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当前,全国档案部门都在集中精力编制“十二五”档案规划。如何使规划更好地促进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首都档案事业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诚盼档案人和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建言献策,这就是本辩题的宗旨。
　　任雪娇:作为90后,我虽然参加工作不久,但对五年计划也略知一二。比如:一五计划时期,有前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二五计划时期,有为十年大庆修建的首都十大建筑。但看到“众说规划‘十二五’,共绘档案新蓝图”的辩题后,最初以为是笔误,转而觉得主持人不会如此马虎,经上网查询,果然是规划。请问:五年计划何时变成了五年规划?
　　阿 昆:这个问题提的好,也提的有水平。规划、计划虽只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查:“一五”计划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3～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此后,直到“六五”(1981-1985)计划,才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区别就在于后者加了“社会发展”4个字,它反映改革開放后,我国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开始重视社会发展。21世纪,从“十一五”起,又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规划取代计划,说明我国已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兰 铁:我注意到这场辩论酝酿已久。去年年末《北京档案》就在“每期一辩”的开场白中,预告了新的一年将推出“编制‘十二五’档案规划”的新辩题。今年第5期《北京档案》又辟出版面,刊登“每期一辩”投稿指南,再次预告下半年要讨论“编制‘十二五’档案规划”的问题。这说明编制“十二五”档案规划一事,早就受到领导的空前关注。而下半年,正逢规划编制的关键时刻,能在档案刊物上连续讨论6期,也算是抓住了最佳战机。
　　叶 子:其实,关注档案规划的编制,可追溯到五年前。那是2005年3月17日,为进一步完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毛福民曾到北京市进行工作调研,并与部分市属单位、高等院校和区、县档案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其后,《北京档案》连续三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三谈北京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再后,北京市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列入市“十一五”专项规划,市档案局召开区县档案局(馆)长会议,研讨完善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应该说,最近五年首都档案事业的飞速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得益于“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当然,档案事业发展中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档案设施建设上的薄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编制时的形势、编制人员理念上的局限等的制约,教训也是深刻的。
　　李贺英:你说得对,正如老农所言: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五年规划的编制虽然仅仅数月,但对档案工作的影响却是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编制一个能促进档案事业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五年规划,就是今年的一件关乎全局、关系长远的大事,切不可掉以轻心,当成儿戏。
　　杨 光:编制“十二五”档案规划当然重要,但主要是领导和计划部门的事,和一般档案人关系不大,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更没必要组织读者广泛地讨论。因为普通档案人受岗位、职务、阅历、环境等诸多方面影响,多关注眼前工作,不会站的很高,看的很远,更难以考虑全局性的问题。与其让他们分心考虑五年规划,还不如让他们全身心地做好眼前工作更实际。
　　李 欣:我觉得你的看法太片面,普通档案人尽管受岗位、职务所限,不可能站的很高,看的很远,但他们最接近广大百姓,最了解底层民众。所以,编制档案规划时,更应多听他们的意见,才能使规划更合民意、更顺民心、更接近实际,也才能最终得到圆满的落实。
　　王学华:据悉北京市“十二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已在3月1日正式启动。陈乐人局长指出:“‘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站位要高,质量要高,规划文字内容要表述清晰、准确,要广泛征求和吸收各方面专家、学者、档案部门以及各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毫无疑义,所有档案人都应为此建言献策。
　　李 琳:科学和民主在当年五四运动中,被称为赛先生和德先生,这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吸收普通档案人参与编制档案规划,既是科学决策的需要,也是民主决策之必须。那种把群众看成群氓的思想是错误的,它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