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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日比较谈非遗技艺传承的中国思维将从中日两国对非遗的解读和宗旨差异出发，提出两国在“传统技艺”的概念认知上存在差异，并从中探讨两国认知产生差异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两国文化内核的本真性。随着全球形势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提出，非遗技艺传承的中国思维产生了新的转变。非遗传承应学习他国经验，在技艺传承的观念塑造上明确“始终保持民族的哲学本质”“传统工艺产品是产品本身”“设计开发有责任保护人类生存”这三个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施策略。
关键词：中日比较;传统技艺;非遗;活态传承;文化内核;传统工艺
一、中日两国对非遗的解读和宗旨差异
（一）日本对非遗的解读和宗旨
日本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后，于1950年正式颁布《文化财保护法》，明确界定了“无形文化财”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界定源自于“二战”日本的战败，在美军的统治下日本以保护并提升其文化内核为目标而提出。
战后日本在国际舞台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这刺激了日本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在经济、文化、政治的碰撞中，日本将传统文化视为构建民族自信、重构文化秩序的重要武器，“无形文化财”和“有形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筑”“民俗文化”及“生态景观”一起，共同形成了日本“文化财”的完整内容①。
日本对“文化财”的解读有别于“文化遗产”的概念，“无形文化财”也并非对应联合国公约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公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强调的是遗产、传统和继承物，隐含了“原本的主体已经不在、已经成为过去”的意思。而日本提出的“无形文化财”强调的却是财产、性能以及所有权，其概念包含了“财”的价值，传递出“财”的主体依然存在或者可使用的意思，是正在进行的时态。由此可见，“无形文化财”更侧重于对传统的活态应用，强调的是活用的现代价值。1954年，日本颁行了《文化财保护法》修订版，其中给予明确说明：“无形文化财”具备“历史和艺术价值”，并非“濒危”的非遗，之后1974年的《传统工艺振兴法》和2001年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都坚持拓展了这一概念[1]33。這些法律和概念的确定都促进了日本传统手工技艺等文化财的传承与创新。
（二）中国对非遗的解读和宗旨
中国针对非遗相关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偏晚。1985年，我国才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之后在1998年参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正式在国家层面上确立了联合国视域下的非遗概念。2003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中国的文化学者意识到非遗对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开始关注非遗的传承问题。
2005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我国的非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2011年，我国正式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简称《保护法》），第一条就主旨鲜明地表示该法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并指出我国非遗保护法的宗旨是继承和弘扬，着眼点是保护和保存。《保护法》的第三条明确阐述，该法是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及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和传播等措施的保护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诉求中侧重的是传承、传播，对提升非遗的现代价值较为忽略。
二、中日两国对“传统技艺”概念的认知差异
在“非遗”和“无形文化财”的概念中，“传统技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不但对应了各种传统手工技艺门类，还涵盖了传统艺术以及习俗中的载体和技艺等内容。在日本，“传统技艺”这个概念被使用是开始于明治政府时期实行的“殖产兴业”政策。当时，工业化、西方文化将日本传统技艺逼入了窘境，日本政府深刻地意识到要传承与发展本国的优秀文化，就必须振兴传统技艺。为此，借助战后全面复兴之机，明治政府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出发，指出技艺是传统的载体。可以说，日本于明治早期就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在本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了确切认识[2]。
日本对“传统技艺”的认知历来是以文化内核为原点的，其中包含了技艺创新的“文化财”，这种“文化财”是融于现代生活之中、使之活态传承的。而中国对“传统技艺”的传统关注，着重于对传统形式要素的再现。传统形式要素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入世哲学，还是出世美学，中国人都试图借复古的形式要素，期待对现实进行改造。体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认知和态度上，中国与日本有本质的不同。
