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后赤壁赋》中道士化鹤入梦来是苏轼寻找人生之路的朦胧出口，那么《放鹤亭记》中的“鹤”则体现了他人生理想由模糊而逐渐清晰，由不定而逐渐明朗。在《放鹤亭记》中，通过对异境仙鹤的描写，触物感兴，把久远的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描绘了一幅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美丽图画，流露出一丝“清远闲放”的归隐思想。可以说“鹤”是苏轼的化身，是苏轼人生姿态的见证。
　　一、摹鹤之形，形显而神隐
　　文章的第一部分极力铺写“鹤”之形，用特写镜头的方式聚焦这两只身处“异境”的仙鹤，借鹤之形巧妙地提示出“鹤”的精神所在。
　　开篇巧布一方高蹈出世的风景：彭城山岭，连绵起伏，首尾相衔，隐隐约约，合成一环，唯有西向一面断开空缺，而山人小亭适得其所，恬然自足地立于其上。山峦起伏与西向小口，西向小口与山人小亭，相衔相依，浑然天成，这是建亭位置的得天独厚之奇。春夏之交，草木连天，长势茂盛，翠绿迷人；秋冬之际，白雪皑皑，浩月朗朗，满目生辉。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天阴还是天晴，山亭景色随时变幻而多姿多彩。这是山亭景色的“俯仰百变”之奇。无论是位置的选择还是景色的描绘都匠心独运地营造出一方天地。“鹤”便生活在这集天地之灵秀的世外桃源，积山川之精华的人间仙境。同时隐喻了“我”理想中的栖居之地远离尘世之外，“不知今夕是何年”，犹如进入了深邃恒远的茫茫天宇。这样的环境应该是“我”修心养性，娱情怡志，避世离俗，颐养天年的绝妙之所。居住在此，物我契合，宠辱皆忘。
　　接着写高蹈出世的风景养育了两只遗世独立的仙鹤。仙鹤虽为人驯养，但可以朝出暮归，随心所欲，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活脱脱一派闲云野鹤的清远闲放风致。“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寥寥十字，勾勒出了仙鹤清新俊美、飘逸脱俗的形象。白鹤晾翅，绿色千里，好一派田野风光；白鹤展翅，翻飞云霄，好一派天空雄姿。或停或飞，各有千秋，停则亭亭玉立，俊逸迷人，飞则高蹈尘外，别有天地。毫无疑问，作者借鹤写人，描绘了一种如鹤独立、如鹤高飞的自由人格。
　　二、状鹤之神，鹤被着上隐逸之色彩
　　文章的第二部分极力捕捉鹤的神韵。苏轼和从僚往见山人，在放鹤亭饮酒作乐，极言隐居之乐，即使是君王也不能享受到。作为鸟类来说，鹤的品格清高、深沉、安静，所以《易经》和《诗经》中都把它比作明智的人、有才能的人和身怀高尚品德的人，跟它亲昵，跟它玩耍，好像是有利无害的。苏轼触物感兴，议鹤说酒，由此情此景想到历史典故，借题发挥，就鹤说史，对此言志。
　　鹤在中国传统文学乃至文化中，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本段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鹤”：“《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以其生活的习性——喜阴、喜高而成了冰清玉洁、超凡脱俗、云游世外的代名词。而其居无定所、云游无踪的特性，更被赋予了清闲洒脱的品性，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隐逸人格的最好写照。
　　为什么“南面之君”不能享受到隐居的乐趣呢？作者用卫懿公爱鹤而亡其国的典故，说明即使国君也不能纵其所欲。接着作者又引用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认为酒也是荒惑败乱的祸根。作者由此感叹：“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逃避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
　　读本文，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君王连爱鹤这样的雅事也会招来祸患，但作为“竹林七贤”之中的刘伶、阮籍，他们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却纵情于酒，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在后世留下了好名声；且隐士们没有那么多的忌讳，是真名士自风流么？我的结论是：君王他的享受，动用的是公权力，他的癖好，必然会影响公权力的公正使用，必然会影响政务，爱鹤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纵酒了。纣王和殷贵族忘记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爱鹤纵酒以致亡国。一个上下君臣沉耽于饮酒享乐的国度，除了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外，能有什么好事？而隐居山林的隐士们的生活，他们的消费，是自食其力的，并不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更因为他们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思想境界，“邦无道，则隐”，使他们全身避祸，赢得了一世清名。所以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古人很少把鹤比作国君，喜欢把鹤比作贤人隐士，贤人隐士亦都喜欢“狎而玩之”，宋人林和靖就爱好饲鹤，留下“梅妻鹤子”的美誉。这些贤人隐士借养鹤以娱遣兴，陶冶性情，修身养性。
　　因此作者把酒临风，举杯痛饮，有刘伶、阮籍为师，有山人张君作伴，逍遥自在，痛快淋漓，山人闲云野鹤的生活方式，令作者心醉神往。
　　至此，鹤之神尽显，苏轼之志尽露：政治斗争失败后隐居山林，与鹤为伍，未尝不是一件逍遥自在的事。
　　三、鹤形虚化，鹤与人在自由清适中结为一体
　　文章的最后部分，山人之鹤不再仅是第一段中放飞山外的“鹤”，在第二段的铺垫下，鹤已逐渐虚化，与心在红尘之外的隐逸之人或与具有隐逸之志的人合为一体。经过了文化过滤的鹤“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而把自己的情趣托付给了鹤的贤士则“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饱汝”。
　　结尾是作者的一曲放歌，给这种超然世外的遁世生活增加了浓厚的抒情意味。行文至第二段，主旨显豁，情理完足，本可以收束全文，可是作者還不满足，又别具匠心地安排了结尾，增加了“歌以咏志”一节。此节由两首即兴歌咏之辞构成，一为放鹤之歌，一为招鹤之歌。第二段写作者与山人饮酒赏景，谈酒议鹤，体悟人生，从而心仪隐逸。第三段乃是心境澄明，兴致淋漓地纵情高歌。由亭而鹤，由酒而歌。“歌”决不是画蛇添足，而是作者心情的尽情宣泄，通过歌咏，尽言其志。放鹤之歌歌人鹤，招鹤之歌歌鹤人。前一首言主人临风放鹤，望鹤而歌，重在歌咏仙鹤清远闲放、自由自在的风致，实际上也是在歌咏一种像仙鹤那样独来独往、逍遥自在的隐士风采；后一首言主人向晚招鹤，呼唤鹤的回归，重在歌咏山人躬耕自食、返璞归真、远离世间名利的生活方式，歌曲借山人呼唤仙鹤归来，表达了作者向往隐逸、醉心山林的浓郁情怀。两首歌不管是放鹤还是招鹤，不管是歌鹤还是歌人，实际上鹤与人早已在与天地精神独往来时结为一体——仙鹤清远闲散，自由自在；贤士独来独往，逍遥飘逸。可以说，鹤是人的精神载体，人是鹤的物质躯壳。借助于回环往复的歌咏形式，作者的出世隐逸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从中我们看到苏轼真性情的一面。
　　因此，《放鹤亭记》中的“鹤”是苏轼清高人格的真实写照——把李白式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洒脱玩弄于股掌之间，被庄子式的“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逍遥浸透了心灵空间，因而他永远向往着自己心中的圣地，缥缈而去，身后留下了寂寞的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