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襄公二十四年)立言虽然排在其次的其次，不过毕竟容易着手去做，不像前面两件那样玄。东汉大儒扬雄写过一部弘扬儒门精义的《法言》，还能写洋洋洒洒的华丽大赋，算是立了言；做了官，只要有政绩，无大过，便是有了功；只是最后，在德的境界上没有拿捏好，当了王莽的臣子。所以后代理学的权威人物朱熹一提到此公，就忍不住摆出一付“存天理，灭人欲”的架势，骂街道：“莽大夫扬雄死！”字字有情，正宗的春秋笔法。
　　要去立言，当然巴望能立得久些，不要新皇帝一来，自己就成为逆臣。这导致一个后果：专奉教条，亦步亦趋，做的文章渐渐入空、入远、入玄。这是神话。
　　乱世的情况又不一样，这里有性命问题，士人立言的时间一般比较短，内容主要是捧，主子也比较具体。这时候，立言后面映着刀光，就少了一种欢快的心情。这是鬼话。
　　正因为立言者存了一个要留芳百代的念头，明知是给别人看的，再无忌，也只是演功好，不容易看出他的真性情。神话浩荡，鬼话连篇，掩盖了人的真面目。
　　终于有人想要说说人话，可由于立言的惯性，做出的文章、说出的话就出奇的含蓄，需要别人去理解。这就发展了一门中国文化技巧：揣摩。看一幅画，一首诗，初看不懂，后来，一揣摩，二揣摩，到最后，揣了出来，就拍一拍巴掌，说：“是极是极，极是极是”。两相沟通，这便妥了。
　　如果全是真的，太逼真了，就刺眼。比如小巷壁上涂着的“阿五大王八”，就嫌太直；全假也不好，评论者的口胃是很刁的，人不好骗。就要在半真半假、似真似假、亦真亦假之间，才可以显示出造美方面的功力。所以文坛上向来雅事极多。明明是文人，偏要披一件衣，戴一只斗笠，坐在船上，仿佛自己是一个渔翁，不去钓鱼，倒去钓雪；又有回家种田的一位，养着肥菊，我不怀疑他归农的诚恳，不怀疑他手掌上有老茧，腿上有泥巴，但只能说他是进入角色的好演员，演员即使动了真情，还是演戏。好比穷人换上华贵的装束，难免忐忑不安，富人穿上寒酸的衣裳，心中到底是踏实的。
　　曾见到阿凡提、徐文长之类聪明人的故事，大多凭着智慧巧妙，惩恶扬善，损富济贫，虽然使穷人百姓扬眉吐气，仍不过是一个故事。细想：故事里面，财主恶霸都很憨厚，近乎愚蠢，凶残只是一种表象、脸谱。他们一败就认，也重信用，倒是智者们刁钻玩鬼，以为法宝。讲以毒攻毒，要两个都毒，才是公正，所以，故事中所谓的正义取胜，不过是一出借尸还魂的闹剧。自己做了老爷，过一过瘾。
　　小民何尝不想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唱《垓下歌》、举千斤鼎的西楚霸王，不过是声大力壮的农民，汉高祖当年见秦始皇出巡，何尝不想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他却说：“大丈夫当若是”，骨子里头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是心中想着造反杀人，嘴里还捧一捧主子，两相比较起来，刘邦的言就立得相当好，没有破绽，项羽的就太直；两相计较起来，霸王就跑到乌江边抹脖子。
　　立言本是一种理想，只是由于现实的压迫，终于沦落。在这里，立言的真义，便成了谋生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