三、中日两国认知与宗旨差异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日本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史，对外展现的自始至终都是开放的心态。敞开国门积极吸纳先进文化，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因素决定的民族生存策略。
日本作为孤岛位于亚洲大陆东侧，因与大陆隔离，其文化又是主要依靠从大陆单向输入得以发展，长期以来使得文化形成了内在的封闭性、单纯性和固有性。日本文化在受到侵略时，会因其特性自然地爆发出特有的坚持和固守。从“大化改新”时期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到“明治维新”时期快速学习西欧文化，包括“二战”后大量接收美国文化来看，日本总是能保持自身作为一个吸收者和加工者的独立性，让自身文化的固有性呈现出恒常状态，并力求将外来文化转换成自有文化。这是日本民族在长期的文化吸收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借鉴外来文化的形式，保持自身文化的内核。
日本将外来文化吸收引进之后，重视学习、消化、改造以及本土化的转变。对这些外来文化，日本并非单纯模仿，而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进行选择性改造。例如“大化改新”时期的国家纲领“和魂汉才”，使日本到今天都在形式上完美地保留着唐宋文化的样貌，而内在的传承却早已演化成另一种文化本质。最典型的实例是中日的饮食文化。两者对食物的色、香、味、意和形均十分注重，日本甚至完整地保留着唐宋饮食的“方桌单餐”形式，但在文化本质上，中日饮食早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中餐注重丰富的烹饪技法，对食材的要求是满足身体各种需求，体现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所用的务实价值观。而日本料理则不主张过度烹饪，强调食材的鲜度和“顺时”的食用法则，呈现了日本文化尊重自然、遵循自然的哲学观和美学观。同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倡导“和洋折衷”，大量学习并普及西方样式的复制，但也因内部文化基因释放出的强大主导力，最终诞生的是被西方极力推崇的“西式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包含的饮食、服装、建筑以及生活用品，从表象看，似乎都受到外来文化极大的影响，但内在却是核心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再创造，体现了日本文化内核基因的原真性。日本纯粹而又独立的文化基因使国民时刻保持着危机意识，每当遇到强行侵入的外来文化时，其独立性与固有性就会自然地迸发出强大的主导力。 日本提出的“无形文化财”概念，就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和策略宗旨。在时代的发展中，日本的“技”和“艺”都顺应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创新，唯有文化内核基因始终保持不变，这最终成为日本“无形文化财”理念的根本点[1]30。
（二）中国
中国地处半包围的大陆性区域，几千年来长期延续着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形成了与工商业发达、开放的海洋民族极为不同的外来文化接收个性。
我国以农业为生存根本，且处于半封闭状态的社会和地域环境，农本思想的产生是顺理成章的。在长期的农业劳动中，广大中国农民验证总结的朴素真理“空话毫无用处，劳动才能收获”，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并极大地影响了士人的务实作风。“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文人一直倡导的精神品性，恰是这一民族品性使中国文化形成了实用经验的理性主义。同时，中国人从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使之满足于维持简单生产，缺乏扩大生产的需要和能力，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缓慢运行。在这样的环境中，极易滋生出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恒久永定的。反映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即是试图寻找熟悉或曾经辉煌过的形式要素，再现经典，与《公约》提出的“原真性”中阐述的“保障非遗社区的稳定和传承人的社区认同意识，主张稳态的活态传承”③不谋而合，因此在最初，中国全盘认可公约对“遗产”的解读和保护宗旨。
在中国“士农工商”等级制度中，中国文化对“技”“艺”的态度历来都有偏见，手工艺人的发明创造常被冠之以“奇技淫巧”。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技艺和技艺传承的重要性在中国很长时间被忽略，认为其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促进效用甚微。中国学者的潜意识里也就缺乏通过技艺的传承带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观念，因此对“遗产”的解读就局限在了国际公约的范畴。
