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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1
翻译必然涉及两种不同语言的互译问题，而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又是形成文化的媒介，不同的语言因文化背景不同，表达上也就存在很大差异。且“语言的许多形式问题实则是基于其内在机制而发之于外在的表现形式”（刘宓庆，1994）。因而，在翻译中有必要对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且这种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表层，而要从内在的语言的机制对语言形式结构的对比分析中，弄懂是以何种形式作用于语言结构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时文翻译具有民族特色，本人从语言机制本身包括词汇，句法，修辞及文化探讨汉英翻译。
首先是词汇意义。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用宏观的观点看待微观的问题，具体就是弄清每一个句子词语在大背景下的意义。那么首先得了解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才能更好地解决微观的词汇意义。汉语词语所表现出的形象意义与语言本身的喻义是在某一特定环境下便达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如“一条龙”服务，这一词汇的形象指称意义汉语意思都心领神会，然而，若直译为英语则大相径庭。英语思维里“龙”的形象很难与协调一致的服务有联系。因而，在遇到这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形象词语时，要么找到与英文文化相一致的形象意义，要么只能意译出各形象的指称意义。
根据查尔斯.莫里斯的三类符号学（即语言符号的三类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中可以知道，指称意义是指语言符号的基本内容和它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是语言符号所代表事物的抽象概括。简单说就是寓意。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汉语虽然重形象，但在译为英语时，喻义第一，形象第二。
词汇的所指与内涵意义的关系也影响时文翻译。根据语义学词语的意义分为所指意义，内涵意义。所指意义指的是字典上的意义，内涵意义指的是除所指意义以外人们附加的情感和想法意义。政治经济用语很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人们的感情和想法。这时候就必须理解宏观背景下原文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及上下文，正确译出这类词汇的内涵意义。比如“求真务实”两个动词引导的在翻译成英语却是”be realistic and pragmatic”的Be adj结构，但却很好地表达了这个词的内涵意思。一词多义是很普遍的情况，但具体到上下文却必然只有一个内涵意义。这里不包括双关语。所以时政经济翻译不能仅局限于一句话一个词，必须基于整篇文章，包括文章作者，写作背景，时代背景等，从而对文章有了一定的理解，再根据上下文对具体的词汇句子进行翻译。
接着分析句法问题。英语结构不同于汉语结构。汉语多为线性铺排，无重点，多分句按事理顺序平行铺排。形成了“视点上流动，形态上松散，内容上完整的格局”（申小龙《历史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英语却多为主谓结构，动词为焦点，句子语义层次分明，具有严谨的逻辑理性思维。对于短句为主的汉译英，应抛弃汉语原有的框架，按照英语的主谓动词为主逻辑明确的结构翻译。具体说就是要分析汉语原文的语义逻辑关系，找准主干。理清主干与各分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即分清主次。将汉语的各分句按语法手段分别插入到英语主谓这一主干上。如“抓机遇，深改革，大开放，促发展，保稳定”。这里首先分清主次其中“抓，促，保”为主，“深，扩”为次。翻译为“seizing the current opportunity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open China to the outside world”.”抓”的目的是“深，扩”用不定式表目的。
除了词汇，句法，汉英语言的修辞特点在汉英时文翻译中也值得注意。汉语多寓情于景，重神似，喜华丽的辞藻。而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汉翻英中会发现，汉语中的许多表对仗或押韵的辞藻都被省去了。如“进一步开展节约能源的宣传，努力提高全社会节能意识”翻译过来就是“the idea of saving energy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general public.”结构不同于原文，却更简洁准确表达原文内涵意思。此外，汉语多用四字，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翻译成英文就是“A temperate climate with well-marked seasons”。
最后，对于有浓烈中国国情的词汇在翻译为英文时需适应译入语文化特点。鉴于大多国外读者不了解中國国情，所以最好对其进行解释或必要的变通。当然，随着中国越来越国际化，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外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已势在必行。属于中国特色的文化应完整的保存下来。比如前胡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说的“不折腾”，在译为英语时，直接译为“buzheteng”，这就是中国国力增强文化的强势的体现。但任何文化若想让外国文化更好的接受，“本土化”就必须付诸实践。如“三农”，译为“three agriculture”则云里雾里，需要解释清除，即“agriculture， farmers， rural areas”。
总之，时政经济的汉译英不同于文学翻译，译者需在平时的翻译活动中一边学习，一边积累。翻译是一个实践积累的过程，只有不断的练习练习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翻译方法。而所有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
参考文献：
[1]申小龙；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J].学习与探索；1987年03期。
[2]刘宓庆；《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 外国语 94年4-5期。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1
