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记者在采访武杰、李建球等潜艇专家时，他们都对自己的老领导——原海军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充满了敬仰之情。那薛部长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呢?在他逝世24周年的日子里，记者见到了他的长子薛平——一位人民海军的军官。
1
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闰二月二十九日凌晨，响亮的婴儿哭声从直隶(令河北省)高阳县西河村一幢青砖瓦房里传出，老薛家的独苗孙子薛宗华出生了。这可把他爷爷——一位十里八乡闻名的“领青”(会干农活的大工匠)好手乐坏了，因为他刚作了一个梦：一位白盔白甲骑白马的小将向他施礼……老人家认为孙子就是大唐年间跨海征东、平定高丽的薛仁贵(薛礼)转世，将来一定能够改换门庭、光宗耀祖。
老爷子非常爱这个“宝贝”孙子，但并不娇惯。全家人勤于劳作、省吃俭用供孙子上学。每天吃完晚饭，老爷子就让孙子给他念那些章回体的演义或武侠小说。几年下来，《三国演义》、《薛礼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家将》等几十部书都读完了。老爷子最爱听的就是“薛仁贵跨海征东、鞭打独角兽、大战盖苏文”这些情节。他认为这是薛家的光荣，将来会在自己孙子身上灵光再现的。书中的那些文臣武将精忠报国的形象也牢牢扎根在小宗华心中。
薛宗华1934年毕业于保定“培德”中学初中部，1937年在北京“弘达”中学高二肄业。七·七事变一起，华北很快沦陷。薛宗华本着“青年仗剑出乡关，不杀仇敌誓不还”的意志，投笔从戒。当时国共两党已合作，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他先到南京考入国军廿军团干训班，在河南许昌汤恩伯部受训三个月。毕业时，平日不学无术、吹吹拍拍的人得到重用，这使品学兼优的他深感厌恶。受共产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毅然脱离了国军到了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又到抗大深造。薛宗华一米八三的个头，强壮的体格，正规高中的扎实学习功底和曾多次参加北平市(北京)中学生篮球比赛的出众球技，使他成了同学中的佼佼者。抗大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作战部队，当过连长、参谋、股长和教导大队长，但这不是他的志向，上阵杀敌、“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才是他的理想抱负。
[薛平先生打开了一个印有“海军司令部”字样的牛皮纸卷宗袋，从里面拿出了几页发黄的纸，面色凝重地说：“这是我父亲的遗嘱，他身经百战，打过很多漂亮仗。在他生前，我已经听了许多遍，但每次都是像第一次听，告诉您啊，这绝不是敷衍老人，而是对他为共和国所立功勋最出于公心的承认!”
记者处于两难的地步，看人家的遗嘱合适吗?但当看到薛平先生那诚恳的目光时，便没再犹豫，下意识地把手拭了一下，打开了遗嘱，目光落在以下的一段文字上：“我平生最得意的时事，是在解放战争任团长时期打过一些“像样”的战斗。特别是在南渡黄河、跃进大别山到淮海战役后结束斗争的惨(残)酷的时候，那些辉煌的战绩和壮烈牺牲的战友们使我永远不忘。”]
2