中国文化积厚流光，星光璀璨，在东亚这块半封闭的土地上，长期以来一支独秀，促使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形成了保持几千年的文化自信。因此，在面对外来文化侵入和技艺冲突时，通常表现为三种态度：一是在遭遇文化威胁时，认为中华文化根基很强大，不必借鉴，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二是对于不影响自身强大的细枝末节，采用吸纳改进、突破技艺的手段，被称之“融合”。此时的融合本质表现为文化内核坚决保持、外形改变局部借鉴，其结果呈现为外来文化中国化;三是如果外来品是中国没有的，则全盘拿来，植入进中国的文化并逐步进行文化内核演变。中国历史先后经历两次颇具规模的文化传入，第一次是公元1世纪两汉时开始传入我国，历经魏晋、隋唐前后几百年时间的佛教文化;另一次是西学东渐时期长达400年的西方文化的侵入。这两次的文化传入在中国文化圈层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社会后果。佛教的传入，一部分转变为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另一部分则被宋明理学所消解，成为中国独特文化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次的西学东渐，第一次由西方传教士面向统治阶层进行非专业知识的文化输入，对于中国没有的“科学”，中国采用的是拿来主义，在文化方面则表现为自信的态度，在技艺方面则采取了融合的方式;第二次是西方传教士和政府带着枪炮的轰击，对整个中华民族实施了全方位的思想和知识洗礼，促使中国不得不重新評价自有文化，并在多个领域刺激了中国的西化和自我否定。
但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其强大的内核基因通过历史上千锤百炼的同化、融合、延续和凝聚，已然牢不可破，不容撼动。例如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数次“征服”以武力征服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并多次内化外来文化，进而融入核心文化圈层，不断改进本土文化的强大基因，使中国文化焕发出常新的生命力。因此，即使中国文化内核基因形成的复杂程度远高于日本，其基因的“原真性”在整体上亦是不变的。
四、全球形势发展中的中国思维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实现了脱贫并大步走在小康的奋斗道路上。2011年中国颁布“非遗保护法”，其非遗工作建设宗旨也是在初步实现了经济目标后，文化建设提出的一个初期战略目标。而这个初期目标也是与历经了千年培育的中国学者惯性思维和对“技艺”的价值认知相契合的。复原历史上辉煌时期的艺术样式是诸多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思维，其工作目标更多定位于对传统的继承。因此，部分学者强调非遗的“还原”：提倡保持非遗人群的本真性、非遗形式的原真性;部分学者主张非遗应作为“活的文物”加以保存。这都表现出缺乏对非遗活态传承的基本认识。
但在我国颁布“非遗保护法”的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无法回避日本提出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持续性地扩展了“遗产”的解释语境。如今《公约》中的“遗产”已包含非遗活态的概念，我国对“遗产”一词的采用，也在此语境中被重新界定和认识。
近年来，国家层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开发成为世界性竞争的焦点。这两者的发展不需要设定界线，其领先也不在于遗产是否丰富，而是集中表现在世界性高价值的创新性研究水平方面。在确保民族的哲学观和宗教观“原真性”的前提下，倡导文化与技艺的活态传承与价值提升，并拓展受众，实现在国际语境中振兴国家文化的目标。这是“国际公约”力求回避的，也是我国非遗保护法更新强调的。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实施路径之一，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已被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之中，承担着抢占世界文化研究制高点的重任。因此，传统工艺作为传统技艺中最为主要的内容，于2016年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7年，文化部与工信部、财政部共同制定并颁行《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明确了振兴传统工艺的总体要求和相应措施。同年，又颁行了《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将活态传承传统技艺给予了确切的定位。
但是认识了非遗传承活态化的重要性并不等于掌握了有效的活态化方法。中国历史中对传统技艺的态度长期持有偏见，文艺工作者一直缺乏其主动创新的引导力，也就缺乏其主动创新的策略和方法思路。在当下这个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中，中国传统技艺传承创新的实施路径在中西方文化相互渗透的前提下，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探究出成果，也需要借鉴他国经验和做法并加以融汇。其中日本的发展思路非常值得我们这个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借鉴。 五、向他国经验学习
日本在“无形文化财”理念的引导下，具体实施了融合本民族哲学美学和现代设计美学的市场转化路径。日本美学崇尚的真与自然，从材料到制作都体现了向自然致敬的哲学美学观，杜绝浮夸、繁复、不真实和不自然。产品设计中往往呈现出自然界中的色彩、比例、线条和造型，明快、流畅、单纯，其美学特质正好与当代工业化、数字化技术思维下的审美要素相契合，具备了现代主义的设计之风。但它又具有机器大生产所不具备的手工艺的情感、温度、人性、道德品质和文化内涵，在世界美学文化范畴内，既特立独行又撬动了时代美学的发展。
日本传统技艺的创新之路历经了70年，在摸索中不断成熟。在对传统工艺发展的探索中，日本融合了产品设计策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传统工艺品产业。在1974年，日本以产业振兴为目的出台的《保护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就传统工艺品的特质给予了明确界定：（1）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2）制作过程主要采用手工艺;（3）利用传统技术;（4）使用传统原材料;（5）产地需要是在特定区域内④。这就从设计的预见性、问题的针对性、器物的实用性、传统的继承性、技术的创造性，以及人类的适度开发[3]等技术和精神层面，形成了全面、系统实施“无形文化财”的科学手段，其核心本质完美地呈现了日本的民族精神。
