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及OECD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梳理中美两国的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强度、来源结构、执行结构以及配置结构，发现现阶段我存在国累计研发经费不足、研发经费强度低、来源与执行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所占份额低等问题。希望通过借鉴美国经验，为我优化国研发经费投入模式提供合理依据。
关键词：R&D研发经费;研发强度;基础研究
18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长期处于世界霸权地位，无人能与之抗衡，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独领风骚，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究其原因，美国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长期以来一直把研发与开发（R&D）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方向。而研发经费是研发创新的重要保证，一个国家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来源结构、执行结构、配置结构等可以反映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投资方向及资助偏好。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大经济体，中美的一切政策举动，尤其是在科技研发方面，均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原始创新对我国发展日益重要。从2017年开始，我国已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研发大国，比肩创新型国家。很多学者和媒体炒热，按照这个发展速度，中国研发投入正在日益逼近美国，甚至预测未来几年将超过美国。
但事实上是否真是如此？对于一个特定经济体而言，R&D投入多少才算合适？不同研发阶段，由谁主导投入，由谁去执行，以及怎样配置研发经费才是合理？为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分析中美两国在研发经费投入模式之间的区别，给出针对性启示与建议。
1.中美研发经费宏观分析
1.1R&D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
研发投入规模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比较直观的指标。自2000年以来，美国R&D经费投入一直位居第一，各研发投入主体经费投入情况均较为稳定，且呈现整体增长的势头，2018年美国R&D总投资5738亿美元。我国自2013年起，R&D总投资一直稳居世界第二，2018年R&D总投资达2969亿美元，但仅为美国的1/2，且从过去20多年的累计研发经费投入来看，按PPP计算，中国累计投入仅为美国的40%左右。
跟投入总量相比，研发强度（R&D/GDP）是更有“含金量”的数据，该比例表示一个国家愿意在R&D领域投入多少资源，反映了科技在国家中的战略地位。过高的研发强度可能会超出经济负担能力，影响整个创新链的发展;过低的研发强度可能会制约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近20年来美国基本维持在2.6%-2.8%，我国从95年不到0.6%，到14年已突破2%。2019年我國研发强度达2.19%，但这一新记录还仅相当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中期水平，且与十三五规划指标中，研发强度达2.5%仍有差距，未来研发投入有待发力。
2.中美研发经费微观分析
2.1R&D经费来源结构分析
R&D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企业、其他非盈利组织以及国外投资机构。一般来说，早些时期，政府是主要筹集部门，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企业筹集逐渐成为研发经费的主导力量。
美国R&D经费来源结构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政府主导型→政府企业双主型→企业主导型。2017年，美国R&D经费来自政府的资金占27.11%，企业占69.74%，国外占4.44%，国内其他占4.05%。目前政府与企业研发投入比例基本稳定在1：2.5，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引领、其他资金有效补充的局面。
我国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和政府，其他渠道资金非常有限。2000-2018，我国研发部门经费来源结构由政府企业双主导转变为企业单主导，政府经费来源比例从33.5%下降到了20%左右，企业经费来源比例从57.9%上升到77.2%，企业投入是R&D经费主要来源。
2.2R&D经费执行结构分析
R&D经费的投入规模和强度是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而经费由谁去执行则关系到投入产出问题，一个合理的执行结构是R&D效率的保证。
美国R&D经费按执行部门分配的去向：联邦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大学、非盈利研究开发中心、非盈利研究机构。企业是美国R&D经费执行的主要承担者，1956年便已占到全国R&D经费比例的73.67%，尽管在七、八十年代有所下降，但现阶段所占份额也基本在70%以上。联邦政府所占份额由1953年的19.65%下降到2016年的11.61%，大学所占份额则从1953年5.22%上升为2016年的13.2%，且已取代政府成为美国第二大研经费执行部门。此外，美国非营利开发中心与非盈利研究机构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在4%左右。
中国R&D经费按执行部门分配的去向：政府、企业、大学。由于中国私营非营利机构的力量非常薄弱，因此，其执行的研发经费可以忽略。2000-2018年，中国政府执行经费呈下降趋势，所占份额从31%降至16.5%，企业执行经费在总R&D经费中所占份额呈现增加的趋势，从60%增加至78.7%，大学执行经费所占份额近二十年来一直是最末，2018年仅占7.3%。
2.3R&D经费配置结构分析
基础研究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基本途径。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越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越高，投入的基础研究经费也越多。R&D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合称为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是对事物本质的探索，是创新链的关键上游。应用研究是针对某一具体领域，利用基础研究成果，快速取得工业技术突破，创造市场价值。试验发展是将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转变为可执行计划。所以如何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实验发展进行合理配置，这既事关科技发展本身，又关系到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近年来，美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份额一直稳定在15%以上，试验发展所占比例大约在60%，应用研究所占比例大概为25%。从执行主体看，美国各种类型研发活动的分工也很明确，即高校承担主要的基础研究任务，企业则在负责大部分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
