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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梦，原原本本地“装”进四叔葬礼的仪式和过程之中，企图刻制出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四叔葬礼。
——题记
1.报丧的电话
下午五点来钟，小友打电话过来。我手机上显现出来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就没有接。再打，我犹豫一下接了。小友说，我是小友，我伯老了。“伯”，就是爸。“老了”，就是死了。我们老家人都这么说。小友是四叔的小儿子。小友说四叔老了，我心里感到有些突然，不知道该跟小友说些什么话。
我迟钝一下问，四叔是什么时候老的？
小友说，今个早上。
今个是今天，明个是明天，后个是后天。是老家方言。
我再问，四叔怎么老的？
小友说，生病。
生什么病？
肺癌。
（四叔生这么重的病我一点没听说。）
我问，四叔现在在医院，还是在家里？
小友说，在家里。
我问，四叔什么时间下葬？
小友说，后个早上。
是直接下葬，还是先火葬再下葬？
（那年四婶老了就是先火葬再土葬。）
直接下葬。
棺材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问，我明个上午赶回去迟不迟？
小友说，不迟。
眼面前这么几句话问完答完，就挂断电话。我拿着手机站在原地不动，愣一愣神再走过去跟妻子说这件事。
妻子在厨房里忙晚饭。我说，小友打电话说四叔死了，我明天早上回老家。（我跟小友说话，说今个、明个、后个。我跟妻子说话，说今天、明天、后天。）妻子问，我要不要回去？我是四叔的亲侄子，妻子是四叔的亲侄媳妇。按照道理说，我跟妻子都应该去戴孝、送葬。我迟疑一下说，天热，你身体不好，我一个人回去代表吧。妻子松下一口气说，大热天，我这身体回去确实受不住。妻子问，四叔什么时候死的？我说，小友说今天早上。妻子问，四叔什么时候下葬？我说，小友说后天早上。妻子说，那你明天就没必要回去太早。我说，我赶回去吃晌午饭。妻子问，你打算给多少礼钱？我说四百块钱吧，再少拿不出手。妻子说，要不你回去跟老头子商议一下，看给多少礼钱合适。妻子嘴里的老头子，是我父亲。我说，好。
妻子想一想又问，四叔死我不回去可好？
我说，我跟他们解释说你身体不好。
妻子说，天这么热，我回去真怕支撑不住。
这个时候，我怕妻子去。妻子不去，我一个人怎么都能凑合应对，妻子一去，我就得顾及她，万一顾及不到呢？
我语气坚定地说，你不回去！
我上网查找一趟适合的高铁，让闺女替我买一张票。四叔死这件事就暂时地搁下来。
我说暂时地搁下来，是在嘴上搁下来，不再说与四叔死相关的话题，其实我心里一直不断地翻腾这件事。四叔死，妻子不去奔丧，我回去怎样跟家人解释，他们是否相信我的解释？四叔死，妻子去或不去，都是做给活人看。我父亲怎么看？四叔家人怎么看？妻子去是一块心病，不去更是一块心病。
我早早地躺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老家的事，想爹爹（爷爷）和奶奶的事，想大爷和大妈的事，想二大爷和二大娘的事，想四叔和四婶的事，嘟嘟啦啦一长串，都是死去的长辈人。迷迷糊糊地走进一家医院里，白墙，白灯，白床，白人，我不知道往哪里找四叔。隐隐约约地听四叔喊，我在这里，我等着你来看我呢！我循着喊声走进病房，一看躺在病床上的不是四叔，是我父亲。一惊醒过来，我呼呼呼地直喘短气。
2.逝去的先人
四叔一死，父亲这一辈子人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这一年，父亲虚岁八十六，四叔比父亲小三岁，虚岁八十三，我父亲算是我们家目前最长寿的一个人。
爹爹（爷爷）奶奶死得早，我没见过他们的面。爹爹（爷爷）死那一年，父亲只有十几岁。奶奶死于饥荒年，肚子饿张嘴吃不上，活生生地被饿死。同一年被饿死的还有我的二大爷。我曾向父亲核实过，那一年是一九六零年。两年过后，饥荒年渐渐地远去，我出生来到这个人世间。其余的长辈人，我都见过面。见过面的上辈子人老了，有的我去送了终，有的我没有去。他们逝去的顺序依次为：大妈，二大娘，母亲，大爷，四婶子，四叔。
父亲兄弟四人，大爷一家子人和二大爷一家子人住岗上（曹家岗），四叔一家子人和我们一家子人住湾里（大河湾）。两地相距五里地，中间相隔一道河，是淮河的汊河。我们家门前的一道汊河宽一些，叫大河。那边的一道汊河窄一些，叫小河。出家门，走上五里地，过小河，走上东西的沿岗堤坝，就是二大娘的家。二大娘在堤坝上盖一间草庵子，拦一个小院子，圈羊放羊很便当。圈羊在小院子里，放羊在坝坡子上。二大娘真正的家在堤坝里面，下堤坝紧挨着走就能到。小时候，父亲带我上了岗，总是先去见一见二大娘。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二大娘就住在堤坝上的这间草庵子里，就是一个圈羊放羊的女人。二大娘人高马大，两只脚走路外八字，说话有些秃舌快语，唔唔哝哝不清晰。二大娘只生一个闺女，从本村过继一个男孩做儿子，她一人拉扯两个孩子，一份过日子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大爷的家离二大娘的家二里地远，离开二大娘的草庵子，走上一条南北向的村大路，不多远就到了。到大爷家跟二大娘家不一样。在二大娘家，父亲总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总是一副屁股坐不住的样子，总是一副要起身走人的样子。到了大爷家，才像是到家，父亲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整个人松散下来，喝茶的速度是慢的，说话的速度是慢的，眼睛转动的速度是慢的。父亲领我上岗，不在二大娘家吃饭，十有八九会在大妈家吃饭。父亲在大妈家吃饭不白吃，丢下我，一个人上集，豆芽豆腐买两样，有时候会砍斤把肉带下集，一起交给我大妈，晌午烧一烧，一大家子人一块吃。大爷大妈家穷，掏不出上集买豆芽豆腐的活便钱，更是掏不出上集砍肉的活便钱。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老一辈子人中数我大妈对我最亲热，我去他们家，一把花生，或半块白面馍饃，有那么一点好吃的，总要往我手心里塞。大妈是童养媳，七岁进曹家门，我父亲和四叔，都是她一手带大的。她与父亲的一份情感，自然不是一般嫂子与小叔子能比的。大爷说话少，端着一只残疾的右胳膊，一双眼睛愣愣地打量我，我能感觉出一份特别的温暖与爱意。 我们家与四叔家同住在湾里，却不住在一块。我们家住五队，他们家住二队，中间相隔两个生产队。大河湾人家住在东西走向的一溜庄台上，一队至四队的庄台窄，盖一排房屋，一家一户从东至西挨排排下来，差不多有三里路那么长。照理说，三里地不算远，父亲却很少带我去四叔家。偶或地去一趟，见一见四叔和四婶面，他们也不如大爷大妈对我那么亲热。好像去的是一户同姓同宗的一般人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河湾最初有了庄台和人家，我家和四叔家原本住一块，我猜测可能是母亲与四婶妯娌俩关系不和而分散开来。或许两家生疏还另有原因，是四叔不当四婶的家。父亲跟四叔商议一件事，不经四婶同意，四叔缩头缩脑不敢应承，父亲不想低头跟四婶直接说，白跑一趟，回头干生一肚子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煤矿扒煤，原先村庄塌陷，搬迁至现在的新村庄，我家住村子中间西头，四叔家住村子后面东头，来往走路不要十分钟。我和二弟长大了，四叔跟前的三个儿子长大了，两家慢慢地走动多起来。那一年，母亲死，四婶来我家，大事小事，里里外外，一连操劳好几天。就是从这件事，我感到四婶像一个长辈亲人，一下子有了不一样的情感转变与认同。几年后，四婶生病住院，我前后跑几趟医院。四婶老了，我回老家，头头尾尾一直待在那里，跟四婶的三个儿子一起把四婶安葬下土。
二大娘死和大妈死，我都没有去送葬。一方面，那个时候我上高中和大学不在家，通知不方便。另一方面，她俩下葬潦草，买一口薄木棺材，急赶急地埋下土。那年月，农村没有几户富裕的人家，都穷一个丁当响。人死能早埋则早埋，能简单则简单，很难找出一户人家，吹吹打打的，摆场面，讲排场。放暑假或寒假我回到家，听父母亲唠叨，二大娘或大妈是几月里死的，睡一口怎样的棺材。父亲说二大妈睡的那一口棺材，如何地消薄，前后都透亮，不拿腻子抹一抹，活人都看不下眼。母亲长叹一口气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淘的跟亲生的怎么都不会一个样。淘的，就是抱养的。父母亲都说，二大娘过继的这个儿子不怎么样。大妈的棺材再孬，父亲都不会说一句难听话。大妈的儿子是亲生的，就算买一张芦席卷巴卷巴把大妈埋下土，大爷不说话，都轮不着我父亲说。人死如灯灭，二大娘和大妈，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逝去。在我的记忆中（记忆缺失她俩死的影像），二大娘和大妈没有死，二大娘还是那个圈羊放羊的二大娘，大妈还是那个见着我亲热得不得了的大妈。
大爷死，我去送葬。
父亲先到我工作的单位找到我，后一块儿回老家。下午早早地吃罢晚饭，赶在天黑之前，父亲率领我跟二弟，四叔率领三个儿子，七个人一齐上岗上。那一年，大爷的村子抓火葬，大爷不想死后火葬，就得晚上偷偷地埋下土。天黑下来，亲戚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大爷家的堂哥找齐抬重的人就起身去打墓坑。大妈早死，大爷晚死，两人葬一块。堂哥领上打墓坑的村人是去大妈那里，是去村西的一片坟地里。大爷死后睡在堂屋地铺上，一口黑漆棺材担在两只条凳上等候着。大爷家紧挨着村大路，一大家子人都拥挤在房屋里，不敢轻易地出门走动，生怕走漏风声。晚饭都在自家吃过，不用堂哥家管饭，冷锅冷灶的，冷冷清清的，真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其实大爷死，左邻右舍早知道，村人稀稀落落地来行礼，看一眼死去的大爷，说几句安慰就走了。只要村人不汇报到乡政府，只要乡政府干部不来干涉，大爷就能平平安安地埋下土。怕就怕村里出孬人，怕就怕乡政府干部领着火葬场的车子开过来。村里死人都这么静悄悄地下葬，大爷照办应该不会出岔子。嘴上说是这么说，行动上还是小心一些好。大爷死，没有唢呐吹，没有亲人哭，悲痛沉在心里，要哭在心里哭，默默地哭，无声地哭。大爷的两个闺女，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她们俩实在压抑不住心里的悲痛，嘤嘤嘤地小声哭起来。堂嫂走过来，大声地呵斥说，你俩哭，哭出事来，你俩担着。家人把堂姐堂妹从大爷身边拉开，推进里屋。堂姐堂妹不是不懂得火葬形势紧要避一避风头，不是不懂得让大爷入土为安的大孝道，她俩是有意地要哭一哭，让堂嫂难堪。大爷家就堂哥一个男孩，堂哥娶堂嫂，一家人合一块过儿日子，堂哥堂嫂对待大爷大妈不算太孝顺。大爷原本得的是一场小病，堂姐堂妹抱怨堂哥堂嫂治疗不及时，一拖耽误了。
下葬时间定在晚上十点钟。时辰一到，大爷装棺入殓，抬重的人抬棺材走在前面，家人踢踢踏踏地跟在后面。天上乌云密布，不见星星，不见月亮，一群人黑压压的，杂乱乱的，穿过村子朝墓地移过去。棺材放进墓坑，泥土平覆棺材，不现土堆，不留灵幡，不插孝棒，不烧纸，不放炮。像是人世间最诡异的一群人，做着人世间最诡异的一件事。天明时分，远近亲戚四下散去。
上一辈子人中，还有一个亲人，我想说，说不清。这个人是我的小孃孃。孃孃，就是姑姑。淮河两岸一辈子人传一辈子人都这么叫。
奶奶生下小孃孃，两个月大，丢弃在育婴堂。育婴堂是民国年间专门设置收养弃婴的场所。穷人家生下女婴，养不活，或不想养，就扔里边，十有八九会有人家抱养去做童养媳。那个时候，富裕人家养个把个闺女，穷人家一个闺女都不养。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回家听四婶说，早年丢弃的小孃孃活着，就在不远处望峰岗。前一段，小孃孃托人找过来，想认一认娘家人。我问我父亲，认不认？父亲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说，认什么认。看样子，四叔、四婶和父亲早合计过，不认。想一想，几十年过去，小孃孃膝下该是儿孙满堂了。一个儿孙满堂的老人，晚年想认一认早年遗弃自己的娘家人，一份久远的血缘相思之痛之苦是可想而知的。
小孃孃是我从未谋面的亲人。
3.奔丧的速度
夜里没有睡好觉，早上昏头胀脑地回老家奔丧。
我回老家的行走路线大致是这样子：从我家至合肥南站，乘坐57路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从合肥南站至淮南东站，乘坐高铁需要一个小时；从淮南东站至安城铺，乘坐G2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从安城铺至毕家岗，乘坐111路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从毕家岗至老家，乘坐三轮车需要十分钟。我回一趟老家，行走五段路程的时间加一块儿，大约需要四个多小时。
早上八点钟我离开家，到中午十一点半钟，小友打来电话，我正坐在111路公交车上。小友问，大哥你到哪里了？我说，蔡家岗。蔡家岗离老家二十里。小友说，家里等着你吃饭呢。我说，你们先吃，不要等我。小友说，我三大爷在这里，他要跟你说话。小友打电话时已坐在村里的饭店里，我父亲在那里。父亲在手机里一副质问的口气说，你怎么到这咱子还不到？父亲说话，短促冲人，像火药筒子。我说，快了，还要半个小时。父亲说，你就不能早点来？我说，我一大早就从合肥往家赶，这么远的路不要坐車吗？父亲说，你说你从合肥赶过来？我说，我不从合肥从哪里？父亲说，那你就快点回头吃饭。父亲年岁大，耳聋眼花，头脑有时糊涂，有时不糊涂，分不清我到底住淮南江陈还是住在省城合肥。几次回家他都问我，你从江陈来？我说，我在合肥上班不住在合肥，住在江陈干什么？ 过去村里丧事待客，都是在自家院子里垒锅灶，买菜，打酒，请厨子，饭菜自家烧。丧期是流水席，行礼的客人随时到随时吃，够一桌客，开一桌席。一般丧期三天，三天锅灶一直明火不断。现在丧期待客安排在饭店里，不是村人有钱了，是丧期简化了，办丧期省心了。
十二点二十分，我总算赶到老家。打手机问小友，他们在哪里吃饭。小友说，在俊峰家的饭店里。我问，俊峰家的饭店在哪里？小友说，你顺着大路往下走，我站在饭店门口迎你能看得见。阳历7月底，正是伏心天，中午头的气温差不多有四十度。走在村路上，前后空空荡荡的见不着几个村人。活着的鸡，活着的鸭，活着的猫，活着的狗，能躲的躲，能藏的藏，更是见不着。四叔死在这种热天里，不管谁来为他下葬，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四叔的后人，我这一辈子人，还有下一辈子人，大多数离开家，在外地城市打工，听见四叔的死讯，会跟我一样，从不同的城市、乘坐不同的车子日夜兼程往这里赶。奔丧的唯一理由，是血缘和亲情。这是一个时间丢弃不了的理由。这是一个时代更改不了的理由。不管天热天冷都阻挡不了奔丧的脚步。昨天晚上，二弟打来电话，说他现在人在昆明，已经坐在火车上往老家赶，是一趟慢车，三十六小时车程，怕是赶不上四叔下葬。二弟一家子人在浙江金华打工。二弟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老师，有学生邀请他放暑假去昆明玩一玩，刚到那里一天就回头。四叔死，二弟赶不上下葬，该回头照样回头。昆明离老家远，金华离老家近。二弟说二弟媳妇和他的两个孩子，隔天下午四点来钟就能到。
村里的小饭店跟城里的小饭店差不多，两层楼房，单独包间，冬天空调吹暖风不冷，夏天空调吹冷风不热。我走进一间包间里，顾不得凉快，顾不得坐下，更顾不得吃饭，急忙一个一个去辨认桌子上的人。别的包间都有哪些人，我暂时不知道。这一间包间里有四叔的两个儿子，小友和老虎。老虎是四叔的二儿子。小友是四叔的三儿子。四叔跟前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叫牛羔，闺女叫霞子。桌子上除去一个本姓村干部，余下来的几个都是老长户的人。老长户的人，辈分长，往上数，比我长四五辈。见面没法叫，一律喊老头。老头，是对长辈人的含糊叫法。老长户的人，跟我们家是近门子。据说清朝年间，曹姓人家与外姓人家争利益打大架，一伙子死掉十八个壮年汉子。从那时起，老长户的家门衰落下来，后人一代一代不旺兴。三百年撵下来，老长户的人滞后四五辈。老长户的人，辈分长，在家族里说话有分量。四叔死，找两个老长户的人过来招呼着来客，掌管着账目，少生岔子，少出是非。
我上饭桌晚，吃一半，几个老长户的人起身离席，说是回去继续招呼着，四叔那边不能离人。几个老长户的人起身离开，本姓村干部跟着离开，一间房屋里就剩下我跟四叔的两个儿子，或者说四叔的两个儿子继续留下来陪我吃饭。我先说我一个人来的原因。我说，你们大嫂子腰间盘突出走不动路，上车下车都困难。我这么一说话，四叔的两个儿子点头说，那是不能来。我没有说我家闺女为什么不能来。闺女是下一辈子人，可以来可以不来。接着我问四叔的病情和丧葬情况。小友说四叔年跟前查出肺癌，住院开刀后活了半年。我没问四叔生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春节前后，我回老家两趟，父亲知道四叔生病住院，同样没有跟我說一声。老虎说，四叔的丧事交给一家丧葬一条龙服务公司，省心省事，不要家人多操心。小友说现在自家没办法操心，村里找不着抬重的劳动力。我问，费用贵不贵？老虎说，丧葬一条龙服务按项收费，一项一样价，一总合起来多少钱，现在还不知道。
小友带老婆孩子住在市里，牛羔丢下老婆孩子常年在外面打工，只有老虎待在村子里。四叔的事，他操一多半心，当一多半家。我问丧葬一条龙服务贵不贵，是想到我父亲哪一天老了，肯定也要走这条路。自从听见四叔老了的音讯，我心里就一直疑乎乎的，莫不是死的是父亲，不是四叔。人过八十，活成一截朽木头，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倒下头。晌午吃饭，父亲在别的房间，我没见着。我想先回一趟自己家，看一看活着的父亲，听一听活着的父亲说一说话，在心里真实地确定一下，死的是四叔，不是我父亲。
我说，我先回一趟家，再过去看四叔。
四叔的两个儿子说，我三大爷早吃过饭回家了。
4.堂姐、堂妹、大姐
大爷家的堂姐堂妹在我家坐着，跟我父亲唠着家常话。小时候，父亲带我上岗上得勤，我与堂姐堂妹见面就见得多。堂姐堂妹长大嫁人，我长大娶妻生子，各踞一方，各过各的日子，要说上次与她俩相见，还是在四婶葬礼上，一晃十余年过去。堂姐见着我打一声招呼，问我什么时候到家的，晌午饭吃没吃？堂妹直接问我，认不认得她？堂妹比我小一岁，面相还是记忆中的面相，只是老得超出我的想象。堂姐叫登兰，堂妹叫登秀。我赶忙说，你是登秀，我敢不认得。