1943年5月，我父亲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教导七旅十九团任参谋长。这个团是红军团，战斗力很强，是杨司令的“掌心雷”(——出自武侠小说)走到哪儿都带着。七月初，十九团在大张集、固庙一带休整，突然接到杨司令的命令，参加讨伐顽(伪)军作战。当时弹药奇缺，除机关枪外，其余步枪子弹每人不超过三发(看来电影《董存瑞》中讲的没错)，主要靠刺刀见红。赤日炎天，尘土飞扬，我父亲带领突击队，六十里急行军，隐蔽接敌。离敌几十米了，敌人才发现，但已经晚了。是役该团缴重机枪3挺，轻机枪6挺，子弹6万发，这可帮了大忙。更主要的是还缴获了三套敌人的作战地图，这太宝贵了。六分区王秉璋司令高兴极了，向我父亲要了两套!打仗没有地图，指挥员就是瞎子，而当时我们的地图都是土造的，不很精确，容易误事。
1945年冬天，我父亲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三旅十六团副团长，在“平汉战役”消灭敌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部的旗捍漳(旗杆漳、中漳、后漳三个村组成的大村子，有一千多户)之战中，我父亲率突击营突入旗杆漳，他们占领了三个院落并将其打通，形成我军的一个核心阵地。敌人集中十数倍于我的兵力猛攻，并使用杀伤力很强的美式火箭炮，把阵地打成一片火海。父亲带领部队打退敌人十七次进攻，寸土不让，血战到底，整整一天他们多次派人与上级联系均未成功，有些领导担心十六团完了。但杨得志司令员说：“我相信十六团，他们剩下一个人也不会放弃阵地!”十六团原有2 300多经过抗战的老战士，这一仗下来只剩1 100多人了。由于十六团的苦战，缠住了马法五，使他第二天就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
1947年10月，刘、邓首长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开始了全国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战略行动。敌人怕我军威胁其老巢南京的安全，急忙从全国其它战场抽调了三十三个旅，对我军实行后追前堵，企图将我军消灭在大别山区。当时我父亲在一纵二旅八团当团长。正渡沙河时接到上级命令：停止渡河，并把已经渡过去的一个营召回，在石小庄一带阻敌一天，掩护纵直机关渡河。上午10点左右，工事还没修好敌人就追到了。纵队首长命令坚决守住阵地，至少也要顶到天黑，尔后尾随纵直渡河，但纵直机关直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才渡完。天亮后暴露在敌火力下根本无法渡河，父亲只得率八团转移寻机渡河，他们关闭电台，在强敌环伺中寻找缝隙，隐蔽前进，独自与敌周旋了半个月才找到部队归建。
进了大别山，天天打仗，中铺集一仗消灭敌五十八师一个加强团。从遭遇战开始到战斗结束，八团立了大功，起了主要作用。其中仰攻东大山时，刘伯承司令员在东大山后的高山上用望远镜看到了团的战斗动作，脱口而出：“这个部队有卵子!”(四川方言，意即这个部队是男子汉，好样的)。第二天他派野战军组织部长陈鹤桥专程到团慰问，并带来三百枚手榴弹，奖励该团。当时弹药供应很困难，这些宝贵的手榴弹都是野司机关干部经过千里跋涉从根据地背出来的。
带兵就是要坚决执行命令打胜仗，战场上你死我活，打了胜仗，从上到下都光彩。父亲经常打胜仗，到纵队喝庆功酒时，战友们灌他酒，他干完后纵身一跳就把酒碗放到了房檐上，“你们哪位不用梯子把碗拿下来，我再喝三大碗!”
当然，人民军队的本色是不能改变的。在大别山时，团政治处副主任戴着打土豪缴来的金戒指，正巧被来团检查工作的邓小平政委看见，邓政委勃然大怒。薛宗华想替部下遮掩一下，说他是戴着玩的。邓政委严肃地说：“这是戴着玩的事吗!”
3
1947年10月27日，一纵在高山铺歼灭国民党12000人。在这次作战中，我父亲的团也是主攻之一，还击落了一架敌机，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大事!
