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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之路，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可能没有太多的花前月下，更多的时间是在谈工作、谈未来，艰难枯燥的西游之路却因为爱情变得浪漫而有趣。在《西游记》拍摄接近尾声时，于虹送给我一张她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并且在照片背面写下了一行隽永的小字：我将永远深情地望着你。
缘分奇妙
于虹最早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是1982年，那是在三里河四机部招待所《西游记》剧组住地。在一次小会上，导演介绍说未了一个新的场记叫于虹。我400度的近视眼望过去，与剧组的那群“女妖怪”没有太大的区别。后未我才知道，她是剧组新来的一个场记。场记工作非常烦琐和繁忙，几乎整天与导演和主要演员呆在一起。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除了各自的休息时间，其他时间差不多都呆在一起。
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有些看似八辈子都搭不上干系的人，却实在是缘分天注定。我和于虹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个人和自己有多大关系。在我们最初的择偶标准里，彼此都不符合对方的条件。我希望找一个南方女孩，小鸟依人，小家碧玉，温柔体贴。况且，父亲还嘱咐我在拍摄期间“不准恋爱”。而于虹的择偶条件里有个“三不要”：戴眼镜的不要，矮个儿的不要，南方人不要。我这三点全部占了。更让我感到愤愤不平的是，我1.74米的身材，也被她称为“矮个子”。
有一次剧组过节放假的时候，其他人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呆着。于虹打趣说：“你应该在北京找个女朋友。”
不轻易说“爱”
面对打趣，我随口应答说：“那你就给我介绍一个啊。”没想到，她还真的当成一件事来办了。几天后，于虹告诉我她去找过战友了，但他们都认为演员的感情太容易变化，而且当时已经流行明星婚变风波了。于虹一点儿都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啊，你这种情况，在北京女孩的眼里属于‘二等残废’，是找不着对象的！”
因为我的戏份儿比较多，在现场经常有不少灵光一闪的即兴武打动作。于虹在现场来不及全部记下来，收工后就来找我补记。看她认真的样子，我总是耐心地配合。渐渐地我们有了一些交流的机会，由谈工作开始了谈人生。我慢慢了解到，于虹是二炮基地文工团演员，出身于军人家庭，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她做事那么有板有眼、干脆利落。
渐渐地我发现，当于虹哪一天现场都记录好了，不再找我补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于是我就动起了心思，不动声色地为两人单独在一起“创造条件”。为了让她来找我补记拍摄内容，我在现场拍戏时会加入更多临场发挥的表演，她当然不知道，她这额外的工作量，是我费尽心机给她“争取”来的。
可是，当于虹做好记录离开的时候，我那种莫名的惆怅又悄然而生。“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原来喜欢上一个人，就会陷入这种神魂颠倒、糊里糊涂的状态。可是，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呢？我们像所有时代的青年一样谈情说爱，却不会将“爱”字輕易说出口。
有一次现场拍戏，我从钢丝上掉下来摔伤了，被送进积水潭医院。剧组所有的人都跑来看我，可是我一直盼望的于虹却没有来，我很失落。第二天，于虹未了，给我带来炖鸡汤和各种水果。她说刚听到我骨折的消息觉得浑身发软，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根本没有力量和勇气来看我。
她也“考察”我
我平时比较坚强，但受伤之后情感变得很脆弱，而且父母远在上海，年高体弱，无法前未照顾，未免感到孤单。于虹用女性特有的细心和柔情关心着我、鼓励着我。我的心底泛起一些微妙的感情波澜，是一种更深的依恋感。
其实，于虹“考察”我很长时间了。于虹曾说：“有一次我去找你补充场记，无意中往屋里看了一眼，你在很认真地数纸币，那纸币都是1分、2分、5分的，数了一大堆。当时我心里就蹦出了这样一个念头：‘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去费大力气，数一分两分的纸币？’”
后未无意中聊起我们小时候的事，于虹才知道我小时候家庭无比拮据，父亲当时给我交学费都要交3次才交清，我也养成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习惯。于虹后来说，听到我说了这些情况后，她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可爱的女人，首先都是善良的。
有一次，剧组要去深圳，于虹特地把自己攒的1000元钱和一些外币取出来，准备到深圳大买一通，没想到一不小心把钱弄丢了。她难过得要命，当时的1000元可不是小数目。我觉得表现自己英雄气概的机会未了，就取出了所有的积蓄——700元，敲开了于虹的门，说：“我这儿有700块钱，我给你600块钱吧。”于虹说什么也不要，我把钱扔下就跑了。
特殊的日子
我送给于虹的600元钱，她在深圳舍不得用，全部存进了银行，而且一直没有动过。后来我们约定，等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把这个存折送给女儿。
还有许多人问我，当初我跟于虹究竟谁追的谁呀？我说是我追她。我心甘情愿地说是我追她，因为爱她，就要让她享有“皇后的尊严”。
