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的2月和几个高中毕业的同学，还有另外两个大学生，一行七人一起从上海出发到解放区去的。当时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不久，我们是经过这个战地走过去的，一路上看了很多战地的痕迹，比如战壕，上面还有草盖着的，还有带血的军帽、军衣，这里一只那里一只的军鞋。一些炮弹的壳子，四处皆是。路上没有什么行人，主要是来往的军车，给解放区运送军用物资的。还有农民推着小独轮车，两边有很长的大口袋，可能装的是粮食，给解放军送的军粮。有时我们主动找他们问路。因为我们一路走，不清楚怎么走，所以经常会问到他们。我们主要是徒步，没有固定的运输工具，后来我们走着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几天，看见一辆军用车停在路边。我们和司机讲我们的来意，想坐他们的车，让他们把我们带到商丘，后来他们同意了。我们是站在车上被带过去的。到商丘以后，他叫我们找当地人民政府，说找到政府就会给我们解决问题。其实我们没有找政府，只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搭上去开封的火车。这个火车非常破旧，连窗户玻璃都没有，前面车子一鸣笛，长长的黑浓烟被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几乎不能睁眼。好在时间短，两个小时就到了开封。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在开封我们找到了河南大学，因为中原大学就设在河南大学里面，我们报了名，很快就给我们分队了。我分到了二十七队，和我们一起来的大学生分到了二十二队，这个队主要都是来自白区的大学生。在这个队里，我们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学习了社会发展史，还学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为人民服务》等等。在我们学习《反对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参加我们的学习，要我们结合学习进行自我批评。当时我感觉真是不好办，因为过去没有过当着别人说自己有什么不对。 同时我们班主任强调我们要改造思想，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新名词，过去不知道什么叫改造思想。在这个学习班里，我们还听了大课，这个大课把我们所有队员集中在河南大学的大礼堂，很多很多人，三层都是满的，全部是学员。大课主要讲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平型关大捷、由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讲大课的老师话一落音，全体听众都站起来了，雷鸣般的鼓掌经久不息。因为他讲的这些抗日故事，反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抗战的精神，非常动人。他们历经血与火的锤炼，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这种精神、高贵的品质确实把我们感动了。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白区过来的学生，听到这些，对我们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个政治队学习三个多月就结束了，刚结束不久就奉命参加部队一起南下。我们学员搭的是敞篷卡车，主要是站着，站累了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路也很高兴，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打过长江》。没过多久，七月三十号就到了武昌。（武汉是当年的五月十六号解放的。）我们到了武昌，我们坐的卡车直接将我们带到中南文艺学院去了。这是解放区自己办的艺术学院，刚刚成立，各方面的建制都初具规模，设有中文系（也叫创作组）、戏剧系、美术系、音乐系。还就是我们学文学的人少一些，二十多个人，后来慢慢增加到四十个人。沈毅是后来的（沈毅为《长江文艺》小说组组长，系李文的先生），他来的时候穿的是粗布的灰军装， 臂章上面有“军管会”三个黄字，给我们的感觉他是个军管人员，怎么会来学习呢？后来他告诉我们他是开封建国学院新闻系的，他们系全部的学生都随着解放武汉的大部队一起进城的，所以他们都属于军管会的干部。当时他说起我们的军管人员，很自豪的样子。后来，我们学文学的开始学习了，主要是“延座”讲话，还有解放区有名的作品，有周立波的作品，丁玲的得了斯大林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外国的作品主要是以苏联的为主，高尔基的《母亲》，契诃夫的小说，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高尔基的《海燕》要求背诵。中国古典的唐诗宋词也学了一些。另外，我们还学习了文学史，老师给我们每个人發了一个长长的书单，上面是世界名著及其作者，比如雨果的、托尔斯泰的、莫泊桑的，还有很多。他让我们以后在工作中一定要认真地读这些名著，否则文学修养不高，就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的学习很紧张，一星期只休息半天，没有寒暑假，没有节假日，一共两年多的时间就毕业了。他们说解放区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所以学习安排得很紧张。后来让我们每个人写一篇小说，我也写了一篇，是在学习期间自己到一纱厂体验生活所感受到的题材，写一纱厂的女工、女施工员，还有女工程师。我写的东西他们说还可以，知道写人物，这一点抓得很对。这就算毕业考试了，我合格了。
