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变”。变的速度加快、变的幅度增强、变的方向调整、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捉摸。但无论世界变得如何复杂，人类的理性和国家决策都需要去准确理解、切实把握。因此，就出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要清楚今天的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二是要调整我们的认知框架，用复合性思维来观察、理解、认知日益复杂的世界。
　　当代国际关系的首要变化在于议事日程更趋复杂。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下地缘政治、大国关系主导国际关系不同，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极大丰富了，金融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人文互动都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这些要素本身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多向度、多维度甚至是相反相成的：全球化既带来了世界经济、全球福利的普遍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国家、不同社群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利益诉求进一步分化，进而导致了全球性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回潮;在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推进各领域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日益凸现之际，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规制却已无法有效治理全球性难题。但与此同时，构建全球治理新规则、新机制的努力却远未达成共识;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毫无疑问地深化了，但这种相互依赖往往是不平衡的，收益是不对称的。以往，人们更强调了相互依赖;而当下，这种相互依赖和收益的不平衡性却成了国际矛盾与冲突的诱因。
　　第二个变化在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自冷战结束以来，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相对下降，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宗教派别、利益集团、部族团体甚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等则对国际事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国际事务再视为“小薄饼”，而是要看作“多层蛋糕”。要在多层次上来观察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层面、国家层面、集团层面、个人层面的诸现象都需要深入剖析。
　　第三个变化在于国际关系的运行方式更加复杂。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国际信息空间既高度趋同、即时，又高度混乱、鱼龙混杂。各种“假消息”“假新闻”满天飞，“可控混乱”与“混合战争”也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在大规模战争风险下降的同时，各种制裁战、金融战、宣传战、心理战、情报战以及多形式、新形态的地区冲突却甚嚣尘上。
　　认识复杂世界需要复合性思维。这种复合性思维必然不同于传统的线性思维——简单地认为世界发展只有一种可能、一种方式、一条轨道。要摆脱“牛顿力学”的思维定式，理解相对论有关“时空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命题在国际关系中的流变，充分认识到世界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复杂的“多元多次方程”。世界是多彩多姿的，要把当代国际关系放在多棱镜而非老花镜、近视镜和有色眼镜下观察，唯如此，才能看到其七色光谱和斑斓底色。世界是混沌的，不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不能用冷战时期的“阵营思维”来处理对外关系，“一条线、一大片”式的写意手法已经无法适应当今需要“精细化”计算的战略需求。
　　这种复合性思维必然是开放的体系，不仅需要从自身经验和判断出发，更要善于倾听他者的声音;不仅要关注当下，更要关注历史与未来;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就政治谈政治、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不同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多频互动;不能把国内与国外相互割裂，而是要深刻认识到内外两个大局的深度互动，甚至两个大局浑然一体，难以区分。
　　这种复合性思维应该是基于历史发展、世界比较以及中国利益三维坐标的立体化体系。理解复杂世界，必须正确处理好理论和历史的关系。一些人拿着抽象的理论套现实，而没有将当今世界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察，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不能完全不要理论，但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可能历史镜鉴要比抽象的理论更加重要;理解复杂世界，一定要看清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唯其如此，才能在世界体系的坐标中找准我者与他者的真正位置;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中国来说，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理解复杂世界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可能找不到方向，甚至可能走入歧途。在国际形势乱云飞渡的当下，实现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向理性现实主义的回归，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