父亲善打恶仗，其中最恶的仗要数 1947年12月14日的北向店之仗了。当时刘邓大军转战于江淮河汉之间，搅得蒋介石心神不安，他亲自下令：“悬赏现大洋二千万元，捉拿刘伯承。”当时部队夜行晓宿，12月13日夜晚，野战军一纵二旅按四、八、五团序列向西北方向行进。拂晓，部队快到北向店西南二十里的宿营地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旅立即以最快速度跑步前往北向店附近阻敌，掩护刘伯承和野司机关转移。原来，野司当晚的预定宿营地和敌十八军(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部队宿营地重叠，且已被敌先于我占领了，而野司直属队并未知情，结果直属队就和敌人遭遇了，直属队战斗力不强，情况万分危急。幸亏敌人没有发现是刘伯承，到后来发现也晚了，气得十八军军长胡琏大骂旅长覃道善：“你们部队和刘伯承住到一个寨子里了就没发现?还让他溜了，如果再堵不住，让他从我的防区逃走了，咱们军事法庭上见!本来二千万的赏金已经到手，让你给搞吹了!”于是，蒋军凭借美式装备，发疯似的向二旅先赶到的四团阵地猛攻。父亲的团立即在四团后抢占有利地形赶修工事，准备迎接恶仗。因为他们知道身后就是“老头”(刘伯承的代号)，没有半点回旋余地。
[二旅政委戴润生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八团团长薛宗华同志是河北人，作战勇敢，有指挥能力，他向我保证完成任务。]
由于四团(红军团)是仓促间投入作战，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中，只顶了一个多小时。这样刘伯承司令员和野司及中原局的安危在很大程度上就压在老八团身上了。当时八团以前三角阵形布置，三营在一线，一、二营为主阵地。上午九时多，敌十八军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向老八团发动全面猛攻。三营阵地在十一点被突破后撤到后面组织第三道防线，一、二营部队在主阵地上与敌搅在一起。三连的一个主要山头先后七次易手，情况万分危急，我父亲拿出了他的“撒手锏”，团总预备队二连(最强的连)，由营长谢茂森亲自带领反击，到天黑之前，阵地又反复易手六次，营长谢茂森壮烈牺牲。平常打仗，纵队司令员杨勇是不直接指挥到团的，但这一次他也急眼了，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就是一句话：“不许后退一步，后退一步杀头!”北向店战斗，二旅各团队抗击了敌美械装备三个旅的进攻，伤亡千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掩护刘司令及野司机关安全撤出。战后，刘伯承司令员称赞这次战斗打得好!“不期而遇，指挥果断，战士用生命化险为夷。”并风趣地说：“这次我带着指挥机关及中原局同志出来，差点当了《水浒》中的李逵，背着老娘下山。可老娘让老虎给吃了，可要记住教训啊!”实际上，在战斗最紧要的时刻，刘司令员他们也都化妆，换了便衣，以防不测。
1978年在上海，父亲和杨勇副总参谋长谈起了这件往事，父亲说：“杨司令啊，北向店一战，你一天“杀”了我几十次头……”杨总长笑着说：“你想想?如果刘帅在我的防区内让蒋介石抓去了，我杨勇死上一万回也没法向党中央交待啊!”
转战大别山的战斗大小几十次，老八团取得了很大战果，但损失也是非常大的，开始全团3200人，到回师中原时，只剩下了1390多人，而且在战斗之间，老八团还先后补充了几次，实际上，全团早就重新换了何止一个“三千二百人”。
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一纵参加“双堆集”全歼黄维兵团主力时。曾经两万多人的纵队，只剩下几千人。根据刘伯承司令员“沙锅捣蒜，一锤子买卖”的决战精神，一纵将剩余兵力编为两个突击团，父亲被光荣地指定为其中的一个团长。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一将成名万骨枯”，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4
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父亲常念叨的除了“过五关”之外，也有“走麦城”。
大别山的李家集一仗，父亲提起就痛心不己。那次宿营时遭敌十八军偷袭，前哨连已被打垮，他还认为敌人是还乡团之类的乌合之众，没有认真对待，结果部队伤亡近五百人，土气严重受挫。每当他讲到这儿时，往往眼中含泪，悔恨不已。直到他病势沉重昏迷不醒，还发呓语：“坏了!坏了!敌人过了黄河了。”
[为了缓和一下薛平先生由怀念产生的悲戚，记者换了个话题。“您说电视剧《亮剑》中的抢夺敌人物资的事情是真的吗?”]