　　毕业后面临分配。中南文联来了两个人，带我们过去，要了我们四个人，戏剧系的一个女生金宗琪，文学方面是李力、沈毅和我。我们四个人坐了三辆三轮车，一直拉到汉口黎黄陂路二十七号，这就是当时的中南文联驻地。门口的牌子挂的是中南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真正的文联还没建成呢。《长江文艺》是文联的一个主要部门，当时李力分到小说组，沈毅一到《长江文艺》就是小说组组长，我想可能因为他在大区的《长江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两首诗歌，因为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也没看到他有特殊的地方。我当时安排在中南土改队。分到这个地方我很高兴，因为在学习中，我知道要有生活才能写东西，作品是源于生活的。把我分到广西土改，是全新的生活，能接触到这种生活，我是很高兴很期待的。土改半年我回来了，在《长江文艺》做一个看小说的见习编辑。那时候李季是主编，他要求我们很严格，要我们对所有的作者要像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要有感情，要用心读他们的作品，能用的告诉他们，不能用的也要告诉他们，不要石沉大海。当时于黑丁同志是文联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有时候也管管《长江文艺》，有时候给他重点稿子看一看。那时候李季同志要我们看一段作品， 自己要有一个总结，看一段时期的作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应该怎么解决，写一些来稿述评。我曾经写过一篇来稿述评，是于黑丁同志帮助修改以后发表的。那时候，文联是筹委会，黑丁同志总是带着一帮人在文艺厅开会。那时没叫会议室。我们作为小编辑人员，没有参与过，听也没听过，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有时候也知道中南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到会指导。没有人给我们传达过他们讲的事情，说是文联的正式成立要等到文代会选举之后。过几年开过文代会，文联就成立了，于黑丁同志就是中南文联的主席。 　　当时《长江文艺》是大区刊物，我们看稿都是分片。我是看河南稿子，不仅看这个省的稿子，每人还要求看这个省的报纸的副刊，我看的是《河南日报》的副刊，每天都要看。再就是看他们的刊物《翻身文艺》。《长江文艺》曾经发过的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就是在《河南日报》副刊曾经发表过，我们转载的。河南的作家南丁曾经在《长江文艺》发表过一篇比较好的小说《检验工叶英》，人物形象写得很生动，故事也挺好，很受 读者的欢迎。这个时候沈毅也选到了一篇来自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作品。看到这个作品他很高兴，他说我们最“可爱的人”来稿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管志愿军叫“最可爱的人”。后来他还把这首诗读给我们听，那首诗的名字叫 《祖国我回来了》。发表后简直轰动了，很受欢迎，《人民日报》还转载了。后来这个志愿军战士真的回来了，他就是未央。沈毅到车站接他，带他到编辑部来住，又请他写了诗歌作品。后来在《长江文艺》 又发表一首诗《枪，给我吧》，反映的一个严重受伤的志愿军战士，手中的枪交给另一个战士，拿起这把枪奋勇杀敌，反映他英勇杀敌的精神，也很受欢迎。后来，沈毅又在来稿中发现了一篇长诗，叫《百鸟衣》，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学生写的。他跑武大跑了好几次，和这个同学商量修改。这个同学的名字叫韦其麟，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鸟衣》发表后，同样很受欢迎，是一首非常好的长诗。据说这个作者后来回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后，继续从事文学工作，还当了文联的负责人。之后，又发表了白桦的《孔雀》。白桦当年是昆明部队的，是河南师专毕业的，当时我们有个同志叫蔡明川，跟他是同乡、同学，这篇是他组织的。
　　我觉得一个刊物要有影响，主要看发表的作品怎么样，是不是好作品多，能够受广大读者喜爱。《长江文艺》当年比较有名，很多省有人来学习，我记得有青海的、湖南的、广东的、河南的，湖北的因为很近，经常有交流。那时候《长江文艺》比较强调为政治服务，比如社会上有大的政治运动，都要在刊物上有所反映。在大跃进的时候，人民公社搞得很红火，天天敲锣打鼓送喜报很热闹，我们编辑部就派沈毅下去了解，想让他写个报告文学，反映大好形势。但他回来之后，并不是那么很高兴的样子，跟领导汇报，说是贫下中农都不喜欢吃公社食堂的饭，特别是下雨天，老人家走路很不方便，拿着碗到公社食堂很不方便，还是习惯自己做自己吃。这就说明敲锣打鼓报高产喜报有假，并不是那么高产，讨领导喜欢就搞假的。他汇报后，当时的领导并不高兴，说他只注意看到阴暗面，首先应该看到光明面。当时沈毅曾经悄悄和我说，我确实没有看到光明面，怎么办呢？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就开始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沈毅成了靶子，挨了批斗，说他右倾，戴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叫他到大悟的一个生产队劳动改造。他为了早点摘帽子，为了老婆孩子也要拼命去干，和农民一样地干。夏天挑稻草捆，用一个扁担两头包铁皮，两头尖，插进稻捆，两个稻捆一两百斤重。他和农民一样光着膀子挑稻谷，从稻田里走过窄窄的田埂，走到生产队的稻场上，肩膀红了肿了都快脱皮了也不放下。后来下放的时间到了，该回来了，大队的会计给他写了一个劳动鉴定，这个鉴定还有整个生产队所有农民盖上的手印。他说：“鉴定都是好话，一片表扬的声音，没有写我的缺点，不好交上去。”后来，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摘了，平反了，扣的工资也发回来了。当时是九十八块，犯了错误一个月只给二十块钱生活费。退回的钱很多，他也很高兴。但是鉴定一直没有交。他确实受了很多苦，想到这些事情我心里都很痛。
