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凌辱,让现在的中国人还感到气愤。明治维新后,日本得以迅速发展,窘困于岛的日本不满有限的国土,遂向外扩张,以求统治整个大东亚。日渐衰弱的中国自然成了日本的侵略目标。在无理的借口下,日本遂发动了甲午战争,后来还有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以至20世纪30年代的全面侵华,等等。这些是大的、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日常的对华政策也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前进、中国强大的。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非常谨慎,当它看到中国出现曙光或者隐约有了曙光时,它就害怕起来,并通过各种手段,全力抑制中国发展—这在辛亥革命后有明显的丑陋表演。当共和政府顺利得以诞生后,日本就很不高兴,不希望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当袁世凯获得稳固的政权后,日本就非常害怕袁世凯对它不友好,进而在中国培植反对势力,加速了共和政权走向军阀混战。
日本对中国的不友善是一贯的,这是专门的论题,这里先不表,但日本对袁世凯的复杂心态却是不能不说的。日本和中国的第一交锋,可以说是在朝鲜问题上。朝鲜向为中国藩属。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力谋向外扩张,对朝鲜蠢蠢欲动。光绪二年(1876年),日本借口船只在江华岛被击,强迫朝鲜订约,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否定中国的宗主权,并对朝鲜进行经济侵略。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引起了中朝传统关系的变化,李鸿章为牵制日本,介绍美、英、德诸国与朝鲜订约,并由朝鲜自行声明为中国属邦,使中朝的宗藩关系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也正是这样,使朝鲜这个原本就十分贫弱的王国被推到了国际的激浪中,加上宫廷权力的斗争,可谓危机重重。
朝鲜的危机,给了袁世凯以施展才华的机会,“袁世凯厕身军界,嚆矢于朝鲜壬午之变”。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在大院君李应煽动下,发生了壬午之变,掌权的王后闵氏遭围攻,闵氏党羽被杀。闵氏在洪在义的掩护下,乔装逃走。因闵氏政策多倾日,政变之兵遂袭击日本使馆,杀堀本礼造等日人。日使花房被迫率馆员走仁川济屋浦,乘英船回国。
日本政府得到花房公使自长崎发出的有关事变始末的电告后,便决定派兵到朝鲜问罪。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探知消息,即通电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张闻朝警报,遂发檄吴长庆,带队赴朝,以清朝乱。在吴长庆队伍中,即有袁世凯。袁世凯从此与朝鲜结缘,并在中日在朝鲜利益的搏斗、比拼中,和日本结下了渊源。因此,日本人对袁世凯的心态非常复杂,有痛恨袁世凯的一面,也有畏惧袁世凯,甚至爱惜、赞赏袁世凯才华的一面。佐藤铁治郎就是这样的一位日本人。
佐藤铁治郎,生平不详,据日本学者竹内实《大正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评价》一文介绍说,佐藤铁治郎似乎在中国与朝鲜居住有30年之久,其中大约有20年是作为新闻记者度过的。当时他可能在天津经营时闻报馆。另外,在当时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小幡酉吉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呈递的报告中,有“时闻报社社主佐藤铁治郎”之字样。佐藤铁治郎则称自己是“东瀛下士”,“谫陋不文,三十年回翔于日、清、韩三国之间”。真是遗憾,对这样一位人物,后人没有过多的记载和考证,他的生平也无法进一步了解,只知道这位日本人在1909年5月出版了有别于一般袁世凯传记的《袁世凯》一书。但就在该书印刷完毕,即将装订成册之际,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以及天津海关道的官员,还有其他的知情者,均认为此书的出版会影响中日两国关系,遂要求停止出版。袁克定以现金收买了此书的全部印刷物,并在两三天内由袁克定的代理人作证烧毁。但小幡酉吉却暗中保留了一本,并将它交给了日本外务省。由于此《袁世凯》为孤本,倍为珍贵,20世纪70年代,日本方面开始将此书全部复印,并进行研究,国内的读者也是近几年才看到复印本的。透过这些复印件,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是个什么模样,尤其是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经历,以及在这其中所展现的形象。
前面说到,袁世凯是因为朝鲜壬午之变而赴韩的。时年23岁的袁世凯可谓血气方刚,豪气非凡。袁的职务是“营务处会办”,也就是筹办军需供应补给之事。但袁显然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当大军在登州进发时,袁世凯就跟朝鲜官员金允植说,他想提劲旅数百,直接入京城。金允植虽认为到仁川后再观机酌行为好,但对袁的魄力颇为敬佩,后两人交往甚为密切。
袁世凯入朝后不久,便因为严肃军纪而获得名声。庆军入朝后,纪律很不好,不但有人抢劫朝鲜居民的衣服食物,而且强奸民女事件也有发生。袁世凯知道这样下去,必将引起朝鲜人民的反抗,也有失“上国”之体面,因此力主整军。袁向吴长庆说明利害,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在吴长庆的支持下,袁世凯首先从各营抽调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袁亲自率领,日夜巡查,遇到那些扰害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庆军经袁世凯整顿,“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吴长庆大奖袁世凯的结果,就是向李鸿章密荐了袁世凯。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总理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遂达李之耳中。