“我父亲讲过一个真事：过长江之后，他任47师参谋长，部队在浙江衢州缴获了敌人一百多辆美制“道奇”大卡车。”下面请示他怎么办?他说：“什么怎么办?把好零件都换到我们自己的车上，剩下的上交!”结果可想而知了，军副参谋长——一位老资格的红军干部来电话质问他，二人争吵得很厉害，父亲摔了电话。这次“顶撞”上级的结果使父亲的副师长任命晚到三个月!部队进军大西南，杨勇司令员派他当16军先遣支队司令员，他率领部队势如破竹、一路猛进，解放了贵州的镇远、黄平、清岩、贵阳、黔西、大方、毕节等许多城市。如果曾祖父在世，看到自己因梦而生的孙子，率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那他肯定会说自己当年的好梦成真了，“平辽王”薛仁贵真的在孙子身上显灵了。这一刻也是我父亲军旅生涯中的“顶峰”了。
5
1950年1月，成都战役结束，父亲接到了去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的命令。他说当时他并不爱去，因为他舍不得自己的老部队和生死与共的战友。1950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参赞。当时他的工资是1500块现大洋，他拿出500块交党费。参赞干了一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父亲又任中方代表团参谋处长并兼任志愿军方面首席联络官。
停战协议签订后，本来安排他回老部队16军任炮兵副军长。后因军委要加强海军建设，几经反复，最后让他当海军修造部(现在装备部)副部长。为了尽快成为海军装备工作的内行，他每天看书学习到深夜，以致头经常剧痛不止，经过努力，他很快就熟悉了工作。他多次赴苏联参加了有关舰船引进协定的谈判工作，如大家都熟悉的《六·四协定》、《二·四协定》等。令他非常自豪的是，1958年，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元帅还赠给他一把短剑。1958年7月18日，根据海军罗舜初副司令的指示，父亲担任核潜艇总体设计分组长。开始我国核潜艇研制的第一步。秘书陈潭生提议：核潜艇产品代号为07合适，为什么叫07呢?因为中苏《六·四协定》中的舰艇代号是以01、02、03等排列的，父亲觉得有理，就同意了。
有了班子就得有人才有专家，他很快地就找来了造舰专家张景诚、李建球等人。当时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监造潜艇的专家武杰因为看不惯苏联专家专横拔扈的作风，经常据理力争，已经离戴“右派帽子”不远了。深刻检查作了N次之多，还是过不了关。父亲在上海锦江饭店召见了他，他一见面赶忙说自己的检查还没过关。父亲快人快语：“甭检查了，跟我回北京搞07。”
[武老直到现在一提此事，还是感慨万分。如果不是薛部长 救了我，那我现在能不能活着还是个问题呢!]
其实岂止武杰一人，1957年反右时，留洋归来的著名专家裘纯坚是重点对象，党组织委托我父亲找他谈话。但他坚持认为裘本人没什么问题，于是有的人抓住这点不放，说他同情右派，与右派有不正当关系。他火了，拍案而起，“如果我是右派，那天下就没有好人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参加了在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批判)，对会上无限上纲、残酷斗争的作法很不理解。会后与一位老战友闲谈时他说了句：“这下彭总可捅了‘马蜂窝’!”谁知这位老兄把父亲的话供了出来。于是，他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军职，强迫转业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当了生产副厂长。“文革”中因得罪了马天水和张春桥的老婆，被关押、批斗、劳改长达6年之久。堂堂的9级干部也得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有一次小偷还光顾了他，钱包里只有10块钱，小偷拿走了，又用信把月票寄了回来。因为父亲在上海名气很大，许多人都知道在闸北区蕃瓜弄的工人新村里住着一位来自北京的“6”级高干。9级传成6级，这善意的“吹捧”表明了许多上海人对我父亲的推崇和敬重!
6
我父亲1979年春落实政策回了北京，本来有很多部门想用他，但他坚持还去海装，理由是在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到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代号为“580”的中国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任务的海军舰船远航保障任务，当时正值“文革”后不久，舰船的“在航率”(完好率)只有30％左右，中国舰队又从未远航过，情况非常严重。海军常委召见他，新任司令员叶飞很严厉：有问题你报告，你不报告出了问题撤你职!你敢立军令状?“立就立!”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保证完成任务，他带领一个工作班子常年奔波在舰队、船厂和科研院所之间，想方设法组织协调各方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确保了护航编队舰船质量，圆满完成任务!
