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
　　 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商汤之后的商王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
　　 春秋时，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战国时，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吕不韦等，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东汉。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王莽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因此，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祖冲之、顾恺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宏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丘二十二员外、黄四娘。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等。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现代人名时代特征更为明显。新中国之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个字是：英、秀、玉、珍、华、兰，而1949年到“文革”则是：华、英、玉、明、秀、国。“文革”中是：红、华、军、文、英、明，“文革”后却成了：华、丽、春、小、燕、红。从人名用字的变化，完全可以看出社会的变革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