话题说开来，赶忙往各自的孩子身上岔。我说我家闺女研究生毕业，暂时还没找着适合的工作。登秀说，她家儿子闺女都成家有了孩子，只是想带孙子，眼睛不好使不方便。我问，怎么啦？登秀说，眼睛近视度数高。我问，有多少度？登秀说，配眼镜去眼镜店，那里人说一千六百度。度数这么高，跟一个睁眼瞎子差不多。我说，你肯定不是眼睛近视的毛病。登秀问，是什么毛病？我说，眼睛有病，比如说青光眼什么的。登秀说，这个我哪里会知道。我说，你闲下来去医院看一看。登秀家的儿子在合肥一家公司上班，说是离老火车站不远。我说，哪天你去合肥看儿子，顺路去我家。登秀说，我去你家大嫂子不烧饭给我吃怎么办？我说，我带你下饭店。
登秀婆家在张家拐子，离曹家岗五里路。村庄的名字这么怪，方圆左右都少见。登秀是个爱说爱笑的堂妹，家境不富裕，却很知足。
堂姐登兰嫁到了杨家湖。老家村庄的名字，有一定规律可循。叫某某岗的，靠近淮河堤坝第一排；叫某某集的，靠近淮河堤坝第二排；叫某某圩子的，靠近淮河堤坝第三排；叫某某湖的，靠近淮河堤坝第四排。岗离淮河最近，湖离淮河最远。登兰出嫁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我跟牛羔一起去送亲。一条泥土路连着杨家湖，刚下过一场雨，道路泥泞湿滑，十几里路走下来，我的腿走酸了，我的脚走疼了，才遇见迎亲的人，就这离村子还有一大截子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杨家湖是我去过的最远的村子，堂姐家是我见过的最穷的人家。送过堂姐回到家，母亲问我堂姐家的情况，我不说话却是一个劲嘤嘤嘤地哭。 母亲问，你大姐婆家盖几间房屋？是草房还是瓦房？
嘤嘤嘤。
母亲问，你大姐夫的个头有多高？人长得黑还是长得白？
嘤嘤嘤。
母亲问，你吃酒席有没有坐上座？你不知道哪里是上座，你跟娘说你坐东西南北哪一方？
嘤嘤嘤。
母亲问，你这个孩子今个回家是怎么啦？是有人打你啦？是有人嚼（骂）你啦？
嘤嘤嘤。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劲嘤嘤嘤地哭。我只是替堂姐觉得委屈，嫁这么远的一户人家，嫁这么穷的一户人家。
堂姐嫁到杨家湖十几年，前后生下五个孩子，生下的顺序是，男孩子，女孩子，女孩子，女孩子，男孩子。三丫头从小过继给别人家，其余四个孩子都自己拉扯大。堂姐拼命地生这么多孩子，是想要第二个男孩子，觉得一个家一个男孩子少了。大爷大妈跟前就堂哥一个男孩子，又加上堂哥老实奴叽，没少受村人欺负。堂姐比堂哥小，堂哥支撑不住家，堂姐跟着受欺负。堂姐是一个命苦人，四十多岁那一年，堂姐夫生一场大病死去，两个儿子，两个闺女，没有一个长大的，没有一个成家的。一个穷家，四个孩子，“哐当”一下掉进泥坑里。堂姐在泥坑里不断地挣扎好多年，流下多少汗水没人知道，流下多少泪水没人知道。眼下四个孩子各自成家，堂姐落下一身病痛，还有继续操心受累的一份责任。
堂姐的大儿子叫杨曹，小儿子叫曹杨。曹杨与一个女孩子同居三年，提出来分手。堂姐说，曹杨举办过婚礼，没打结婚证是因为年龄不够。两年后，女方提出来补办结婚证，曹杨不同意。曹杨不同意的原因是女方不生育。堂姐不担心曹杨跟女方分手分不掉，是担心一套商品房怎么办。房屋在袁庄，堂姐家附近的集镇上。我问，房屋是曹杨办事前买的，还是办事后买的。双方举办过婚礼，就是一桩事实婚姻。办事前买的商品房是婚前财产，办事后买的商品房是婚后财产。堂姐说，是办事前买的。我说，那就好办，房屋不给女方，恐怕要多少赔点钱。堂姐说，我也是这么想，就怕女方家不同意，要经法院打官司。我说，房屋属于婚前财产，经法院打官司也不会给女方。堂姐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这些天我一想到房屋就睡不著觉，你说我为了这个小儿子怎么会有受不完的累。大姐确实是为了要这个小儿子，拼命地生下这么多孩子，也确实是为了这个小儿子继续操心受累。
我问，他俩分手，是你的意思，还是曹杨的意思？
堂姐说，他俩分开过有了年把多，上个月女孩子从外地回来，说要跟曹杨一块儿继续过日子，曹杨搞死不同意，你说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怎么过日子？
我问，去医院妇科查过了？
堂姐说，去过好几个大医院。
父亲耳聋眼花，我跟堂姐堂妹说话，父亲听话听不清，插话插不上，跟着一阵一阵地笑。父亲一嘴牙快掉光了，剩下两颗老板牙，晃里晃荡的，吃饭吃软的吃稀的，一个人在家，自己烧自己吃，不想烧就骑三轮车去附近街上买着吃。
大铁门“哐哐当当”地一阵响，大姐跟大姐夫走进院子里。我赶忙站起身去迎接。我先喊一声大姐夫回来啦！后喊一声大姐回来啦！大姐脸色不好看，跟我说，我没有你这个兄弟，你也没有我这个姐姐。大姐是生我的气，说我好长时间不去看她了。当着堂姐堂妹面，大姐这样子对待我，我的脸面放不下。大姐夫劝我说，你不要跟你大姐一般见识。大姐不依不饶，气鼓鼓地走进里屋，跟堂姐堂妹细说我的不是。我在里间坐不住，搬凳子跟大姐夫坐在外面堂屋里。
大前年清明节，我在外地不在家，妻子回去上坟，大姐和大姐夫也回去上坟。晌午一顿饭在老虎家吃的。老虎走过来串门子，见到大姐大姐夫和我妻子回家上坟，回家准备一桌子晌午饭，一遍一遍地过来喊。父亲常年一个人在家，冷锅冷灶，要是妻子单独一个人回老家，或是在自家吃过饭回去，或是从老家回来再吃饭。要是大姐和大姐夫回去，父亲花钱去村里的饭店端饭端菜。这一天，老虎三番五次地请，一家子人就过那边去吃。一家子人去老虎家那边吃一顿饭不算过分，过分的是因为一件小事，大姐嗦啰我妻子没个完没个了。在老虎家，我妻子不还嘴，眼泪哗哗哗地流下来。大姐夫说大姐，你看小五的眼泪都下来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小五是我妻子的小名。大姐依旧不依不饶地说，我就要说，我就要说。一顿饭没吃完，妻子就生气地跑回家。
就这么妻子和大姐有了过节。
大姐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妻子，妻子不知道，我更是不知道。妻子跟我说，这件事你一定要去大姐家问清楚。我能撕破脸皮去大姐家问大姐吗？不去撕破脸皮，妻子和大姐的疙瘩就解不开。兄弟姐妹间为了一点家事，疙里疙瘩地闹别扭，最缠人，最伤人。妻子说我，你在家里遇见矛盾就回避，从来不去正面地面对，从来不去正面地解决，这才是导致大姐这样子猖狂的原因。妻子质问我，你说你这样子一个男人，我跟你过一个什么日子呀？在妻子和大姐之间，我就像一只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不落好。
大姐嫁蔡洼子蔡家，生两个儿子，现在一个在合肥打工，一个在深圳打工。在深圳打工的是大儿子，在那边娶妻生子，一儿一女都放在这边，大姐照看着。大姐身体不好，糖尿病几十年，并发症不断，脾气坏，耍性子，视力已经很差。大姐夫一直下小煤窑，去年小煤窑关闭回家。一个忙人不能闲，一闲下来就生病。大姐夫去医院做检查，检查腰椎，腰椎有问题，检查胃，胃有毛病，不能吃，不能走，住进医院半个月。大姐夫说，那些天躺在医院里，一颗去死的心都生了，你想想一个人不能吃饭不能走路，还活一个什么劲？一年过去，大姐夫身体恢复得不错，在家帮大姐干家务，外出下地种菜园，一辆摩托车就是他的腿脚，想到哪里去，“突突突”地骑上去就能走。这一天，大姐夫就是骑摩托车带大姐一起来的。大姐夫跟我说，你大姐的脾气越来越大，说儿子，儿子不敢吭声，说媳妇，媳妇不敢吭声，说我，我不敢吭声。我跟大姐夫说，大姐说我，我也不敢吭声。大姐“哇啦哇啦” 还在里屋跟堂姐堂妹说着什么牢骚话。
我看一下时间，下午二点半钟。我跟大姐夫说，你在家再坐一会子，我去看一看四叔。大姐和大姐夫已经去看过四叔。我喊出父亲，问给多少礼钱适合？父亲说，你问你大姐夫，他给好多钱你给好多钱。我问大姐夫，大姐夫说一只花圈，两百块钱。我说，我知道了。大姐是四叔的侄女，我是四叔的侄儿。侄女侄儿有区别。大姐送花圈，我送黄表纸。大姐给两百块钱，我给四百块钱。 5.睡在冰棺里的四叔
四叔睡在牛羔家。
牛羔是四叔的大儿子。四叔老睡在牛羔家，而后从牛羔家出棺下葬是规矩。牛羔家住在村里的东北角，紧挨村小学，远远地就看见靠着学校院墙摆一溜花圈，唢呐班子见有人走过去，“呜里哇啦”响起来，悲伤，哀婉，凄凉，有一股子催人泪下的无形力量。牛羔家的院门朝东，门口摆放着两只草垫子，小友和老虎家的两个儿子大贵和二贵一身重孝早跪在垫子上磕头行礼。不管年龄大小，不管辈分长幼，孝子贤孙见到来人就跪下磕头行礼。灵堂设在院子里，黑压压地坐满一院子人。我逐一辨认一个个多年不见的家人。大爷的堂哥坐在最外面，紧挨着的是登秀家的堂妹夫，再过去是堂哥家的两个儿子怀祥和怀典，再里边是牛羔和老虎，牛羔家里的，老虎家里的，还有牛羔的闺女和儿子。堂哥是我们这一辈子人中的老大，我先走过去跟堂哥打招呼。堂哥问，就你一个来的？我说，就我一个来的。我问，大嫂子来没来？堂哥说，那一边离不开。堂哥和大嫂子在市里打工多年，在一家单位里看车棚，确实离不开。我掏出四百块钱礼钱，递给老长户的两个人收下记上。丧葬有一条龙服务公司接手，待客吃饭去村里饭店，老长户的两个人只有记一记账，能过问的其他事就少了。或者说两个人走过来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摆设了。老长户在老家地位的衰落，是传统的衰落，是现实的必然。
我该看四叔了。
四叔睡在堂屋里，一道草席帘子遮挡着，堂屋门前设一个几案，上面摆放四叔的遗像，遗像前面有一只焚香的香炉，左右各摆两碟水果。我先在四叔遗像前面，跪下磕三个响头，再掀开草席帘子走进堂屋。四叔睡在一口冰棺里，严严实实地罩住。冰棺前有一盏长明灯，有一只烧纸的泥瓦盆。看不见四叔的面目，我却大喊一声，四叔，大毛过来看你了！大毛是我的小名，四叔一直这么叫我。那一刻，我的眼睛酸涩潮湿，泪水噙在眼眶里。从血缘上来说，除去我父亲，冰棺里的四叔与我最亲。老虎陪我走进堂屋。我跟老虎说，你打开冰棺，我看一眼四叔。老虎迟疑一下，伸手推开冰棺顶盖上的一口天窗。四叔身穿一套蓝色装老衣直挺挺地躺里边，头上戴一顶红色八角帽子，脸上盖一张黄表纸。从脸型上能看出，四叔生病瘦脱相，只剩下一堆皮包骨。老虎家里的芝凤跟进屋，扯出一条孝布递给我。孝布是白洋布，中间挽一个结套头上，两端拖地上，算重孝。我离开四叔，走出堂屋，挨着堂哥坐下。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好像魂丢在了四叔身边。
父亲兄弟四人，大爷和父亲脾气暴躁，四叔脾气蔫乎，二大爷我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脾气。暴躁的性格特征是，一不高兴起来，一句话就能把人冲到南墙上。蔫乎的性格特征是，你不高兴你的，你唠叨你的，人家不说话，人家没有什么不高兴。大爷的一副暴烈性格，不跟我大妈争吵，跟儿子媳妇争吵。小时候，我经常听父亲说，大爷跟堂嫂为一件什么事吵架，说堂嫂子不孝顺。我母亲说话不站在我父亲一边，说就凭老大那臭坏脾气，你说什么样的儿子媳妇能跟他过到一块儿去。我母亲死那一年，大爷从岗上下湾来。不知道因为一件什么事，大爷跟我父亲兄弟俩争吵起来。大爷站起身要回家，我们小辈子人拦着。我父亲说，你们让他回家去，他根本就不该来这一趟。安葬下我母亲，我父亲觉得理亏，差遣我拿着烟带着酒去岗上看我大爷。
大爷的右胳膊残疾，走动路只见他的左胳膊悠拉，一前一后，像划船的单桨。他的右胳膊却始终弯曲，端着不动，像是怀里抱着什么放不下的贵重东西。日本鬼子侵占淮河两岸那些年，封锁住田家庵至凤台县之间的淮河水路。村人在淮河里打鱼受到日本人监控，晚上打鱼的渔船要住在老牛坟的炮楼子下面。老牛坟是淮河南岸的一个土岗子，上面盖上一座炮楼子，架上两挺机关枪，淮河上就不能随便地行船运货了。是个大冬天，冬闲村人好打鱼。大爷跟父亲兄弟俩，白天打鱼在老牛坟附近，晚上停船在老牛坟下面。渔船前面有一只铁锚，紧紧地抓住河岸，固定住渔船。半夜时分，风浪越来越大，铁锚的铁链子一紧一松地松开泥土，渔船一摇一摆地离开河岸，船舱里熟睡的大爷和父亲却浑然不知。炮楼上的日本鬼子觉察出渔船在逃离监控，“死啦死啦”地喊几声，不见渔船上有动静，举起日本三八大盖步枪就开枪。一枪打穿船舱的木板，打在大爷的右胳膊上，落下终身残疾。国仇家恨，大爷的残疾右胳膊述说着一段别样的历史。
大爷有了残疾，家里的重活就落在父亲和四叔身上。
父亲和四叔十几岁就一块儿在淮河里打鱼、行船、做買卖，两个人的性格一个软一个硬，反差大，四叔受不少父亲的气。兄弟俩长大，各自成家，来往就稀少了。我父亲每一次去找四叔商议事，都是兴冲冲地去，气鼓鼓地回。四叔不当四婶的家，父亲说一件事，半天不见四叔回一句话，表一个态度，只能干生气。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父亲找四叔商议最多的是大爷家的事。堂哥年过三十岁成不了家，父亲比大爷大妈都着急。堂哥长得瘦，长得丑，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大爷大妈家穷。三间草屋矮趴趴的年数久，不像一个样子。父亲想找四叔商议，怎样扒倒大爷大妈家的三间旧房屋盖新房屋。准备三间房屋的材料，最重要的有两样子，土坯和房梁木。农闲天，全家人聚集在一块儿，在小河边挖土、和泥、脱坯，要是赶上一段晴朗的好天气，忙个十天半个月就差不多。房梁木买不起，三家凑。怎么凑？房屋前后，菜园地头，谁家长有房梁木的树，砍谁家的。砍大爷自家的是理当的。大爷自家的不够数，就得砍我家和四叔家的。砍我家的，母亲有意见照样砍。砍四叔家的，四婶不同意，就砍不掉。这种事，父亲只能跟四叔说，不能跟四婶说，跟四婶说吵起来，房梁木更是砍不掉。
大爷大妈家的三间房屋盖起来的第二年，堂哥就找了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现在的堂嫂。我记得堂哥和堂嫂的一顿定亲酒摆在田家庵。田家庵是方圆最繁华的地方，离曹家岗三十里，不通车，只通轮船，早晚各一班。我们一家子人之所以花力气摆阔气，把定亲的酒席摆在田家庵，是期望这门亲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主意是我父亲出的，酒席钱自然由我父亲出。实践证明我父亲出的这个主意，是十分英明的，完全正确的。别的不说，一顿定亲的酒席钱就比在别处多花一大半。这是什么呢？这是实力和决心的证明。摆定亲酒那一天，我大爷没去，我大妈没去，我父亲领上堂哥一起去。我母亲一个人关在家里，“呜呜呜”地哭半天。为了堂哥家的三间房屋和一门亲事，我们家被掏空了。 6.一棺坟地的价钱
下午三点半钟，牛羔家大门外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宽肩膀，高个头，一双眼睛很特别，眼神冷，眼神毒，一般人与他对视上，会不由自主地打寒战。这个人姓吴，丧葬一条龙服务公司的老板。四叔的丧事就由他一手忙前忙后地操持着。死人见多了，吴老板的一双眼睛便冷了，便毒了。吴老板走过来说，打墓坑的人到地里了。打墓坑的人和抬重的人是同一班子人。老虎說，他们一共十二个人，要两千两百块钱。两千块钱工钱，两百块钱吃饭钱。今天下午他们过来打墓坑，明天早上他们过来抬棺材。抬棺材的，吹唢呐的，冰棺，老盆，孝布，孝鞋，花圈，炮仗，都由吴老板一手安排，分项收费。唢呐班子是一家子人，男的吹唢呐，女的打镲，儿子弹键盘，一场下来收费一千五百块。唢呐班子是闺女请，一份钱霞子出。霞子嫁本村高家。高家人上一辈子兄弟三人，霞子的公公排老三。高家老二，“文革前”后当了不少年村书记。霞子婆婆因为高家老二当书记，在村子里负责计划生育，好事坏事做了一大堆。霞子嫁高家，我父亲生意见，说四叔四婶有了高攀和巴究高家的意思。霞子的丈夫小名叫小象，在煤矿扒煤，工资高，一个孩子，家境不错，在城里住一套商品房。“呜里哇啦——”唢呐声响起来，撕心裂肺，像哀鸣，似哭声。哀是替代四叔的闺女哀，哭是替代四叔的后人哭。一场丧期有没有唢呐班子，气氛不一样。我母亲的丧期，大姐花钱请了唢呐班子。四婶的丧期，霞子花钱请了唢呐班子。大爷的丧期，没有唢呐班子，没有亲人的哭声，潦草地下葬，寂寞地下葬。听一听唢呐的响声，听一听亲人的哭声，是大爷最后的权利。大爷最后的权利被谁剥夺去？
吴老板骑一辆三轮车，车子上带着铁锨和铁锹，还有一大块塑料布，这些都是打墓坑需要的。牛羔带上一盘炮仗，两条纸烟，三捆黄表纸，爬上三轮车。我跟过去问，要不要我跟去？牛羔说，现在你不要去，要你去你再去。堂哥家的大儿子淮祥跟过去，霞子家的小象跟过去。四叔跟四婶合葬在一块，在小东庄的土地里。大河湾村从淮河北岸搬迁至淮河南岸，村庄的北边是淮河，村庄的东边和南边是小王庄，村庄的西边是小东庄。村里死人十有八九埋在小东庄的地盘上。小王庄与毕家岗煤矿相互交叉，少有能葬人的平整地块。我母亲死葬在小东庄，五百块钱一棺地。四婶死葬在小东庄，同样花五百块钱买一棺地。四叔死理所当然地与四婶合葬在一块，只是担心地主找过来，再要一棺地的钱。一棺地的价钱见风长，眼下是五千五百块。四叔的三个儿子在一块一合计，不能主动去跟地主打招呼，先打墓坑，候地主找过来再说话。地主家的媳妇姓高，算小象的家门堂妹，这一边小象是四叔的女婿，小象去做中间人最适合。农村就是这样子，谁跟谁都能攀上一点亲，关键时却需要有一个耍狠的和耍横的人。堂哥家的大儿子淮祥，就是充当这么一个角色过去的。
当年我母亲死，我父亲花钱买一棺地葬下我母亲，却忘记在旁边替自己买一棺地。地主家不知从哪里迁一座坟过来，埋在我母亲的左边，我父亲死后想跟我母亲合葬就没了地方。左为上，右为下。我父亲埋在我母亲右边不适合，埋在我母亲前面更不适合。闲下来，我父亲四周瞎转悠，就是找不到一块合适的棺材地。我父亲的难心事，就是我和二弟的难心事，不知道真到我父亲老的那一天怎么办。难心来难心去，根源在煤矿。要不是煤矿扒煤炭土地塌陷，村里人家不会搬迁。活人失去家园，迁移在别人的地盘上。死人失去家园，埋葬在别人的地盘上。
大约过去半小时，牛羔打电话给老虎，说地主家人去过，好说歹说，价钱让到三千六百块，外加一条烟。再少，地主家人不干。再多，两家人就要打起来。淮祥在那边说不少难听话，价钱硬是从五千五百块，一路压到三千六百块。牛羔说，就算当年葬四婶再花五百块钱多买一棺地，现在葬四叔不加钱都葬不下。搬迁这些年，大河湾村差不多有上百人死去。小东庄村人坐在家里看着钱不挣，不傻吗？在小东庄村人的心里，谁跟谁是亲戚，钱才是他们真正的亲戚。按照牛羔的要求，我拿纸拿笔过去拟一份合约，让这个小东庄村人签字画押，永世不得再生歧义。
