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科教配套“同文馆”

　　“博物馆”是一个舶来词，最早将英文“Museum”译作“博物院”，“院”非“馆”，无非是形容其藏物之丰。该词译者王韬于1867一1870年间随英人理雅各（音译）赴英国译书。

起步：古物陈列紫禁城

　　与近代科技、社会教育相伴而生;兼研学与展览功能于一处，中国博物馆的 “初心”  与文化的集成和文明的演进息息相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我国博物馆事业走向成熟、走向国际的一座里程碑。

发展：红色博物遍京师

　　从“博物馆”展览、社教、研究、保护、交流等功能看，博物馆是“一种能够适应多元形态的理念与实践”。但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博物馆”应该融入 “国家品格”。

借鉴：他山之石看运营

　　博物馆的 “看点” 一般有三：建筑之美;内容之厚;展览之精。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来说，“展览”是博物馆之魂，也是博物馆的运营之道。

1 科教配套“同文馆”

　　“博物馆”是一个舶来词，最早将英文“Museum”译作“博物院”，“院”非“馆”，无非是形容其藏物之丰。该词译者王韬于1867一1870年间随英人理雅各（音译）赴英国译书，曾在苏格兰的杜拉居留两年。王韬译书之余漫游英、法、俄等国，后著有《漫游随录》一书，据称该书中所记各国博物馆“不下十五处”。后世评价王韬为“近代改良主义政论家”，为其倡导公民社会改良，王韬与近乎同历史时期的郑观应、康梁有着同样的“改良、维新”思想。不同的是，王韬将“博物院”列入异乡“风土人情”，“博物”之功能则定位于“广见闻、增智慧”……
　　郑观应所作《盛世危言》一书，首次将“博物馆”与兴学校、办报馆等列为“新式教育”一系，并与“铁路、轮船、矿山等”一同作为“新学必修”的近代工业文明的“时事测试内容”，有点像今天的“思想教育”课程——新式教育机构与新式教育内容。郑观应“设计”的博物馆与其时代一般，对西方的科技有着迫切学习、知耻后勇——“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愿景。郑于1873年前完成《救世揭要》一书后隐居澳门潜心写作，扩编前著，历经20年始完成《盛世危言》（1894年出版）。其间，郑观应所不知道的是，他书中所绘的“博物院”已在北京“同文馆”创设落地。
　　同文馆全称“京师同文馆”（以下简称同文馆），位于今天的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据称其前身为历仕晚清乾、嘉、道、咸、同、光等六朝，曾位居军机大臣的赛尚阿府邸。同文馆创设于1862年，初期是辖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翻译机构，发起人为彼时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同文馆创设目的，根据奕?所上奏章摘录可见为“与外国交涉事件”“悉各国情形”“悉其底蕴”“识其性情”“谙其语言文字”，等等。随着情势需要，仅培养翻译人才显然不敷堪用，“洋人制胜之道，专以轮船、火器为先。”“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學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惮于实用。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1867年）”奕?事关同文馆的奏章，为我们勾勒出同文馆由“译馆”向“学院”演进的过程[ 同文馆鼎盛时期的组织机构主要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等语言馆;天文算学馆、格致馆、化学馆、医学馆等科技馆;以及书阁、印书处、翻译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博物馆、观星台（天文台）等。而英、法、俄、德文馆还有前馆、后馆之分。京师同文馆的教师等级从高到低包括总教习、教习、助教和副教习，他们的待遇各不相同。从高到低共设有总管大臣、专管大臣、监察官、提调（后又设“帮提调”一职）等职位。（京师同文馆制度既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起点，又是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现代翻译制度、现代外交制度乃至现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陈向阳，2009.]。而“博物馆”或者“博物院”的字样，仅仅出现在后世对同文馆的研究中，历史资料对其的记载少之又少。
　　“They are now stored as lumber in the museum of the college.”这段话源自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①的回忆录《花甲忆记（The Cycle of Cathay）》。丁于1869-1894年任同文馆总教习，任期长达25年。他的这段话讲的是他将一台发报机放进博物馆，而《同文馆记》《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的译者们将文中“Museum”译为“陈列所”，同文馆中的博物馆就这样湮灭在历史中。同文馆中的“博物馆”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无论准确与否，“陈列所”这一翻译却给了我们一个静态的想象空间。
　　丁韪良作为“总教习”，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即 “以科学为矢， 射宗教之的”。进一步说，丁韪良认为，每一处传教之所都应建一座博物馆，其目的是“展示西方的技术和科学”;同时，对每位传教士应配备“魔灯、留声机、光学仪器、电学器具和蒸汽机械等一样的科学玩具……”可以想象，丁韪良在同文馆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什么样的器物……同文馆中坐落着中国第一座博物馆的证据还见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人创办博物馆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为配合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设立的。1876年京师同文馆首先设博物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从王韬、郑观应、奕?、丁韪良等第一代中国博物馆缔造者们对“博物馆”的认知——即“配合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设立的”。