在1998-2018年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总研发经费的比例基本维持在5%，应用研究从22.61%下降到11.13%，试验发展经费从72.13上升到83.33%。我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成效明显，但基础研究经费同期占比还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80%的研发均投入用于试验与发展，研发经费配置明显有待优化。此外，从执行主体来看，2010年以来，我国企业R&D经费的97%用于试验发展，高校承担着主要研究任务。
3.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在R&D经费投入规模、强度、来源与执行以及配置结构，不难发现美国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3.1启示
3.1.1 美国R&D强度基本维持在2.6%-2.8%
从宏观上来看，9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经济复苏，带来R&D经费新一轮增长，R&D投入量逐年上升，且从强度上来看，美国R&D强度基本维持在2.6%-2.8%。我国现阶段研发强度仅为2.2%左右，相当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水平。一些言论宣传中国R&D经费将在未来几年间赶超美国是没有依据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势必会影响到研发强度，并且科学研究具有循环累计效应，一个后发国家欲实现弯道超车，在R&D投资规模与强度方面势必要有超常规的增速。因此，我国与美国的差距存在且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赶上。
3.1.2 美国R&D经费来源均衡、执行配置结构合理
从微观上来看，美国经费来源结构几十年的演变，已形成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的系统，R&D资金来源更为均衡、多元化，逐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导，以政府为补充，以其他资金为有效支撑的局面。相较于我国，美国长期实行优厚的税收政策，吸引大量企业和个人将资金存入信托基金、慈善等组织机构，使其成为研发资金的重要来源。
此外，从R&D经费执行结构来看，美国高校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培养了大量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不断为政府、企业、稳定输送资源，是新知识的摇篮和创新的发源地。在最近十年，美国高校R&D经费执行比例占到10%-15%，已取代政府成为第二大执行主体，而中国高校执行比例这一数据仅为其一半左右。
再者，从R&D经费配置结构来看，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能够嵌入全球知识网络的入场券，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赖以持续的基础。长期以来，美国极度重视原始创新，基础研发经费占比一直稳定在15%以上。我國这一数值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绝大部分资金都用于产品开发，以及根据快速发展的市场进行产品调整。很显然，这种不合理的结构配置直接影响了我国与世界科技前沿之间的距离。
3.2建议
3.2.1政府应加大R&D经费投入
我国政府过早的让渡经费投资主体地位，R&D资金主要靠企业投入，并且慈善基金、信托基金等也不能起到补充的局面。从企业的逐利角度考虑，其势必会影响到对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的投入，最终会制约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优化研发经费来源结构，政府应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经费，并充分发挥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更多社会基金、海外资金投向研发领域，拓宽来源结构。
3.2.2合理配置R&D经费资源
我国以后发优势创造出GDP世界第二的奇迹，但当所有红利都吃尽之时，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会造成我国与美国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差距，所以想要全方位的赶超美国，不能只关注R&D活动的规模，还要注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之间的结构配置。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我国应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注重对底层科学的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此外，从基础研究执行主体来看，在美国，企业负责大部分应用研究的活动，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国企业绝大部分资金均投入试验发展，从长期来看，这种逐利性只会拉大我国企业与世界前沿企业之间的距离。因而，政府应该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宏观引导，使企业对利润的追逐只能通过不断的技术突破，而不能只是简单的通过行政垄断来实现。
参考文献：
[1]樊春良.美国技术政策的演变[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08）：1008-1017.
[2]李艳艳，朱雪丽，孙利君.基于美国经验启示的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5）：189-192.
[3]李亨.美国产业政策研究与借鉴[J].现代国企研究，2020（07）：88-89.
[4]刘雨鑫，朱颖佳，闫孟茜，姚蕾.北京市创业型企业的R&D投入影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9（21）：115-116.
[5]原毅军，于长宏.研发效率、创新条件与企业R&D结构[J].科研管理，2019，40（08）：135-144.
[6]张绘.美国研发经费投入及战略调整的启示与借鉴[J].财会研究，2018（02）：5-10.
[7]任海云，宋伟宸.企业异质性因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R&D投入[J].科学学研究，2017，35（08）：1232-1239.
[8]程如烟，许诺，蔡凯.中美研发经费投入对比研究[J].世界科技研究与开发，2018，40（05）：444-453.