7
您要问我父亲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他没有能穿上将军服!1955年，评定军衔时，他是大校军衔，因为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将军不宜过多，划了一条“三八不入将”的线。意思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原则上不授将军衔，为此增设了大校军衔。我父亲的大校就是这么来的。领导和他透露过，下次晋衔(1960年)，他就晋少将衔，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就被强制解甲了。这不是争名夺利，哪个当兵的不想当将军!拿破仑的话在军人中永远是真理，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
父亲去世时才68岁，如果活到今天，看到青岛海上阅兵时，打头就是他率先搞的核潜艇，那他该多高兴啊!听我妈讲过：1974年我国核潜艇试制成功，消息公开的那一天，多年没喝酒的父亲喝了酒，默默无语地在写字台前坐了很久……
[在本文的采访中得到舰船研究院武杰和薛宗华部长的秘书陈谭生二位老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1
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闰二月二十九日凌晨，响亮的婴儿哭声从直隶(令河北省)高阳县西河村一幢青砖瓦房里传出，老薛家的独苗孙子薛宗华出生了。这可把他爷爷——一位十里八乡闻名的“领青”(会干农活的大工匠)好手乐坏了，因为他刚作了一个梦：一位白盔白甲骑白马的小将向他施礼……老人家认为孙子就是大唐年间跨海征东、平定高丽的薛仁贵(薛礼)转世，将来一定能够改换门庭、光宗耀祖。
老爷子非常爱这个“宝贝”孙子，但并不娇惯。全家人勤于劳作、省吃俭用供孙子上学。每天吃完晚饭，老爷子就让孙子给他念那些章回体的演义或武侠小说。几年下来，《三国演义》、《薛礼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家将》等几十部书都读完了。老爷子最爱听的就是“薛仁贵跨海征东、鞭打独角兽、大战盖苏文”这些情节。他认为这是薛家的光荣，将来会在自己孙子身上灵光再现的。书中的那些文臣武将精忠报国的形象也牢牢扎根在小宗华心中。
薛宗华1934年毕业于保定“培德”中学初中部，1937年在北京“弘达”中学高二肄业。七·七事变一起，华北很快沦陷。薛宗华本着“青年仗剑出乡关，不杀仇敌誓不还”的意志，投笔从戒。当时国共两党已合作，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他先到南京考入国军廿军团干训班，在河南许昌汤恩伯部受训三个月。毕业时，平日不学无术、吹吹拍拍的人得到重用，这使品学兼优的他深感厌恶。受共产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毅然脱离了国军到了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又到抗大深造。薛宗华一米八三的个头，强壮的体格，正规高中的扎实学习功底和曾多次参加北平市(北京)中学生篮球比赛的出众球技，使他成了同学中的佼佼者。抗大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作战部队，当过连长、参谋、股长和教导大队长，但这不是他的志向，上阵杀敌、“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才是他的理想抱负。
[薛平先生打开了一个印有“海军司令部”字样的牛皮纸卷宗袋，从里面拿出了几页发黄的纸，面色凝重地说：“这是我父亲的遗嘱，他身经百战，打过很多漂亮仗。在他生前，我已经听了许多遍，但每次都是像第一次听，告诉您啊，这绝不是敷衍老人，而是对他为共和国所立功勋最出于公心的承认!”
记者处于两难的地步，看人家的遗嘱合适吗?但当看到薛平先生那诚恳的目光时，便没再犹豫，下意识地把手拭了一下，打开了遗嘱，目光落在以下的一段文字上：“我平生最得意的时事，是在解放战争任团长时期打过一些“像样”的战斗。特别是在南渡黄河、跃进大别山到淮海战役后结束斗争的惨(残)酷的时候，那些辉煌的战绩和壮烈牺牲的战友们使我永远不忘。”]
2
