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旅游的科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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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共桂林市委三届六次全议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文化立市、旅游兴市”战略,明确了桂林文化与旅游的科学定位,破解了桂林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难题,体现了市委政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同时也显示出桂林在发展观上的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桂林发展战略;文化立市;旅游兴市
  
  桂林市“坚持走农业稳市、文化立市、旅游兴市、工业强市之路”的战略决策,获到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其
  中“农业稳市”和“工业强市”,早已成为全市社会各界人们的共识。然而,一些热心人对于“文化立市,旅游兴市”提法的准确性,尚有疑虑。如,有人认为:“桂林打得响的只有旅游,旅游是桂林之本,是立市之本”,“这是桂林经过好几十年,好多任市委政府反复研究形成的共识”;“桂林文化没有桂林旅游名气大”,“桂林文化与北京、西安等地的文化”不能相比,“桂林可以发展文化产业,但把它作为立市之本”,恐怕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
  在重大战略调整面前,人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值得鼓励,积极发表不同看法是对公共事件负责的表现。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讨论,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市委政府的决策。
  笔者认为,“文化立市、旅游兴市”战略,明确了桂林文化与旅游的科学定位,破解了桂林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难题,体现了市委政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同时也是桂林在发展观上的根本性转变。我们每个市民都有责任予以关注并身体力行加以贯彻落实。
  
  “文化立市”不仅仅是“发展文化产业”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和核心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
  什么是“以人为本”?从发展观看,人、神、君、物,人最根本。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根本”,尊重人权、珍视生命。以人为本是现代文明的要义,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发展理念的飞跃。西方哲学上的“人”,是与神或物相对应的概念。西方早期的人本观念是相对于神本观念的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人的权利放到首位。西方人本思想中的“人”,是有名有姓的每个具体人,其宪政体制能有效地遏制“官本”思想的形成和泛滥。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是相对于君或物的概念,主要强调民贵君轻、人贵于物。《管子•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列子•天瑞第一•孔子游于太山》:“天生万物,唯人为贵。” 《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意思是:马厩失火,孔子下朝回来,问:“伤着人了吗?”家人回答:“没伤。”这时孔子才问:“马怎么样?”显然,在孔子眼里,人重于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众最重要,其次是土地神和谷神,国君最轻)。”但是,我国古代人本思想中的“人”,主要是整体的、抽象的人,重民的目的维护君权。因此导致了浓厚的“君本”及“官本”文化氛围,至今仍在严重阻碍我国现代化进程。在今天,无论是西方或中国,从发展观看,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物本思想而言的,是为了消解和抵御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精神颓废、道德沦丧等污泥浊水的侵蚀。
  “以人为本”早已成为人类发展的基本共识。然而,我们如何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共桂林市委三届六次全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明确回答是:做好“文化立市”这篇大文章。
  “文化立市”,首先是“文化立人”(让人真正成为人)。什么是文化?文化即“人文教化”。梁漱溟曾说:“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文化学者张荣寰2008年3月提出一个新界定,认为:“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意识形态性质部分),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非意识形态部分)等。文化的本质在“人化”。语言、文字、科技、传媒、艺术、建筑等文化载体,其内涵都是人化的结果,由人赋予,被人掌控。世间一切文化成果(物质、制度、思想理论),都是人创造的。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依靠人的力量发展经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又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所有人的福祉为依归。它以人为核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文化以人为目的,其根本是解放人,塑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是解放、塑造和发展实实在在的每个具体人,关注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合法权利。“文化立人”是“文化立市”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其目的和结果。桂林要增强“城市软实力”,必须着力打造现代城市,而现代城市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人作为基石是根本无从实现的。
  现代文明素养,即掌握现代知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法制观念、价值观念、艺术修养、审美情趣,以及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等素养。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心理素质,决定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桂林作为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人的现代文明素养必须与时俱进,与之适应。
  “文化立市”的“立”,本义是站立,引申为挺立、树立、自立、独立等。“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解决问题时决不能‘枝枝节节零碎来看’。”(梁漱溟)“文化立市”正是要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建设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文化的作用,系统提升本市现代文明素养,夯实现代化国际旅游名城的基础,使桂林人和桂林都能够以其应有的品格巍然屹立于世界。“改造社会即是变换一种人生,文化的改变也即一种新的人生态度的转变。”(梁漱溟)
  因此,“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虽是文化立市极其重要的应有之义,但文化立市的内涵,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做强做大文化产业”,而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正确解决桂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导向性、根本性问题,确保桂林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正如梁漱溟所说:“文化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文化问题从来比政治问题更深刻。对文化问题缺乏根本了解,政治主张就没有根基。”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桂林文化必须承担起“立市”这一时代重任。
  