2 古物陈列紫禁城

　　如果说我国近代博物馆的建立是为了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那么继同文馆博物馆之后，北京（平）纷纷建立的“陈列所”则是近代城市文明东渐的产物。这一座座“东渐”的陈列所，涉及领域包括：工艺、交通、卫生、地质、古物等等，依托博物馆教育的功能，为近代“市民”文明的塑造提供一处处“观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的研学之地。
　　20世纪伊始（1905年），清政府在抵制美货、收回利权运动下，各地以“工商陈列所”的形式进行“名牌国货展览”，彼时称为“罗列货品，以资研究……搜集中外新奇制造，以备参考”。其时，北京最为红火的市场多为“庙会”，较为著名的有隆福寺、护国寺庙会，等等。这样的“国货名品特展”选择广安门附近的仙露寺，以北京人喜爱的庙会形式，一经推出，大获市民关注。其后，李阁老胡同的“交通传习所”所设博物馆与丰盛胡同的“地质陈列馆”一般，为教学、研究、实践所用，非供市民任意参观。一半是展览，一半是研学，“陈列所”除展览功能外，距今时意义上的博物馆，仍相去甚远，而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要從我国第一座官办的“国家历史博物馆”算起。
　　辛亥革命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明确“博物馆事业”由“教育部”管理，彼时“教育部”与“博物馆事业”相关的组织结构及职能如下表：

　　“总务厅”负责修建，“社会教育司二科（图书博物科）”负责运营。令人瞩目的是，鲁迅为“二科科长”十四年之久，鲁迅与“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筹建有何关联？史料很少，后世研究者只得一句“奔走运作”。1912年7月，“教育部”于北京国子监成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下简称筹备处），创建宗旨为“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以“太学器皿”为初期主要展陈古物。1914年，故宫武英殿、文华殿及咸安宫旧址改建陈列室并辟为“北京古物陈列所”，据称其“全盛时期”的范围竟包括紫禁城的前朝部分，即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西华门、东华门等。古物陈列所藏品的主要内容为内务部于1913年10月——1914年3月清理并运抵北京的承德避暑山庄及各园林所陈设的古物约117700余件;以及沈阳故宫所藏古物约114600余件。1917年，“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以午门城楼和东西亭楼为陈列室，东西朝房和端门城楼为文物库房，其中部分西朝房为办公室。陆续入藏文物215200件。”
　　“北京古物陈列所”是最早迎接普罗大众的宫廷内藏文物展陈机构，较之此前的博物馆、陈列所，古物陈列所设有以“文保”为核心的组织机构[所内有所长、副所长，书记员和司事，分设文书课、陈设课、庶务课。文书课分任编辑、登记、调查、报告等事项;陈设课主要负责陈列和保管文物;庶务课专任会计出纳、总务后勤、纠察保卫等。该所建有规章制度。《办事细则》明确规定了各殿陈列古物保管程序和各库房存储古物保管程序，以及提收古物的暂行规则。（梁吉生，1986）]。同时也开始尝试吸引观众的运营方式——“为了吸引观众，规定陈列品每周都进行更换，稀世珍品随时更易，不作长时间展陈，以便慎重保护。普通展品 ‘或旬月一换，或逢令节纪念等日减价期间，分别选择更易’。此外，还在东、西华门外各置一大公告木牌，书写陈列物品门类，以期观众预为知晓。”彼时，古物陈列所的官方英译名为“The National Museum（国家博物馆）”，事实上它也承担着这一角色。1948年3月，北京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武英、文华及前朝部分陈列所及两行宫文物一道，终成北京宫廷文化完整、亮丽的风景。