翻译必然涉及两种不同语言的互译问题，而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又是形成文化的媒介，不同的语言因文化背景不同，表达上也就存在很大差异。且“语言的许多形式问题实则是基于其内在机制而发之于外在的表现形式”（刘宓庆，1994）。因而，在翻译中有必要对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且这种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表层，而要从内在的语言的机制对语言形式结构的对比分析中，弄懂是以何种形式作用于语言结构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时文翻译具有民族特色，本人从语言机制本身包括词汇，句法，修辞及文化探讨汉英翻译。
首先是词汇意义。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用宏观的观点看待微观的问题，具体就是弄清每一个句子词语在大背景下的意义。那么首先得了解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才能更好地解决微观的词汇意义。汉语词语所表现出的形象意义与语言本身的喻义是在某一特定环境下便达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如“一条龙”服务，这一词汇的形象指称意义汉语意思都心领神会，然而，若直译为英语则大相径庭。英语思维里“龙”的形象很难与协调一致的服务有联系。因而，在遇到这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形象词语时，要么找到与英文文化相一致的形象意义，要么只能意译出各形象的指称意义。
根据查尔斯.莫里斯的三类符号学（即语言符号的三类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中可以知道，指称意义是指语言符号的基本内容和它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是语言符号所代表事物的抽象概括。简单说就是寓意。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汉语虽然重形象，但在译为英语时，喻义第一，形象第二。
词汇的所指与内涵意义的关系也影响时文翻译。根据语义学词语的意义分为所指意义，内涵意义。所指意义指的是字典上的意义，内涵意义指的是除所指意义以外人们附加的情感和想法意义。政治经济用语很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人们的感情和想法。这时候就必须理解宏观背景下原文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及上下文，正确译出这类词汇的内涵意义。比如“求真务实”两个动词引导的在翻译成英语却是”be realistic and pragmatic”的Be adj结构，但却很好地表达了这个词的内涵意思。一词多义是很普遍的情况，但具体到上下文却必然只有一个内涵意义。这里不包括双关语。所以时政经济翻译不能仅局限于一句话一个词，必须基于整篇文章，包括文章作者，写作背景，时代背景等，从而对文章有了一定的理解，再根据上下文对具体的词汇句子进行翻译。
接着分析句法问题。英语结构不同于汉语结构。汉语多为线性铺排，无重点，多分句按事理顺序平行铺排。形成了“视点上流动，形态上松散，内容上完整的格局”（申小龙《历史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英语却多为主谓结构，动词为焦点，句子语义层次分明，具有严谨的逻辑理性思维。对于短句为主的汉译英，应抛弃汉语原有的框架，按照英语的主谓动词为主逻辑明确的结构翻译。具体说就是要分析汉语原文的语义逻辑关系，找准主干。理清主干与各分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即分清主次。将汉语的各分句按语法手段分别插入到英语主谓这一主干上。如“抓机遇，深改革，大开放，促发展，保稳定”。这里首先分清主次其中“抓，促，保”为主，“深，扩”为次。翻译为“seizing the current opportunity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open China to the outside world”.”抓”的目的是“深，扩”用不定式表目的。
除了词汇，句法，汉英语言的修辞特点在汉英时文翻译中也值得注意。汉语多寓情于景，重神似，喜华丽的辞藻。而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汉翻英中会发现，汉语中的许多表对仗或押韵的辞藻都被省去了。如“进一步开展节约能源的宣传，努力提高全社会节能意识”翻译过来就是“the idea of saving energy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general public.”结构不同于原文，却更简洁准确表达原文内涵意思。此外，汉语多用四字，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翻译成英文就是“A temperate climate with well-marked seasons”。
最后，对于有浓烈中国国情的词汇在翻译为英文时需适应译入语文化特点。鉴于大多国外读者不了解中國国情，所以最好对其进行解释或必要的变通。当然，随着中国越来越国际化，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外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已势在必行。属于中国特色的文化应完整的保存下来。比如前胡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说的“不折腾”，在译为英语时，直接译为“buzheteng”，这就是中国国力增强文化的强势的体现。但任何文化若想让外国文化更好的接受，“本土化”就必须付诸实践。如“三农”，译为“three agriculture”则云里雾里，需要解释清除，即“agriculture， farmers， rural areas”。
总之，时政经济的汉译英不同于文学翻译，译者需在平时的翻译活动中一边学习，一边积累。翻译是一个实践积累的过程，只有不断的练习练习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翻译方法。而所有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
参考文献：
[1]申小龙；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J].学习与探索；1987年03期。
[2]刘宓庆；《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 外国语 94年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