  “文化立市”没有贬低旅游产业
  
  “文化立市”要解决的是导向性、根本性问题,把“满足群众文化消费需求,让群众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享受文化权利”,作为战略出发点,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和每个成员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旅游兴市”的“兴”,本义是抬起,引申为起来、兴起、兴盛、兴旺等。“旅游兴市”就是要依靠旅游这个产业支柱、产业主体使桂林繁荣兴旺起来,而文化则是旅游发展的动力、导向和灵魂。因此,提出“旅游兴市”,不仅没有贬低旅游产业,而且更明确了旅游产业的支柱性、主体性地位;不仅科学地界定了文化与旅游的关系,而且厘清了文化产业与农业、工业、旅游业等各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破解我市多年来旅游发展的诸多困惑和症结提供了思路,为旅游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指明了方向。
  桂林这个特殊的旅游城市,理应对文化发展有特殊的要求。桂林是农业大市,农业是桂林的传统产业,是桂林至今依然保持秀丽的自然山水、宁静的田园生活、清淳的乡风民俗、古朴的土著民居的基础。如何既保存最能打动游人的悠闲、平和与宁静的田园生活,又能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呢?为保护旅游城市的生态环境,工业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桂林发展的短板,如何既不污染环境又能使桂林走上工业化道路呢?桂林旅游业的财政收入与桂林旅游资源不成正比,是市委政府早就期望解决的一些棘手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从而大幅提高旅游业的财政贡献率呢?
  “文化立市”战略给我们指引的方向是:发展“文化经济”。
  什么是文化经济?农业经济以自然资源为核心要素,工业经济以货币资本为核心要素,知识经济以知识技术为核心要素,而文化经济则是以人文科技等为核心要素的新型经济。以人文为核心要素,实质就是要突出“以人为本”,不仅要坚持以经济为手段推动文化发展、以文化为内核提升经济价值,而且要重视在经济活动中提升每个人的人生价值,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发展“文化经济”,以文化为核心,将农业、工业与旅游结合起来,许多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比如,桂林如果更广泛地将传统农业发展成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传统农业博物旅游、田园风光休闲旅游、高端花卉基地、高端农产品基地等旅游农业,不断满足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桂林农业的品牌效益必定倍增。又如,桂林的游客少于苏杭,主要源于商务旅游落后;商务旅游落后,又主要由于工农业规模化生产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商贸物流量少。如果桂林善于借助“桂林”自身这个无形资产的国际品牌效应,走经济文化结合的道路,大力提高工农业生产的文化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繁荣会展、物流,桂林与苏杭的差距就肯定不会那么悬殊。
  由此可见,实行“旅游兴市”战略,就是强调旅游发展要以“兴市”为目标,促进旅游与文化结合,使旅游业真正成为典型的文化经济,提升旅游业的质量和效益。所以,提出“旅游兴市”,不是否定旅游地位,而是对旅游业的期望和要求比过去更高了。这同时也说明,只有从落实科学发展观高度,深刻理解“文化立市”战略,我们才能体会到市委政府决策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文化立市”必将促进“旅游兴市”
  