我最怀念的时光，就是我们彼此对望、默默无语的那种有大美而不言的幸福状态。为什么不表白？不愿，也不敢，就像有一只蜻蜓停歇在雨后池塘的荷尖上，那么轻盈的梦境，怎么忍心去惊醒。我一直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拍片的时候多少改变了一些内向的性格，但在感情上还是很腼腆，犹豫不决。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样一个特殊的日子——1988年6月12日。这一天，于虹在北京布置我们的新房，等候着作为新郎的我，而此时的我却在新加坡随艺术团访问演出。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日子结婚？因为我们早有约定：我获奖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婚期。
1988年6月12日，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举行颁奖仪式，我荣获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但很不凑巧，那天我正在随中央电视台《西游记》艺术团去新加坡演出，既不能够回国领奖，也无法回国举行婚礼。怎么办呢？要么更改婚期，要么马上回国，但后者几乎不可能，《西游记》艺术团不能离开孙悟空。
没有仪式的婚礼
面对婚礼、演出和颁奖仪式三者的冲突，最后我和于虹商量决定，新加坡的演出照样参加，婚期则依然不改，唯一更改的是：婚礼不举办任何仪式。因为我人在新加坡，只好委托哥哥章金跃去沈阳现场代为领奖。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大约8点，主持人宣布：“六小龄童和于虹今晚结婚。”几乎与此同时，在新加坡的演出现场，沙僧的扮演者闫怀礼在台上宣布：“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我的好朋友六小龄童先生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于虹小姐喜结良缘。”
我结婚的消息公布以后，依旧有许多应接不暇的求爱信，但妻子于虹给予我充分的信任。有一位日本女影迷看了《西游记》之后，专门去学中文，她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中文求爱信，并且经常来北京找我。
一天上午，这位日本女影迷又专程来北京，给我家打电话，想跟我见面。我说：“一会儿我和太太一起去看你。”日本女孩说：“你一个人来看我好吗？”
我对于虹说：“哎哟，她不让你去。”于虹说：“没关系，你去吧。”我说：“那我也不去了。”于虹说：“人家专程从日本过来看你，你去吧。”快到的时候，我想不要出现任何误会，就给于虹打电话说：“我到了她的住处，那门应该开着还是关着？”于虹笑着说：“随便，你即使关上门，还能怎么样呀？快到饭点了，你请她吃顿饭吧。”
我很从容地请这位日本女影迷吃了一顿饭。
对于我和于虹的婚姻，我总结了一句话：“如果我是一只风筝，她就是放风筝的人，有時候她的手松一些，我就往高处飞，有时候她则会把线收回来。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牢牢地、永久地连接在一起。”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行者：一念一生》一书，本刊有删节） （责编 悬塔塔）
缘分奇妙
于虹最早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是1982年，那是在三里河四机部招待所《西游记》剧组住地。在一次小会上，导演介绍说未了一个新的场记叫于虹。我400度的近视眼望过去，与剧组的那群“女妖怪”没有太大的区别。后未我才知道，她是剧组新来的一个场记。场记工作非常烦琐和繁忙，几乎整天与导演和主要演员呆在一起。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除了各自的休息时间，其他时间差不多都呆在一起。
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有些看似八辈子都搭不上干系的人，却实在是缘分天注定。我和于虹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个人和自己有多大关系。在我们最初的择偶标准里，彼此都不符合对方的条件。我希望找一个南方女孩，小鸟依人，小家碧玉，温柔体贴。况且，父亲还嘱咐我在拍摄期间“不准恋爱”。而于虹的择偶条件里有个“三不要”：戴眼镜的不要，矮个儿的不要，南方人不要。我这三点全部占了。更让我感到愤愤不平的是，我1.74米的身材，也被她称为“矮个子”。
有一次剧组过节放假的时候，其他人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呆着。于虹打趣说：“你应该在北京找个女朋友。”
不轻易说“爱”
面对打趣，我随口应答说：“那你就给我介绍一个啊。”没想到，她还真的当成一件事来办了。几天后，于虹告诉我她去找过战友了，但他们都认为演员的感情太容易变化，而且当时已经流行明星婚变风波了。于虹一点儿都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啊，你这种情况，在北京女孩的眼里属于‘二等残废’，是找不着对象的！”
因为我的戏份儿比较多，在现场经常有不少灵光一闪的即兴武打动作。于虹在现场来不及全部记下来，收工后就来找我补记。看她认真的样子，我总是耐心地配合。渐渐地我们有了一些交流的机会，由谈工作开始了谈人生。我慢慢了解到，于虹是二炮基地文工团演员，出身于军人家庭，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她做事那么有板有眼、干脆利落。
渐渐地我发现，当于虹哪一天现场都记录好了，不再找我补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于是我就动起了心思，不动声色地为两人单独在一起“创造条件”。为了让她来找我补记拍摄内容，我在现场拍戏时会加入更多临场发挥的表演，她当然不知道，她这额外的工作量，是我费尽心机给她“争取”来的。