中国在谈及传统工艺时，与日本不同。中国往往将工艺产品看作与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完全无关的门类，认为工艺产品更多的是精神生活的需求品。这种与现代生活脱离的认知，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传统工艺的转型与产业化，更是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传统工艺的创新之路与文化价值提升。可见，中国真正要通过传统工艺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民族，需要从观念上树立起符合时代特征的设计理念，从方法上学习他国经验，在实施路径上探索创新。
在技艺传承的观念上，中国需要树立：（1）坚持文化内核的本真性，在技艺中始终保持民族的哲学本质;（2）传统工艺产品就是产品本身，应具有实用、耐用、美学价值为一体的基本特征;（3）认识“设计”不仅是开发，它同样有保护人类生存的价值和作用，可以让世界走向有序。
在技艺传承的实施策略上，中国需要做到：（1）在形式语言方面追寻时代需求，开发具有无差别美学观的民族语言，并在文化内核方面始终体现中华民族的典型哲学;（2）提高创新科研的水平，带动传统工艺产业转型;（3）注意适度开发，使传统文化和技艺的本真性与产业开发始终处于平衡状态。
六、结语
目前，国内传统技艺的现代活化研究者大都把英国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以及日本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工艺美术运动作为研究对象，这就意味着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已经把对回归自然和本真的哲学思考，作为了我国民族的工艺振兴和文化遗产传承的未来发展思路。但具体的思维方法、工作路径该如何有效地得以實施，又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借鉴他国经验，立足自身文化本质和时代需求，明确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必将探索出一条可被称之为“中国经验”的非遗传承与创新之路。
注释：
①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修订版，1954。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第一条、第三条。
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
④日本《保护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74。
参考文献：
[1]刘润福.从中日比较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保护[J].装饰，2016（12）：30-36.
[2]钟朝芳.日本对工艺传统的认识[J].新美术，2019.3，123-127.
[3]李中扬.日本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发展的一致性[J].湖南包装，2000（1）：32.
作者简介：杨璇，硕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非遗传播，信息设计。
编辑：宋国栋
关键词：中日比较;传统技艺;非遗;活态传承;文化内核;传统工艺
一、中日两国对非遗的解读和宗旨差异
（一）日本对非遗的解读和宗旨
日本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后，于1950年正式颁布《文化财保护法》，明确界定了“无形文化财”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界定源自于“二战”日本的战败，在美军的统治下日本以保护并提升其文化内核为目标而提出。
战后日本在国际舞台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这刺激了日本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在经济、文化、政治的碰撞中，日本将传统文化视为构建民族自信、重构文化秩序的重要武器，“无形文化财”和“有形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筑”“民俗文化”及“生态景观”一起，共同形成了日本“文化财”的完整内容①。
日本对“文化财”的解读有别于“文化遗产”的概念，“无形文化财”也并非对应联合国公约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公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强调的是遗产、传统和继承物，隐含了“原本的主体已经不在、已经成为过去”的意思。而日本提出的“无形文化财”强调的却是财产、性能以及所有权，其概念包含了“财”的价值，传递出“财”的主体依然存在或者可使用的意思，是正在进行的时态。由此可见，“无形文化财”更侧重于对传统的活态应用，强调的是活用的现代价值。1954年，日本颁行了《文化财保护法》修订版，其中给予明确说明：“无形文化财”具备“历史和艺术价值”，并非“濒危”的非遗，之后1974年的《传统工艺振兴法》和2001年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都坚持拓展了这一概念[1]33。這些法律和概念的确定都促进了日本传统手工技艺等文化财的传承与创新。
（二）中国对非遗的解读和宗旨
中国针对非遗相关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偏晚。1985年，我国才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之后在1998年参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正式在国家层面上确立了联合国视域下的非遗概念。2003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中国的文化学者意识到非遗对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开始关注非遗的传承问题。
