘的社会问题，其对社会阴暗面与人性的批判振聋发聩。而其中融入的作家关于现实的疑问、反思、探讨和期望，则隐含着作家心灵深处的价值重构，折射出中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庙堂情结、“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及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索，标志着作家与社会现实关系的某种调整。这些散发着浓郁人间情怀的作品，也预示着一个更加贴近生活、更具人文气息的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正如关仁山曾经指出的，如果我们把宏大叙事比喻成一棵树，把日常化、民间化的写法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比喻成盆景的话，我觉得时代是既需要大树也需要盆景的，盆景看了会使人赏心悦目，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而大树则会给人以力量，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它会带给我们阴凉。这个比喻或许会改变我们对主旋律创作存在的误读。无论是“大树的粗糙”还是“盆景的优美”，都以自身独特的美学风貌参与了多元化文学局面的建构，并形成一种文本间的互文性参照。
与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破产》等作品对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的关注不同，山东主旋律创作既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把握，又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凸显出一种民间立场的回归。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从题材上看，这类描写国企改革的作品可谓数不胜数，但在《车间主任》这部小说中，作家对“厂长”、“书记”之类的大人物的关注已不再居于文本主体地位，作家对处于悲惨境遇的工人身上生命韧性与美好人性的发现，成为小说中最具感染力的力量之源。刘义山家、李万全家的不幸遭遇，肖岚与藏涤飞、耿海与于倩、陈美玲与大军等几对情侣的情爱挣扎，都使得文本在朴素动人的人间情怀的笼罩下，真实地再现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与情感世界。正是由于这些富于生活质感与当下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山东文学超越了80年代“问题小说”中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从艺术风格看，近年来山东有许多主旋律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因而自觉追求影视风格是山东 主旋律创作的另一个特点。这些小说文本在具备小说质素的同时，注意画面流动性与场景衔接，如《大法官》中涌动的《深深的海洋》、京剧二胡的旋律，都十分准确贴切地传达出杨铁如矛盾躁动的心绪与林子涵的心灵悸动。《财富与人性》中作者在文本中穿插进大量逼真而细腻的心理描写，向读者展示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既使小说形成视觉上的美感，也体现出小说与影视的整合，从而实现了一种有益的文本形式的探索。
二
山东主旋律创作以与时代“分享艰难”的意识和忧患意识深刻地把握了时代脉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其在艺术探索上表现出的浅尝辄止的现象。这种不足之处首先体现在其对人性挖掘力度的不够深入。文学就是人学。主旋律创作能否引起人们的共鸣，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除了它对现实生活的重大问题作出迅猛及时的反映外，还取决于其是否能塑造出一批血肉丰满、鲜活有力、力挽狂澜的时代弄潮儿形象。与特定时期文学与政治之间形成的某种畸形的怪圈相比，今天的主旋律创作在不断向人性禁区的挺进中，摒弃了“高大全”式的完美形象。但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极大地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日常生活与心理感受，诚如吉登斯指出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时代背景的转换使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创作面临着驳杂的文化境遇，人性的复杂性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鲜明与突出。美与丑、善与恶、伟大与渺小、崇高与虚伪、光明与黑暗交织纠缠在一起。主人公既有高尚正直的一面，又有丑恶狭隘的一面。主旋律创作应在对人性复杂性的全面审视与思考中完成对于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写正面人物，而是说如何写才能使得正面形象的塑造更真实，更具说服力，更有人格魅力。
小说叙事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讲故事，它更应该沉入人性的深渊，探究心灵的内在变迁，从而实现其世俗救赎功能，这必然要求作家改变传统的道德化视角，走出人物概念化、符号化的误区。而山东主旋律的创作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更多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这就使文本对人性状态的切人方式往往是急功近利的、非自然的。毕四海的《黑白命运》可以说是作家力图实现创作转型的一部力作，但我们同样发现其文本对人性内涵的挖掘显得较为薄弱。作家以农民企业家王南风在80年代命运的浮沉史作为小说主体。他的命运确如他的外号老W所象征的，老是处于黑白交替、一波三折之中。王南风在具有相当跨度的时代历程中经历的多舛命运，无疑使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厚度和思想力度。然而在社会生活内容与信息如此丰厚的小说文本中，作者对人物命运的理解似乎仅仅归结于时代这只“巨大无比的魔手”。王南风玩偶般的命运，也只是被一只法力无边的“魔手”随意拨弄的结果而已。黎苇这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女主人公，尽管对政治有着高度的敏感以及对时事有着入木三分的洞见，但她依然无法走出政治的阴影。无论王南风、黎苇、黎书记、鲁成章他们的人生遭遇如何不同，但是“对政治有一种本能的嗜好”，才是对他们命运走向的最好注释。由此可见，由于政治因素的过分侵浸，作者对人物命运号性格演变的把握，并没有赋予其相应的人学内涵。而文本对农村社会变动导致的人物心灵蜕变及人们的精神痛苦、困惑的展现，更多地被政治权力的勾心斗角取代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本对人性定位的偏移与搁浅。
