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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党书”，让人“恍然大悟”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能获得这个共识，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在会前编印了一本叫《六大以来》的文献集。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彻底弄清党史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那段时间的中央决策，毛泽东下功夫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该书分上下两卷，按专题汇集了1928年6月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共约280万字。由于该书篇幅太大，他从中选出86篇有代表性的文献，以散页形式印发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研究。
关于《六大以来》发挥的作用，毛泽东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作过评价。他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如果没有编出《六大以来》，高级干部“整风也整不成”，虽是极而言之，倒也见其作用之大。称之为“党书”，也足见他对党史文献价值的推崇。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11月4日致电各地高级学习组，明确提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要学习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要“通读”六大以来的86个文件，“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又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提出：“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为推动高级干部更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党史，毛泽东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又先后主持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部“党书”，均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基本读物。
把阅读“党书”，研究党史，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针对性何在？
这要从王明的一个举动说起。
1940年3月，王明未经中央同意，将其1932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翻印出版，还在新写的序言中称：“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的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看来，王明对他这本过去的小册子很是自信，似乎仍然坚持土地革命后期那套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问题还在于，王明的想法并不是孤立的。接下来又出现一件事。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土地革命后期的政策错误，认为遵义会议只说那时犯了军事错误，没有说路线错误，实际上是路线错误。但与会者不少人不同意提土地革命后期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后起草的《论政策》指示，只好作了妥协。
即使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虽然取得基本共识，但比较多的发言并没有完全否定1931年导致王明、博古上台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两次发言都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至于之后的“左”倾错误，主要负责人是博古，与自己没有关系。王明还对近20个高级领导干部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点名批评，唯独不谈自己的错误。会后，毛泽东找他谈话，仍拒不认错，还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跟从”国民党即可。
看来，不仅历史问题和路线是非没有真正解决，对现实政策也存在分歧。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进一步思考，由此引发他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1941年上半年，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他写了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后来定题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逐一批驳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九个文件，指名道姓地批判王明的思想错误，火气很大。该文当时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没有公开，毛泽东后来说，原因是“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党史上的路线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在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大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对这个大问题搞不清楚，才出现大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两次右倾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三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整风中，高级干部如果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就难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再加上抗战以来入党的新党员对党的历史和路线分歧，对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是不甚了了。这样一种思想状态，迫切需要改变。毛泽东1943年提出，对“犯思想病最顽固的”，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
“打通思想”的重要途径，就是阅读“党书”，研究党史。因为反映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文献，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能说明哪些结合得好，哪些结合得不好，甚至走错了路。《六大以来》这样的“党书”，由此成为最能说服人、教育人的历史教材，成为澄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基础和权威的读本。
阅读“党书”，确实为高级干部打开了新的视野。编印《六大以来》之前，党的领导层还没有人提出过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读了该书，说那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就有了可靠的根据；读了《六大以前》，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的党史，看出大革命后期犯的右倾错误，也有助于人们把那时的右倾错误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作些比较；读了《两条路线》，领导干部对土地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就有了具体感受和认识。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说，“党书”一出，“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 从1943年10月起，党的高级干部整风，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全党的整风也转入总结提高阶段。1944年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发表《学习与时局》的演讲，针对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五条基本结论。这些重要结论比较准确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修改了7次，并最后定稿。《毛泽东选集》作为附录收入，说明这个决议事实上代表了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当时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甲申》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
毛泽东在1944年春的《学习与时局》演讲中，还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放下包袱”。意思是，通过整风，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虽然大大提高了，学风文风党风得到改变，但还有一种不良作风，或者说精神包袱，需要警惕，这就是“从此骄傲起来”。他在演讲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这里说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指郭沫若纪念李自成起义三百周年写的长篇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为启发领导干部放下骄傲这个“精神包袱”，毛泽东当时大力推荐的，还有一部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这两部作品，成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后期的阅读文件。
《甲申》发表于1944年3月的重庆《新华日报》。郭沫若在文中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结果只呆了48天便失败退出北京的过程和原因，着重叙述了起义军攻入北京后一些领导人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教训，由此得出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