2005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我国的非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2011年，我国正式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简称《保护法》），第一条就主旨鲜明地表示该法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并指出我国非遗保护法的宗旨是继承和弘扬，着眼点是保护和保存。《保护法》的第三条明确阐述，该法是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及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和传播等措施的保护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诉求中侧重的是传承、传播，对提升非遗的现代价值较为忽略。
二、中日两国对“传统技艺”概念的认知差异
在“非遗”和“无形文化财”的概念中，“传统技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不但对应了各种传统手工技艺门类，还涵盖了传统艺术以及习俗中的载体和技艺等内容。在日本，“传统技艺”这个概念被使用是开始于明治政府时期实行的“殖产兴业”政策。当时，工业化、西方文化将日本传统技艺逼入了窘境，日本政府深刻地意识到要传承与发展本国的优秀文化，就必须振兴传统技艺。为此，借助战后全面复兴之机，明治政府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出发，指出技艺是传统的载体。可以说，日本于明治早期就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在本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了确切认识[2]。
日本对“传统技艺”的认知历来是以文化内核为原点的，其中包含了技艺创新的“文化财”，这种“文化财”是融于现代生活之中、使之活态传承的。而中国对“传统技艺”的传统关注，着重于对传统形式要素的再现。传统形式要素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入世哲学，还是出世美学，中国人都试图借复古的形式要素，期待对现实进行改造。体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认知和态度上，中国与日本有本质的不同。
三、中日两国认知与宗旨差异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日本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史，对外展现的自始至终都是开放的心态。敞开国门积极吸纳先进文化，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因素决定的民族生存策略。
日本作为孤岛位于亚洲大陆东侧，因与大陆隔离，其文化又是主要依靠从大陆单向输入得以发展，长期以来使得文化形成了内在的封闭性、单纯性和固有性。日本文化在受到侵略时，会因其特性自然地爆发出特有的坚持和固守。从“大化改新”时期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到“明治维新”时期快速学习西欧文化，包括“二战”后大量接收美国文化来看，日本总是能保持自身作为一个吸收者和加工者的独立性，让自身文化的固有性呈现出恒常状态，并力求将外来文化转换成自有文化。这是日本民族在长期的文化吸收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借鉴外来文化的形式，保持自身文化的内核。
日本将外来文化吸收引进之后，重视学习、消化、改造以及本土化的转变。对这些外来文化，日本并非单纯模仿，而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进行选择性改造。例如“大化改新”时期的国家纲领“和魂汉才”，使日本到今天都在形式上完美地保留着唐宋文化的样貌，而内在的传承却早已演化成另一种文化本质。最典型的实例是中日的饮食文化。两者对食物的色、香、味、意和形均十分注重，日本甚至完整地保留着唐宋饮食的“方桌单餐”形式，但在文化本质上，中日饮食早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中餐注重丰富的烹饪技法，对食材的要求是满足身体各种需求，体现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所用的务实价值观。而日本料理则不主张过度烹饪，强调食材的鲜度和“顺时”的食用法则，呈现了日本文化尊重自然、遵循自然的哲学观和美学观。同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倡导“和洋折衷”，大量学习并普及西方样式的复制，但也因内部文化基因释放出的强大主导力，最终诞生的是被西方极力推崇的“西式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包含的饮食、服装、建筑以及生活用品，从表象看，似乎都受到外来文化极大的影响，但内在却是核心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再创造，体现了日本文化内核基因的原真性。日本纯粹而又独立的文化基因使国民时刻保持着危机意识，每当遇到强行侵入的外来文化时，其独立性与固有性就会自然地迸发出强大的主导力。 日本提出的“无形文化财”概念，就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和策略宗旨。在时代的发展中，日本的“技”和“艺”都顺应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创新，唯有文化内核基因始终保持不变，这最终成为日本“无形文化财”理念的根本点[1]30。
（二）中国
中国地处半包围的大陆性区域，几千年来长期延续着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形成了与工商业发达、开放的海洋民族极为不同的外来文化接收个性。