可是，当于虹做好记录离开的时候，我那种莫名的惆怅又悄然而生。“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原来喜欢上一个人，就会陷入这种神魂颠倒、糊里糊涂的状态。可是，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呢？我们像所有时代的青年一样谈情说爱，却不会将“爱”字輕易说出口。
有一次现场拍戏，我从钢丝上掉下来摔伤了，被送进积水潭医院。剧组所有的人都跑来看我，可是我一直盼望的于虹却没有来，我很失落。第二天，于虹未了，给我带来炖鸡汤和各种水果。她说刚听到我骨折的消息觉得浑身发软，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根本没有力量和勇气来看我。
她也“考察”我
我平时比较坚强，但受伤之后情感变得很脆弱，而且父母远在上海，年高体弱，无法前未照顾，未免感到孤单。于虹用女性特有的细心和柔情关心着我、鼓励着我。我的心底泛起一些微妙的感情波澜，是一种更深的依恋感。
其实，于虹“考察”我很长时间了。于虹曾说：“有一次我去找你补充场记，无意中往屋里看了一眼，你在很认真地数纸币，那纸币都是1分、2分、5分的，数了一大堆。当时我心里就蹦出了这样一个念头：‘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去费大力气，数一分两分的纸币？’”
后未无意中聊起我们小时候的事，于虹才知道我小时候家庭无比拮据，父亲当时给我交学费都要交3次才交清，我也养成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习惯。于虹后来说，听到我说了这些情况后，她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可爱的女人，首先都是善良的。
有一次，剧组要去深圳，于虹特地把自己攒的1000元钱和一些外币取出来，准备到深圳大买一通，没想到一不小心把钱弄丢了。她难过得要命，当时的1000元可不是小数目。我觉得表现自己英雄气概的机会未了，就取出了所有的积蓄——700元，敲开了于虹的门，说：“我这儿有700块钱，我给你600块钱吧。”于虹说什么也不要，我把钱扔下就跑了。
特殊的日子
我送给于虹的600元钱，她在深圳舍不得用，全部存进了银行，而且一直没有动过。后来我们约定，等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把这个存折送给女儿。
还有许多人问我，当初我跟于虹究竟谁追的谁呀？我说是我追她。我心甘情愿地说是我追她，因为爱她，就要让她享有“皇后的尊严”。
我最怀念的时光，就是我们彼此对望、默默无语的那种有大美而不言的幸福状态。为什么不表白？不愿，也不敢，就像有一只蜻蜓停歇在雨后池塘的荷尖上，那么轻盈的梦境，怎么忍心去惊醒。我一直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拍片的时候多少改变了一些内向的性格，但在感情上还是很腼腆，犹豫不决。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样一个特殊的日子——1988年6月12日。这一天，于虹在北京布置我们的新房，等候着作为新郎的我，而此时的我却在新加坡随艺术团访问演出。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日子结婚？因为我们早有约定：我获奖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婚期。
1988年6月12日，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举行颁奖仪式，我荣获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但很不凑巧，那天我正在随中央电视台《西游记》艺术团去新加坡演出，既不能够回国领奖，也无法回国举行婚礼。怎么办呢？要么更改婚期，要么马上回国，但后者几乎不可能，《西游记》艺术团不能离开孙悟空。
没有仪式的婚礼
面对婚礼、演出和颁奖仪式三者的冲突，最后我和于虹商量决定，新加坡的演出照样参加，婚期则依然不改，唯一更改的是：婚礼不举办任何仪式。因为我人在新加坡，只好委托哥哥章金跃去沈阳现场代为领奖。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大约8点，主持人宣布：“六小龄童和于虹今晚结婚。”几乎与此同时，在新加坡的演出现场，沙僧的扮演者闫怀礼在台上宣布：“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我的好朋友六小龄童先生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于虹小姐喜结良缘。”
我结婚的消息公布以后，依旧有许多应接不暇的求爱信，但妻子于虹给予我充分的信任。有一位日本女影迷看了《西游记》之后，专门去学中文，她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中文求爱信，并且经常来北京找我。
一天上午，这位日本女影迷又专程来北京，给我家打电话，想跟我见面。我说：“一会儿我和太太一起去看你。”日本女孩说：“你一个人来看我好吗？”
我对于虹说：“哎哟，她不让你去。”于虹说：“没关系，你去吧。”我说：“那我也不去了。”于虹说：“人家专程从日本过来看你，你去吧。”快到的时候，我想不要出现任何误会，就给于虹打电话说：“我到了她的住处，那门应该开着还是关着？”于虹笑着说：“随便，你即使关上门，还能怎么样呀？快到饭点了，你请她吃顿饭吧。”
我很从容地请这位日本女影迷吃了一顿饭。
对于我和于虹的婚姻，我总结了一句话：“如果我是一只风筝，她就是放风筝的人，有時候她的手松一些，我就往高处飞，有时候她则会把线收回来。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牢牢地、永久地连接在一起。”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行者：一念一生》一书，本刊有删节） （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