1943年5月，我父亲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教导七旅十九团任参谋长。这个团是红军团，战斗力很强，是杨司令的“掌心雷”(——出自武侠小说)走到哪儿都带着。七月初，十九团在大张集、固庙一带休整，突然接到杨司令的命令，参加讨伐顽(伪)军作战。当时弹药奇缺，除机关枪外，其余步枪子弹每人不超过三发(看来电影《董存瑞》中讲的没错)，主要靠刺刀见红。赤日炎天，尘土飞扬，我父亲带领突击队，六十里急行军，隐蔽接敌。离敌几十米了，敌人才发现，但已经晚了。是役该团缴重机枪3挺，轻机枪6挺，子弹6万发，这可帮了大忙。更主要的是还缴获了三套敌人的作战地图，这太宝贵了。六分区王秉璋司令高兴极了，向我父亲要了两套!打仗没有地图，指挥员就是瞎子，而当时我们的地图都是土造的，不很精确，容易误事。
1945年冬天，我父亲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三旅十六团副团长，在“平汉战役”消灭敌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部的旗捍漳(旗杆漳、中漳、后漳三个村组成的大村子，有一千多户)之战中，我父亲率突击营突入旗杆漳，他们占领了三个院落并将其打通，形成我军的一个核心阵地。敌人集中十数倍于我的兵力猛攻，并使用杀伤力很强的美式火箭炮，把阵地打成一片火海。父亲带领部队打退敌人十七次进攻，寸土不让，血战到底，整整一天他们多次派人与上级联系均未成功，有些领导担心十六团完了。但杨得志司令员说：“我相信十六团，他们剩下一个人也不会放弃阵地!”十六团原有2 300多经过抗战的老战士，这一仗下来只剩1 100多人了。由于十六团的苦战，缠住了马法五，使他第二天就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
1947年10月，刘、邓首长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开始了全国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战略行动。敌人怕我军威胁其老巢南京的安全，急忙从全国其它战场抽调了三十三个旅，对我军实行后追前堵，企图将我军消灭在大别山区。当时我父亲在一纵二旅八团当团长。正渡沙河时接到上级命令：停止渡河，并把已经渡过去的一个营召回，在石小庄一带阻敌一天，掩护纵直机关渡河。上午10点左右，工事还没修好敌人就追到了。纵队首长命令坚决守住阵地，至少也要顶到天黑，尔后尾随纵直渡河，但纵直机关直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才渡完。天亮后暴露在敌火力下根本无法渡河，父亲只得率八团转移寻机渡河，他们关闭电台，在强敌环伺中寻找缝隙，隐蔽前进，独自与敌周旋了半个月才找到部队归建。
进了大别山，天天打仗，中铺集一仗消灭敌五十八师一个加强团。从遭遇战开始到战斗结束，八团立了大功，起了主要作用。其中仰攻东大山时，刘伯承司令员在东大山后的高山上用望远镜看到了团的战斗动作，脱口而出：“这个部队有卵子!”(四川方言，意即这个部队是男子汉，好样的)。第二天他派野战军组织部长陈鹤桥专程到团慰问，并带来三百枚手榴弹，奖励该团。当时弹药供应很困难，这些宝贵的手榴弹都是野司机关干部经过千里跋涉从根据地背出来的。
带兵就是要坚决执行命令打胜仗，战场上你死我活，打了胜仗，从上到下都光彩。父亲经常打胜仗，到纵队喝庆功酒时，战友们灌他酒，他干完后纵身一跳就把酒碗放到了房檐上，“你们哪位不用梯子把碗拿下来，我再喝三大碗!”
当然，人民军队的本色是不能改变的。在大别山时，团政治处副主任戴着打土豪缴来的金戒指，正巧被来团检查工作的邓小平政委看见，邓政委勃然大怒。薛宗华想替部下遮掩一下，说他是戴着玩的。邓政委严肃地说：“这是戴着玩的事吗!”
3
1947年10月27日，一纵在高山铺歼灭国民党12000人。在这次作战中，我父亲的团也是主攻之一，还击落了一架敌机，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大事!