  诚然,表面上看,“桂林文化没有桂林旅游名气大,不能与北京、西安等地的文化相比”。这的确是桂林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但据笔者调查,来桂游人大多是因为读过书刊上气韵非凡的诗文,欣赏了魅力无穷的电影(《刘三姐》),或朋友之间口口相传、赞誉推介,才知道桂林的。山水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的自然山水,不见神韵,苍白浅薄,就像少女失去水灵灵的眼睛、佛寺没有得道高僧和晨钟暮鼓一样,难以名闻遐迩。桂林山水因人文积淀而有灵性,桂林旅游因文化传播而声名远扬。“阳朔山水甲桂林”早有传闻,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一本被背包旅行者奉为“圣经”的旅游指南《孤独行星》介绍了阳朔西街独特的风情后,这里才渐渐成了“背包老外”(欧美背包型散客,自助旅游者)的聚集地。随之,阳朔英语教学被拉动,成为全国独特的外语教学基地。然而,在2003年《印象•刘三姐》试演之前,阳朔旅游一直不火,未能形成大的气候。游客只是从市区坐船游江到阳朔,然后上岸坐车回城(市区)。阳朔人埋怨:“游客在阳朔‘连尿都没撒一泡’”。直到2000年前后,县城宾馆仍不足1000张床位。随着《印象•刘三姐》序幕的拉开(该项目1999年9月确立,2001年6月启动,2003年10月试演,2004年3月公演),2004年观众为35万人,2005年55万人,2006年80万人,2007年逾90万人,2008年超过100万人);世界旅游组织2003年推介阳朔为“最佳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阳朔乡村旅游迅速升温。2005年,世界旅游组织把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第一个旅游观测点放在阳朔,同年7月25~28日世界“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国家研讨会”在阳朔召开,发表《阳朔宣言》。阳朔入住游客2000年12.1万人次(其中入境过夜游客5.6万人次),2007年达到116.26万(入境过夜游客26.44万)。2007年阳朔接待中外游客总共516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86.5万人次)。如今数万张床位,外加大批民居旅店,依然供不应求。可见,不断传承创新的文化产业威力巨大,其拉动效应不可谓不“牛”。
  桂林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而且独具特色。与天津码头文化、北京皇家文化、西安古都文化、苏杭苑林文化、绍兴水乡文化、上海外埠文化、云南民俗文化,西藏活佛文化、新疆边塞文化、内蒙草原文化相比,清新自然、充满田园诗意的桂林山水文化,自古就特别令人心驰神往。置身桂林让人有远离尘世、心旷神怡、如入仙境的感觉。古今中外大量诗文记载,游人无论来自何处,也无论他们原来是何种文化,到了桂林无不流连忘返、乐不思蜀。这里山青水秀、宜居宜游,令人永不厌倦。据考古发现,3.7万年前,桂林现在的核心城区宝积山南麓的宝积岩就已有人类居住。因自然和人为破坏,桂林的许多古人类遗迹虽已不复存在,但据文物部门调查,桂林岩溶地区已发现的适合原始人类居住的3000多个洞穴中,尚依稀可见原始人类遗存的洞穴有100个,保存较完整的仍有10多个(漆招进 周海主编《寻访万年前的桂林人》广西科技出版社,2007年5月。p98),其中保存最好、最有价值的是甑皮岩遗址。从12000年前到距今7000年,长达5000年时间这里都有人居住。其文化可分为五期,保存了大量母系氏族社会古人类遗迹,是上世纪新旧石器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桂林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洞穴遗址最丰富和集中的地区,是“研究华南史和中国洞穴考古的中心”(《寻访万年前的桂林人》p 29)。远古时代,自然环境优越的湘江、漓江、灌江、资江流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中国陶器起源地之一。桂林宝积岩(距今3.7万年~2.7万年)、临桂二塘大岩(距今2万年~0.7万年)、甲山轿子岩(距今2万年~1.2万年)、雁山庙岩(距今1.5万年~1.2万年)、凯风路甑皮岩(距今1.2万年~0.7万年)、市北门观音阁、穿山东岩 、马岭水岩东洞、平乐桂江畔大发四冲村、资源延东晓锦村、灌阳水车五马山、全州建江两岸、兴安漠川两岸等近百处已发现的先民遗址大量出土文物证实(吕余生 主编《桂北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在距今7200年以前,桂林远古先民的体型、习性具有明显的本土特征。他们至迟在尧舜时代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古代中原许多典籍都有相关记载,如,《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在交趾建驻所)。”《墨子•节用(中)》:“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大戴礼记•少间篇》:“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淮南子•修务训》:尧“北抚幽都,南道交趾”,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桂州城东有尧山“隔大江与舜祠相望”。桂林有虞舜南巡游过的澄潭、韶音洞、虞山,娥皇、女英殉夫葬于城北半云山的“双女冢”,以及汉代舜祠、唐代舜碑等古迹,也正好印证了这些记载。这说明处在湘桂走廊上的桂林在先秦时期甚至更早,就与中原文化有了频繁的交往。桂林文化是一种开放型的多元文化,一向能够宽容对待南来北往的文化融合。所以秦代开凿灵渠以后,秦在桂林不像在云南、贵州那样设立“属邦制”,而是推行郡县制。秦汉以后,桂林土著民族(西欧部落),受中原势力的挤压或退处山林或逐步南迁,但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管理和大量中原移民到来,加速了桂林与中原的文化融合,因而桂林文化儒释道繁荣。
  尤其1998年以来,桂林自觉践行可持续发展思想,规范城市建设,大做“水文章”,建设“两江四湖”,恢复唐宋时期环城水系,凸显山水文化特色,使桂林的史前文化、灵渠文化、石刻文化、藩王文化、宗教文化、桂系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湘江战役等)八大系列历史文化日益彰显。桂林民族民间文化(傩、桂剧、彩调、干栏建筑、龙脊梯田等)和深厚的传统文明(廉政文化、科举教育等)特色鲜明。其中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三大文化中心(以虞山为核心的西南儒家文化中心,以西山为核心的南方佛教文化中心,以南溪山为核心的刘仙道教文化中心,它们分别曾是中国古代南方儒释道圣地)等潜力巨大的文化旅游资源,内涵丰富,个性独特,曾经都是文化圣地。它不仅对于桂林人性格和城市精神的熏陶塑造作用巨大,而且对国内外游客的陶冶影响效果也十分明显。从古至今世代桂林先民以及史禄,两汉时的两位伏波将军,南朝太守颜延之,唐初李靖、李渤,鉴真大师,唐末黄巢,宋代范成大、黄庭坚,明末石涛,清代大儒陈宏谋,两广总督岑椿萱,以及领袖先贤孙中山、马君武、蔡松坡,李宗仁、梁漱溟、徐悲鸿等,给桂林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桂林文化有如此厚重的底蕴和今后全新的政策环境,完全有能力承担“立市”的重任。
  当然,桂林文化建设任务艰巨。如,传承弘扬地方或民族精神财富,发展民俗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利民目标;建设和完善满足人民群众尤其基层百姓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群众文化权利;发展文化产业,惠及全体人民;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城乡留住文化脉络,特别是体现桂林城市文脉,既不割断传统又不脱离世界。为此,桂林文化建设有许多工作亟待加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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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80-381
  [6]钟文典.桂林通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唐基苏
  
  作者简介:西草,男,广西兴安人,桂林旅游学会文化旅游研究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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