我大妈死后，我母亲死。我母亲死后，我四婶死。三位女长辈人死时都是刚刚年过六十岁。我大妈一死，落下孤单单的我大爷在人世间。大爷脾气暴躁，跟堂哥堂嫂一起过日子，今天跟堂哥堂嫂吵一架，明天跟堂哥堂嫂吵一架，风风雨雨一过好多年，直到大爷死。我母亲一死，丢下我父亲孤单单一个人，像一只落孤的大雁。我在家是老大，在城里住家工作，我父亲在老家，跟二弟二弟媳妇一起过。很快地就生发矛盾，父亲跟二弟一家子人分开，一个人单独过。依旧在同一个屋檐下，矛盾依旧存在着。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回老家说父亲不适合，说二弟两口子更是不适合。先是二弟丢下我父亲、丢下老婆孩子，去浙江金华那一边打工。后是二弟媳妇丢下我父亲、丢下两个孩子，去浙江金华那一边打工。再后来是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丢下我父亲，去浙江金华那一边打工。我们家的目前现状是，我一家子生活在省城，二弟一家子生活在金华，父亲一个人生活在老家。
我四叔跟我父亲的境况大致差不多，只不过他的儿子多，矛盾更多。四叔三个儿子的住房格局，老虎一家子另住，牛羔一家子和小友一家子合住。当年大河湾村搬迁，四叔家分五间房屋的宅基地，盖上两排房屋，北边一排五间大瓦房住人，南边一排五间小平房做锅屋。四婶死，牛羔和小友分家。牛羔是老大，分三间大瓦房，两间小平房。小友是老小，分两间大瓦房，三间小平房。四叔没有属于自己名下的房屋，住在小友家的一间平房里。有一年，牛羔与小友闹矛盾，小友从院子中间南北砌上一堵墙，从西边院墙另开大门走人。中间一堵墙砌起来，是斜的，是歪的，怎么看怎么别扭眼。四叔让小友拆除，小友不同意，老虎不得不掺和进来，原本不大的矛盾就大了。我四叔帮着牛羔说话，我父亲帮着小友说话。老兄弟俩跟着生不和。结果小友带老婆孩子离开家，一去好多年不回头。小友跟前生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闺女，小的一个是男孩，算四叔的第四个孙子。四孙子上小学，四叔都没见过面。有一年春节，小友偷偷地带儿子回来家看四叔。四叔老泪纵横，掏一把钱做见面礼。四叔生病住院，小友去看夜。四叔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在小友面前一边流泪一边说，我知道这些年传秀的一口气没有消下去，怕就怕我死后传秀都不肯过来见一面。传秀是小友老婆的名字，自从那一年赌气走出去，至今一趟家门都没进。两间房屋空在那里，荒在那里，烂在那里。四叔死，传秀回不回，小友心里没有底，只能陪着四叔流眼泪。 坟地离家不远，往西出村子，绕过一口水塘，两百米远就能到。这里一大片连着一大片岗子地，其特点是高低不平，一块高一块低，大致的走向是斜向淮河边。放眼四周，好像每一块土地的拐角处都葬着坟墓，新新旧旧，大多数肯定都是大河湾村人。半道上遇见我父亲，他站在坟地一旁的村路上跟一个人说话。这人不到七十岁，就是讹人地主。小友从口袋掏出一沓钱递给他。這人眼睛盯着钱，咧嘴想笑隐忍住，张嘴说，我当你们面把钱点清楚。这个人慌慌张张地手沾口水点起钱，一沓钱在手指间翻动，如摔一跤白捡一般。不远处地里，一干人忙着打墓坑，这里是四叔的最终归处，四婶在那边等候了十几年。父亲原本在家里待着，听村人说四叔打墓坑了，特别地跑过来看一看。父亲每天在四周割牛草，知道哪块土地是谁家的。父亲过来看一看四叔的墓地，算是一个安心。父亲跟家人说，你们忙你们的，我去割牛草。坟地落实下来，四叔有了一个安稳处。父亲呢？父亲离开时，眼睛有些涩涩的，心里有些酸酸的。
7.我这一辈子人和下一辈子人
父亲这一辈子人，大爷和父亲脾气暴躁，四叔脾气蔫乎。我这一辈子人，大爷家的堂哥脾气蔫乎，四叔家的牛羔脾气蔫乎，小友脾气暴躁，老虎脾气介于暴躁与蔫乎之间；我家的二弟脾气蔫乎，我脾气介于暴躁与蔫乎之间。在我们家，脾气暴躁的人，一句话不和，一件事不和，说一声翻脸就翻脸，说话像辣椒面子一样从嘴里喷出来，不呛死人不算事；脾气蔫乎的人，遇见不顺心的事，或听见不顺耳的话，反应迟钝，行动迟缓，慢上那么三两拍子。在我们家，一个脾气蔫乎的人，一旦脾气倔上来，三天五日地消不下去，有的三年五年地都消不下去。在我们家，不管脾气暴躁的人，还是脾气蔫乎的人，都很少把坏脾气朝着外面撒（与邻居有小的摩擦没有大的干戈），或向着社会出（至今我们家没有蹲班房的人），却会一致性地向内，夫妻间争吵，兄弟间不和，是最平常的事。看似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哪怕一句话，都能持久地化解不开。俗称：闹家窝子。
比如说，父亲和四叔都是年过八十的耄耋老人了，前两年兄弟俩因为一件芝麻粒的小事闹翻脸，好长一段时间不来往。四叔在村头开荒兴菜园子，每天从我家屋子后面路过，就是不往我家院子里拐一头，看一看我父亲。我父亲骑一辆电动三轮车出门割牛草，每天都能看见四叔在路边地里干活，就是不愿停下车子，走下菜地跟四叔说一说话。今年春天，父亲听说四叔病重住院，怕是躲不过这一劫。四叔死前，父亲到底有没有走过去看一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怕问清楚。我怕父亲真没去。
再比如说，我们家姐弟间疙里疙瘩的，四叔家的三个儿子间疙里疙瘩的。这些疙里疙瘩都是一直存在好多年，像一场不见硝烟的持久战。消耗的不是枪子弹药，而是人的情感和生命。
下一辈子人，蔫性子的堂哥生出两个暴脾气的儿子。两个儿子像两条狼羔子，一天一天长大，一天一天爆发出野性，搅合得堂哥堂嫂不安宁。大儿子淮祥打架赌博是强项，动不动就找一帮子人，把人家打一顿，堂哥堂嫂跟在屁股后面赔笑脸、赔不是、赔医药费。淮祥赌博不是小赌，是坐庄，是设赌局，是专业赌博。早年间，淮河两岸民风顽劣，家族之间打架斗殴、动枪动刀是常事，赌博盛行更是几百年不变。新中国断了吗？没有。不说改革开放新时期，赌博之风就像社会经济发展一样蓬勃兴盛。就说我小时候，“文革”管束最严的一段时间，春节前后村人不赌一赌，两只手都痒得受不了。那个时候社员聚众赌博，大队干部，想起来派民兵管一管，想不起来就由着自由泛滥。大多时候，大队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赌就赌吧，反正就春节前后那几天。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带上我一起去赌过，母亲跟邻居打纸牌也算一种赌。堂哥家的二儿子淮典专门干抽头子的工作。什么叫抽头子，就是在赌场放高利贷。一干人赌博赌红眼，身上钱输光不甘心，就向别人借高利贷。问谁借？向抽头子的人。淮典手上没有钱，跟有钱人合作，专吃利中利。现在淮祥和淮典的孩子都大了，听说两个家伙都收手做了别的事。我偶尔回一趟老家，看见淮祥和淮典，都是有房有车的，看来日子过得都不错。
令我不解的是，父亲说起淮祥和淮典，不是恨铁不成钢，反倒是一副纵容和欣赏的态度。父亲跟我说，你们兄弟俩要有一半像这两个孩子杂魔（厉害），你说村子里谁敢欺负我们家？父亲说岗上大爷年轻时杂魔，有几年身上挎两把盒子枪，方圆左右没有人见着不怵的。具体是什么年份，岗上大爷为什么要挎两把盒子枪，父亲就说不清楚了。我问父亲，四叔年轻时打架不打架？父亲撇一下嘴说，你问老四呀？他是碰见打架就跑多远的一个人，天生一副奴才样。这句话我父亲同样地说过我跟二弟。我和二弟都是碰见打架就跑多远，天生一副奴才样。父亲好打架，敢说话，有一种敢于与不良权势做斗争的性子，生产队队长做什么不对头的事，别人不说他说，大队干部做什么不对头的事，别人不说他说，为此得罪不少人，吃过不少亏。有一年，父亲跟一户陈姓人打架，人家利用跟大队干部的关系，动用大队民兵把他关起来。父亲为了这件事，骂了这个陈姓人和大队干部好多年。这个陈姓人在生产队当队长，刁难我父亲。我父亲把这个陈姓人打一个头破血流，自己的代价是丢掉两颗门牙。父亲说他准备把陈姓人的手指咬断，可惜没有放在老牙板子上。
我们家人上一代顽劣，下一代奴叽，有那么一种隔代遗传的因子在血液里。
牛羔家的一个儿子，我不知道情况。小友家的一个儿子，我不知道情况。老虎家的两个儿子，大贵和二贵，从表面上来看见人就笑，性格差不多，其实本性上差别大。二贵爱笑爱说，笑里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大贵爱笑爱说，笑里藏着什么让人不放心的东西。二贵高中毕业考上联大化工专业，毕业去江苏扬州一家化工厂上班。大贵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学校，回家跟老虎开车。老虎两口子这么些年一直跑运输挣钱养家。早些年开的是一辆四轮拖拉机，靠贩运煤炭为生，跟我父亲早些年走的是同一条路。大河湾村紧靠煤矿，村里有不少人家都走这条路。往后老虎两口子买一辆农用车，我父亲也买一辆农用车。不同的是，老虎两口子正壮年，干活干得正起劲。“哗哗啦啦”一车子煤炭，老虎家里的芝凤一个人就攉上去。父亲一年一年年岁大，二弟和二弟媳妇不想出力做帮手，整天闲在家里。我父亲干两年农用车干不动，就把车子卖掉了。老虎家的农用车也卖掉，换一辆载重几十吨的大货车。大贵回家正好腾下芝凤，跟老虎一起开大货车。大货车挣钱，专门拉石渣，从凤台县运到周边各个工地。这么干两年，老虎手里余下钱，一转手又买一辆载重量更大的大货车。这样一来，两辆车一家子人忙不过来，老虎花钱雇两名司机，自己带一辆车配一个司机，大贵带一辆车配一个司机。两辆大货车就是两台小型印钞机，真可谓日进斗金。在整个村子里老虎家不说算首富，最起码没有几户人家能跟他家相攀比。 是谁决定不通知堂姐多芝的？或者说是谁有意落下堂姐多芝的？听说四叔的三个儿子原先都不打算通知四婶的娘家人。有人跟三兄弟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往后四婶的娘家人追究起来，三兄弟没人能承担得起。大贵开车去四婶的娘家接人。不开车去接人，烧铺赶不上。四婶的娘家在蒙城县，来来回回三个小时足够了。有一个舅的一家子在广东珠海那一边打工，能通知到，无论如何赶是赶不回来了。有了四婶娘家的事在先，说明三兄弟决定下来的事，是可以更改的。话到嘴边上，我想说一说堂姐多芝的事，想一想咽回去。我不想多事，也不能多事。丧期跟喜期不一样，喜期再多事都是喜事，丧期多事多不好就是一个结。
父亲下午就跑过来多出一桩事。多出一桩什么事呢？村子里开三家饭店，一家姓高，算四叔的闺女霞子的叔伯堂兄弟；一家姓许，跟老虎家的芝凤有一点拐弯子亲戚；再一家姓曹，跟我们家早出五服，算本族本家。晌午待客，老虎安排在高许两家饭店，漏掉曹姓本家饭店。父亲跑过来跟老虎说，晚上应该安排两桌客在本家饭店里。老虎说人家两家都是行过礼的，毛蛋不来上门行礼，我怎么去他家吃饭？毛蛋就是曹姓本家的名字。村子里行一份礼，差不多就两百块钱吧。礼尚往来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不能说老虎说的没有道理。父亲却说，老虎眼皮子浅，连一点曹姓的脸面都不顾，村人说话会戳脊梁筋。我父亲跟老虎这么一说话，爷俩闹一个不快活。我回家说我父亲，四叔丧期里的大事，你跑过去问一问，安排在谁家吃饭这么小的事，你就不要去问了。我父亲说，去不去毛蛋家吃饭不是小事。我问，你去毛蛋家端菜不给钱可照（行）？父親说，话不能照你这么说，本姓人家的生意还是应该照顾的。在这件事上，我没觉得老虎做事过分，倒是觉得父亲多事了。多事的结果，只能他们爷俩不快活，我们两家子不快活。（好多天过去，父亲说起这件事，依旧气鼓鼓地说老虎做事差劲，挨家门子的人嚼舌头根子。）
一条东西村路连接一条南北村路，交叉处就是三岔路口。吴老板放下怀里的铺盖，捡树枝画上一个大圆圈，说一声孝男孝女跪北边，至亲好友站南边，“呼啦”一下，跟过来烧铺的人群分开两摊子。一摊子在铺盖南边，站着。一摊子在铺盖北边，跪下。大姐和大姐夫算亲家，站南边。我、二弟媳妇和二弟的两个孩子，是自家，跪北边。关键时刻，自家亲家，南与北分得清，站与跪分得明。这就是为什么四叔的葬礼，大姐的两个儿子不需要来，我家的闺女需要来的道理所在。大姐一家算亲家。我一家算自家。大姐一家的血脉往外姓岔。我一家的血脉往本姓流。
我父亲不过来烧铺。老长户的人不过来烧铺。我父亲比四叔大。老长户的人辈分长。
吴老板往铺盖上、衣裳上、黄表纸上浇上两瓶酒精（过去烧铺哪里会有酒精，是为了燃烧快，缩短烧铺时间）。一堆火“腾”一下就燃起来了。跟随火“腾”一下“燃”起来的是女眷的哭声。四叔的儿子媳妇哭，四叔的侄女哭，四叔的侄媳妇哭。我想妻子要是来也是应该哭一哭的，哭是妻子的权利和义务。哭得最厉害的，最有权利哭的，是四叔的闺女霞子。闺女在父母的丧期上就是一个哭，就是一个拼。拼，是拼命的意思，有悲伤过度的成分在里边。一路上霞子靠两个人搀扶着走路。这一会子哭得背过气去，哭得不能再哭了。一场丧期下来，闺女像生一场大病。我跪在火堆前面，满头满脸都是烘烤出来的汗水。我跪在火堆面前，两只膝盖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酸疼。那一刻，我两眼潮湿，流下眼泪。从血脉上来说，四叔是我最亲的亲人。四叔活着时，我与他没有多少瓜葛，不亲不近不来往。过年过节我很少去看他，平常我匆匆忙忙地回老家一趟，只是看一看我父亲，从来就没想着专门去看我四叔。我搬家到合肥，离老家远了，回去看我父亲的趟数越来越稀少，再加上家里疙里疙瘩的这矛盾那矛盾，老家好像成为我的一块心疼，像是我的心里长出一颗钉子，不去碰（想）不会疼，要是碰（想）一下子会疼好多天。我想这种情况恐怕不是我一个人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现代人的现代病。是一种不可医治的通病。
近些年我有意地远离老家，远离老家的人和事。过去不这样。过去我在一家企业工作，离老家近，老家有个什么大事小事，我坐上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往老家跑得勤，妻子跟着往老家跑得勤。夏天老家收麦子，我跑回老家跟着家人一起忙。秋天老家收豆子，我跑回老家跟着家人一起忙。我家离大姐家更近，大姐生病，我妻子带着去市二院看病。大姐的孩子生病，我妻子带着去市二院看病。妻子在我们企业职工医院做护士，市二院的医生护士不少都认识。我妻子带着大姐跑来跑去，大姐省事省心多了。我所在的企业快倒闭那一年，我调进市文联。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渐渐地远离老家。远离是距离远，是遇事我不再跑得勤。能推的推一推，能拖的拖一拖。世道变了，我不得不跟着变一变。比如说，大姐住进矿三院要开刀，我跑过去找医生。我不认识医生，就得拐一个弯子，托一个熟人找医生。怎么找？能空手去找吗？去找有一个实际作用吗？我跟大姐说，谁都不要找。大姐不理解，认为我怕卖面子，怕花钱。大姐的事，我能推脱不办。妻子的事，我不能再推脱不办。企业垮掉，我调出来，妻子下岗，找人安排她在市文联下属部门做临时工作。妻子想让我找一找关系，替她挪一份稳定工作。上下左右找不少人，前后几年挪不动。在市文联这种边缘衙门里，要是写字画画的，能拿书画与别人交流，要是唱歌跳舞的，与别人沟通亦方便，恰恰我写文章，怎么说都算边缘衙门里的边缘分子。我逐渐认清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该不找人的不要去找人，能不张嘴的不要去张嘴。老家人不能理解，认为我在城里混得不错，有头有脸，认为我能找人不想找，能办事不想办。前两年煤矿红火，我父亲跟我说，看可能想办法去矿务局找一找熟人，把小亮安插进去。小亮不是大学生，身上没有专业，手上没有技术，找熟人安插只能安插下井。地面上有好工作，那是找一般熟人能安插进去的吗？不找一般熟人，找管事的领导，我去哪里找？我推脱，父亲生我气，二弟和二弟媳妇生我气。有一次，父亲很直白地跟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替家里人办事？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是大媳妇不让你办。我只得哭笑一下说，是你大儿子没本事。我父亲这么认为，就不能保证大姐不这么认为。那一年清明节，大姐在老虎家借机嗦啰一番我妻子，是不是跟这种认识有关联呢？现在我住合肥，离老家更远了。 烧铺的火势渐渐地弱下去。吴老板喊一声，孝男孝女跪起，领头绕着火堆，左转三圈，再右转三圈。烧铺为什么要转圈子？我暂时还不知道。但从这么一种形式上来判断，应该从上古时候就有了。是一种祭祀亡灵的仪式，也是一种祭拜天地的仪式。我跟在人群后面亦步亦趋地转圈子。先左三圈，再右三圈。
9.长长的守灵夜
今夜我要为四叔守灵。今夜我要为四叔暖棺。
天黑得晚，吃罢晚饭，太阳还端坐在西边的半天空里，走出饭店门，家近的家人亲戚朋友就直接回家去了。堂哥家的淮祥开一辆车，问我回不回去？淮祥家住城里，离我在江陈的房屋不远，我回去正好搭顺路车。我说我不回去。我没说留下来替四叔守夜。我怕这么一说，堂哥不好回去。堂哥年过六十，两条腿不好，老是说疼疼疼。儿子、侄子、孙子为四叔守夜暖棺，陪四叔最后一夜，是理当的礼数。下午我就问老虎，晚上我们是不是在院子里睡地铺？屋里闷热肯定睡不住人。老虎说，回家睡，有人看着冰棺就照（行）了。我说，我晚上看。老虎说，让大贵二贵他们小一辈子人看。我说，晚上再说吧。
我说“晚上再说吧”，其实我在心里早打定主意，晚上一定要替四叔守夜。
我先回家洗澡，一天过去身上汗盐聚一层。热天出汗多，动一动一身汗，不停地喝水，不停地出汗，身上黏巴巴的不洗澡不舒服。老家四间瓦房扒倒一间，留下三间。旁边盖起一座两层楼房，没有通电，没有通水，没有床铺，没有空调，是一座空楼房。村里好多人家都这样，盖一座空楼房扔在那里撑门面子，一家子人都在外地打工生活，一年一年不回家。就算逢年过节回家过两天，也是临时地凑合一下子。面对这么一个空家，我想在老家睡觉，都不知道睡哪里。二弟媳妇带两个孩子回来家也犯愁，铺床铺在三间瓦房里，一阵一阵的蚊子怎么睡？再说家里连一处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二弟媳妇的娘家在本村，她回娘家洗澡，我跟小亮插上大门，就在当院里舀凉水冲澡。哗哗啦啦。我先冲一澡，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神清气爽，换了一个人。小亮接着冲凉水澡。我父亲说，过一会子他烧一锅温乎水在大盆里洗澡。我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过日子，能马虎一天就马虎一天。当院子里喂一条牛，牛屎牛尿生蚊子，家里蚊子多得碰腿待不住，我跟小亮起身去牛羔家。我跟小亮说，你去照一面就回来家睡觉，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守夜。小亮坐火车奔波一天，早困得眼皮打架。小亮懂事，二弟没回来，他就是代表。小亮说，我不困，我留在那里守夜。