[9]范保群.美国研究发展经费结构的演变及其启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02）：3-5.
关键词：R&D研发经费;研发强度;基础研究
18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长期处于世界霸权地位，无人能与之抗衡，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独领风骚，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究其原因，美国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长期以来一直把研发与开发（R&D）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方向。而研发经费是研发创新的重要保证，一个国家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来源结构、执行结构、配置结构等可以反映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投资方向及资助偏好。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大经济体，中美的一切政策举动，尤其是在科技研发方面，均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原始创新对我国发展日益重要。从2017年开始，我国已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研发大国，比肩创新型国家。很多学者和媒体炒热，按照这个发展速度，中国研发投入正在日益逼近美国，甚至预测未来几年将超过美国。
但事实上是否真是如此？对于一个特定经济体而言，R&D投入多少才算合适？不同研发阶段，由谁主导投入，由谁去执行，以及怎样配置研发经费才是合理？为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分析中美两国在研发经费投入模式之间的区别，给出针对性启示与建议。
1.中美研发经费宏观分析
1.1R&D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
研发投入规模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比较直观的指标。自2000年以来，美国R&D经费投入一直位居第一，各研发投入主体经费投入情况均较为稳定，且呈现整体增长的势头，2018年美国R&D总投资5738亿美元。我国自2013年起，R&D总投资一直稳居世界第二，2018年R&D总投资达2969亿美元，但仅为美国的1/2，且从过去20多年的累计研发经费投入来看，按PPP计算，中国累计投入仅为美国的40%左右。
跟投入总量相比，研发强度（R&D/GDP）是更有“含金量”的数据，该比例表示一个国家愿意在R&D领域投入多少资源，反映了科技在国家中的战略地位。过高的研发强度可能会超出经济负担能力，影响整个创新链的发展;过低的研发强度可能会制约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近20年来美国基本维持在2.6%-2.8%，我国从95年不到0.6%，到14年已突破2%。2019年我國研发强度达2.19%，但这一新记录还仅相当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中期水平，且与十三五规划指标中，研发强度达2.5%仍有差距，未来研发投入有待发力。
2.中美研发经费微观分析
2.1R&D经费来源结构分析
R&D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企业、其他非盈利组织以及国外投资机构。一般来说，早些时期，政府是主要筹集部门，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企业筹集逐渐成为研发经费的主导力量。
美国R&D经费来源结构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政府主导型→政府企业双主型→企业主导型。2017年，美国R&D经费来自政府的资金占27.11%，企业占69.74%，国外占4.44%，国内其他占4.05%。目前政府与企业研发投入比例基本稳定在1：2.5，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引领、其他资金有效补充的局面。
我国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和政府，其他渠道资金非常有限。2000-2018，我国研发部门经费来源结构由政府企业双主导转变为企业单主导，政府经费来源比例从33.5%下降到了20%左右，企业经费来源比例从57.9%上升到77.2%，企业投入是R&D经费主要来源。
2.2R&D经费执行结构分析
R&D经费的投入规模和强度是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而经费由谁去执行则关系到投入产出问题，一个合理的执行结构是R&D效率的保证。
美国R&D经费按执行部门分配的去向：联邦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大学、非盈利研究开发中心、非盈利研究机构。企业是美国R&D经费执行的主要承担者，1956年便已占到全国R&D经费比例的73.67%，尽管在七、八十年代有所下降，但现阶段所占份额也基本在70%以上。联邦政府所占份额由1953年的19.65%下降到2016年的11.61%，大学所占份额则从1953年5.22%上升为2016年的13.2%，且已取代政府成为美国第二大研经费执行部门。此外，美国非营利开发中心与非盈利研究机构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在4%左右。
中国R&D经费按执行部门分配的去向：政府、企业、大学。由于中国私营非营利机构的力量非常薄弱，因此，其执行的研发经费可以忽略。2000-2018年，中国政府执行经费呈下降趋势，所占份额从31%降至16.5%，企业执行经费在总R&D经费中所占份额呈现增加的趋势，从60%增加至78.7%，大学执行经费所占份额近二十年来一直是最末，2018年仅占7.3%。
2.3R&D经费配置结构分析
基础研究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基本途径。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越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越高，投入的基础研究经费也越多。R&D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合称为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是对事物本质的探索，是创新链的关键上游。应用研究是针对某一具体领域，利用基础研究成果，快速取得工业技术突破，创造市场价值。试验发展是将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转变为可执行计划。所以如何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实验发展进行合理配置，这既事关科技发展本身，又关系到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近年来，美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份额一直稳定在15%以上，试验发展所占比例大约在60%，应用研究所占比例大概为25%。从执行主体看，美国各种类型研发活动的分工也很明确，即高校承担主要的基础研究任务，企业则在负责大部分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