与“新写实”小说“零度状态”的叙述风格相比较，主旋律创作的显著特点在于作家在生活感召下，以饱满的生活热情投身于对社会矛盾与社会热点的关注，而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此。他们对生活多采取平视的视角，从而使其创作过分沉浸于现实之中，入乎其内难以出乎其外，致使许多东西来不及沉淀和思考，文本与生活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感。从而使一些主旋律作品头绪过多，有平面、芜杂、琐碎之嫌，难以上升到应有的审美高度和精神高度，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因此这就要求作家对现实作出一种深入而又超然的理性判断，使自己的作品真正成为文学精品。其次，从叙述技巧层面看，山东主旋律创作在表现主题思想时，叙述有时显得过于直白与平面化，缺乏应有的混沌与含蓄。这一方面与作家的创作心态有关，如果老是以一个“布道者”的身份，抱有沉重的责任感，站在一种既定的思想高度上发表自己对时代的看法，那么这种声音注定是枯燥单调的、孤掌难鸣。作家应以平静的心态倾听时代声音，发出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之音；另一方面这种浅显与直白也与作家的创作技巧有关。主旋律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将社会话题转化为文学话题，这必然要求作家注意艺术表现力的开掘，加强作品的文学性。虽然主旋律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基调，其实它完全可以采取视角转换、讽刺等各种手法来丰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从而消除过于主观化的写作痕迹。最后，主旋律创作应该打破模式化写作。时代在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作家不能因为一种写作模式受到欢迎就过分地迎合市场与读者，而应该在小说的情节安排方式、叙述表达方式、人物性格发展方式方面不断突破自己。
三
就主旋律创作之于整个山东文学而言，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各种文学奖项的评选中，山东文学中获奖的好像永远都是一些主旋律作品，而其他一些非主旋律作品很少有能入围的。这是否标志着山东主旋律创作已达到某种高度?抑或是山东作家对齐鲁文化的感悟，比其他省份的作家更深入更透彻?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些获奖作品的时候，笔者觉得对主旋律创作在山东文学中的定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样是必要而迫切的。
山东主旋律创作热情的高涨，如前面所分析的有其文化根由，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要义的儒家文化在逐渐获取中国正统文化的中心地位时，齐鲁文化也在对这种“大文化”的认同与追随中，丧失了自身的文化个性，产生了文化心理上的求同性与依附性。这种文化积淀使山东文学似乎与生俱来有种少年老成的矜持与稳重，这表现在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与时俱进的共鸣性。其小说文本在对包罗万象的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折射出强烈的当下生活气息与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究竟什么是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除了其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恐怕很多人都难以说清楚。山东作家对齐鲁文化的认识与发掘，在很大程度上陷于这种“共名”状态下使命感式的写作。正如吴义勤先生在《过于沉重的写作》中指出的：“齐鲁文化实际上已成了一种文化包袱和精神负担，它培育了山东作家世世代代相传的主流意识和‘中心’情结。山东作家时时刻刻都注意自己的言行与形象，他们的写作总是‘唯上是从’，总是追求为中国文化的‘共性’添砖加瓦，而不去考察 作家的个性和文化的个性或总是以自己的个性和文化的个性去依附和迁就大文化的共性，力求不触犯大文化形象。”主旋律创作无疑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种“主流意识”与“中心情结”，其文本对社会思潮、时代变迁作出的急近反映与迎合，以及这些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走红，使山东文学处于充满焦虑感与功利性的文学语境中，时代的、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文学的牵绊太多，山东文学并没有从容地建构起一种自由、活泼、开放、兼容并蓄的文学空间。作家在精心打造文学“精品工程”的同时，并没有形成自己长远、终极的文学目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创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对山东文学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首先，这表现在它使整个山东文学都笼罩在过于沉闷、厚重的精神氛围之中。许多乡土小说都无法走出主流生活这种“影响的焦虑”。比如乡土小说作为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的小说，它在吸纳不断变换的、强大意识形态的渗入的同时，其主体最终应呈现源于民间的具有原始文化意味的深层积淀、生存心态及伦理观念与时代的撞击、整合下的生命强力与精神流变，山东的乡土小说在追求厚重的风格之余，面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峙、冲突与交融，许多文本未能有力地凸显农民精神的变迁，从而未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地域小说。其次，对主旋律创作的重视，导致了人们对山东文学形成某种定势思维，仿佛一提山东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反映主流生活的作品，一些非主旋律作家或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扶持。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主旋律创作的这个“招牌”，导致了批评界对山东文学的“误读”。这也是山东文学在当代文坛中“缺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齐鲁文化的积淀使主旋律创作成为“共鸣式”写作的有效实践模式，并且这种使命感式的书写曾经为山东文学带来巨大的声名。但从长远看，山东文学却是以文学“发言权”的丧失为代价迎合了时代主潮。这可以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考察。