白天吵吵闹闹的一个院子，现在安静下来。牛羔一家子人在，小友在，二贵在，还有就是四叔在。我掀开草席帘子，走进去，拨一拨长明灯，象征性地往老盆里烧几张纸。四叔安静地躺在冰棺里，我安静地蹲在四叔面前。四叔活着时，我从来没有跟四叔这么亲近过。小亮走进来说一声，俺大伯，我走啦。我说，你回去吧。小亮的眼神躲闪着冰棺，能看出心里有些害怕。毕竟是个孩子，毕竟见过的死人少。我不怕，替家里老人送终，有了不少个。母亲，岳母，大爷，四婶，二舅，老舅，二妗子，这么一路排下来，四叔算是第八个。牛羔走过来说，你跟小亮一起回去吧，这里没地方睡觉。我说，我坐一夜。牛羔迟疑一下说，那你等会子就在锅屋里睡。牛羔家一台空调安装在锅屋里。三间大瓦房相通联，面积大没有办法装空调。四叔从医院回家这些天，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就睡在锅屋里。现在四叔出来，牛羔一家人住进去。一间锅屋不大，左右铺两张床，一家子人凑合着睡进去。牛羔说，我先睡一会子，你困我起来你睡。我说，我不困，你睡你的。东一张床上和衣睡着牛羔家里的和闺女，西一张床上和衣睡着牛羔和儿子。丧期忙人累人，伤精劳神。牛羔和牛羔家里的都显得疲惫不堪。得着空闲，一家子人早早地睡下。看来我留下来是对的，最起码可以多陪一陪四叔。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復杂。有愧疚的成分。有做样子的成分。有宽慰的成分。愧疚，是这些年来我没有像一个晚辈似的去孝敬四叔。做样子，是做给四叔的三个儿子看，是做给四叔的三个媳妇看，还有就是做给四叔的孙子辈人看。别人谁留在四叔面前守灵我不管。反正我要留在那里。别人知道不知道我留下守灵我不管，我只要四叔的家人知道。宽慰，是宽慰自己，是宽慰一颗愧疚的心。此时此刻，我待在四叔面前，我心安。
四叔家的三个儿子，老大牛羔家过日子最难心。老虎家在村里盖楼房，小友家在城里买楼房，牛羔家依旧住在三间瓦房里。难心的主要原因是孩子多。牛羔家里的，一赶气生五个孩子，前面四个是闺女，最后一个是男孩。躲计划生育抓人，遭计划生育罚款，积攒下一大堆不堪回首的辛酸泪。牛羔外出打工，闺女一个一个长大跟着外出打工。牛羔和闺女不在同一座城市，牛羔看管不住闺女。先是大闺女跟一个男孩子跑河南去。后是二闺女跟一个男孩子跑四川去。那两年，牛羔两口子都疯掉了，到处去找两个闺女。牛羔两口子去河南找到大闺女，大闺女生下一个孩子，一锅生米煮成熟饭，没办法回头。牛羔两口子去四川找到二闺女，二闺女生下一个孩子，一锅生米煮成熟饭，没办法回头。河南那边是一个穷地方，四川那边是一个穷地方，两个闺女都不是被拐骗，自觉自愿的，牛羔两口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当这两个闺女死掉了，牛羔说一句狠话，一夜间头上头发白一半。就当我没生这两个闺女，牛羔家里的说一句狠话，一夜间脸上皱纹生一层。好在两个闺女下面还有两个闺女。好在一个男孩一天一天长大。眼下牛羔的儿子都出来打工了，就在合肥格力家用电器厂，整天坐在流水线上安装格力空调配件。他家锅屋里的那台格力空调，就是他从厂里便宜买出来，寄回家安装上的。
我坐在院子里，小友歪在一张躺椅上早睡着。二贵年轻，精力充沛，忙着把大门外面的东西收拾一番。大门外的花圈往一堆拢一拢，防止下半夜下雨。大门外面的桌椅板凳往一旁拢一拢，出门走人不拌腿。院子外面的一台电风扇搬进来，与院子里的一台电风扇脸对脸，相互吹捧，形成一股强大的风流。只是这么大的风流吹身上，一点不觉得凉爽。天真是太热了，晚上十点钟过后，温度一点降不下来，一丝凉意都没有。我问二贵，现在在哪里？二贵说他跟大贵一起在江苏常州。我问，在常州做什么？二贵说兄弟俩开办一家健康保健咨询公司。 二贵大学毕业先去江苏扬州一家化工厂上三年班，今年跟去年一样，明年跟今年一样，看不见个人的发展前景，就辞职不干了。先是摆地摊，卖衣服，卖电子产品，渐渐地走上健康保健咨询一条路。咨询对象，是大小老板，是大小老板的家人，这些有钱人想知道吃什么有利于身体健康，喝什么有利于身体健康，用什么有利于身体健康。二贵先是在扬州跟别人一起干，大贵不想开车离开家去那边找二贵，二贵和大贵一起转移去常州。
这样类似空手套白狼的公司能赚钱？我不相信。按照二贵的说法，他俩面对的是大小老板和大小老板的家人，不是社区的退休老头老太太。人家凭什么相信他俩，凭什么从口袋里掏钱？二贵说他先回家洗澡，洗好澡回来跟我详细说。老虎家晚上人多，四婶娘家过来奔丧的人，都住在那一边。二贵一走，小友睡一觉醒过来。醒过来的小友想跟我说话。小友说的头一句话：“我大哥呢，我跟你说，这些年我过得不容易。”
那一年，小友带上老婆孩子走出家门，老婆孩子就没有再进过家门，过年过节小友一个人回来，一副复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小友在山里打过石头，挣钱养活老婆孩子。小友下过小煤窑，挣钱养活老婆孩子。小友听说内蒙小煤窑挣钱多，就冒着生命危险去内蒙，钱没挣着不说，差一点搭上性命。那里的小煤窑，不管窑主还是工友大多数不是人。就算是人，也是丧失人性的人。经常打架，出事故，死人。不明不白地死人。不明来路、不明去路地死人。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下一趟井就死了。小友贪生怕死，丢下工资身份证，只身一人逃出来。小友家里的传秀，娘家兄弟姐妹七八个，在娘家吃吃不上，喝喝不上，穿穿不上，是一个从穷人家嫁过来的媳妇。三个妯娌中，传秀说话缺少分量，有一样却是其他两个妯娌不能相比的，文化高，高中毕业生。传秀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却把一股子力气花在两个孩子身上。大的一个是闺女，小的一个是男孩。闺女叫双双，男孩叫光明。双双小时候长一双招风耳，我家闺女小时候长一双招风耳。因为这一点，我妻子跟传秀很能说得来。我家闺女的一雙招风耳，支楞着，瓦拢着，很像一只小兔子。我妻子没见双双之前很奇怪，我没有招风耳，她没有招风耳，闺女的招风耳是哪来的？妻子看见双双的招风耳，一下不奇怪了，原来我家闺女的招风耳是从不知道哪一位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传秀说话透露出一股书生气，我妻子说话透露出一股书生气，她俩能说到一块儿去。传秀跟自家妯娌说不到一块儿去。一说话就分岔子。一分岔子就吵话。
我们老家的女人之间说话不好好说，拧着说，说风凉话，说牢骚话，说洋腔怪调。比方说，两家女人前后生两个孩子，一家孩子吃得胖，一家孩子吃得瘦。两个女人见面说话是这样说：
瘦孩子的娘说胖孩子的娘，俺家没有你家有钱，你家有钱孩子天天喝牛奶，俺家没钱孩子天天喝稀饭，喝稀饭的孩子哪里会有喝牛奶的孩子吃得胖。
胖孩子的娘说瘦孩子的娘，你家没有钱，早早地就盖起两层楼，早早地就想着孩子长大找对象娶媳妇的事。
瘦孩子的娘说，你那才是往长远里想呢，赶明孩子长出一个高个头，就算不花一分钱，找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娶什么样的媳妇娶不到。
胖孩子的娘说，现在小姑娘找对象都要看身材，胖身材跟瘦身材不管多好咱子（什么时候）都不能比。
那一年清明节回家上坟，妻子跟大姐就是这么说话说岔的。妻子在大姐面前说我懒，整天在家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我是大姐的弟弟，大姐说话向着我，大姐反驳妻子说，你家丫头在家任啥事不干怎么不去说？丫头二十多岁了，赶明嫁婆家怎么办？大姐若果这么说一说就算了。一起去老虎家吃晌午饭，接着这个话题一直说一直说个没完没了。我妻子起身离开老虎家就生大姐气了。这一气好多年缓不了。
这些年小友外出挣钱养家糊口，传秀在家里拼命地把持两个孩子上学。双双初中毕业考省重点高中，差几分交钱能够上，小友咬牙跺脚，一把交上两万多块钱。双双高中毕业考上温州医科大学，大学毕业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医学研究生。光明初中毕业考省重点高中超分数线二十分，进不了实验重点班，在普通班成绩数一数二的。转眼光明高三临近高考，小友在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屋，搬去照顾儿子上学，期望光明考一所重点大学中的重点大学。老虎家里的芝凤跟我说，我们家的老坟地气，都使在小友家的两个孩子身上。无疑，小友家的两个孩子，在下一辈子孩子中成绩最好。
牛羔家的四个闺女和一个儿子没有一个上学上出来的。老虎家的两个儿子，大贵高中毕业没考上学校，二贵高中毕业考上地方一所联合大学，不是一所像模像样的大学。要说孩子将来的前途，牛羔家的孩子，老虎家的孩子，真没办法跟小友的孩子比。老虎家钱多，牛羔家孩子多，在这两个方面小友家没办法比。
在我们家，我是第一个考大学走出来的，紧跟着应该是二弟。二弟吃不下一份读书的苦，受不下一份读书的罪，头一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第二年复习几天跑回家。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胜男高中毕业考上一所二本学校，小亮没有上高中。有时候我在心里是有那么一点埋怨二弟的，就是因为二弟当年吃不得读书的苦，受不得读书的罪，才导致老家衰败成眼下这个样子，才导致我父亲跟在他屁股后面受苦受累一辈子，才导致他的下一辈子人将来很难混出一个人样子。在我们家，我不算一个有学习天赋的人，记忆差，背东西记不住，缺乏一点灵通，缺少一股巧劲。但我有一条优点，实干，死干。这一条像我父亲。他这一辈子做事就是实干加死干。比如说，我上初中放寒假，他带我一块去拾粪（拾粪交生产队挣工分），半夜生产队的那头叫驴一叫就起床。天寒地冻，身上穿得薄，脚上穿得单，一路上要烤两次火取暖，才能到地点。那个时候，我害怕放寒暑假，一放寒暑假，父亲不是指派我干这活，就是指派我干那活。我不怕干活，怕往极致处干活，怕往不要命处干活。放暑假铲巴根草，去村东坝子上，手持一把铁铲子，头顶大太阳，一铲铲一天，挨傍晚还得拉一辆架子车把一天铲的草拉回家。一个暑假天过来，晒一堆干草，扒掉三层皮，黑得比非洲黑人还黑，瘦得比非洲难民还瘦。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就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成绩好，一定要考上一所学校，走出大河湾村，摆脱父亲的支派。在我们家，我家闺女不像我，做事缺少一种踏实实干的劲头，喜欢使用一股子巧劲。她总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技巧在手里，上大学年年拿学校奖学金，读研究生拿国家奖学金。二弟一家，胜男上学踏实实干，一副笨拙的样子，缺少一股子灵气。上高中一个人住校，一个人照顾自己，临近高考生一场病，是呕心沥血累出来的。 父亲的实干，我的实干，胜男的实干，有那么一脉相承的样子。
下半夜二点半钟，我困得实在支撑不住。小友一直跟我说话。二贵躲躲闪闪不想再跟我说健康保健咨询公司的事。小友走进锅屋喊醒牛羔，我进空调房间睡下来。一觉睡到四点半钟，院子里有了说话声，醒过来头疼欲裂。四点半钟，家人亲戚朋友陆陆续续地重新赶过来。
10.葬礼的最后仪式
一口棺材架在院子里等候着四叔。四叔咽气前棺材就抬回来。净木（杉木），十圆棺材。兄弟三人一起去棺材铺，花七千五百块抬回来。棺材大，门洞小，进不去，出不来。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羔家的堂屋木门和门框卸下来。吴老板和一干抬重的人过来，先是把棺材抬进屋，再把四叔从冰棺腾进棺材里。吴老板身兼妆奁师，整理棺材，整理遗容，花去一个多小时。最后一项入殓程序是钉棺材钉，家人围绕棺材见四叔最后一面。在女眷的哭声中，八寸铁钉一锤一锤揳进棺材里。每揳一锤，儿孙跟着喊一声四叔躲钉。
“哐当——”一锤子揳下去。
“我伯，躲钉——”儿子喊。
“哐当——”一锤子揳下去。
“我爹（爷），躲钉——”孙子喊。
“哐当——”一锤子揳下去。
“四叔，躲钉——”我喊。
棺材抬出房门，抬出院子，放置在一辆车子上。车子拉棺材出村子进地头，抬重的人再上杠子绳索往墓地抬。抬重的一共十二个人，大多年过五十岁，让他们直接抬棺材去墓地，确实很吃力。吴老板事先跟老虎说这件事。老虎说，人家怎么办，我家怎么办。方圆左右都这样子，车子拉棺材出村子进地头，再抬进墓地里。女眷暂时留在家里不下墓地，孝子贤孙披麻戴孝走在棺材前面。牛羔是长子，怀里抱着四叔的遗像。大贵是长孙，手里打着四叔的灵幡。其他撒纸钱的撒纸钱，燃炮仗的燃炮仗。撒纸钱是一路丢下买路钱，这样阴间的大鬼小鬼就不得争抢子孙送给四叔的钱。燃炮仗是散放，走几步路燃一响，告知村路两旁的村人，四叔的棺材从这里经过。有开道的意思在里边。有惊扰的歉意在里边。
一大早，父亲就下地割牛草去了。四叔入殓，我想父亲应该走过来看一看，便差遣小亮回家去喊我父亲。他想来就来一趟，不想来是另一码子事。小亮回头说，家里大门上锁不见人。与四叔丧期有关的事，父亲只过问两件。一件是去四叔的墓地，与地主商讨一棺地的价钱。另一件是跟老虎说，待客应该在毛蛋家的饭店里待两桌。除此两件事，四叔死好像在父亲心里一直都是风轻云淡的。就像一般的村人死。父亲活八十六岁，早参悟透生死。生与死，只是人生的游戏。一个人不是生，就是死。二十年前，父亲花钱买回自己的棺材木。十年前，父親请人打好自己的棺材。父亲等十年，十年不死，喂牛十年，割草十年。割草喂牛，是父亲一生中做过的最长久的一件事。四叔死，父亲心态平和，不起波澜，我还是有些不能理解。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毕竟有浓浓的血缘与深深的情感相联系。
四叔入棺下葬，二大爷家的堂哥大坤和堂姐多芝依旧没有来。四叔的三个儿子不去报丧，就算堂哥大坤和堂姐多芝知道，都不能随便地过来（堂哥大坤个头高，娶的堂嫂个头矮，有一个男孩子圆头圆脑的，后脑勺留一撮胎毛，俗称：鳖鳖尾）。大爷家的堂哥腿疼走不动路留家里，堂嫂跟淮祥的车子一起过来。掐指一算，堂嫂进曹家门四十个年头，成就出堂哥现在的一大家子人。眼下堂哥和堂嫂的孙子孙女都长大了。大儿子淮祥家的大闺女上大学二年级，小儿子上高中。二儿子淮典家的儿子上初中三年级，听说成绩在那边初中前几名。堂哥堂嫂依旧操心淮祥。前两年淮祥跟老婆离婚，前妻不愿离开家，带两个孩子依旧在老家过日子，淮祥单身出门，混迹在城市里。大闺女的上大学费用，淮祥负担不起，堂哥堂嫂负担一部分，淮典负担一部分。这个暑假，淮祥家的大闺女就在淮典家替她的堂弟补课。淮典说，我先给一千块钱生活费，临开学我再给两千块钱做学费。堂哥堂嫂这些年为两个儿子操碎一颗心。我问堂嫂，淮祥现在结婚没结婚？堂嫂说，今个换这个女人，明个换那个女人，他跟这些女人只鬼混不结婚。我不好具体地问淮祥，现在还做不做乱七八糟的事。倒是淮典嘴呱呱地跟我说，他知道现在是法制社会，违法乱纪的事不敢再做。我问，那你现在在家干什么挣钱的事？淮典笑一笑，避实就虚地说，说不一个准。
墓地里，抬重的一干人放稳棺材，就攉土掩埋上棺材。家人打电话让女眷过来，烧纸、跪拜、鸣炮、哭嚎，做最终的祭奠。黄表纸烧掉，花圈烧掉，鞭炮放掉，祭品抢掉。祭品压灾，带回家留小孩子吃最好。我看见大姐手脚麻利，一下抢到手两只苹果。大姐家的大儿子和大媳妇在深圳那一边打工，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直丢在这边大姐带。大姐抢回两只压灾的苹果，是为了孙子和孙女。坟地路上有家人端一只筛子，里边摆放不少旺旺雪饼。离开坟地往回走时，每人上前伸手抓几块，塞进嘴里嚼一嚼，咽下肚子，算早餐。我走过去抓两块塞进包里，夜里睡不好觉，早上饿肚子不觉得饿。
出四叔坟地，送葬人摘下头上的白孝布，陆陆续续地回村里。村头燃一堆麦秸火，送葬人一个挨一个从火堆上跨过去。火驱灾辟邪，图吉利。
我问淮祥，晌午在不在这里吃饭？
淮祥说，我回去有事，马咱（马上）就走。
我说，我跟你车子一起走。
淮祥问，你回哪里去？
我说，先回江陈的家里看一看。
清明节过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过江陈的家。
淮祥说，晌午我安排饭店请你吃饭，十一点钟我开车过去接你。
我说，下次吧。
我不会去淮祥那里吃饭。昨天淮祥跟我说，他跟朋友合伙开一家装潢公司，生意不错过得去。生意不错过得去，怎么不去负担大闺女上大学的钱？我心里生疑问。
昨晚我换下来的脏衣服丢在家里的院子里。小亮翻大铁门爬进去，替我拿出来。我到牛羔家坐一坐，就跟着淮祥一起走了。不是我跟淮祥两个人要走，“呼啦”一声，能走的家人亲戚朋友都要走。刚过九点钟，候吃晌午饭太早了。再说各回各的家，还要接着各忙各的事。不是四叔死，家人亲戚朋友哪有空闲聚拢在一起。下一次家人亲戚朋友相聚应该是在我父亲的葬礼上。这样说话有些不吉利，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现实。
四叔的葬礼就这么结束了。
附记：四叔五七第二天，小友打来电话，说兄弟三人的账不对头。我问，怎么不对头？小友说，分摊在他头上的摊多了。
按照老家规矩，四叔丧期花钱，应该是收支两条线。支一条线，总共花多少钱，三个兄弟平均摊。霞子是闺女，出纸扎陪葬品的钱和唢呐班子的钱。收一条线，亲戚朋友奔着谁来的，礼钱谁收；自家人的礼钱，是共有的，三兄弟平均分；四邻村人的礼钱，谁收下将来谁还礼。岔就岔在村人的礼钱上，岔就岔在小友常年不在家上。小友说，他不在家，村人的礼钱就不能收，将来村里人家有事，他上门还礼不方便。牛羔的情况跟小友差不多，住是住在村里，却在外面打工的时间多，待在家里的时间少。小友还村人礼不方便，牛羔还村人礼不方便，老虎“哗啦”一下揽过去，说村人礼钱我收我还。
收一条线算清楚，再算支一条线。
四叔丧期花三万六千块，待客二十八桌。兄弟三人，脸对脸，老虎手上抱着一本账，二呀二的，三呀三的，刨除共有的礼钱，余下的账一分三摊子，说小友应该分担七千五百块钱。小友觉得账不对头，分担多了，当时嘴上没有说，怕一说，兄弟三人吵起来，起身去我家找我父亲。我父亲说，我耳聋眼花，看看不见，听听不见，你让我去问账不是白问吗？小友搬不动我父亲，打电话想让我回一趟老家，替他把账问清楚。我说，我回去问账，你们三兄弟，高兴不高兴，我都能说一说，只是还有你们三兄弟家的妯娌三人，还有你们三兄弟的各自孩子，这不是问一问账的小事，我问好了好，我问不好了就是一大堆新矛盾。
小友问，那你说我怎么办？
我说，要是你觉得账岔得太多，就直接去跟牛羔老虎把账重新算一遍，要是你觉得账岔得不算多，就忍一忍算了。不管怎么说，三个人兄弟一场，少生矛盾，多生和气，四叔一死，往后你们各过各的日子，好就多走动，不好就少走动。
小友说，我明白了。
责任编辑：高鹏
作者简介：
曹多勇，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3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发表中、短篇小说300万字。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人合作）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好日子》获安徽文学奖。