父亲善打恶仗，其中最恶的仗要数 1947年12月14日的北向店之仗了。当时刘邓大军转战于江淮河汉之间，搅得蒋介石心神不安，他亲自下令：“悬赏现大洋二千万元，捉拿刘伯承。”当时部队夜行晓宿，12月13日夜晚，野战军一纵二旅按四、八、五团序列向西北方向行进。拂晓，部队快到北向店西南二十里的宿营地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旅立即以最快速度跑步前往北向店附近阻敌，掩护刘伯承和野司机关转移。原来，野司当晚的预定宿营地和敌十八军(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部队宿营地重叠，且已被敌先于我占领了，而野司直属队并未知情，结果直属队就和敌人遭遇了，直属队战斗力不强，情况万分危急。幸亏敌人没有发现是刘伯承，到后来发现也晚了，气得十八军军长胡琏大骂旅长覃道善：“你们部队和刘伯承住到一个寨子里了就没发现?还让他溜了，如果再堵不住，让他从我的防区逃走了，咱们军事法庭上见!本来二千万的赏金已经到手，让你给搞吹了!”于是，蒋军凭借美式装备，发疯似的向二旅先赶到的四团阵地猛攻。父亲的团立即在四团后抢占有利地形赶修工事，准备迎接恶仗。因为他们知道身后就是“老头”(刘伯承的代号)，没有半点回旋余地。
[二旅政委戴润生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八团团长薛宗华同志是河北人，作战勇敢，有指挥能力，他向我保证完成任务。]
由于四团(红军团)是仓促间投入作战，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中，只顶了一个多小时。这样刘伯承司令员和野司及中原局的安危在很大程度上就压在老八团身上了。当时八团以前三角阵形布置，三营在一线，一、二营为主阵地。上午九时多，敌十八军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向老八团发动全面猛攻。三营阵地在十一点被突破后撤到后面组织第三道防线，一、二营部队在主阵地上与敌搅在一起。三连的一个主要山头先后七次易手，情况万分危急，我父亲拿出了他的“撒手锏”，团总预备队二连(最强的连)，由营长谢茂森亲自带领反击，到天黑之前，阵地又反复易手六次，营长谢茂森壮烈牺牲。平常打仗，纵队司令员杨勇是不直接指挥到团的，但这一次他也急眼了，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就是一句话：“不许后退一步，后退一步杀头!”北向店战斗，二旅各团队抗击了敌美械装备三个旅的进攻，伤亡千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掩护刘司令及野司机关安全撤出。战后，刘伯承司令员称赞这次战斗打得好!“不期而遇，指挥果断，战士用生命化险为夷。”并风趣地说：“这次我带着指挥机关及中原局同志出来，差点当了《水浒》中的李逵，背着老娘下山。可老娘让老虎给吃了，可要记住教训啊!”实际上，在战斗最紧要的时刻，刘司令员他们也都化妆，换了便衣，以防不测。
1978年在上海，父亲和杨勇副总参谋长谈起了这件往事，父亲说：“杨司令啊，北向店一战，你一天“杀”了我几十次头……”杨总长笑着说：“你想想?如果刘帅在我的防区内让蒋介石抓去了，我杨勇死上一万回也没法向党中央交待啊!”
转战大别山的战斗大小几十次，老八团取得了很大战果，但损失也是非常大的，开始全团3200人，到回师中原时，只剩下了1390多人，而且在战斗之间，老八团还先后补充了几次，实际上，全团早就重新换了何止一个“三千二百人”。
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一纵参加“双堆集”全歼黄维兵团主力时。曾经两万多人的纵队，只剩下几千人。根据刘伯承司令员“沙锅捣蒜，一锤子买卖”的决战精神，一纵将剩余兵力编为两个突击团，父亲被光荣地指定为其中的一个团长。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一将成名万骨枯”，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4
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父亲常念叨的除了“过五关”之外，也有“走麦城”。
大别山的李家集一仗，父亲提起就痛心不己。那次宿营时遭敌十八军偷袭，前哨连已被打垮，他还认为敌人是还乡团之类的乌合之众，没有认真对待，结果部队伤亡近五百人，土气严重受挫。每当他讲到这儿时，往往眼中含泪，悔恨不已。直到他病势沉重昏迷不醒，还发呓语：“坏了!坏了!敌人过了黄河了。”
[为了缓和一下薛平先生由怀念产生的悲戚，记者换了个话题。“您说电视剧《亮剑》中的抢夺敌人物资的事情是真的吗?”]