我国以农业为生存根本，且处于半封闭状态的社会和地域环境，农本思想的产生是顺理成章的。在长期的农业劳动中，广大中国农民验证总结的朴素真理“空话毫无用处，劳动才能收获”，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并极大地影响了士人的务实作风。“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文人一直倡导的精神品性，恰是这一民族品性使中国文化形成了实用经验的理性主义。同时，中国人从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使之满足于维持简单生产，缺乏扩大生产的需要和能力，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缓慢运行。在这样的环境中，极易滋生出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恒久永定的。反映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即是试图寻找熟悉或曾经辉煌过的形式要素，再现经典，与《公约》提出的“原真性”中阐述的“保障非遗社区的稳定和传承人的社区认同意识，主张稳态的活态传承”③不谋而合，因此在最初，中国全盘认可公约对“遗产”的解读和保护宗旨。
在中国“士农工商”等级制度中，中国文化对“技”“艺”的态度历来都有偏见，手工艺人的发明创造常被冠之以“奇技淫巧”。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技艺和技艺传承的重要性在中国很长时间被忽略，认为其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促进效用甚微。中国学者的潜意识里也就缺乏通过技艺的传承带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观念，因此对“遗产”的解读就局限在了国际公约的范畴。
中国文化积厚流光，星光璀璨，在东亚这块半封闭的土地上，长期以来一支独秀，促使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形成了保持几千年的文化自信。因此，在面对外来文化侵入和技艺冲突时，通常表现为三种态度：一是在遭遇文化威胁时，认为中华文化根基很强大，不必借鉴，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二是对于不影响自身强大的细枝末节，采用吸纳改进、突破技艺的手段，被称之“融合”。此时的融合本质表现为文化内核坚决保持、外形改变局部借鉴，其结果呈现为外来文化中国化;三是如果外来品是中国没有的，则全盘拿来，植入进中国的文化并逐步进行文化内核演变。中国历史先后经历两次颇具规模的文化传入，第一次是公元1世纪两汉时开始传入我国，历经魏晋、隋唐前后几百年时间的佛教文化;另一次是西学东渐时期长达400年的西方文化的侵入。这两次的文化传入在中国文化圈层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社会后果。佛教的传入，一部分转变为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另一部分则被宋明理学所消解，成为中国独特文化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次的西学东渐，第一次由西方传教士面向统治阶层进行非专业知识的文化输入，对于中国没有的“科学”，中国采用的是拿来主义，在文化方面则表现为自信的态度，在技艺方面则采取了融合的方式;第二次是西方传教士和政府带着枪炮的轰击，对整个中华民族实施了全方位的思想和知识洗礼，促使中国不得不重新評价自有文化，并在多个领域刺激了中国的西化和自我否定。
但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其强大的内核基因通过历史上千锤百炼的同化、融合、延续和凝聚，已然牢不可破，不容撼动。例如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数次“征服”以武力征服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并多次内化外来文化，进而融入核心文化圈层，不断改进本土文化的强大基因，使中国文化焕发出常新的生命力。因此，即使中国文化内核基因形成的复杂程度远高于日本，其基因的“原真性”在整体上亦是不变的。
四、全球形势发展中的中国思维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实现了脱贫并大步走在小康的奋斗道路上。2011年中国颁布“非遗保护法”，其非遗工作建设宗旨也是在初步实现了经济目标后，文化建设提出的一个初期战略目标。而这个初期目标也是与历经了千年培育的中国学者惯性思维和对“技艺”的价值认知相契合的。复原历史上辉煌时期的艺术样式是诸多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思维，其工作目标更多定位于对传统的继承。因此，部分学者强调非遗的“还原”：提倡保持非遗人群的本真性、非遗形式的原真性;部分学者主张非遗应作为“活的文物”加以保存。这都表现出缺乏对非遗活态传承的基本认识。
但在我国颁布“非遗保护法”的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无法回避日本提出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持续性地扩展了“遗产”的解释语境。如今《公约》中的“遗产”已包含非遗活态的概念，我国对“遗产”一词的采用，也在此语境中被重新界定和认识。
近年来，国家层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开发成为世界性竞争的焦点。这两者的发展不需要设定界线，其领先也不在于遗产是否丰富，而是集中表现在世界性高价值的创新性研究水平方面。在确保民族的哲学观和宗教观“原真性”的前提下，倡导文化与技艺的活态传承与价值提升，并拓展受众，实现在国际语境中振兴国家文化的目标。这是“国际公约”力求回避的，也是我国非遗保护法更新强调的。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实施路径之一，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已被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之中，承担着抢占世界文化研究制高点的重任。因此，传统工艺作为传统技艺中最为主要的内容，于2016年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7年，文化部与工信部、财政部共同制定并颁行《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明确了振兴传统工艺的总体要求和相应措施。同年，又颁行了《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将活态传承传统技艺给予了确切的定位。