——题记
1.报丧的电话
下午五点来钟，小友打电话过来。我手机上显现出来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就没有接。再打，我犹豫一下接了。小友说，我是小友，我伯老了。“伯”，就是爸。“老了”，就是死了。我们老家人都这么说。小友是四叔的小儿子。小友说四叔老了，我心里感到有些突然，不知道该跟小友说些什么话。
我迟钝一下问，四叔是什么时候老的？
小友说，今个早上。
今个是今天，明个是明天，后个是后天。是老家方言。
我再问，四叔怎么老的？
小友说，生病。
生什么病？
肺癌。
（四叔生这么重的病我一点没听说。）
我问，四叔现在在医院，还是在家里？
小友说，在家里。
我问，四叔什么时间下葬？
小友说，后个早上。
是直接下葬，还是先火葬再下葬？
（那年四婶老了就是先火葬再土葬。）
直接下葬。
棺材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问，我明个上午赶回去迟不迟？
小友说，不迟。
眼面前这么几句话问完答完，就挂断电话。我拿着手机站在原地不动，愣一愣神再走过去跟妻子说这件事。
妻子在厨房里忙晚饭。我说，小友打电话说四叔死了，我明天早上回老家。（我跟小友说话，说今个、明个、后个。我跟妻子说话，说今天、明天、后天。）妻子问，我要不要回去？我是四叔的亲侄子，妻子是四叔的亲侄媳妇。按照道理说，我跟妻子都应该去戴孝、送葬。我迟疑一下说，天热，你身体不好，我一个人回去代表吧。妻子松下一口气说，大热天，我这身体回去确实受不住。妻子问，四叔什么时候死的？我说，小友说今天早上。妻子问，四叔什么时候下葬？我说，小友说后天早上。妻子说，那你明天就没必要回去太早。我说，我赶回去吃晌午饭。妻子问，你打算给多少礼钱？我说四百块钱吧，再少拿不出手。妻子说，要不你回去跟老头子商议一下，看给多少礼钱合适。妻子嘴里的老头子，是我父亲。我说，好。
妻子想一想又问，四叔死我不回去可好？
我说，我跟他们解释说你身体不好。
妻子说，天这么热，我回去真怕支撑不住。
这个时候，我怕妻子去。妻子不去，我一个人怎么都能凑合应对，妻子一去，我就得顾及她，万一顾及不到呢？
我语气坚定地说，你不回去！
我上网查找一趟适合的高铁，让闺女替我买一张票。四叔死这件事就暂时地搁下来。
我说暂时地搁下来，是在嘴上搁下来，不再说与四叔死相关的话题，其实我心里一直不断地翻腾这件事。四叔死，妻子不去奔丧，我回去怎样跟家人解释，他们是否相信我的解释？四叔死，妻子去或不去，都是做给活人看。我父亲怎么看？四叔家人怎么看？妻子去是一块心病，不去更是一块心病。
我早早地躺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老家的事，想爹爹（爷爷）和奶奶的事，想大爷和大妈的事，想二大爷和二大娘的事，想四叔和四婶的事，嘟嘟啦啦一长串，都是死去的长辈人。迷迷糊糊地走进一家医院里，白墙，白灯，白床，白人，我不知道往哪里找四叔。隐隐约约地听四叔喊，我在这里，我等着你来看我呢！我循着喊声走进病房，一看躺在病床上的不是四叔，是我父亲。一惊醒过来，我呼呼呼地直喘短气。
2.逝去的先人
四叔一死，父亲这一辈子人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这一年，父亲虚岁八十六，四叔比父亲小三岁，虚岁八十三，我父亲算是我们家目前最长寿的一个人。
爹爹（爷爷）奶奶死得早，我没见过他们的面。爹爹（爷爷）死那一年，父亲只有十几岁。奶奶死于饥荒年，肚子饿张嘴吃不上，活生生地被饿死。同一年被饿死的还有我的二大爷。我曾向父亲核实过，那一年是一九六零年。两年过后，饥荒年渐渐地远去，我出生来到这个人世间。其余的长辈人，我都见过面。见过面的上辈子人老了，有的我去送了终，有的我没有去。他们逝去的顺序依次为：大妈，二大娘，母亲，大爷，四婶子，四叔。
父亲兄弟四人，大爷一家子人和二大爷一家子人住岗上（曹家岗），四叔一家子人和我们一家子人住湾里（大河湾）。两地相距五里地，中间相隔一道河，是淮河的汊河。我们家门前的一道汊河宽一些，叫大河。那边的一道汊河窄一些，叫小河。出家门，走上五里地，过小河，走上东西的沿岗堤坝，就是二大娘的家。二大娘在堤坝上盖一间草庵子，拦一个小院子，圈羊放羊很便当。圈羊在小院子里，放羊在坝坡子上。二大娘真正的家在堤坝里面，下堤坝紧挨着走就能到。小时候，父亲带我上了岗，总是先去见一见二大娘。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二大娘就住在堤坝上的这间草庵子里，就是一个圈羊放羊的女人。二大娘人高马大，两只脚走路外八字，说话有些秃舌快语，唔唔哝哝不清晰。二大娘只生一个闺女，从本村过继一个男孩做儿子，她一人拉扯两个孩子，一份过日子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大爷的家离二大娘的家二里地远，离开二大娘的草庵子，走上一条南北向的村大路，不多远就到了。到大爷家跟二大娘家不一样。在二大娘家，父亲总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总是一副屁股坐不住的样子，总是一副要起身走人的样子。到了大爷家，才像是到家，父亲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整个人松散下来，喝茶的速度是慢的，说话的速度是慢的，眼睛转动的速度是慢的。父亲领我上岗，不在二大娘家吃饭，十有八九会在大妈家吃饭。父亲在大妈家吃饭不白吃，丢下我，一个人上集，豆芽豆腐买两样，有时候会砍斤把肉带下集，一起交给我大妈，晌午烧一烧，一大家子人一块吃。大爷大妈家穷，掏不出上集买豆芽豆腐的活便钱，更是掏不出上集砍肉的活便钱。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老一辈子人中数我大妈对我最亲热，我去他们家，一把花生，或半块白面馍饃，有那么一点好吃的，总要往我手心里塞。大妈是童养媳，七岁进曹家门，我父亲和四叔，都是她一手带大的。她与父亲的一份情感，自然不是一般嫂子与小叔子能比的。大爷说话少，端着一只残疾的右胳膊，一双眼睛愣愣地打量我，我能感觉出一份特别的温暖与爱意。 我们家与四叔家同住在湾里，却不住在一块。我们家住五队，他们家住二队，中间相隔两个生产队。大河湾人家住在东西走向的一溜庄台上，一队至四队的庄台窄，盖一排房屋，一家一户从东至西挨排排下来，差不多有三里路那么长。照理说，三里地不算远，父亲却很少带我去四叔家。偶或地去一趟，见一见四叔和四婶面，他们也不如大爷大妈对我那么亲热。好像去的是一户同姓同宗的一般人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河湾最初有了庄台和人家，我家和四叔家原本住一块，我猜测可能是母亲与四婶妯娌俩关系不和而分散开来。或许两家生疏还另有原因，是四叔不当四婶的家。父亲跟四叔商议一件事，不经四婶同意，四叔缩头缩脑不敢应承，父亲不想低头跟四婶直接说，白跑一趟，回头干生一肚子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煤矿扒煤，原先村庄塌陷，搬迁至现在的新村庄，我家住村子中间西头，四叔家住村子后面东头，来往走路不要十分钟。我和二弟长大了，四叔跟前的三个儿子长大了，两家慢慢地走动多起来。那一年，母亲死，四婶来我家，大事小事，里里外外，一连操劳好几天。就是从这件事，我感到四婶像一个长辈亲人，一下子有了不一样的情感转变与认同。几年后，四婶生病住院，我前后跑几趟医院。四婶老了，我回老家，头头尾尾一直待在那里，跟四婶的三个儿子一起把四婶安葬下土。
二大娘死和大妈死，我都没有去送葬。一方面，那个时候我上高中和大学不在家，通知不方便。另一方面，她俩下葬潦草，买一口薄木棺材，急赶急地埋下土。那年月，农村没有几户富裕的人家，都穷一个丁当响。人死能早埋则早埋，能简单则简单，很难找出一户人家，吹吹打打的，摆场面，讲排场。放暑假或寒假我回到家，听父母亲唠叨，二大娘或大妈是几月里死的，睡一口怎样的棺材。父亲说二大妈睡的那一口棺材，如何地消薄，前后都透亮，不拿腻子抹一抹，活人都看不下眼。母亲长叹一口气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淘的跟亲生的怎么都不会一个样。淘的，就是抱养的。父母亲都说，二大娘过继的这个儿子不怎么样。大妈的棺材再孬，父亲都不会说一句难听话。大妈的儿子是亲生的，就算买一张芦席卷巴卷巴把大妈埋下土，大爷不说话，都轮不着我父亲说。人死如灯灭，二大娘和大妈，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逝去。在我的记忆中（记忆缺失她俩死的影像），二大娘和大妈没有死，二大娘还是那个圈羊放羊的二大娘，大妈还是那个见着我亲热得不得了的大妈。
大爷死，我去送葬。
父亲先到我工作的单位找到我，后一块儿回老家。下午早早地吃罢晚饭，赶在天黑之前，父亲率领我跟二弟，四叔率领三个儿子，七个人一齐上岗上。那一年，大爷的村子抓火葬，大爷不想死后火葬，就得晚上偷偷地埋下土。天黑下来，亲戚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大爷家的堂哥找齐抬重的人就起身去打墓坑。大妈早死，大爷晚死，两人葬一块。堂哥领上打墓坑的村人是去大妈那里，是去村西的一片坟地里。大爷死后睡在堂屋地铺上，一口黑漆棺材担在两只条凳上等候着。大爷家紧挨着村大路，一大家子人都拥挤在房屋里，不敢轻易地出门走动，生怕走漏风声。晚饭都在自家吃过，不用堂哥家管饭，冷锅冷灶的，冷冷清清的，真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其实大爷死，左邻右舍早知道，村人稀稀落落地来行礼，看一眼死去的大爷，说几句安慰就走了。只要村人不汇报到乡政府，只要乡政府干部不来干涉，大爷就能平平安安地埋下土。怕就怕村里出孬人，怕就怕乡政府干部领着火葬场的车子开过来。村里死人都这么静悄悄地下葬，大爷照办应该不会出岔子。嘴上说是这么说，行动上还是小心一些好。大爷死，没有唢呐吹，没有亲人哭，悲痛沉在心里，要哭在心里哭，默默地哭，无声地哭。大爷的两个闺女，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她们俩实在压抑不住心里的悲痛，嘤嘤嘤地小声哭起来。堂嫂走过来，大声地呵斥说，你俩哭，哭出事来，你俩担着。家人把堂姐堂妹从大爷身边拉开，推进里屋。堂姐堂妹不是不懂得火葬形势紧要避一避风头，不是不懂得让大爷入土为安的大孝道，她俩是有意地要哭一哭，让堂嫂难堪。大爷家就堂哥一个男孩，堂哥娶堂嫂，一家人合一块过儿日子，堂哥堂嫂对待大爷大妈不算太孝顺。大爷原本得的是一场小病，堂姐堂妹抱怨堂哥堂嫂治疗不及时，一拖耽误了。
下葬时间定在晚上十点钟。时辰一到，大爷装棺入殓，抬重的人抬棺材走在前面，家人踢踢踏踏地跟在后面。天上乌云密布，不见星星，不见月亮，一群人黑压压的，杂乱乱的，穿过村子朝墓地移过去。棺材放进墓坑，泥土平覆棺材，不现土堆，不留灵幡，不插孝棒，不烧纸，不放炮。像是人世间最诡异的一群人，做着人世间最诡异的一件事。天明时分，远近亲戚四下散去。
上一辈子人中，还有一个亲人，我想说，说不清。这个人是我的小孃孃。孃孃，就是姑姑。淮河两岸一辈子人传一辈子人都这么叫。
奶奶生下小孃孃，两个月大，丢弃在育婴堂。育婴堂是民国年间专门设置收养弃婴的场所。穷人家生下女婴，养不活，或不想养，就扔里边，十有八九会有人家抱养去做童养媳。那个时候，富裕人家养个把个闺女，穷人家一个闺女都不养。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回家听四婶说，早年丢弃的小孃孃活着，就在不远处望峰岗。前一段，小孃孃托人找过来，想认一认娘家人。我问我父亲，认不认？父亲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说，认什么认。看样子，四叔、四婶和父亲早合计过，不认。想一想，几十年过去，小孃孃膝下该是儿孙满堂了。一个儿孙满堂的老人，晚年想认一认早年遗弃自己的娘家人，一份久远的血缘相思之痛之苦是可想而知的。
小孃孃是我从未谋面的亲人。
3.奔丧的速度
夜里没有睡好觉，早上昏头胀脑地回老家奔丧。
我回老家的行走路线大致是这样子：从我家至合肥南站，乘坐57路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从合肥南站至淮南东站，乘坐高铁需要一个小时；从淮南东站至安城铺，乘坐G2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从安城铺至毕家岗，乘坐111路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从毕家岗至老家，乘坐三轮车需要十分钟。我回一趟老家，行走五段路程的时间加一块儿，大约需要四个多小时。
早上八点钟我离开家，到中午十一点半钟，小友打来电话，我正坐在111路公交车上。小友问，大哥你到哪里了？我说，蔡家岗。蔡家岗离老家二十里。小友说，家里等着你吃饭呢。我说，你们先吃，不要等我。小友说，我三大爷在这里，他要跟你说话。小友打电话时已坐在村里的饭店里，我父亲在那里。父亲在手机里一副质问的口气说，你怎么到这咱子还不到？父亲说话，短促冲人，像火药筒子。我说，快了，还要半个小时。父亲说，你就不能早点来？我说，我一大早就从合肥往家赶，这么远的路不要坐車吗？父亲说，你说你从合肥赶过来？我说，我不从合肥从哪里？父亲说，那你就快点回头吃饭。父亲年岁大，耳聋眼花，头脑有时糊涂，有时不糊涂，分不清我到底住淮南江陈还是住在省城合肥。几次回家他都问我，你从江陈来？我说，我在合肥上班不住在合肥，住在江陈干什么？ 过去村里丧事待客，都是在自家院子里垒锅灶，买菜，打酒，请厨子，饭菜自家烧。丧期是流水席，行礼的客人随时到随时吃，够一桌客，开一桌席。一般丧期三天，三天锅灶一直明火不断。现在丧期待客安排在饭店里，不是村人有钱了，是丧期简化了，办丧期省心了。
十二点二十分，我总算赶到老家。打手机问小友，他们在哪里吃饭。小友说，在俊峰家的饭店里。我问，俊峰家的饭店在哪里？小友说，你顺着大路往下走，我站在饭店门口迎你能看得见。阳历7月底，正是伏心天，中午头的气温差不多有四十度。走在村路上，前后空空荡荡的见不着几个村人。活着的鸡，活着的鸭，活着的猫，活着的狗，能躲的躲，能藏的藏，更是见不着。四叔死在这种热天里，不管谁来为他下葬，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四叔的后人，我这一辈子人，还有下一辈子人，大多数离开家，在外地城市打工，听见四叔的死讯，会跟我一样，从不同的城市、乘坐不同的车子日夜兼程往这里赶。奔丧的唯一理由，是血缘和亲情。这是一个时间丢弃不了的理由。这是一个时代更改不了的理由。不管天热天冷都阻挡不了奔丧的脚步。昨天晚上，二弟打来电话，说他现在人在昆明，已经坐在火车上往老家赶，是一趟慢车，三十六小时车程，怕是赶不上四叔下葬。二弟一家子人在浙江金华打工。二弟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老师，有学生邀请他放暑假去昆明玩一玩，刚到那里一天就回头。四叔死，二弟赶不上下葬，该回头照样回头。昆明离老家远，金华离老家近。二弟说二弟媳妇和他的两个孩子，隔天下午四点来钟就能到。
村里的小饭店跟城里的小饭店差不多，两层楼房，单独包间，冬天空调吹暖风不冷，夏天空调吹冷风不热。我走进一间包间里，顾不得凉快，顾不得坐下，更顾不得吃饭，急忙一个一个去辨认桌子上的人。别的包间都有哪些人，我暂时不知道。这一间包间里有四叔的两个儿子，小友和老虎。老虎是四叔的二儿子。小友是四叔的三儿子。四叔跟前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叫牛羔，闺女叫霞子。桌子上除去一个本姓村干部，余下来的几个都是老长户的人。老长户的人，辈分长，往上数，比我长四五辈。见面没法叫，一律喊老头。老头，是对长辈人的含糊叫法。老长户的人，跟我们家是近门子。据说清朝年间，曹姓人家与外姓人家争利益打大架，一伙子死掉十八个壮年汉子。从那时起，老长户的家门衰落下来，后人一代一代不旺兴。三百年撵下来，老长户的人滞后四五辈。老长户的人，辈分长，在家族里说话有分量。四叔死，找两个老长户的人过来招呼着来客，掌管着账目，少生岔子，少出是非。
我上饭桌晚，吃一半，几个老长户的人起身离席，说是回去继续招呼着，四叔那边不能离人。几个老长户的人起身离开，本姓村干部跟着离开，一间房屋里就剩下我跟四叔的两个儿子，或者说四叔的两个儿子继续留下来陪我吃饭。我先说我一个人来的原因。我说，你们大嫂子腰间盘突出走不动路，上车下车都困难。我这么一说话，四叔的两个儿子点头说，那是不能来。我没有说我家闺女为什么不能来。闺女是下一辈子人，可以来可以不来。接着我问四叔的病情和丧葬情况。小友说四叔年跟前查出肺癌，住院开刀后活了半年。我没问四叔生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春节前后，我回老家两趟，父亲知道四叔生病住院，同样没有跟我說一声。老虎说，四叔的丧事交给一家丧葬一条龙服务公司，省心省事，不要家人多操心。小友说现在自家没办法操心，村里找不着抬重的劳动力。我问，费用贵不贵？老虎说，丧葬一条龙服务按项收费，一项一样价，一总合起来多少钱，现在还不知道。
小友带老婆孩子住在市里，牛羔丢下老婆孩子常年在外面打工，只有老虎待在村子里。四叔的事，他操一多半心，当一多半家。我问丧葬一条龙服务贵不贵，是想到我父亲哪一天老了，肯定也要走这条路。自从听见四叔老了的音讯，我心里就一直疑乎乎的，莫不是死的是父亲，不是四叔。人过八十，活成一截朽木头，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倒下头。晌午吃饭，父亲在别的房间，我没见着。我想先回一趟自己家，看一看活着的父亲，听一听活着的父亲说一说话，在心里真实地确定一下，死的是四叔，不是我父亲。
我说，我先回一趟家，再过去看四叔。
四叔的两个儿子说，我三大爷早吃过饭回家了。
4.堂姐、堂妹、大姐
大爷家的堂姐堂妹在我家坐着，跟我父亲唠着家常话。小时候，父亲带我上岗上得勤，我与堂姐堂妹见面就见得多。堂姐堂妹长大嫁人，我长大娶妻生子，各踞一方，各过各的日子，要说上次与她俩相见，还是在四婶葬礼上，一晃十余年过去。堂姐见着我打一声招呼，问我什么时候到家的，晌午饭吃没吃？堂妹直接问我，认不认得她？堂妹比我小一岁，面相还是记忆中的面相，只是老得超出我的想象。堂姐叫登兰，堂妹叫登秀。我赶忙说，你是登秀，我敢不认得。