读到《甲申》，毛泽东立即看出它对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的警省作用，遂批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1944年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单行本。这年11月21日，他给郭沫若的信中明确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高度评价《甲申》，基于强烈的现实考虑。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能否保持清醒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考验。经过7年抗战，当时确实存在着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有的还滋生出厌战情绪。《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一些领导人骄傲放纵，脱离群众，生活腐化，不讲究政策和策略，对此无疑是个警省。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中坦陈，“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直白道出此番忧虑。喟叹李自成，推荐《甲申》，防患于未然，势所必然。
无独有偶，大力推荐《甲申》的同时，他又读到诗人萧三送来的《前线》剧本译稿。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连载，时间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正好是《解放日报》转载《甲申》一个月后。
《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战争前线的总指挥，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戈尔洛夫将军。他有功劳，对党忠诚，打仗勇敢，但却故步自封，骄傲自大。年轻的欧格厄夫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戈尔洛夫讲了一段经典台词：“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剧本结尾是这位总指挥没能经受住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而被撤职。
《前线》中另一个典型人物，是脱离实际、靠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来写报道的记者客里空。他听说戈尔洛夫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没有当面采访便在报道中写道：“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有人对他凭空虚构的写法提出质疑，客里空辩解说：“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
《前线》剧本发表后，毛泽东又让人写了篇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发表于6月1日《解放日报》。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却为毛泽东详细修改，从保存下来的改稿看，改得密密麻麻，整个社论实际上成为了他的阅读评论。
社论说，苏联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发表《前线》，目的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因此，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每个革命者应有的责任。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倒是不好的。”
1944年6月，毛泽东明确把《甲申》和《前线》作为整风文件。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说：《甲申》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
这个通知还要求各地翻印这两本小册子，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宣部起草的给各地各级党委电报中，又郑重地要求把《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学以上学校的教材。”
毛泽东和《甲申》《前线》的故事还没有完。
1949年春，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已成定局，毛泽东最为忧虑的，依然是党内容易出现的骄傲自满情绪和革命到头的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说得很透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他头脑中的镜鉴，依然是戈尔洛夫和李自成。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到：“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出戈尔洛夫。”众所周知，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甩出一句名言：“今天是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在抗战胜利前夕和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两次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借助《甲申》和《前线》，告诫党员干部防止骄傲，使它们发挥了其他理论宣传文章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篇中国史论，一部外国话剧，讲的道理相得益彰，给人的印象鲜明生动，确实容易普及。“绝不当李自成”“不要出戈尔洛夫”，也就经常出现在那时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文章当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时代精神的一个“主题词”。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能获得这个共识，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在会前编印了一本叫《六大以来》的文献集。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彻底弄清党史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那段时间的中央决策，毛泽东下功夫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该书分上下两卷，按专题汇集了1928年6月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共约280万字。由于该书篇幅太大，他从中选出86篇有代表性的文献，以散页形式印发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研究。
关于《六大以来》发挥的作用，毛泽东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作过评价。他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如果没有编出《六大以来》，高级干部“整风也整不成”，虽是极而言之，倒也见其作用之大。称之为“党书”，也足见他对党史文献价值的推崇。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11月4日致电各地高级学习组，明确提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要学习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要“通读”六大以来的86个文件，“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又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提出：“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为推动高级干部更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党史，毛泽东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又先后主持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部“党书”，均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基本读物。
把阅读“党书”，研究党史，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针对性何在？
这要从王明的一个举动说起。
1940年3月，王明未经中央同意，将其1932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翻印出版，还在新写的序言中称：“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的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看来，王明对他这本过去的小册子很是自信，似乎仍然坚持土地革命后期那套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问题还在于，王明的想法并不是孤立的。接下来又出现一件事。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土地革命后期的政策错误，认为遵义会议只说那时犯了军事错误，没有说路线错误，实际上是路线错误。但与会者不少人不同意提土地革命后期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后起草的《论政策》指示，只好作了妥协。
即使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虽然取得基本共识，但比较多的发言并没有完全否定1931年导致王明、博古上台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两次发言都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至于之后的“左”倾错误，主要负责人是博古，与自己没有关系。王明还对近20个高级领导干部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点名批评，唯独不谈自己的错误。会后，毛泽东找他谈话，仍拒不认错，还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跟从”国民党即可。
看来，不仅历史问题和路线是非没有真正解决，对现实政策也存在分歧。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进一步思考，由此引发他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1941年上半年，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他写了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后来定题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逐一批驳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九个文件，指名道姓地批判王明的思想错误，火气很大。该文当时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没有公开，毛泽东后来说，原因是“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党史上的路线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在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大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对这个大问题搞不清楚，才出现大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两次右倾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三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整风中，高级干部如果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就难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再加上抗战以来入党的新党员对党的历史和路线分歧，对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是不甚了了。这样一种思想状态，迫切需要改变。毛泽东1943年提出，对“犯思想病最顽固的”，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