“我父亲讲过一个真事：过长江之后，他任47师参谋长，部队在浙江衢州缴获了敌人一百多辆美制“道奇”大卡车。”下面请示他怎么办?他说：“什么怎么办?把好零件都换到我们自己的车上，剩下的上交!”结果可想而知了，军副参谋长——一位老资格的红军干部来电话质问他，二人争吵得很厉害，父亲摔了电话。这次“顶撞”上级的结果使父亲的副师长任命晚到三个月!部队进军大西南，杨勇司令员派他当16军先遣支队司令员，他率领部队势如破竹、一路猛进，解放了贵州的镇远、黄平、清岩、贵阳、黔西、大方、毕节等许多城市。如果曾祖父在世，看到自己因梦而生的孙子，率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那他肯定会说自己当年的好梦成真了，“平辽王”薛仁贵真的在孙子身上显灵了。这一刻也是我父亲军旅生涯中的“顶峰”了。
5
1950年1月，成都战役结束，父亲接到了去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的命令。他说当时他并不爱去，因为他舍不得自己的老部队和生死与共的战友。1950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参赞。当时他的工资是1500块现大洋，他拿出500块交党费。参赞干了一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父亲又任中方代表团参谋处长并兼任志愿军方面首席联络官。
停战协议签订后，本来安排他回老部队16军任炮兵副军长。后因军委要加强海军建设，几经反复，最后让他当海军修造部(现在装备部)副部长。为了尽快成为海军装备工作的内行，他每天看书学习到深夜，以致头经常剧痛不止，经过努力，他很快就熟悉了工作。他多次赴苏联参加了有关舰船引进协定的谈判工作，如大家都熟悉的《六·四协定》、《二·四协定》等。令他非常自豪的是，1958年，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元帅还赠给他一把短剑。1958年7月18日，根据海军罗舜初副司令的指示，父亲担任核潜艇总体设计分组长。开始我国核潜艇研制的第一步。秘书陈潭生提议：核潜艇产品代号为07合适，为什么叫07呢?因为中苏《六·四协定》中的舰艇代号是以01、02、03等排列的，父亲觉得有理，就同意了。
有了班子就得有人才有专家，他很快地就找来了造舰专家张景诚、李建球等人。当时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监造潜艇的专家武杰因为看不惯苏联专家专横拔扈的作风，经常据理力争，已经离戴“右派帽子”不远了。深刻检查作了N次之多，还是过不了关。父亲在上海锦江饭店召见了他，他一见面赶忙说自己的检查还没过关。父亲快人快语：“甭检查了，跟我回北京搞07。”
[武老直到现在一提此事，还是感慨万分。如果不是薛部长 救了我，那我现在能不能活着还是个问题呢!]
其实岂止武杰一人，1957年反右时，留洋归来的著名专家裘纯坚是重点对象，党组织委托我父亲找他谈话。但他坚持认为裘本人没什么问题，于是有的人抓住这点不放，说他同情右派，与右派有不正当关系。他火了，拍案而起，“如果我是右派，那天下就没有好人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参加了在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批判)，对会上无限上纲、残酷斗争的作法很不理解。会后与一位老战友闲谈时他说了句：“这下彭总可捅了‘马蜂窝’!”谁知这位老兄把父亲的话供了出来。于是，他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军职，强迫转业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当了生产副厂长。“文革”中因得罪了马天水和张春桥的老婆，被关押、批斗、劳改长达6年之久。堂堂的9级干部也得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有一次小偷还光顾了他，钱包里只有10块钱，小偷拿走了，又用信把月票寄了回来。因为父亲在上海名气很大，许多人都知道在闸北区蕃瓜弄的工人新村里住着一位来自北京的“6”级高干。9级传成6级，这善意的“吹捧”表明了许多上海人对我父亲的推崇和敬重!
6
我父亲1979年春落实政策回了北京，本来有很多部门想用他，但他坚持还去海装，理由是在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到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代号为“580”的中国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任务的海军舰船远航保障任务，当时正值“文革”后不久，舰船的“在航率”(完好率)只有30％左右，中国舰队又从未远航过，情况非常严重。海军常委召见他，新任司令员叶飞很严厉：有问题你报告，你不报告出了问题撤你职!你敢立军令状?“立就立!”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保证完成任务，他带领一个工作班子常年奔波在舰队、船厂和科研院所之间，想方设法组织协调各方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确保了护航编队舰船质量，圆满完成任务!
7
您要问我父亲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他没有能穿上将军服!1955年，评定军衔时，他是大校军衔，因为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将军不宜过多，划了一条“三八不入将”的线。意思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原则上不授将军衔，为此增设了大校军衔。我父亲的大校就是这么来的。领导和他透露过，下次晋衔(1960年)，他就晋少将衔，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就被强制解甲了。这不是争名夺利，哪个当兵的不想当将军!拿破仑的话在军人中永远是真理，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
父亲去世时才68岁，如果活到今天，看到青岛海上阅兵时，打头就是他率先搞的核潜艇，那他该多高兴啊!听我妈讲过：1974年我国核潜艇试制成功，消息公开的那一天，多年没喝酒的父亲喝了酒，默默无语地在写字台前坐了很久……
[在本文的采访中得到舰船研究院武杰和薛宗华部长的秘书陈谭生二位老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