话题说开来，赶忙往各自的孩子身上岔。我说我家闺女研究生毕业，暂时还没找着适合的工作。登秀说，她家儿子闺女都成家有了孩子，只是想带孙子，眼睛不好使不方便。我问，怎么啦？登秀说，眼睛近视度数高。我问，有多少度？登秀说，配眼镜去眼镜店，那里人说一千六百度。度数这么高，跟一个睁眼瞎子差不多。我说，你肯定不是眼睛近视的毛病。登秀问，是什么毛病？我说，眼睛有病，比如说青光眼什么的。登秀说，这个我哪里会知道。我说，你闲下来去医院看一看。登秀家的儿子在合肥一家公司上班，说是离老火车站不远。我说，哪天你去合肥看儿子，顺路去我家。登秀说，我去你家大嫂子不烧饭给我吃怎么办？我说，我带你下饭店。
登秀婆家在张家拐子，离曹家岗五里路。村庄的名字这么怪，方圆左右都少见。登秀是个爱说爱笑的堂妹，家境不富裕，却很知足。
堂姐登兰嫁到了杨家湖。老家村庄的名字，有一定规律可循。叫某某岗的，靠近淮河堤坝第一排；叫某某集的，靠近淮河堤坝第二排；叫某某圩子的，靠近淮河堤坝第三排；叫某某湖的，靠近淮河堤坝第四排。岗离淮河最近，湖离淮河最远。登兰出嫁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我跟牛羔一起去送亲。一条泥土路连着杨家湖，刚下过一场雨，道路泥泞湿滑，十几里路走下来，我的腿走酸了，我的脚走疼了，才遇见迎亲的人，就这离村子还有一大截子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杨家湖是我去过的最远的村子，堂姐家是我见过的最穷的人家。送过堂姐回到家，母亲问我堂姐家的情况，我不说话却是一个劲嘤嘤嘤地哭。 母亲问，你大姐婆家盖几间房屋？是草房还是瓦房？
嘤嘤嘤。
母亲问，你大姐夫的个头有多高？人长得黑还是长得白？
嘤嘤嘤。
母亲问，你吃酒席有没有坐上座？你不知道哪里是上座，你跟娘说你坐东西南北哪一方？
嘤嘤嘤。
母亲问，你这个孩子今个回家是怎么啦？是有人打你啦？是有人嚼（骂）你啦？
嘤嘤嘤。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劲嘤嘤嘤地哭。我只是替堂姐觉得委屈，嫁这么远的一户人家，嫁这么穷的一户人家。
堂姐嫁到杨家湖十几年，前后生下五个孩子，生下的顺序是，男孩子，女孩子，女孩子，女孩子，男孩子。三丫头从小过继给别人家，其余四个孩子都自己拉扯大。堂姐拼命地生这么多孩子，是想要第二个男孩子，觉得一个家一个男孩子少了。大爷大妈跟前就堂哥一个男孩子，又加上堂哥老实奴叽，没少受村人欺负。堂姐比堂哥小，堂哥支撑不住家，堂姐跟着受欺负。堂姐是一个命苦人，四十多岁那一年，堂姐夫生一场大病死去，两个儿子，两个闺女，没有一个长大的，没有一个成家的。一个穷家，四个孩子，“哐当”一下掉进泥坑里。堂姐在泥坑里不断地挣扎好多年，流下多少汗水没人知道，流下多少泪水没人知道。眼下四个孩子各自成家，堂姐落下一身病痛，还有继续操心受累的一份责任。
堂姐的大儿子叫杨曹，小儿子叫曹杨。曹杨与一个女孩子同居三年，提出来分手。堂姐说，曹杨举办过婚礼，没打结婚证是因为年龄不够。两年后，女方提出来补办结婚证，曹杨不同意。曹杨不同意的原因是女方不生育。堂姐不担心曹杨跟女方分手分不掉，是担心一套商品房怎么办。房屋在袁庄，堂姐家附近的集镇上。我问，房屋是曹杨办事前买的，还是办事后买的。双方举办过婚礼，就是一桩事实婚姻。办事前买的商品房是婚前财产，办事后买的商品房是婚后财产。堂姐说，是办事前买的。我说，那就好办，房屋不给女方，恐怕要多少赔点钱。堂姐说，我也是这么想，就怕女方家不同意，要经法院打官司。我说，房屋属于婚前财产，经法院打官司也不会给女方。堂姐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这些天我一想到房屋就睡不著觉，你说我为了这个小儿子怎么会有受不完的累。大姐确实是为了要这个小儿子，拼命地生下这么多孩子，也确实是为了这个小儿子继续操心受累。
我问，他俩分手，是你的意思，还是曹杨的意思？
堂姐说，他俩分开过有了年把多，上个月女孩子从外地回来，说要跟曹杨一块儿继续过日子，曹杨搞死不同意，你说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怎么过日子？
我问，去医院妇科查过了？
堂姐说，去过好几个大医院。
父亲耳聋眼花，我跟堂姐堂妹说话，父亲听话听不清，插话插不上，跟着一阵一阵地笑。父亲一嘴牙快掉光了，剩下两颗老板牙，晃里晃荡的，吃饭吃软的吃稀的，一个人在家，自己烧自己吃，不想烧就骑三轮车去附近街上买着吃。
大铁门“哐哐当当”地一阵响，大姐跟大姐夫走进院子里。我赶忙站起身去迎接。我先喊一声大姐夫回来啦！后喊一声大姐回来啦！大姐脸色不好看，跟我说，我没有你这个兄弟，你也没有我这个姐姐。大姐是生我的气，说我好长时间不去看她了。当着堂姐堂妹面，大姐这样子对待我，我的脸面放不下。大姐夫劝我说，你不要跟你大姐一般见识。大姐不依不饶，气鼓鼓地走进里屋，跟堂姐堂妹细说我的不是。我在里间坐不住，搬凳子跟大姐夫坐在外面堂屋里。
大前年清明节，我在外地不在家，妻子回去上坟，大姐和大姐夫也回去上坟。晌午一顿饭在老虎家吃的。老虎走过来串门子，见到大姐大姐夫和我妻子回家上坟，回家准备一桌子晌午饭，一遍一遍地过来喊。父亲常年一个人在家，冷锅冷灶，要是妻子单独一个人回老家，或是在自家吃过饭回去，或是从老家回来再吃饭。要是大姐和大姐夫回去，父亲花钱去村里的饭店端饭端菜。这一天，老虎三番五次地请，一家子人就过那边去吃。一家子人去老虎家那边吃一顿饭不算过分，过分的是因为一件小事，大姐嗦啰我妻子没个完没个了。在老虎家，我妻子不还嘴，眼泪哗哗哗地流下来。大姐夫说大姐，你看小五的眼泪都下来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小五是我妻子的小名。大姐依旧不依不饶地说，我就要说，我就要说。一顿饭没吃完，妻子就生气地跑回家。
就这么妻子和大姐有了过节。
大姐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妻子，妻子不知道，我更是不知道。妻子跟我说，这件事你一定要去大姐家问清楚。我能撕破脸皮去大姐家问大姐吗？不去撕破脸皮，妻子和大姐的疙瘩就解不开。兄弟姐妹间为了一点家事，疙里疙瘩地闹别扭，最缠人，最伤人。妻子说我，你在家里遇见矛盾就回避，从来不去正面地面对，从来不去正面地解决，这才是导致大姐这样子猖狂的原因。妻子质问我，你说你这样子一个男人，我跟你过一个什么日子呀？在妻子和大姐之间，我就像一只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不落好。
大姐嫁蔡洼子蔡家，生两个儿子，现在一个在合肥打工，一个在深圳打工。在深圳打工的是大儿子，在那边娶妻生子，一儿一女都放在这边，大姐照看着。大姐身体不好，糖尿病几十年，并发症不断，脾气坏，耍性子，视力已经很差。大姐夫一直下小煤窑，去年小煤窑关闭回家。一个忙人不能闲，一闲下来就生病。大姐夫去医院做检查，检查腰椎，腰椎有问题，检查胃，胃有毛病，不能吃，不能走，住进医院半个月。大姐夫说，那些天躺在医院里，一颗去死的心都生了，你想想一个人不能吃饭不能走路，还活一个什么劲？一年过去，大姐夫身体恢复得不错，在家帮大姐干家务，外出下地种菜园，一辆摩托车就是他的腿脚，想到哪里去，“突突突”地骑上去就能走。这一天，大姐夫就是骑摩托车带大姐一起来的。大姐夫跟我说，你大姐的脾气越来越大，说儿子，儿子不敢吭声，说媳妇，媳妇不敢吭声，说我，我不敢吭声。我跟大姐夫说，大姐说我，我也不敢吭声。大姐“哇啦哇啦” 还在里屋跟堂姐堂妹说着什么牢骚话。
我看一下时间，下午二点半钟。我跟大姐夫说，你在家再坐一会子，我去看一看四叔。大姐和大姐夫已经去看过四叔。我喊出父亲，问给多少礼钱适合？父亲说，你问你大姐夫，他给好多钱你给好多钱。我问大姐夫，大姐夫说一只花圈，两百块钱。我说，我知道了。大姐是四叔的侄女，我是四叔的侄儿。侄女侄儿有区别。大姐送花圈，我送黄表纸。大姐给两百块钱，我给四百块钱。 5.睡在冰棺里的四叔
四叔睡在牛羔家。
牛羔是四叔的大儿子。四叔老睡在牛羔家，而后从牛羔家出棺下葬是规矩。牛羔家住在村里的东北角，紧挨村小学，远远地就看见靠着学校院墙摆一溜花圈，唢呐班子见有人走过去，“呜里哇啦”响起来，悲伤，哀婉，凄凉，有一股子催人泪下的无形力量。牛羔家的院门朝东，门口摆放着两只草垫子，小友和老虎家的两个儿子大贵和二贵一身重孝早跪在垫子上磕头行礼。不管年龄大小，不管辈分长幼，孝子贤孙见到来人就跪下磕头行礼。灵堂设在院子里，黑压压地坐满一院子人。我逐一辨认一个个多年不见的家人。大爷的堂哥坐在最外面，紧挨着的是登秀家的堂妹夫，再过去是堂哥家的两个儿子怀祥和怀典，再里边是牛羔和老虎，牛羔家里的，老虎家里的，还有牛羔的闺女和儿子。堂哥是我们这一辈子人中的老大，我先走过去跟堂哥打招呼。堂哥问，就你一个来的？我说，就我一个来的。我问，大嫂子来没来？堂哥说，那一边离不开。堂哥和大嫂子在市里打工多年，在一家单位里看车棚，确实离不开。我掏出四百块钱礼钱，递给老长户的两个人收下记上。丧葬有一条龙服务公司接手，待客吃饭去村里饭店，老长户的两个人只有记一记账，能过问的其他事就少了。或者说两个人走过来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摆设了。老长户在老家地位的衰落，是传统的衰落，是现实的必然。
我该看四叔了。
四叔睡在堂屋里，一道草席帘子遮挡着，堂屋门前设一个几案，上面摆放四叔的遗像，遗像前面有一只焚香的香炉，左右各摆两碟水果。我先在四叔遗像前面，跪下磕三个响头，再掀开草席帘子走进堂屋。四叔睡在一口冰棺里，严严实实地罩住。冰棺前有一盏长明灯，有一只烧纸的泥瓦盆。看不见四叔的面目，我却大喊一声，四叔，大毛过来看你了！大毛是我的小名，四叔一直这么叫我。那一刻，我的眼睛酸涩潮湿，泪水噙在眼眶里。从血缘上来说，除去我父亲，冰棺里的四叔与我最亲。老虎陪我走进堂屋。我跟老虎说，你打开冰棺，我看一眼四叔。老虎迟疑一下，伸手推开冰棺顶盖上的一口天窗。四叔身穿一套蓝色装老衣直挺挺地躺里边，头上戴一顶红色八角帽子，脸上盖一张黄表纸。从脸型上能看出，四叔生病瘦脱相，只剩下一堆皮包骨。老虎家里的芝凤跟进屋，扯出一条孝布递给我。孝布是白洋布，中间挽一个结套头上，两端拖地上，算重孝。我离开四叔，走出堂屋，挨着堂哥坐下。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好像魂丢在了四叔身边。
父亲兄弟四人，大爷和父亲脾气暴躁，四叔脾气蔫乎，二大爷我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脾气。暴躁的性格特征是，一不高兴起来，一句话就能把人冲到南墙上。蔫乎的性格特征是，你不高兴你的，你唠叨你的，人家不说话，人家没有什么不高兴。大爷的一副暴烈性格，不跟我大妈争吵，跟儿子媳妇争吵。小时候，我经常听父亲说，大爷跟堂嫂为一件什么事吵架，说堂嫂子不孝顺。我母亲说话不站在我父亲一边，说就凭老大那臭坏脾气，你说什么样的儿子媳妇能跟他过到一块儿去。我母亲死那一年，大爷从岗上下湾来。不知道因为一件什么事，大爷跟我父亲兄弟俩争吵起来。大爷站起身要回家，我们小辈子人拦着。我父亲说，你们让他回家去，他根本就不该来这一趟。安葬下我母亲，我父亲觉得理亏，差遣我拿着烟带着酒去岗上看我大爷。
大爷的右胳膊残疾，走动路只见他的左胳膊悠拉，一前一后，像划船的单桨。他的右胳膊却始终弯曲，端着不动，像是怀里抱着什么放不下的贵重东西。日本鬼子侵占淮河两岸那些年，封锁住田家庵至凤台县之间的淮河水路。村人在淮河里打鱼受到日本人监控，晚上打鱼的渔船要住在老牛坟的炮楼子下面。老牛坟是淮河南岸的一个土岗子，上面盖上一座炮楼子，架上两挺机关枪，淮河上就不能随便地行船运货了。是个大冬天，冬闲村人好打鱼。大爷跟父亲兄弟俩，白天打鱼在老牛坟附近，晚上停船在老牛坟下面。渔船前面有一只铁锚，紧紧地抓住河岸，固定住渔船。半夜时分，风浪越来越大，铁锚的铁链子一紧一松地松开泥土，渔船一摇一摆地离开河岸，船舱里熟睡的大爷和父亲却浑然不知。炮楼上的日本鬼子觉察出渔船在逃离监控，“死啦死啦”地喊几声，不见渔船上有动静，举起日本三八大盖步枪就开枪。一枪打穿船舱的木板，打在大爷的右胳膊上，落下终身残疾。国仇家恨，大爷的残疾右胳膊述说着一段别样的历史。
大爷有了残疾，家里的重活就落在父亲和四叔身上。
父亲和四叔十几岁就一块儿在淮河里打鱼、行船、做買卖，两个人的性格一个软一个硬，反差大，四叔受不少父亲的气。兄弟俩长大，各自成家，来往就稀少了。我父亲每一次去找四叔商议事，都是兴冲冲地去，气鼓鼓地回。四叔不当四婶的家，父亲说一件事，半天不见四叔回一句话，表一个态度，只能干生气。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父亲找四叔商议最多的是大爷家的事。堂哥年过三十岁成不了家，父亲比大爷大妈都着急。堂哥长得瘦，长得丑，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大爷大妈家穷。三间草屋矮趴趴的年数久，不像一个样子。父亲想找四叔商议，怎样扒倒大爷大妈家的三间旧房屋盖新房屋。准备三间房屋的材料，最重要的有两样子，土坯和房梁木。农闲天，全家人聚集在一块儿，在小河边挖土、和泥、脱坯，要是赶上一段晴朗的好天气，忙个十天半个月就差不多。房梁木买不起，三家凑。怎么凑？房屋前后，菜园地头，谁家长有房梁木的树，砍谁家的。砍大爷自家的是理当的。大爷自家的不够数，就得砍我家和四叔家的。砍我家的，母亲有意见照样砍。砍四叔家的，四婶不同意，就砍不掉。这种事，父亲只能跟四叔说，不能跟四婶说，跟四婶说吵起来，房梁木更是砍不掉。
大爷大妈家的三间房屋盖起来的第二年，堂哥就找了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现在的堂嫂。我记得堂哥和堂嫂的一顿定亲酒摆在田家庵。田家庵是方圆最繁华的地方，离曹家岗三十里，不通车，只通轮船，早晚各一班。我们一家子人之所以花力气摆阔气，把定亲的酒席摆在田家庵，是期望这门亲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主意是我父亲出的，酒席钱自然由我父亲出。实践证明我父亲出的这个主意，是十分英明的，完全正确的。别的不说，一顿定亲的酒席钱就比在别处多花一大半。这是什么呢？这是实力和决心的证明。摆定亲酒那一天，我大爷没去，我大妈没去，我父亲领上堂哥一起去。我母亲一个人关在家里，“呜呜呜”地哭半天。为了堂哥家的三间房屋和一门亲事，我们家被掏空了。 6.一棺坟地的价钱
下午三点半钟，牛羔家大门外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宽肩膀，高个头，一双眼睛很特别，眼神冷，眼神毒，一般人与他对视上，会不由自主地打寒战。这个人姓吴，丧葬一条龙服务公司的老板。四叔的丧事就由他一手忙前忙后地操持着。死人见多了，吴老板的一双眼睛便冷了，便毒了。吴老板走过来说，打墓坑的人到地里了。打墓坑的人和抬重的人是同一班子人。老虎說，他们一共十二个人，要两千两百块钱。两千块钱工钱，两百块钱吃饭钱。今天下午他们过来打墓坑，明天早上他们过来抬棺材。抬棺材的，吹唢呐的，冰棺，老盆，孝布，孝鞋，花圈，炮仗，都由吴老板一手安排，分项收费。唢呐班子是一家子人，男的吹唢呐，女的打镲，儿子弹键盘，一场下来收费一千五百块。唢呐班子是闺女请，一份钱霞子出。霞子嫁本村高家。高家人上一辈子兄弟三人，霞子的公公排老三。高家老二，“文革前”后当了不少年村书记。霞子婆婆因为高家老二当书记，在村子里负责计划生育，好事坏事做了一大堆。霞子嫁高家，我父亲生意见，说四叔四婶有了高攀和巴究高家的意思。霞子的丈夫小名叫小象，在煤矿扒煤，工资高，一个孩子，家境不错，在城里住一套商品房。“呜里哇啦——”唢呐声响起来，撕心裂肺，像哀鸣，似哭声。哀是替代四叔的闺女哀，哭是替代四叔的后人哭。一场丧期有没有唢呐班子，气氛不一样。我母亲的丧期，大姐花钱请了唢呐班子。四婶的丧期，霞子花钱请了唢呐班子。大爷的丧期，没有唢呐班子，没有亲人的哭声，潦草地下葬，寂寞地下葬。听一听唢呐的响声，听一听亲人的哭声，是大爷最后的权利。大爷最后的权利被谁剥夺去？
吴老板骑一辆三轮车，车子上带着铁锨和铁锹，还有一大块塑料布，这些都是打墓坑需要的。牛羔带上一盘炮仗，两条纸烟，三捆黄表纸，爬上三轮车。我跟过去问，要不要我跟去？牛羔说，现在你不要去，要你去你再去。堂哥家的大儿子淮祥跟过去，霞子家的小象跟过去。四叔跟四婶合葬在一块，在小东庄的土地里。大河湾村从淮河北岸搬迁至淮河南岸，村庄的北边是淮河，村庄的东边和南边是小王庄，村庄的西边是小东庄。村里死人十有八九埋在小东庄的地盘上。小王庄与毕家岗煤矿相互交叉，少有能葬人的平整地块。我母亲死葬在小东庄，五百块钱一棺地。四婶死葬在小东庄，同样花五百块钱买一棺地。四叔死理所当然地与四婶合葬在一块，只是担心地主找过来，再要一棺地的钱。一棺地的价钱见风长，眼下是五千五百块。四叔的三个儿子在一块一合计，不能主动去跟地主打招呼，先打墓坑，候地主找过来再说话。地主家的媳妇姓高，算小象的家门堂妹，这一边小象是四叔的女婿，小象去做中间人最适合。农村就是这样子，谁跟谁都能攀上一点亲，关键时却需要有一个耍狠的和耍横的人。堂哥家的大儿子淮祥，就是充当这么一个角色过去的。
当年我母亲死，我父亲花钱买一棺地葬下我母亲，却忘记在旁边替自己买一棺地。地主家不知从哪里迁一座坟过来，埋在我母亲的左边，我父亲死后想跟我母亲合葬就没了地方。左为上，右为下。我父亲埋在我母亲右边不适合，埋在我母亲前面更不适合。闲下来，我父亲四周瞎转悠，就是找不到一块合适的棺材地。我父亲的难心事，就是我和二弟的难心事，不知道真到我父亲老的那一天怎么办。难心来难心去，根源在煤矿。要不是煤矿扒煤炭土地塌陷，村里人家不会搬迁。活人失去家园，迁移在别人的地盘上。死人失去家园，埋葬在别人的地盘上。
大约过去半小时，牛羔打电话给老虎，说地主家人去过，好说歹说，价钱让到三千六百块，外加一条烟。再少，地主家人不干。再多，两家人就要打起来。淮祥在那边说不少难听话，价钱硬是从五千五百块，一路压到三千六百块。牛羔说，就算当年葬四婶再花五百块钱多买一棺地，现在葬四叔不加钱都葬不下。搬迁这些年，大河湾村差不多有上百人死去。小东庄村人坐在家里看着钱不挣，不傻吗？在小东庄村人的心里，谁跟谁是亲戚，钱才是他们真正的亲戚。按照牛羔的要求，我拿纸拿笔过去拟一份合约，让这个小东庄村人签字画押，永世不得再生歧义。
我大妈死后，我母亲死。我母亲死后，我四婶死。三位女长辈人死时都是刚刚年过六十岁。我大妈一死，落下孤单单的我大爷在人世间。大爷脾气暴躁，跟堂哥堂嫂一起过日子，今天跟堂哥堂嫂吵一架，明天跟堂哥堂嫂吵一架，风风雨雨一过好多年，直到大爷死。我母亲一死，丢下我父亲孤单单一个人，像一只落孤的大雁。我在家是老大，在城里住家工作，我父亲在老家，跟二弟二弟媳妇一起过。很快地就生发矛盾，父亲跟二弟一家子人分开，一个人单独过。依旧在同一个屋檐下，矛盾依旧存在着。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回老家说父亲不适合，说二弟两口子更是不适合。先是二弟丢下我父亲、丢下老婆孩子，去浙江金华那一边打工。后是二弟媳妇丢下我父亲、丢下两个孩子，去浙江金华那一边打工。再后来是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丢下我父亲，去浙江金华那一边打工。我们家的目前现状是，我一家子生活在省城，二弟一家子生活在金华，父亲一个人生活在老家。
