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域意象”在诗歌创作中生成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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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研究中,“地域意象”的生成与传统意象有着较大区别,地域意象由于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同时受到时代发展制约,因此在生成过程中显得较为曲折。对此,通过对古典诗歌的分析,结合相关美学原理,以较为典型的北固山意象为代表,梳理地域意象发展的脉络,并进一步总结出地域意象在古典诗歌中生成机制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 地域意象 生成机制 古典诗歌 北固山 美学原理
  “地域意象”是指用以表现特定区域的人文景观、地方特色,并且由于大量、长期、反复地使用,以至于成为承载该区域地方经验、历史记忆、文化遗产的故实、典故,不仅流播于当地,而且流通于外地的地理文化意象[1]。这里的“地域”,并非单指特定的地理空间区域,更包含着诗人从现实继承的、理解的与想象的空间,蕴含着诗人在观察这一空间时的感受、情绪、主观的情境认识和价值判断[2]。这里的“意象”,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指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3]。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研究中,“地域意象”是较独特值得关注的一类。举例来看,如果说“花”、“鸟”、“月”等传统意象是因其自然属性与人事的悲欢离合存在暗合而逐渐成为诗歌创作中承担有一定意蕴的特定符号的话,那么地域意象如“北固山”其巍峨险峻的自然属性显然不足以让它承担起家国之思、英雄豪情这样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必然是人文活动的改造、人文精神的灌注在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它需要经历哪些阶段?有着怎样的美学和心理学基础?便是本文探讨的主旨所在。
  一、地域景观的自然存在
  地域景观的自然存在状态是其成为诗歌中地域意象的先决条件。倘若地域景观的自然属性本身不足以满足创作主体的审美需求,那么创作主体就不能相应地对地域景观进行文化上的关注和创造,地域意象的生成就无从谈起。
  地域景观的自然存在状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审美客体能否为审美主体带来心理愉悦,二是审美客体在地域空间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否值得关注。
  首先这种心理愉悦并不限于单纯或单一的喜悦感、和谐感,审美愉悦包含人类情感从最低的音调到最高的音调的全音阶,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运动和颤动[4]。具体而言,北固山除却其前中峰嘉木繁荫、山光水色浑然一体所带来的优美感之外,其后峰临江枕水、绝壁如削更给人带来了宏壮雄伟之感,因此陈从周先生曾评说:“看莽莾南徐,苍苍北固,如此三山,大有三山镇京口、此地镇长江之慨!”[5]
  其次,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人们对地域景观给予更多的关注,至少能够使地域景观作为诗歌创作的背景出现在文学文本中。就北固山而言,其位于京口地区(今属镇江市),地理位置颇为独特。一方面京杭大运河与长江在此交汇,形成“十字黄金水道”,作为南北交通枢纽、漕粮要道,优越的地理位置增大了北固山景观被发现和鉴赏的可能。另一方面京口因山为垒,缘江为境,优势天成,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也使得京口北固成为古代兵家必争之所。《北固山志》载:(东晋)蔡谟尝起楼于上以置军实[6]。可见最初北固山更多的是以“军事山”的形象出现的。
  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为军事活动提供了可能,更是为文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为后世文人挖掘其历史文化底蕴奠定了基础。
  二、人文活动的干预
  中国传统美学给予“意象”最一般规定的是“情景交融”,传统美学认为,“情”、“景”的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不妨列出这样的公式:
  意象=感情 景观
  在公式{1}满足的前提下,地域意象若想在诗歌中不断发展上升,就依赖于感情的上升、景观的上升,“感情的上升”是指文人诗歌中所抒发的感情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日益密切、表现的意蕴日益深厚,“景观的上升”是指自然景观日益优美宏壮、人文色彩日益浓厚。
  感情和景观的上升则需要人文活动的干预,具体表现为人文活动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从而使得自然景观逐渐向人文景观过渡。人文景观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感情的多样性,感情的多样性使得诗歌创作呈现出多重主题,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多样性的文学主题中会有一项被格外突出,最终使地域意象成为富有特定历史文化内涵的、在文学中承担有特定功能的符号,至此地域意象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走向成熟。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公式{1},我们又可扩展、推导出如下公式:
