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写商业计划书就可以用一家子公司引来14亿元风投的，恐怕只有华大基因了。
　　业内始终视华大董事长汪建创业的经历为一个“土匪”式的“霸蛮”传奇：1999年7月，华大在北京顺义空港创立，初衷是为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随后在伦敦召开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五次会议上，汪建的搭档、现任华大主席杨焕明，在没有获得中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上台称中国愿承担其中的1%。
　　成立4年后，在那个被SARS搞乱了的春天，华大迅速破译四株 SARS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检测试剂盒。当年11月，原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升级”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BGI），杨任所长，汪是副所长之一。
　　2007年，汪建辞去副所长职务，南下深圳。这年4月，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民政局注册成立，沿用BGI的称谓。当年10月，华大宣布完成绘制“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汪建与深圳市政府打赌说“十二五”期间华大要在《科学》、《自然》几本顶尖刊物发50篇论文，结果去年超额完成。
　　两人这种一只脚在体制内、一只脚在体制外的身份曾一度被指责为“公私同行”，杨在次年干脆辞去所长职务，回归华大。
　　随着华大测序能力提升，一些科学家及科研机构主动寻求合作。华大第一个商业模式由此产生：为科研机构、制药公司、育种公司等提供测序服务。这其中有一两万元的单子，也有上千万甚至接近亿元规模的合作协议。
　　2010年初，华大利用6亿元国开行贷款，从Illumina购买了128台新一代测序仪Hiseq2000。华大随着新机器的到来迅速扩张，到2012年其测序数据产出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
　　2013年，汪建宣布完成对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的全额收购，解决了测序仪这个产业链上游的环节。汪建给华大设定了四部曲：科研服务、科技服务、医学服务、人人服务。他对外宣称：“我们现在才走到第二步，第三步正在加速。科技服务能到一百亿，医学服务能到一千亿，人人服务能到一万亿。”
　　所谓人人服务，是指基因测序和分析成本大幅度下降，生物大数据足够丰富后，人人都可以在常规诊疗中应用基因信息。目前，一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成本已下降到数千元，但加上分析成本，大概要10万元。
　　现在，华大的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6岁，汪建平时看到华大员工在公司里打领带，就要上去揪掉，因为他觉得那是像留辫子、穿马褂一样的旧式思维。
　　他认为“生物经济”和“工业经济”是两回事：“生物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科学问题，我们直奔科学。我们几个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讨论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追逐这个梦20多年。做企业这帮小子大多是为了挣钱去创业，我们牛就牛在开始就是想做好人。”
　　这个衣着朴素、一双鞋可以穿一年的60岁企业家说：“我们想活出一份精彩来，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在人类历史上可圈可点。比如说我希望在未来三五年之内，中国的女同胞不再担心宫颈癌;孩子出生了，不再有地中海贫血;中国的聋哑学校应该关掉95%，这是我马上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