　　与近代科技、社会教育相伴而生，兼研学与展览功能于一处，中国博物馆的“初心”与文化的集成和文明的演进息息相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我国博物馆事业走向成熟、走向国际的一座里程碑。自此，古物陈列与紫禁城宫廷气象竞相辉映，共同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艺术殿堂，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皇宫，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奥地利利霍夫堡和美泉宫，德意志柏林皇宫，土耳其托普卡帕宫，韩国景福宫等，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3  红色博物遍京师

　　从科教辅助工具诞生的“博物馆”雏形，到“古物陈列所”及故宫博物院等近代博物馆的建立，博物馆作为市民社会重要的人文地标，发挥着推动文明进步、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从“博物馆”展览、社教、研究、保护、交流等功能看，博物馆是“一种能够适应多元形态的理念与实践。”[段勇，《当代中国博物馆》，译林出版社，2017年8月。]但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博物馆”应该或者必须具有 “国家品格”。
　　1949年11月，国家文物局成立，要求各地成立相应的管理部门，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同时，以故宫和北京历史博物馆为重点改造对象，对旧博物馆进行整改，整顿库房、改造陈列、加强群众工作、建立健全制度，并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改造以整顿队伍，利用博物馆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举措，开启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关键一步。
　　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三性），博物馆应坚持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这两项基本任务（二务），简称“三性二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物馆系列工作条例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博物馆的类型日趋丰富多样，社会化办馆的热情不断提高，政府投入的不断增加支持服务馆的全面发展。据统计年鉴2018年的数据为例，2018年，我国博物馆数量已从1949年的不足百家、1996年的1219家增至4918家，从业人员数量107506人，博物馆文物藏品37540740件/套，本年博物馆从有关部门接收文物数188377 件/套，基本成列展览26346个，博物馆参观人次104403.58万人次，门票收入614922.4万元。
　　这一路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博物馆收藏和陈列不再局限于传统模式，管理体系也体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非文物系统的博物馆越来越多，私营博物馆数量不断增加。大量新科技的引入、数字化的尝试，和标准化社会服务体系的构建，都体现着博物馆现代化和社会化的趋向。国内博物馆运行的市场观念、经营理念不断趋于新颖化、合理化。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行业的国际交流与互动频繁，高校开始设置博物馆专业，并发展在职教育，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开始对博物馆引入法制化管理，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了《博物馆条例》。
　　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中，还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书写——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成“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一“合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融为一体，昭扬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产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红色文化”精神。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址落成，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堪称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常设大展“复兴之路”正式开幕。
　　“复兴之路”开幕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之际提出和阐述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乃至“复兴之路”大展奠定了“国家品格”的底色。品格不同于性格，它是对外昭示和彰显的，在同文化圈内，品格能赋予人们强烈的归属感;品格的诞生，有着源发性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我们国家品格中的红色基因、红色文化为当代奋进中的人们带来“获得感”和“荣誉感”。
　　从“红色文化”的角度看，北京作为首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资源。从红色文化形成和演进的过程看，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全域范围不啻于一座偌大的“博物馆”。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提出北京红色人文地理的概念，即在北京这一地域范围内，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为争取国家独立昌盛、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等事业贡献力量的仁人志士、英烈英雄、劳模楷模等，及其战斗、奋斗和活动的地理区域所共同形成的红色人文地理资源。这一资源既包括人物事迹，又包括特殊地理区域，从这两个要素出发，红色人文地理既包括了红色旅游所涉及的红色名胜，又有隐藏在历史深处亟待发掘的人文地理资源。

　　这不仅是一座红色博物馆，更是一条条红色人文地理地标编织而成的宏大史诗。徜徉其间，历史在诉说，文物在诉说……“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习近平总书记语，《致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的贺信（2016年11月）》，《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1日。]