  根据上述公式{2},我们便可以对以北固山为代表的地域意象做出一定的分析。实际上,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及文学发展规律都会对上述各个阶段产生影响。就文学发展的规律而言,魏晋时期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美”的价值属性得到进一步确认。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中将文学与“神明”、“气韵”、“空灵”等表示审美属性的词语联系起来,无疑已经明确认识到文学蕴含着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特殊的审美属性[7]。在这样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北固山的优美风光便能够被创作主体发现,并成为诗歌中反复吟咏的对象。从现有史料看,北固山首次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象出现于诗歌中正是在刘宋时期,元嘉四年(427),宋文帝刘义隆巡幸丹徒,时谢灵运陪同出游,曾作《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这一时期的北固山大多仅仅以原生态的自然形象出现于诗歌创作中,本身并不承担创作主体的过多感情。但不管怎样,北固山意象在这一时期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
  當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被发现以后,人文活动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便成为可能,这种“改造”一方面使得地域景观更光鲜生动、更富有人文色彩,另一方面为文人的创作提供生成的空间。
  实际上通过“搜韵”网站在对唐宋有关北固山意象的诗词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发现在唐代北固山文学已经呈现出遁世隐逸、羁旅宦游、人生感怀、咏史怀古等多重文学主题,这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盛唐走向成熟的文学发展规律同样密不可分。实际上在唐代,表现羁旅宦游的北固山诗歌更显著,例如孟浩然的《早春润州送从弟还乡》、李嘉祐的《留别毗陵诸公》、齐己的《送东林寺睦公往吴国》、李颀的《送卢少府赴延陵》等,这与北固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有较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得京口地区变成交通的中转站,更成为人生命运的中转站,因此表现好友伤别之情的诗歌及面对未知旅途、进行人生思考的诗歌便大放异彩,北固山意象开始由冷静的、沉默的自然山水逐渐带有人的感情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似乎越到王朝末路,咏史怀古的诗歌便越有兴盛的倾向,文人的情感便越有上升的空间,晚唐五代时期同样如此。以北固山为例,一方面它曾是三国时期吴国都城所在,刘备与孙权曾于此商讨破曹大计,梁武帝曾在此登临,手题“天下第一江山”的美名,北固山自身具备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诗歌咏史怀古主题的土壤。另一方面,它毗连金陵,北望广陵,在众多诗歌中总能看到北固山与金陵、广陵两所城市的对话,例如“石头城外青山叠,北固窗前白浪飞。尽是共游题版处,有谁惆怅拂苔痕”(齐己《怀金陵旧知》)、“石头城下泊,北固暝钟初”(贾岛·送朱可久归越中)、“天远楼台连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回头却望金陵月,独倚牙旗坐浪头”(杨蟠·《陪润州裴如晦学士游金山回作》)。北固山总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既漠视金陵这所帝都所经历的六朝兴衰,又观望长江北岸繁华一时的扬州是如何在连年的征战下变成断壁残垣。北固山的这种身份,尤其容易唤醒文人在登临此山时对于历史兴衰的感慨。
  北宋时期,宋太祖推崇守内虚外的养士政策,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宠命优渥的生活环境使得北固山诗歌呈现出更多的宦游享乐、酬唱赠答的文学主题。宋《嘉定镇江志》载:甘露寺多景楼不知其所始……登北固山题咏者多不及多景,则楼当建于本朝无疑[8]。多景楼面向长江,凭栏远眺,江山秀色尽收眼底,这一方面使得多景楼成为宋代文人登临赏景的场所,另一方面成为文人雅聚、开展文学竞赛的所在。例如苏轼就曾于多景楼写下“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樽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的丽词佳句。此外,北宋时期三教融合的思想使得文人对于社会现实、对于人生自我都有敏锐的洞察;宋代尖锐的民族矛盾、繁华表象下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传统士大夫对于社会政治的动荡亦极为敏感,因此这一时期北固山文学同样不乏人生感怀、咏史怀古之作。这些作品虽然并非北固山诗歌的主流,但促使北固山诗词逐渐与深沉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推动自然景观向人文景观过渡,另一方面由文人情感与人文景观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多类文学主题中,逐渐显示出一种英雄之气和兴亡之悲,为南宋辛弃疾等爱国词人的北固山词的出现开了先河,为北固山这一意象的最终成熟奠定了基础。
  宋室南渡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北固山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在民族战争中显著的地理位置,成为士人登临吟啸,抒发爱国情怀的首选之地。这一时期的代表文人如辛弃疾、陈亮、刘过等辛派词人,他们均为矢志复国之士,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他们壮怀激烈、大声疾呼,写下了诸如“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天下英雄谁敌手”(宋·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宋·陈亮《念奴娇·多景楼》)、“江流千古英雄泪”(宋·刘过《多景楼》)等大量英雄诗词,有着强烈的战斗精神,充满英雄的悲慨,使得北固山这一意象开始逐渐承担起家国之思、英雄壮志这一深沉的文化主题。