我四叔跟我父亲的境况大致差不多，只不过他的儿子多，矛盾更多。四叔三个儿子的住房格局，老虎一家子另住，牛羔一家子和小友一家子合住。当年大河湾村搬迁，四叔家分五间房屋的宅基地，盖上两排房屋，北边一排五间大瓦房住人，南边一排五间小平房做锅屋。四婶死，牛羔和小友分家。牛羔是老大，分三间大瓦房，两间小平房。小友是老小，分两间大瓦房，三间小平房。四叔没有属于自己名下的房屋，住在小友家的一间平房里。有一年，牛羔与小友闹矛盾，小友从院子中间南北砌上一堵墙，从西边院墙另开大门走人。中间一堵墙砌起来，是斜的，是歪的，怎么看怎么别扭眼。四叔让小友拆除，小友不同意，老虎不得不掺和进来，原本不大的矛盾就大了。我四叔帮着牛羔说话，我父亲帮着小友说话。老兄弟俩跟着生不和。结果小友带老婆孩子离开家，一去好多年不回头。小友跟前生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闺女，小的一个是男孩，算四叔的第四个孙子。四孙子上小学，四叔都没见过面。有一年春节，小友偷偷地带儿子回来家看四叔。四叔老泪纵横，掏一把钱做见面礼。四叔生病住院，小友去看夜。四叔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在小友面前一边流泪一边说，我知道这些年传秀的一口气没有消下去，怕就怕我死后传秀都不肯过来见一面。传秀是小友老婆的名字，自从那一年赌气走出去，至今一趟家门都没进。两间房屋空在那里，荒在那里，烂在那里。四叔死，传秀回不回，小友心里没有底，只能陪着四叔流眼泪。 坟地离家不远，往西出村子，绕过一口水塘，两百米远就能到。这里一大片连着一大片岗子地，其特点是高低不平，一块高一块低，大致的走向是斜向淮河边。放眼四周，好像每一块土地的拐角处都葬着坟墓，新新旧旧，大多数肯定都是大河湾村人。半道上遇见我父亲，他站在坟地一旁的村路上跟一个人说话。这人不到七十岁，就是讹人地主。小友从口袋掏出一沓钱递给他。這人眼睛盯着钱，咧嘴想笑隐忍住，张嘴说，我当你们面把钱点清楚。这个人慌慌张张地手沾口水点起钱，一沓钱在手指间翻动，如摔一跤白捡一般。不远处地里，一干人忙着打墓坑，这里是四叔的最终归处，四婶在那边等候了十几年。父亲原本在家里待着，听村人说四叔打墓坑了，特别地跑过来看一看。父亲每天在四周割牛草，知道哪块土地是谁家的。父亲过来看一看四叔的墓地，算是一个安心。父亲跟家人说，你们忙你们的，我去割牛草。坟地落实下来，四叔有了一个安稳处。父亲呢？父亲离开时，眼睛有些涩涩的，心里有些酸酸的。
7.我这一辈子人和下一辈子人
父亲这一辈子人，大爷和父亲脾气暴躁，四叔脾气蔫乎。我这一辈子人，大爷家的堂哥脾气蔫乎，四叔家的牛羔脾气蔫乎，小友脾气暴躁，老虎脾气介于暴躁与蔫乎之间；我家的二弟脾气蔫乎，我脾气介于暴躁与蔫乎之间。在我们家，脾气暴躁的人，一句话不和，一件事不和，说一声翻脸就翻脸，说话像辣椒面子一样从嘴里喷出来，不呛死人不算事；脾气蔫乎的人，遇见不顺心的事，或听见不顺耳的话，反应迟钝，行动迟缓，慢上那么三两拍子。在我们家，一个脾气蔫乎的人，一旦脾气倔上来，三天五日地消不下去，有的三年五年地都消不下去。在我们家，不管脾气暴躁的人，还是脾气蔫乎的人，都很少把坏脾气朝着外面撒（与邻居有小的摩擦没有大的干戈），或向着社会出（至今我们家没有蹲班房的人），却会一致性地向内，夫妻间争吵，兄弟间不和，是最平常的事。看似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哪怕一句话，都能持久地化解不开。俗称：闹家窝子。
比如说，父亲和四叔都是年过八十的耄耋老人了，前两年兄弟俩因为一件芝麻粒的小事闹翻脸，好长一段时间不来往。四叔在村头开荒兴菜园子，每天从我家屋子后面路过，就是不往我家院子里拐一头，看一看我父亲。我父亲骑一辆电动三轮车出门割牛草，每天都能看见四叔在路边地里干活，就是不愿停下车子，走下菜地跟四叔说一说话。今年春天，父亲听说四叔病重住院，怕是躲不过这一劫。四叔死前，父亲到底有没有走过去看一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怕问清楚。我怕父亲真没去。
再比如说，我们家姐弟间疙里疙瘩的，四叔家的三个儿子间疙里疙瘩的。这些疙里疙瘩都是一直存在好多年，像一场不见硝烟的持久战。消耗的不是枪子弹药，而是人的情感和生命。
下一辈子人，蔫性子的堂哥生出两个暴脾气的儿子。两个儿子像两条狼羔子，一天一天长大，一天一天爆发出野性，搅合得堂哥堂嫂不安宁。大儿子淮祥打架赌博是强项，动不动就找一帮子人，把人家打一顿，堂哥堂嫂跟在屁股后面赔笑脸、赔不是、赔医药费。淮祥赌博不是小赌，是坐庄，是设赌局，是专业赌博。早年间，淮河两岸民风顽劣，家族之间打架斗殴、动枪动刀是常事，赌博盛行更是几百年不变。新中国断了吗？没有。不说改革开放新时期，赌博之风就像社会经济发展一样蓬勃兴盛。就说我小时候，“文革”管束最严的一段时间，春节前后村人不赌一赌，两只手都痒得受不了。那个时候社员聚众赌博，大队干部，想起来派民兵管一管，想不起来就由着自由泛滥。大多时候，大队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赌就赌吧，反正就春节前后那几天。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带上我一起去赌过，母亲跟邻居打纸牌也算一种赌。堂哥家的二儿子淮典专门干抽头子的工作。什么叫抽头子，就是在赌场放高利贷。一干人赌博赌红眼，身上钱输光不甘心，就向别人借高利贷。问谁借？向抽头子的人。淮典手上没有钱，跟有钱人合作，专吃利中利。现在淮祥和淮典的孩子都大了，听说两个家伙都收手做了别的事。我偶尔回一趟老家，看见淮祥和淮典，都是有房有车的，看来日子过得都不错。
令我不解的是，父亲说起淮祥和淮典，不是恨铁不成钢，反倒是一副纵容和欣赏的态度。父亲跟我说，你们兄弟俩要有一半像这两个孩子杂魔（厉害），你说村子里谁敢欺负我们家？父亲说岗上大爷年轻时杂魔，有几年身上挎两把盒子枪，方圆左右没有人见着不怵的。具体是什么年份，岗上大爷为什么要挎两把盒子枪，父亲就说不清楚了。我问父亲，四叔年轻时打架不打架？父亲撇一下嘴说，你问老四呀？他是碰见打架就跑多远的一个人，天生一副奴才样。这句话我父亲同样地说过我跟二弟。我和二弟都是碰见打架就跑多远，天生一副奴才样。父亲好打架，敢说话，有一种敢于与不良权势做斗争的性子，生产队队长做什么不对头的事，别人不说他说，大队干部做什么不对头的事，别人不说他说，为此得罪不少人，吃过不少亏。有一年，父亲跟一户陈姓人打架，人家利用跟大队干部的关系，动用大队民兵把他关起来。父亲为了这件事，骂了这个陈姓人和大队干部好多年。这个陈姓人在生产队当队长，刁难我父亲。我父亲把这个陈姓人打一个头破血流，自己的代价是丢掉两颗门牙。父亲说他准备把陈姓人的手指咬断，可惜没有放在老牙板子上。
我们家人上一代顽劣，下一代奴叽，有那么一种隔代遗传的因子在血液里。
牛羔家的一个儿子，我不知道情况。小友家的一个儿子，我不知道情况。老虎家的两个儿子，大贵和二贵，从表面上来看见人就笑，性格差不多，其实本性上差别大。二贵爱笑爱说，笑里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大贵爱笑爱说，笑里藏着什么让人不放心的东西。二贵高中毕业考上联大化工专业，毕业去江苏扬州一家化工厂上班。大贵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学校，回家跟老虎开车。老虎两口子这么些年一直跑运输挣钱养家。早些年开的是一辆四轮拖拉机，靠贩运煤炭为生，跟我父亲早些年走的是同一条路。大河湾村紧靠煤矿，村里有不少人家都走这条路。往后老虎两口子买一辆农用车，我父亲也买一辆农用车。不同的是，老虎两口子正壮年，干活干得正起劲。“哗哗啦啦”一车子煤炭，老虎家里的芝凤一个人就攉上去。父亲一年一年年岁大，二弟和二弟媳妇不想出力做帮手，整天闲在家里。我父亲干两年农用车干不动，就把车子卖掉了。老虎家的农用车也卖掉，换一辆载重几十吨的大货车。大贵回家正好腾下芝凤，跟老虎一起开大货车。大货车挣钱，专门拉石渣，从凤台县运到周边各个工地。这么干两年，老虎手里余下钱，一转手又买一辆载重量更大的大货车。这样一来，两辆车一家子人忙不过来，老虎花钱雇两名司机，自己带一辆车配一个司机，大贵带一辆车配一个司机。两辆大货车就是两台小型印钞机，真可谓日进斗金。在整个村子里老虎家不说算首富，最起码没有几户人家能跟他家相攀比。 是谁决定不通知堂姐多芝的？或者说是谁有意落下堂姐多芝的？听说四叔的三个儿子原先都不打算通知四婶的娘家人。有人跟三兄弟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往后四婶的娘家人追究起来，三兄弟没人能承担得起。大贵开车去四婶的娘家接人。不开车去接人，烧铺赶不上。四婶的娘家在蒙城县，来来回回三个小时足够了。有一个舅的一家子在广东珠海那一边打工，能通知到，无论如何赶是赶不回来了。有了四婶娘家的事在先，说明三兄弟决定下来的事，是可以更改的。话到嘴边上，我想说一说堂姐多芝的事，想一想咽回去。我不想多事，也不能多事。丧期跟喜期不一样，喜期再多事都是喜事，丧期多事多不好就是一个结。
父亲下午就跑过来多出一桩事。多出一桩什么事呢？村子里开三家饭店，一家姓高，算四叔的闺女霞子的叔伯堂兄弟；一家姓许，跟老虎家的芝凤有一点拐弯子亲戚；再一家姓曹，跟我们家早出五服，算本族本家。晌午待客，老虎安排在高许两家饭店，漏掉曹姓本家饭店。父亲跑过来跟老虎说，晚上应该安排两桌客在本家饭店里。老虎说人家两家都是行过礼的，毛蛋不来上门行礼，我怎么去他家吃饭？毛蛋就是曹姓本家的名字。村子里行一份礼，差不多就两百块钱吧。礼尚往来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不能说老虎说的没有道理。父亲却说，老虎眼皮子浅，连一点曹姓的脸面都不顾，村人说话会戳脊梁筋。我父亲跟老虎这么一说话，爷俩闹一个不快活。我回家说我父亲，四叔丧期里的大事，你跑过去问一问，安排在谁家吃饭这么小的事，你就不要去问了。我父亲说，去不去毛蛋家吃饭不是小事。我问，你去毛蛋家端菜不给钱可照（行）？父親说，话不能照你这么说，本姓人家的生意还是应该照顾的。在这件事上，我没觉得老虎做事过分，倒是觉得父亲多事了。多事的结果，只能他们爷俩不快活，我们两家子不快活。（好多天过去，父亲说起这件事，依旧气鼓鼓地说老虎做事差劲，挨家门子的人嚼舌头根子。）
一条东西村路连接一条南北村路，交叉处就是三岔路口。吴老板放下怀里的铺盖，捡树枝画上一个大圆圈，说一声孝男孝女跪北边，至亲好友站南边，“呼啦”一下，跟过来烧铺的人群分开两摊子。一摊子在铺盖南边，站着。一摊子在铺盖北边，跪下。大姐和大姐夫算亲家，站南边。我、二弟媳妇和二弟的两个孩子，是自家，跪北边。关键时刻，自家亲家，南与北分得清，站与跪分得明。这就是为什么四叔的葬礼，大姐的两个儿子不需要来，我家的闺女需要来的道理所在。大姐一家算亲家。我一家算自家。大姐一家的血脉往外姓岔。我一家的血脉往本姓流。
我父亲不过来烧铺。老长户的人不过来烧铺。我父亲比四叔大。老长户的人辈分长。
吴老板往铺盖上、衣裳上、黄表纸上浇上两瓶酒精（过去烧铺哪里会有酒精，是为了燃烧快，缩短烧铺时间）。一堆火“腾”一下就燃起来了。跟随火“腾”一下“燃”起来的是女眷的哭声。四叔的儿子媳妇哭，四叔的侄女哭，四叔的侄媳妇哭。我想妻子要是来也是应该哭一哭的，哭是妻子的权利和义务。哭得最厉害的，最有权利哭的，是四叔的闺女霞子。闺女在父母的丧期上就是一个哭，就是一个拼。拼，是拼命的意思，有悲伤过度的成分在里边。一路上霞子靠两个人搀扶着走路。这一会子哭得背过气去，哭得不能再哭了。一场丧期下来，闺女像生一场大病。我跪在火堆前面，满头满脸都是烘烤出来的汗水。我跪在火堆面前，两只膝盖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酸疼。那一刻，我两眼潮湿，流下眼泪。从血脉上来说，四叔是我最亲的亲人。四叔活着时，我与他没有多少瓜葛，不亲不近不来往。过年过节我很少去看他，平常我匆匆忙忙地回老家一趟，只是看一看我父亲，从来就没想着专门去看我四叔。我搬家到合肥，离老家远了，回去看我父亲的趟数越来越稀少，再加上家里疙里疙瘩的这矛盾那矛盾，老家好像成为我的一块心疼，像是我的心里长出一颗钉子，不去碰（想）不会疼，要是碰（想）一下子会疼好多天。我想这种情况恐怕不是我一个人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现代人的现代病。是一种不可医治的通病。
近些年我有意地远离老家，远离老家的人和事。过去不这样。过去我在一家企业工作，离老家近，老家有个什么大事小事，我坐上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往老家跑得勤，妻子跟着往老家跑得勤。夏天老家收麦子，我跑回老家跟着家人一起忙。秋天老家收豆子，我跑回老家跟着家人一起忙。我家离大姐家更近，大姐生病，我妻子带着去市二院看病。大姐的孩子生病，我妻子带着去市二院看病。妻子在我们企业职工医院做护士，市二院的医生护士不少都认识。我妻子带着大姐跑来跑去，大姐省事省心多了。我所在的企业快倒闭那一年，我调进市文联。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渐渐地远离老家。远离是距离远，是遇事我不再跑得勤。能推的推一推，能拖的拖一拖。世道变了，我不得不跟着变一变。比如说，大姐住进矿三院要开刀，我跑过去找医生。我不认识医生，就得拐一个弯子，托一个熟人找医生。怎么找？能空手去找吗？去找有一个实际作用吗？我跟大姐说，谁都不要找。大姐不理解，认为我怕卖面子，怕花钱。大姐的事，我能推脱不办。妻子的事，我不能再推脱不办。企业垮掉，我调出来，妻子下岗，找人安排她在市文联下属部门做临时工作。妻子想让我找一找关系，替她挪一份稳定工作。上下左右找不少人，前后几年挪不动。在市文联这种边缘衙门里，要是写字画画的，能拿书画与别人交流，要是唱歌跳舞的，与别人沟通亦方便，恰恰我写文章，怎么说都算边缘衙门里的边缘分子。我逐渐认清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该不找人的不要去找人，能不张嘴的不要去张嘴。老家人不能理解，认为我在城里混得不错，有头有脸，认为我能找人不想找，能办事不想办。前两年煤矿红火，我父亲跟我说，看可能想办法去矿务局找一找熟人，把小亮安插进去。小亮不是大学生，身上没有专业，手上没有技术，找熟人安插只能安插下井。地面上有好工作，那是找一般熟人能安插进去的吗？不找一般熟人，找管事的领导，我去哪里找？我推脱，父亲生我气，二弟和二弟媳妇生我气。有一次，父亲很直白地跟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替家里人办事？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是大媳妇不让你办。我只得哭笑一下说，是你大儿子没本事。我父亲这么认为，就不能保证大姐不这么认为。那一年清明节，大姐在老虎家借机嗦啰一番我妻子，是不是跟这种认识有关联呢？现在我住合肥，离老家更远了。 烧铺的火势渐渐地弱下去。吴老板喊一声，孝男孝女跪起，领头绕着火堆，左转三圈，再右转三圈。烧铺为什么要转圈子？我暂时还不知道。但从这么一种形式上来判断，应该从上古时候就有了。是一种祭祀亡灵的仪式，也是一种祭拜天地的仪式。我跟在人群后面亦步亦趋地转圈子。先左三圈，再右三圈。
9.长长的守灵夜
今夜我要为四叔守灵。今夜我要为四叔暖棺。
天黑得晚，吃罢晚饭，太阳还端坐在西边的半天空里，走出饭店门，家近的家人亲戚朋友就直接回家去了。堂哥家的淮祥开一辆车，问我回不回去？淮祥家住城里，离我在江陈的房屋不远，我回去正好搭顺路车。我说我不回去。我没说留下来替四叔守夜。我怕这么一说，堂哥不好回去。堂哥年过六十，两条腿不好，老是说疼疼疼。儿子、侄子、孙子为四叔守夜暖棺，陪四叔最后一夜，是理当的礼数。下午我就问老虎，晚上我们是不是在院子里睡地铺？屋里闷热肯定睡不住人。老虎说，回家睡，有人看着冰棺就照（行）了。我说，我晚上看。老虎说，让大贵二贵他们小一辈子人看。我说，晚上再说吧。
我说“晚上再说吧”，其实我在心里早打定主意，晚上一定要替四叔守夜。
我先回家洗澡，一天过去身上汗盐聚一层。热天出汗多，动一动一身汗，不停地喝水，不停地出汗，身上黏巴巴的不洗澡不舒服。老家四间瓦房扒倒一间，留下三间。旁边盖起一座两层楼房，没有通电，没有通水，没有床铺，没有空调，是一座空楼房。村里好多人家都这样，盖一座空楼房扔在那里撑门面子，一家子人都在外地打工生活，一年一年不回家。就算逢年过节回家过两天，也是临时地凑合一下子。面对这么一个空家，我想在老家睡觉，都不知道睡哪里。二弟媳妇带两个孩子回来家也犯愁，铺床铺在三间瓦房里，一阵一阵的蚊子怎么睡？再说家里连一处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二弟媳妇的娘家在本村，她回娘家洗澡，我跟小亮插上大门，就在当院里舀凉水冲澡。哗哗啦啦。我先冲一澡，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神清气爽，换了一个人。小亮接着冲凉水澡。我父亲说，过一会子他烧一锅温乎水在大盆里洗澡。我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过日子，能马虎一天就马虎一天。当院子里喂一条牛，牛屎牛尿生蚊子，家里蚊子多得碰腿待不住，我跟小亮起身去牛羔家。我跟小亮说，你去照一面就回来家睡觉，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守夜。小亮坐火车奔波一天，早困得眼皮打架。小亮懂事，二弟没回来，他就是代表。小亮说，我不困，我留在那里守夜。