80年代尚处于群体文化向个体文化的过渡阶段，儒家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在这种相对浑沌、相对暧昧的文化状态下，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90年代则已实现了群体文化向个体文化的转型。与群体文化崇尚节俭、理性、现实、平衡、和谐的文化秩序相对比，个体文化则追求开放、感性、对立、自由、变动的文化理念。而儒家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讲求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与具体的政治实践为着眼点的群体本位文化。从山东文学对主旋律作品的推崇来看，山东文学并没有突破这种传统文化的精神框架，因而群体文化制约下形成的相对狭隘的文学空间，不能不使山东文学在这个不断推陈出新、色彩缤纷的文学世界中显得有些落寞与单薄。主旋律创作热情的高涨在为山东文学赢得巨大声名的同时，更使得山东文学陷入虚幻的自我陶醉之中，而没有真正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开放的无拘无束的心态来对待文学这门艺术本身应具有的创新品格。文学对现实的发言不应体现为针砭时弊的议论性话语，而是应该深入到小说内在的叙事肌理之中，否则只能将小说话语演绎成对生活与政治观念的图解，这不仅会破坏小说内在的审美意蕴，更会使小说本身所应具有的审美张力丧失殆尽。
就题材而言，主旋律创作应该属于主题型写作。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创作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主题型写作，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描写人性遭受专制主义与极“左”路线摧残的悲剧，提出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表明新时期文学起步阶段其文本具有的启蒙意义还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他们的叙事目的还是对当下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论证的话，那么面对90年代社会信息容量如此丰富的现实生活，山东文学这种过于沉稳、厚重、扎实的写作风格，则体现出作家对充满感性的生命体验的压制与扼杀。比如同样是描写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康志刚的《年关》与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具有截然不同的美学风貌。前者围绕一对夫妇年关被地主逼债的尴尬场面展开叙述，文本在灰暗的生活中依旧透出明亮、动人的人性底色，显示出作者温和、淳朴的人道主义情怀；后者则通过王老炳一家三代人作为非正常人遭受的屈辱与误解的描写，折射出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与丑陋人性。作者将悲悯的情怀转化成对生存之痛的体恤。文本在精神层面的追问不仅使小说具有丰富的故事内涵，也在深层意义上直抵人类的生存困境。这里无意于比较两部作品的优劣，只想说明文学作为一种个体的审美创造活动，精神的独立性与艺术的自由性本身就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文本最终呈现的是作家主体的生命体验与精神体验，而非一种既定的、守成的理性判断。过多意识形态的介入本身就对文学构成一种否定的、非常态的存在，而文学追问与关注的是人类的生存意义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
最后，从小说形式方面讲，山东文学中凝聚的浓厚主流意识，使作家安于保守的文学传统与拙朴的艺术风格，缺乏创新的锐气，从而使艺术探索方面陷入“集体失明”的状态。当曾经令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的新潮小说的形式试验归于平寂时，我们依然无法抹煞这场革命的历史功绩，即它展示了艺术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并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这是因为对于既存现实来说，文学作品既是对现实的一种肯定性存在，又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性存在。它的肯定性源于生活经验的感受，它的否定性源于文学形式对生活经验的对抗性与超越性。在这一点上，无论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的“每种艺术只有在追求自己的独特前景时，它才繁荣，一旦艺术与现实完全缝合，艺术就将毁灭”，还是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提到的“艺术正是借助形式，才超越了现存现实，才能成为与现存现实相对的作品，这种超越的成分处于艺术本身的纬度上”，都表明艺术形式创新的重要性。文学作为一门以审美性追求为基质的艺术，决定了它不可能像日常语言那样满足于信息交流，而应以形式探索与能指本身的建构为要义。山东文学过于注重对现实的肯定性认同而忽略了艺术形式必要的创新，过于强调单一的价值取向，而缺乏多元化的艺术追求。有时候“众声喧哗”的文学场景未必是件坏事，它至少表明积极的文学参与意识与文学个性的张扬，表明了作家的创作与当下的文学潮汐之间有着内在互动。山东文学对各种文学潮流的拒绝，使其丧失了对不同的文学形式进行比较与衡量、参照与沉淀的机会。因此，其艺术上因循守旧的弊端也就在所难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创作主旋律作品，面对不同的文学接受者，文学创作理应形成多元化的局面，不能仅仅因为主旋律创作有轰动效应，就使其成为文学创作的流行模式。文学园地里既要有严肃的作品，又要有活泼的作品；既要有端庄的作品，又要有佻巧的作品；既要有传统的文学创作，又要有现代形式的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形成文学生态的平衡，也才能使山东文学更好地融入当下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之中。
主旋律创作在山东的走红，有其文化与时代的必然性，但创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省”，首先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文学大省”，这必然要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的艺术场域。因此，山东文学在秉承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更应做一个“拿来主义”者，以兼具开放性与独立性、包容性与疏离性二元对立统一的心态，接受文学上的一些新潮的或“先锋”的技术层面的提升，从而创作出真正具有齐鲁文化韵味的小说。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