  至此,从魏晋到唐宋,历经将近一千年的演变,以英雄文化、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北固山地域意象最终得以生成。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人文活动的参与下,文人情感是如何与景观相互作用生成多种文学主题,在文学的历史发展潮流中,多个文学主题又是历经怎样的消长起伏最终发展成为传达特定价值取向的诗歌意象。
  三、文人意识的附加
  在公式{2}中,人文活动“改造”自然景观对于地域意象生成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改造”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是如何发生的,仍有必要进行详细论证。
  人文活动对自然景观的“改造”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物质的,即人力施加于自然景观使其发生形变,如阁楼庭院、廊台楼榭的修建等;二是精神的,即文人意识的附加。物质层面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文人意识的附加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在文人意识附加的过程中,“移情”是重要的心理基础。移情作用说源于立普斯,他的理论是以几何形体为依据的。立普斯认为希腊建筑中多立克石柱本是一堆无生命的大理石,但是我们在观照石柱时,它却显得有生气、有力量,仿佛从地面上耸立上腾,这就是移情作用[9]。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类似联想”发挥了关键作用,即凭借以往的经验解释目前的事实,我们最原始推知事物的方法也就是根据自己的活动和情感,测知我以外一切活动的人物和情感[10]。多立克石柱承受重压的姿态唤醒了我们出力抵抗、毫不屈服的人生记忆,在人们进行审美的凝神关照之际,我们忘记了物我的差别,于是出力抵抗、耸立上腾这些本来只是我们心中的感受便投射到石柱身上,似乎变成了石柱自身所带有的自然属性。
  立普斯的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分析文学作品中以北固山为代表的地域意象。宋乾道五年(1169),陈天麟的《重建北固楼记》云:“兹地控楚负吴,襟山带江,登高北望,使人有焚龙庭空漠北之志。”[11]陈亮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中亦言:“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北固山如何能做出“争雄势”?登临北固何以使人有“焚龙庭空漠北”之志?实际上并非北固山自身带有这些特性,而是在南宋时期,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处危难关头的社会背景下,文人的自我意识投射到北固山,从而使北固山呈现出人才有的姿态和情感。
  立普斯的移情作用说侧重于由我及物,但实际上文人意识在对自然景观进行附加时常常是双向的,不仅外物可以感染上审美主体的情绪,审美主体也常常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审美客体的影响。即如朱光潜所言:“有时我的情趣也随物的姿态而定,例如睹鱼跃鸢飞而欣然自得,对高峰大海而欣然起敬,心情浊劣时对修竹清泉即洗刷净尽,意绪颓唐时读《刺客传》或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便觉慷慨淋漓。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互相回還震荡,全赖移情作用。”[4]107
  地域意象也同样如此。北固山横枕大江,巍峨峭立的山峰与浩渺奔腾的江水浑然一体,登高望远,纵目天极,心胸怎么能不开阔、情性怎么能不摇荡,反观北固山势,前锋、中锋、后峰三峰连贯南北,犹如巨龙卧饮长江,气势何等雄伟壮观,立于此处何人不想吟啸壮丽词句?正如清人周镐所言:“予每读卢肇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发旧年’辄为此山悲壮半晌。”[12]
  通过对文人意识对自然景观的附加过程的具体分析,结合公式{2},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公式:
  通过公式{1}{2}{3},我们便得出了以北固山意象为代表的、能够传达特定的文化意味、具有象征符号功能的地域意象生成的一般过程。
  在本文中,我们梳理出以北固山为代表地域意象是如何在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上升为能够承担家国之思、英雄壮志的文化符号。首先,地域景观要能够成为地域意象,其内在的审美属性要被审美主体唤醒;其次,地域意象要想在文学创作中逐步上升、逐步丰富其内涵,人文活动的干预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我们着重分析人文活动对自然景观的精神改造,即文人意识的附加,在这个过程中移情作用至关重要。综上,通过{1}{2}{3}三个公式,便得到了地域意象生成的一般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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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老师:赵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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