4 他山之石看运营

　　目前全世界博物馆总数约8万家，美国的博物馆数量第一，按窄口径统计大概是8000 家，按宽口径统计更是高达1.7 万家。其次是德国（约6000 家）、法国（5000余家）、俄罗斯（约5000 家）等国（段勇，《当代中国博物馆》，译林出版社，2017 年8 月）。我国以2016 年统计数字看，全国（不含港澳台）在省级以上文物主管部门注册并在国家文物局备案的博物馆已有4873 家。其中，国有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2818 家，国有其他部门所属行业博物馆758 家，民办博物馆1297 家，不折不扣的博物馆大国，跻身世界前五行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就自身所见及手边博物馆及博物馆学相关论著为基础资料，选取德、日、美各一博物馆运营管理特色，以飨读者。

馆学合作有经纪

　　博物馆因其深厚的历史内涵、独特的地域特征和优雅的审美风格，一直是人们心中不二的人文地理地标。加之博物馆与生俱来的社会教育功能，博物馆更被许多城市文化、城市规划研究者称为“城市公共客厅”。我国博物馆自创始以来，一直与学校教育有着异常紧密的协作关系。无论是“博物馆走进校园”，还是与学校开展定期研学活动，甚至，博物馆的研究骨干直接参与学校课程设计、教学设计和学科统筹工作。同为博物馆资源大国，德国在博物馆教育资源统筹和运营上则借助于其特殊的、类经纪型政府事业机构——博物馆教育专门机构。以慕尼黑博物馆教育中心（MPZ，以下简称“教育中心”）为例，该的任务为“与巴伐利亚州内，特别是慕尼黑市的博物馆、收藏机构和展览机构合作，通过课程教学、导览和其他形式支持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学，并面向不同观众群提供相对应的教育项目。（中共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秦始皇帝陵博物馆 ，《带路：博物馆教育的行动与思考》，三秦出版社，2017 年9 月。）”根据该“教育中心”任务可以看出，教育中心统筹经纪本地域内博物馆的教育资源，除校际合作外，还针对各个观众群体需求，提供教育服务产品。这样做的好处有三：
　　专业人做专业事，“教育中心”的事业人员大多是教育工作者，既对博物馆的教育资源了解，又深谙学校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在这类服务产品设计上更具效率，更具更具准确性。
　　“教育中心”作为经纪教育资源方，专事博物馆社教与体验功能，将展览及教育体验项目作为手段，更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观众的需求和体验经验，可以不断开发出具有创意性的服务产品。
　　“教育中心”的服务产品以不同观众的需求为导向，對“观众类型”“观众画像”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和了解，这样有助于进一步细化服务产品。较为成功的有柏林历史博物馆针对德国移民及其家庭设计的“《移民德国：作为移民的胡格诺教徒1500—2005》展览”;波恩德意志博物馆针对女性在科技与自然知识学习体验的服务产品“女生日”活动，等等。

“流行文化IP +”沉浸体验

　　日本因其独特的动漫文化渊源，对东亚地区的流行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日本将动漫产业归属于“内容”产业，略不同于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日本在内容产业的产业。日本在内容产业的产业结构中更为注重IP的运营，尤其是与国家文化关联度高的文化IP 的运营。较为成功的有日本料理、日本旅游等等，这类国家文化关联度极高的文化IP 运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输出，对消费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产品依赖。同时，也通过产品依赖输出了日本“健康”“友善”“礼仪”等国家品格符号。这样的符号或者说IP，首先，要得到本土国民的认可和喜爱;并通过这样的“认可——喜爱”凝聚成一种文化情怀，“萌文化”的诞生便文化”的诞生便是极好的例证。
　　“拉面”作为日本料理的一道名品，在日本以及喜爱日本文化的人群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日本继《中华小当家》之后， “料理”动漫题材中颇具影响力的另一作品便是《猫大将拉面》。新横滨作为日本拦海开发的新城市不失时机地将“猫大将拉面”这一题材作为城市宣传的文化IP，在新横滨车站不远处建立了人文地理地标“拉面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