白天吵吵闹闹的一个院子，现在安静下来。牛羔一家子人在，小友在，二贵在，还有就是四叔在。我掀开草席帘子，走进去，拨一拨长明灯，象征性地往老盆里烧几张纸。四叔安静地躺在冰棺里，我安静地蹲在四叔面前。四叔活着时，我从来没有跟四叔这么亲近过。小亮走进来说一声，俺大伯，我走啦。我说，你回去吧。小亮的眼神躲闪着冰棺，能看出心里有些害怕。毕竟是个孩子，毕竟见过的死人少。我不怕，替家里老人送终，有了不少个。母亲，岳母，大爷，四婶，二舅，老舅，二妗子，这么一路排下来，四叔算是第八个。牛羔走过来说，你跟小亮一起回去吧，这里没地方睡觉。我说，我坐一夜。牛羔迟疑一下说，那你等会子就在锅屋里睡。牛羔家一台空调安装在锅屋里。三间大瓦房相通联，面积大没有办法装空调。四叔从医院回家这些天，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就睡在锅屋里。现在四叔出来，牛羔一家人住进去。一间锅屋不大，左右铺两张床，一家子人凑合着睡进去。牛羔说，我先睡一会子，你困我起来你睡。我说，我不困，你睡你的。东一张床上和衣睡着牛羔家里的和闺女，西一张床上和衣睡着牛羔和儿子。丧期忙人累人，伤精劳神。牛羔和牛羔家里的都显得疲惫不堪。得着空闲，一家子人早早地睡下。看来我留下来是对的，最起码可以多陪一陪四叔。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復杂。有愧疚的成分。有做样子的成分。有宽慰的成分。愧疚，是这些年来我没有像一个晚辈似的去孝敬四叔。做样子，是做给四叔的三个儿子看，是做给四叔的三个媳妇看，还有就是做给四叔的孙子辈人看。别人谁留在四叔面前守灵我不管。反正我要留在那里。别人知道不知道我留下守灵我不管，我只要四叔的家人知道。宽慰，是宽慰自己，是宽慰一颗愧疚的心。此时此刻，我待在四叔面前，我心安。
四叔家的三个儿子，老大牛羔家过日子最难心。老虎家在村里盖楼房，小友家在城里买楼房，牛羔家依旧住在三间瓦房里。难心的主要原因是孩子多。牛羔家里的，一赶气生五个孩子，前面四个是闺女，最后一个是男孩。躲计划生育抓人，遭计划生育罚款，积攒下一大堆不堪回首的辛酸泪。牛羔外出打工，闺女一个一个长大跟着外出打工。牛羔和闺女不在同一座城市，牛羔看管不住闺女。先是大闺女跟一个男孩子跑河南去。后是二闺女跟一个男孩子跑四川去。那两年，牛羔两口子都疯掉了，到处去找两个闺女。牛羔两口子去河南找到大闺女，大闺女生下一个孩子，一锅生米煮成熟饭，没办法回头。牛羔两口子去四川找到二闺女，二闺女生下一个孩子，一锅生米煮成熟饭，没办法回头。河南那边是一个穷地方，四川那边是一个穷地方，两个闺女都不是被拐骗，自觉自愿的，牛羔两口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当这两个闺女死掉了，牛羔说一句狠话，一夜间头上头发白一半。就当我没生这两个闺女，牛羔家里的说一句狠话，一夜间脸上皱纹生一层。好在两个闺女下面还有两个闺女。好在一个男孩一天一天长大。眼下牛羔的儿子都出来打工了，就在合肥格力家用电器厂，整天坐在流水线上安装格力空调配件。他家锅屋里的那台格力空调，就是他从厂里便宜买出来，寄回家安装上的。
我坐在院子里，小友歪在一张躺椅上早睡着。二贵年轻，精力充沛，忙着把大门外面的东西收拾一番。大门外的花圈往一堆拢一拢，防止下半夜下雨。大门外面的桌椅板凳往一旁拢一拢，出门走人不拌腿。院子外面的一台电风扇搬进来，与院子里的一台电风扇脸对脸，相互吹捧，形成一股强大的风流。只是这么大的风流吹身上，一点不觉得凉爽。天真是太热了，晚上十点钟过后，温度一点降不下来，一丝凉意都没有。我问二贵，现在在哪里？二贵说他跟大贵一起在江苏常州。我问，在常州做什么？二贵说兄弟俩开办一家健康保健咨询公司。 二贵大学毕业先去江苏扬州一家化工厂上三年班，今年跟去年一样，明年跟今年一样，看不见个人的发展前景，就辞职不干了。先是摆地摊，卖衣服，卖电子产品，渐渐地走上健康保健咨询一条路。咨询对象，是大小老板，是大小老板的家人，这些有钱人想知道吃什么有利于身体健康，喝什么有利于身体健康，用什么有利于身体健康。二贵先是在扬州跟别人一起干，大贵不想开车离开家去那边找二贵，二贵和大贵一起转移去常州。
这样类似空手套白狼的公司能赚钱？我不相信。按照二贵的说法，他俩面对的是大小老板和大小老板的家人，不是社区的退休老头老太太。人家凭什么相信他俩，凭什么从口袋里掏钱？二贵说他先回家洗澡，洗好澡回来跟我详细说。老虎家晚上人多，四婶娘家过来奔丧的人，都住在那一边。二贵一走，小友睡一觉醒过来。醒过来的小友想跟我说话。小友说的头一句话：“我大哥呢，我跟你说，这些年我过得不容易。”
那一年，小友带上老婆孩子走出家门，老婆孩子就没有再进过家门，过年过节小友一个人回来，一副复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小友在山里打过石头，挣钱养活老婆孩子。小友下过小煤窑，挣钱养活老婆孩子。小友听说内蒙小煤窑挣钱多，就冒着生命危险去内蒙，钱没挣着不说，差一点搭上性命。那里的小煤窑，不管窑主还是工友大多数不是人。就算是人，也是丧失人性的人。经常打架，出事故，死人。不明不白地死人。不明来路、不明去路地死人。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下一趟井就死了。小友贪生怕死，丢下工资身份证，只身一人逃出来。小友家里的传秀，娘家兄弟姐妹七八个，在娘家吃吃不上，喝喝不上，穿穿不上，是一个从穷人家嫁过来的媳妇。三个妯娌中，传秀说话缺少分量，有一样却是其他两个妯娌不能相比的，文化高，高中毕业生。传秀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却把一股子力气花在两个孩子身上。大的一个是闺女，小的一个是男孩。闺女叫双双，男孩叫光明。双双小时候长一双招风耳，我家闺女小时候长一双招风耳。因为这一点，我妻子跟传秀很能说得来。我家闺女的一雙招风耳，支楞着，瓦拢着，很像一只小兔子。我妻子没见双双之前很奇怪，我没有招风耳，她没有招风耳，闺女的招风耳是哪来的？妻子看见双双的招风耳，一下不奇怪了，原来我家闺女的招风耳是从不知道哪一位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传秀说话透露出一股书生气，我妻子说话透露出一股书生气，她俩能说到一块儿去。传秀跟自家妯娌说不到一块儿去。一说话就分岔子。一分岔子就吵话。
我们老家的女人之间说话不好好说，拧着说，说风凉话，说牢骚话，说洋腔怪调。比方说，两家女人前后生两个孩子，一家孩子吃得胖，一家孩子吃得瘦。两个女人见面说话是这样说：
瘦孩子的娘说胖孩子的娘，俺家没有你家有钱，你家有钱孩子天天喝牛奶，俺家没钱孩子天天喝稀饭，喝稀饭的孩子哪里会有喝牛奶的孩子吃得胖。
胖孩子的娘说瘦孩子的娘，你家没有钱，早早地就盖起两层楼，早早地就想着孩子长大找对象娶媳妇的事。
瘦孩子的娘说，你那才是往长远里想呢，赶明孩子长出一个高个头，就算不花一分钱，找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娶什么样的媳妇娶不到。
胖孩子的娘说，现在小姑娘找对象都要看身材，胖身材跟瘦身材不管多好咱子（什么时候）都不能比。
那一年清明节回家上坟，妻子跟大姐就是这么说话说岔的。妻子在大姐面前说我懒，整天在家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我是大姐的弟弟，大姐说话向着我，大姐反驳妻子说，你家丫头在家任啥事不干怎么不去说？丫头二十多岁了，赶明嫁婆家怎么办？大姐若果这么说一说就算了。一起去老虎家吃晌午饭，接着这个话题一直说一直说个没完没了。我妻子起身离开老虎家就生大姐气了。这一气好多年缓不了。
这些年小友外出挣钱养家糊口，传秀在家里拼命地把持两个孩子上学。双双初中毕业考省重点高中，差几分交钱能够上，小友咬牙跺脚，一把交上两万多块钱。双双高中毕业考上温州医科大学，大学毕业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医学研究生。光明初中毕业考省重点高中超分数线二十分，进不了实验重点班，在普通班成绩数一数二的。转眼光明高三临近高考，小友在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屋，搬去照顾儿子上学，期望光明考一所重点大学中的重点大学。老虎家里的芝凤跟我说，我们家的老坟地气，都使在小友家的两个孩子身上。无疑，小友家的两个孩子，在下一辈子孩子中成绩最好。
牛羔家的四个闺女和一个儿子没有一个上学上出来的。老虎家的两个儿子，大贵高中毕业没考上学校，二贵高中毕业考上地方一所联合大学，不是一所像模像样的大学。要说孩子将来的前途，牛羔家的孩子，老虎家的孩子，真没办法跟小友的孩子比。老虎家钱多，牛羔家孩子多，在这两个方面小友家没办法比。
在我们家，我是第一个考大学走出来的，紧跟着应该是二弟。二弟吃不下一份读书的苦，受不下一份读书的罪，头一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第二年复习几天跑回家。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胜男高中毕业考上一所二本学校，小亮没有上高中。有时候我在心里是有那么一点埋怨二弟的，就是因为二弟当年吃不得读书的苦，受不得读书的罪，才导致老家衰败成眼下这个样子，才导致我父亲跟在他屁股后面受苦受累一辈子，才导致他的下一辈子人将来很难混出一个人样子。在我们家，我不算一个有学习天赋的人，记忆差，背东西记不住，缺乏一点灵通，缺少一股巧劲。但我有一条优点，实干，死干。这一条像我父亲。他这一辈子做事就是实干加死干。比如说，我上初中放寒假，他带我一块去拾粪（拾粪交生产队挣工分），半夜生产队的那头叫驴一叫就起床。天寒地冻，身上穿得薄，脚上穿得单，一路上要烤两次火取暖，才能到地点。那个时候，我害怕放寒暑假，一放寒暑假，父亲不是指派我干这活，就是指派我干那活。我不怕干活，怕往极致处干活，怕往不要命处干活。放暑假铲巴根草，去村东坝子上，手持一把铁铲子，头顶大太阳，一铲铲一天，挨傍晚还得拉一辆架子车把一天铲的草拉回家。一个暑假天过来，晒一堆干草，扒掉三层皮，黑得比非洲黑人还黑，瘦得比非洲难民还瘦。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就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成绩好，一定要考上一所学校，走出大河湾村，摆脱父亲的支派。在我们家，我家闺女不像我，做事缺少一种踏实实干的劲头，喜欢使用一股子巧劲。她总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技巧在手里，上大学年年拿学校奖学金，读研究生拿国家奖学金。二弟一家，胜男上学踏实实干，一副笨拙的样子，缺少一股子灵气。上高中一个人住校，一个人照顾自己，临近高考生一场病，是呕心沥血累出来的。 父亲的实干，我的实干，胜男的实干，有那么一脉相承的样子。
下半夜二点半钟，我困得实在支撑不住。小友一直跟我说话。二贵躲躲闪闪不想再跟我说健康保健咨询公司的事。小友走进锅屋喊醒牛羔，我进空调房间睡下来。一觉睡到四点半钟，院子里有了说话声，醒过来头疼欲裂。四点半钟，家人亲戚朋友陆陆续续地重新赶过来。
10.葬礼的最后仪式
一口棺材架在院子里等候着四叔。四叔咽气前棺材就抬回来。净木（杉木），十圆棺材。兄弟三人一起去棺材铺，花七千五百块抬回来。棺材大，门洞小，进不去，出不来。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羔家的堂屋木门和门框卸下来。吴老板和一干抬重的人过来，先是把棺材抬进屋，再把四叔从冰棺腾进棺材里。吴老板身兼妆奁师，整理棺材，整理遗容，花去一个多小时。最后一项入殓程序是钉棺材钉，家人围绕棺材见四叔最后一面。在女眷的哭声中，八寸铁钉一锤一锤揳进棺材里。每揳一锤，儿孙跟着喊一声四叔躲钉。
“哐当——”一锤子揳下去。
“我伯，躲钉——”儿子喊。
“哐当——”一锤子揳下去。
“我爹（爷），躲钉——”孙子喊。
“哐当——”一锤子揳下去。
“四叔，躲钉——”我喊。
棺材抬出房门，抬出院子，放置在一辆车子上。车子拉棺材出村子进地头，抬重的人再上杠子绳索往墓地抬。抬重的一共十二个人，大多年过五十岁，让他们直接抬棺材去墓地，确实很吃力。吴老板事先跟老虎说这件事。老虎说，人家怎么办，我家怎么办。方圆左右都这样子，车子拉棺材出村子进地头，再抬进墓地里。女眷暂时留在家里不下墓地，孝子贤孙披麻戴孝走在棺材前面。牛羔是长子，怀里抱着四叔的遗像。大贵是长孙，手里打着四叔的灵幡。其他撒纸钱的撒纸钱，燃炮仗的燃炮仗。撒纸钱是一路丢下买路钱，这样阴间的大鬼小鬼就不得争抢子孙送给四叔的钱。燃炮仗是散放，走几步路燃一响，告知村路两旁的村人，四叔的棺材从这里经过。有开道的意思在里边。有惊扰的歉意在里边。
一大早，父亲就下地割牛草去了。四叔入殓，我想父亲应该走过来看一看，便差遣小亮回家去喊我父亲。他想来就来一趟，不想来是另一码子事。小亮回头说，家里大门上锁不见人。与四叔丧期有关的事，父亲只过问两件。一件是去四叔的墓地，与地主商讨一棺地的价钱。另一件是跟老虎说，待客应该在毛蛋家的饭店里待两桌。除此两件事，四叔死好像在父亲心里一直都是风轻云淡的。就像一般的村人死。父亲活八十六岁，早参悟透生死。生与死，只是人生的游戏。一个人不是生，就是死。二十年前，父亲花钱买回自己的棺材木。十年前，父親请人打好自己的棺材。父亲等十年，十年不死，喂牛十年，割草十年。割草喂牛，是父亲一生中做过的最长久的一件事。四叔死，父亲心态平和，不起波澜，我还是有些不能理解。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毕竟有浓浓的血缘与深深的情感相联系。
四叔入棺下葬，二大爷家的堂哥大坤和堂姐多芝依旧没有来。四叔的三个儿子不去报丧，就算堂哥大坤和堂姐多芝知道，都不能随便地过来（堂哥大坤个头高，娶的堂嫂个头矮，有一个男孩子圆头圆脑的，后脑勺留一撮胎毛，俗称：鳖鳖尾）。大爷家的堂哥腿疼走不动路留家里，堂嫂跟淮祥的车子一起过来。掐指一算，堂嫂进曹家门四十个年头，成就出堂哥现在的一大家子人。眼下堂哥和堂嫂的孙子孙女都长大了。大儿子淮祥家的大闺女上大学二年级，小儿子上高中。二儿子淮典家的儿子上初中三年级，听说成绩在那边初中前几名。堂哥堂嫂依旧操心淮祥。前两年淮祥跟老婆离婚，前妻不愿离开家，带两个孩子依旧在老家过日子，淮祥单身出门，混迹在城市里。大闺女的上大学费用，淮祥负担不起，堂哥堂嫂负担一部分，淮典负担一部分。这个暑假，淮祥家的大闺女就在淮典家替她的堂弟补课。淮典说，我先给一千块钱生活费，临开学我再给两千块钱做学费。堂哥堂嫂这些年为两个儿子操碎一颗心。我问堂嫂，淮祥现在结婚没结婚？堂嫂说，今个换这个女人，明个换那个女人，他跟这些女人只鬼混不结婚。我不好具体地问淮祥，现在还做不做乱七八糟的事。倒是淮典嘴呱呱地跟我说，他知道现在是法制社会，违法乱纪的事不敢再做。我问，那你现在在家干什么挣钱的事？淮典笑一笑，避实就虚地说，说不一个准。
墓地里，抬重的一干人放稳棺材，就攉土掩埋上棺材。家人打电话让女眷过来，烧纸、跪拜、鸣炮、哭嚎，做最终的祭奠。黄表纸烧掉，花圈烧掉，鞭炮放掉，祭品抢掉。祭品压灾，带回家留小孩子吃最好。我看见大姐手脚麻利，一下抢到手两只苹果。大姐家的大儿子和大媳妇在深圳那一边打工，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直丢在这边大姐带。大姐抢回两只压灾的苹果，是为了孙子和孙女。坟地路上有家人端一只筛子，里边摆放不少旺旺雪饼。离开坟地往回走时，每人上前伸手抓几块，塞进嘴里嚼一嚼，咽下肚子，算早餐。我走过去抓两块塞进包里，夜里睡不好觉，早上饿肚子不觉得饿。
出四叔坟地，送葬人摘下头上的白孝布，陆陆续续地回村里。村头燃一堆麦秸火，送葬人一个挨一个从火堆上跨过去。火驱灾辟邪，图吉利。
我问淮祥，晌午在不在这里吃饭？
淮祥说，我回去有事，马咱（马上）就走。
我说，我跟你车子一起走。
淮祥问，你回哪里去？
我说，先回江陈的家里看一看。
清明节过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过江陈的家。
淮祥说，晌午我安排饭店请你吃饭，十一点钟我开车过去接你。
我说，下次吧。
我不会去淮祥那里吃饭。昨天淮祥跟我说，他跟朋友合伙开一家装潢公司，生意不错过得去。生意不错过得去，怎么不去负担大闺女上大学的钱？我心里生疑问。
昨晚我换下来的脏衣服丢在家里的院子里。小亮翻大铁门爬进去，替我拿出来。我到牛羔家坐一坐，就跟着淮祥一起走了。不是我跟淮祥两个人要走，“呼啦”一声，能走的家人亲戚朋友都要走。刚过九点钟，候吃晌午饭太早了。再说各回各的家，还要接着各忙各的事。不是四叔死，家人亲戚朋友哪有空闲聚拢在一起。下一次家人亲戚朋友相聚应该是在我父亲的葬礼上。这样说话有些不吉利，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现实。
四叔的葬礼就这么结束了。
附记：四叔五七第二天，小友打来电话，说兄弟三人的账不对头。我问，怎么不对头？小友说，分摊在他头上的摊多了。
按照老家规矩，四叔丧期花钱，应该是收支两条线。支一条线，总共花多少钱，三个兄弟平均摊。霞子是闺女，出纸扎陪葬品的钱和唢呐班子的钱。收一条线，亲戚朋友奔着谁来的，礼钱谁收；自家人的礼钱，是共有的，三兄弟平均分；四邻村人的礼钱，谁收下将来谁还礼。岔就岔在村人的礼钱上，岔就岔在小友常年不在家上。小友说，他不在家，村人的礼钱就不能收，将来村里人家有事，他上门还礼不方便。牛羔的情况跟小友差不多，住是住在村里，却在外面打工的时间多，待在家里的时间少。小友还村人礼不方便，牛羔还村人礼不方便，老虎“哗啦”一下揽过去，说村人礼钱我收我还。
收一条线算清楚，再算支一条线。
四叔丧期花三万六千块，待客二十八桌。兄弟三人，脸对脸，老虎手上抱着一本账，二呀二的，三呀三的，刨除共有的礼钱，余下的账一分三摊子，说小友应该分担七千五百块钱。小友觉得账不对头，分担多了，当时嘴上没有说，怕一说，兄弟三人吵起来，起身去我家找我父亲。我父亲说，我耳聋眼花，看看不见，听听不见，你让我去问账不是白问吗？小友搬不动我父亲，打电话想让我回一趟老家，替他把账问清楚。我说，我回去问账，你们三兄弟，高兴不高兴，我都能说一说，只是还有你们三兄弟家的妯娌三人，还有你们三兄弟的各自孩子，这不是问一问账的小事，我问好了好，我问不好了就是一大堆新矛盾。
小友问，那你说我怎么办？
我说，要是你觉得账岔得太多，就直接去跟牛羔老虎把账重新算一遍，要是你觉得账岔得不算多，就忍一忍算了。不管怎么说，三个人兄弟一场，少生矛盾，多生和气，四叔一死，往后你们各过各的日子，好就多走动，不好就少走动。
小友说，我明白了。
责任编辑：高鹏
作者简介：
曹多勇，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3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发表中、短篇小说300万字。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人合作）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好日子》获安徽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