　　“文革”期间，文艺界是重灾区，刊物都停了，作家也不写东西了。整个欣欣向荣的文艺界一夜之间就鸦雀无声了。《长江文艺》被停刊了，作家、编辑都下放到五七干校。那时我们的干校是沙洋农场。在那里确实是搞生产，我们年轻人当时是割麦子、插秧，中年妇女剥花生、点豆子，老作家放牛，碧野、徐迟都是放牛。这样的生活时间不长。当时沈毅是分到种瓜队，他是瓜长。我们没到收获的季节，又分散了，有的分到公社当干部，有的分到生产队，有的分到县，有的分到地区。我们一家是分到郧阳地区，说是支援三线建设。在那里搞了三年，刊物复刊了，又把我们调回来了。我还是看小说，沈毅不再是小说组组长，他好像一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他有时会到诗歌组看稿，有时被派出去到县里、地区找办学习班的位置。那时全国各地的文艺界，队伍开始有点繁荣了，有些省也办了大型的刊物。我们省的领导也有这个意向。这个任务领导就交给沈毅，让他去跑。征求领导的意见，征求名家的意见，组织稿件，组织编辑部，到财政局申请经费，都是他的事。为了出版这个刊物，那时他到北京到外地跑了九次。后来刊物出版后还有些影响，据说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故事，不过我没看到过。这个刊物就是方方主编的《今日名流》的前身《长江》丛刊。
　　“文革”后复刊，《长江文艺》就不是大区的刊物了，而是湖北省的刊物。那时我们看稿也不分省分片了，每几天搞编务的同志把稿件分给大家，一人一摞。我从我的一摞稿件中，发现了一个作品我很感兴趣 ，是写恩施山区生活的，作者的名字叫叶梅，土家族。我感觉这个作品基本上写成了，但是要改一改。如果写信来来回回，不一定说得很清楚，又拖时间，我想我应该去一趟。那时交通不方便，每天只有一次长途汽车，跑一天都到不了恩施，必须在路上住一夜 ，第二天才能到。我当时有点犹豫，但后來还是选择去。见到叶梅，她给我很好的印象，我感到这个女孩很活泼开朗，也很灵性，做事比较明快。稿件很快就改好了，一经发表，增加了她的创作热情和自信心，不长的时间她就在我们刊物发表三四篇作品，后来还出了书 。当地领导也更重视她了，让她在建始县当副县长，这对她创作是很有好处的。一个土家族山区姑娘能够在省里发表东西，这不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吗？后来湖北省委也发现她了，把她调到武汉，先是在省文联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作协，很短时间就提升为党组副书记。叶梅同志为人很好，她有时来改稿，有时来开会，和编辑部的同志都很熟悉，她有时候还带一斤恩施的新茶让我们品尝。我们的感情都很好。她与家里人也相处得很好。她每次来武汉开会或是来改稿，总要给她婆婆带点东西。她很宽厚、包容，当了我们的领导，对普通的同志都很好。特别是和我之间，当时我已经离休好几年了，是一个曾经的老编辑，她还记得我，对我很友好，还是送我一斤新茶。我很感谢她。我特别满意的一点是我觉得这个领导没有官架子，愿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对这样的领导我真的很尊重，也很拥护。后来我在广州的女儿家住着，听说中国作家协会把她调过去主编《民族文学》，我很高兴。我想这也是我们《长江文艺》向上级机关输送的人才吧。
　　说到方方，我和她认识是从读她的诗开始的。那段时间她在《诗刊》发表了几首小叙事诗，有情节，很有趣，我很爱读。有一篇是写拉板车的，我觉得她就是在写自己的经历。从这几首诗里，我感到她有写小说的潜质。但我那时还不认识她，后来我听说她就是一个工人，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我想这太好了。有一次我们编辑部办学习班的时候，她也来了。别的同志都在写作、改稿，她总是拿一本书在那里看。我就问她看的什么书，她说我想考武大，在做准备呢。我说那好啊，是中文系吗？她点点头，笑了笑。我跟她说你试着写写小说吧。她说我没写过，不会写。我说你写，放心地写，你认为写得好还是不好，你都寄给我，我会当你第一个读者。她当时没有吱声，点了个头。后来她上武大了，在她读武大期间，我们经常通信，在信中不免提到写小说的事情。再后来她真的寄来作品了，我还没拆开看就很高兴，我说这个方方真的写小说了。在我阅读之后，我很喜欢这个作品，故事很有趣，语言有节奏感，读着很舒服，感到有点不足的是有与主题无关紧要的段落。后来我给她划掉了几段，语言稍微润色了一下，寄给她，让她重抄一遍再寄来。稿子寄来了，当期就发表了，这就是《大篷车上》。这个作品发表后很受欢迎，很多青年读者写信来表示喜欢这个作品。几年后，我从广州回去见到她，她送我好几个小说集子，我很高兴，我说这真是多产的作家。现在她是省作协的主席，《长江文艺》的社长。我觉得她有一个优点是好的，就是她很直，很透明，有什么说什么，不怕得罪人，也不怕触犯领导，很正直。工作很认真，写作品都很认真。我相信，我们的作家协会，我们的《长江文艺》能有这样的领导带头，我们湖北的文学艺术肯定会更繁荣， 我们的干部作风一定会好，《长江文艺》在她的促进和领导之下，都会更好。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