“打通思想”的重要途径，就是阅读“党书”，研究党史。因为反映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文献，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能说明哪些结合得好，哪些结合得不好，甚至走错了路。《六大以来》这样的“党书”，由此成为最能说服人、教育人的历史教材，成为澄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基础和权威的读本。
阅读“党书”，确实为高级干部打开了新的视野。编印《六大以来》之前，党的领导层还没有人提出过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读了该书，说那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就有了可靠的根据；读了《六大以前》，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的党史，看出大革命后期犯的右倾错误，也有助于人们把那时的右倾错误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作些比较；读了《两条路线》，领导干部对土地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就有了具体感受和认识。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说，“党书”一出，“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 从1943年10月起，党的高级干部整风，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全党的整风也转入总结提高阶段。1944年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发表《学习与时局》的演讲，针对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五条基本结论。这些重要结论比较准确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修改了7次，并最后定稿。《毛泽东选集》作为附录收入，说明这个决议事实上代表了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当时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甲申》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
毛泽东在1944年春的《学习与时局》演讲中，还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放下包袱”。意思是，通过整风，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虽然大大提高了，学风文风党风得到改变，但还有一种不良作风，或者说精神包袱，需要警惕，这就是“从此骄傲起来”。他在演讲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这里说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指郭沫若纪念李自成起义三百周年写的长篇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为启发领导干部放下骄傲这个“精神包袱”，毛泽东当时大力推荐的，还有一部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这两部作品，成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后期的阅读文件。
《甲申》发表于1944年3月的重庆《新华日报》。郭沫若在文中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结果只呆了48天便失败退出北京的过程和原因，着重叙述了起义军攻入北京后一些领导人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教训，由此得出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
读到《甲申》，毛泽东立即看出它对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的警省作用，遂批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1944年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单行本。这年11月21日，他给郭沫若的信中明确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高度评价《甲申》，基于强烈的现实考虑。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能否保持清醒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考验。经过7年抗战，当时确实存在着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有的还滋生出厌战情绪。《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一些领导人骄傲放纵，脱离群众，生活腐化，不讲究政策和策略，对此无疑是个警省。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中坦陈，“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直白道出此番忧虑。喟叹李自成，推荐《甲申》，防患于未然，势所必然。
无独有偶，大力推荐《甲申》的同时，他又读到诗人萧三送来的《前线》剧本译稿。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连载，时间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正好是《解放日报》转载《甲申》一个月后。
《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战争前线的总指挥，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戈尔洛夫将军。他有功劳，对党忠诚，打仗勇敢，但却故步自封，骄傲自大。年轻的欧格厄夫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戈尔洛夫讲了一段经典台词：“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剧本结尾是这位总指挥没能经受住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而被撤职。
《前线》中另一个典型人物，是脱离实际、靠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来写报道的记者客里空。他听说戈尔洛夫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没有当面采访便在报道中写道：“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有人对他凭空虚构的写法提出质疑，客里空辩解说：“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
《前线》剧本发表后，毛泽东又让人写了篇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发表于6月1日《解放日报》。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却为毛泽东详细修改，从保存下来的改稿看，改得密密麻麻，整个社论实际上成为了他的阅读评论。
社论说，苏联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发表《前线》，目的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因此，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每个革命者应有的责任。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倒是不好的。”
1944年6月，毛泽东明确把《甲申》和《前线》作为整风文件。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说：《甲申》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
这个通知还要求各地翻印这两本小册子，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宣部起草的给各地各级党委电报中，又郑重地要求把《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学以上学校的教材。”
毛泽东和《甲申》《前线》的故事还没有完。
1949年春，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已成定局，毛泽东最为忧虑的，依然是党内容易出现的骄傲自满情绪和革命到头的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说得很透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他头脑中的镜鉴，依然是戈尔洛夫和李自成。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到：“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出戈尔洛夫。”众所周知，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甩出一句名言：“今天是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在抗战胜利前夕和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两次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借助《甲申》和《前线》，告诫党员干部防止骄傲，使它们发挥了其他理论宣传文章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篇中国史论，一部外国话剧，讲的道理相得益彰，给人的印象鲜明生动，确实容易普及。“绝不当李自成”“不要出戈尔洛夫”，也就经常出现在那时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文章当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时代精神的一个“主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