但是认识了非遗传承活态化的重要性并不等于掌握了有效的活态化方法。中国历史中对传统技艺的态度长期持有偏见，文艺工作者一直缺乏其主动创新的引导力，也就缺乏其主动创新的策略和方法思路。在当下这个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中，中国传统技艺传承创新的实施路径在中西方文化相互渗透的前提下，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探究出成果，也需要借鉴他国经验和做法并加以融汇。其中日本的发展思路非常值得我们这个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借鉴。 五、向他国经验学习
日本在“无形文化财”理念的引导下，具体实施了融合本民族哲学美学和现代设计美学的市场转化路径。日本美学崇尚的真与自然，从材料到制作都体现了向自然致敬的哲学美学观，杜绝浮夸、繁复、不真实和不自然。产品设计中往往呈现出自然界中的色彩、比例、线条和造型，明快、流畅、单纯，其美学特质正好与当代工业化、数字化技术思维下的审美要素相契合，具备了现代主义的设计之风。但它又具有机器大生产所不具备的手工艺的情感、温度、人性、道德品质和文化内涵，在世界美学文化范畴内，既特立独行又撬动了时代美学的发展。
日本传统技艺的创新之路历经了70年，在摸索中不断成熟。在对传统工艺发展的探索中，日本融合了产品设计策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传统工艺品产业。在1974年，日本以产业振兴为目的出台的《保护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就传统工艺品的特质给予了明确界定：（1）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2）制作过程主要采用手工艺;（3）利用传统技术;（4）使用传统原材料;（5）产地需要是在特定区域内④。这就从设计的预见性、问题的针对性、器物的实用性、传统的继承性、技术的创造性，以及人类的适度开发[3]等技术和精神层面，形成了全面、系统实施“无形文化财”的科学手段，其核心本质完美地呈现了日本的民族精神。
中国在谈及传统工艺时，与日本不同。中国往往将工艺产品看作与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完全无关的门类，认为工艺产品更多的是精神生活的需求品。这种与现代生活脱离的认知，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传统工艺的转型与产业化，更是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传统工艺的创新之路与文化价值提升。可见，中国真正要通过传统工艺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民族，需要从观念上树立起符合时代特征的设计理念，从方法上学习他国经验，在实施路径上探索创新。
在技艺传承的观念上，中国需要树立：（1）坚持文化内核的本真性，在技艺中始终保持民族的哲学本质;（2）传统工艺产品就是产品本身，应具有实用、耐用、美学价值为一体的基本特征;（3）认识“设计”不仅是开发，它同样有保护人类生存的价值和作用，可以让世界走向有序。
在技艺传承的实施策略上，中国需要做到：（1）在形式语言方面追寻时代需求，开发具有无差别美学观的民族语言，并在文化内核方面始终体现中华民族的典型哲学;（2）提高创新科研的水平，带动传统工艺产业转型;（3）注意适度开发，使传统文化和技艺的本真性与产业开发始终处于平衡状态。
六、结语
目前，国内传统技艺的现代活化研究者大都把英国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以及日本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工艺美术运动作为研究对象，这就意味着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已经把对回归自然和本真的哲学思考，作为了我国民族的工艺振兴和文化遗产传承的未来发展思路。但具体的思维方法、工作路径该如何有效地得以實施，又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借鉴他国经验，立足自身文化本质和时代需求，明确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必将探索出一条可被称之为“中国经验”的非遗传承与创新之路。
注释：
①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修订版，1954。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第一条、第三条。
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
④日本《保护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74。
参考文献：
[1]刘润福.从中日比较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保护[J].装饰，2016（12）：30-36.
[2]钟朝芳.日本对工艺传统的认识[J].新美术，2019.3，123-127.
[3]李中扬.日本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发展的一致性[J].湖南包装，2000（1）：32.
作者简介：杨璇，硕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非遗传播，信息设计。
编辑：宋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