在1998-2018年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总研发经费的比例基本维持在5%，应用研究从22.61%下降到11.13%，试验发展经费从72.13上升到83.33%。我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成效明显，但基础研究经费同期占比还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80%的研发均投入用于试验与发展，研发经费配置明显有待优化。此外，从执行主体来看，2010年以来，我国企业R&D经费的97%用于试验发展，高校承担着主要研究任务。
3.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在R&D经费投入规模、强度、来源与执行以及配置结构，不难发现美国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3.1启示
3.1.1 美国R&D强度基本维持在2.6%-2.8%
从宏观上来看，9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经济复苏，带来R&D经费新一轮增长，R&D投入量逐年上升，且从强度上来看，美国R&D强度基本维持在2.6%-2.8%。我国现阶段研发强度仅为2.2%左右，相当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水平。一些言论宣传中国R&D经费将在未来几年间赶超美国是没有依据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势必会影响到研发强度，并且科学研究具有循环累计效应，一个后发国家欲实现弯道超车，在R&D投资规模与强度方面势必要有超常规的增速。因此，我国与美国的差距存在且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赶上。
3.1.2 美国R&D经费来源均衡、执行配置结构合理
从微观上来看，美国经费来源结构几十年的演变，已形成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的系统，R&D资金来源更为均衡、多元化，逐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导，以政府为补充，以其他资金为有效支撑的局面。相较于我国，美国长期实行优厚的税收政策，吸引大量企业和个人将资金存入信托基金、慈善等组织机构，使其成为研发资金的重要来源。
此外，从R&D经费执行结构来看，美国高校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培养了大量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不断为政府、企业、稳定输送资源，是新知识的摇篮和创新的发源地。在最近十年，美国高校R&D经费执行比例占到10%-15%，已取代政府成为第二大执行主体，而中国高校执行比例这一数据仅为其一半左右。
再者，从R&D经费配置结构来看，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能够嵌入全球知识网络的入场券，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赖以持续的基础。长期以来，美国极度重视原始创新，基础研发经费占比一直稳定在15%以上。我國这一数值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绝大部分资金都用于产品开发，以及根据快速发展的市场进行产品调整。很显然，这种不合理的结构配置直接影响了我国与世界科技前沿之间的距离。
3.2建议
3.2.1政府应加大R&D经费投入
我国政府过早的让渡经费投资主体地位，R&D资金主要靠企业投入，并且慈善基金、信托基金等也不能起到补充的局面。从企业的逐利角度考虑，其势必会影响到对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的投入，最终会制约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优化研发经费来源结构，政府应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经费，并充分发挥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更多社会基金、海外资金投向研发领域，拓宽来源结构。
3.2.2合理配置R&D经费资源
我国以后发优势创造出GDP世界第二的奇迹，但当所有红利都吃尽之时，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会造成我国与美国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差距，所以想要全方位的赶超美国，不能只关注R&D活动的规模，还要注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之间的结构配置。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我国应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注重对底层科学的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此外，从基础研究执行主体来看，在美国，企业负责大部分应用研究的活动，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国企业绝大部分资金均投入试验发展，从长期来看，这种逐利性只会拉大我国企业与世界前沿企业之间的距离。因而，政府应该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宏观引导，使企业对利润的追逐只能通过不断的技术突破，而不能只是简单的通过行政垄断来实现。
参考文献：
[1]樊春良.美国技术政策的演变[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08）：1008-1017.
[2]李艳艳，朱雪丽，孙利君.基于美国经验启示的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5）：189-192.
[3]李亨.美国产业政策研究与借鉴[J].现代国企研究，2020（07）：88-89.
[4]刘雨鑫，朱颖佳，闫孟茜，姚蕾.北京市创业型企业的R&D投入影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9（21）：115-116.
[5]原毅军，于长宏.研发效率、创新条件与企业R&D结构[J].科研管理，2019，40（08）：135-144.
[6]张绘.美国研发经费投入及战略调整的启示与借鉴[J].财会研究，2018（02）：5-10.
[7]任海云，宋伟宸.企业异质性因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R&D投入[J].科学学研究，2017，35（08）：1232-1239.
[8]程如烟，许诺，蔡凯.中美研发经费投入对比研究[J].世界科技研究与开发，2018，40（05）：444-453.
[9]范保群.美国研究发展经费结构的演变及其启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