光绪九年(1883年),吴长庆回国,袁世凯揽过军权,成驻朝官兵之首领。当时的朝鲜有事大、独立两派。事大派亲华,以闵泳翊为首领;独立派亲日,以金玉均、朴永孝等为首。两派自分畛域,相互倾轧。光绪十年(1884年),独立派在日本的阴谋策划下,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铲除事大派,独占在朝之利益。独立派在日本公使竹添的支持下,刺杀事大派首领,杀害六大臣。日本还挟持了国王到景佑宫,同时迫使国王招请日使进宫保卫。日使竹添遂率使馆之二中队入宫守卫。袁世凯知道后,很是激动,他一面做举兵的准备,一面致函旅顺的保龄,托他禀请“即派兵轮来东”,接着又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支援,以防不测。接着,袁世凯率兵入王宫,并致书日本公使竹添,谓:“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设国王。日昨朝鲜内乱,杀害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举有入宫环攻贵部之说。弟等既恐国王复惊,又恐贵部受困,用敢率队进宫,一以保设国王,一以援设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袁函发出后,不见竹添答复,遂于当日下午,袁世凯断然发动攻击。袁自率一队进向敦化门,吴兆有率队由宣仁门向昌德宫进军,张光前所部为预备队,在后策应。佐藤铁治郎在记录这一历史事件时,多有气愤,称:甲申之变,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我竹添公使保护。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我公使在宫中,乃致书我公使。“书甫入,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我军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
袁世凯的果敢,给日军以打击,并营救出了朝鲜国王,竹添最后也逃往仁川。这是中日士兵在朝鲜的第一次正面交火。袁世凯深知,中日交兵,必然牵涉外交问题,遂安排朝鲜国王在营内接见各国公使,说明事乱原委,并请共同调处。后又请陈树棠与各国公使晤商调处,但调处效果甚微,竹添态度尤为强硬。后竹添返日禀告。就在竹添返日的第二天,袁世凯派兵迎接王妃和世子回宫,至此,袁世凯保设国王的目的完成,变乱也告一段落。袁世凯在这次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果敢受到了朝鲜王室的尊重,更给一直试图侵害我在朝利益的日本以警示和打击。此后,日本也因此格外担心起袁世凯。佐藤铁治郎遂对袁世凯敬畏起来,称:“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飙悍之手腕哉。”佐藤铁治郎还认为“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
袁世凯的这次果断行动,不仅让日本畏惧三分,也使他自己获得了李鸿章的赏识。时年25岁的袁世凯,“竟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在军事上,甚至外交上作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后经李鸿章保荐,袁世凯获三品衔。
袁世凯因中日两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而不得不回国。《天津条约》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签订,约定中日两国陆续撤退在朝之兵,袁世凯也因此随营归国。袁世凯本为纨绔子弟,现朝鲜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天地,尝到了指挥三军的甜头,自然不愿再回国游手好闲。所以,回国后,袁世凯仍心恋朝鲜。光绪十一年秋,大院君的归国又给了袁世凯入朝的机会。大院君是壬午之变被袁世凯等诱擒于清廷的。三年后,袁世凯又书呈李鸿章,谓:“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掳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李鸿章同意了袁世凯的意见,并派袁护送大院君回国。李鸿章并致书朝鲜国王,曰: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袁世凯也因护送大院君而得以再次入朝。半年后,也就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朝办事大臣。李鸿章还致朝鲜国王书一封,曰袁世凯“奉旨命驻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对袁世凯多了几分敬畏的佐藤铁治郎也知道,袁世凯这次入朝,较过去大不一样了,袁世凯在朝有襄助一切的权力,犹如监国。在佐藤铁治郎的笔下,“世凯自命其权力地位,亦在各国驻韩公使之上。遇有各国公使会议筹商事务,则派翻译唐绍仪充代,车马服从亦极丽,至韩宫府行为,外交动作,事无大小悉加干涉,韩无一事能自主”。佐藤铁治郎甚至举例说,韩王欲换一宫内小臣,都不能自主。确如佐藤铁治郎所述,自袁世凯任驻朝办事大臣以来,中朝的宗藩关系得以进一步加强。在交往仪式上,袁世凯与朝鲜官员交往,均用平行照会;朝鲜政府遇有“公会”,袁世凯为“宾中之王”,其席位应在朝鲜官主位之上。另外,在“入贺”、“赐奠”等礼节上,朝鲜虽有不甘之心,但在袁世凯的督促下,依然延续。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朝鲜赵太妃病逝。朝鲜即向袁世凯及清廷北洋大臣禀告。按照礼节,藩属国的国王、王妃等去世,还需派遣“讣告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然后清廷亦派使前往赐祭,并赐谥号。这次赵太妃病逝,朝鲜欲取消“大丧礼”,遂迟迟没有派“讣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凯则不断催促朝鲜王室,最后朝鲜只好派使前往。清廷也随即任命户部左侍郎续昌、右侍郎崇礼为致祭朝鲜国母妃正副使。
袁世凯在朝的“宗主监国”身份自然引来其他国家的嫉妒和不满,尤其是日本,它本以为朝鲜可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足智多谋的袁世凯却成了它侵吞朝鲜的绊脚石。日本始终有“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的思想,一直设法让袁世凯离开朝鲜,以除心患。日本政府曾致书清驻日公使徐承祖,嘱清政府命袁世凯赴东京,与日本执政诸臣面商一切。光绪十二年五月,袁世凯抵东京,会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及诸大臣。日本向袁世凯提出12条忠告,告诫袁世凯勿损害朝鲜之自主权,宜劝其变法,以图自强,且中日两国应协力图谋。袁世凯则告诉日本政府,朝鲜乃清之属国,非他国所能干预。伊藤博文与袁世凯的这次会谈自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日本政府遂越发气愤,佐藤铁治郎曰:“我国当时亦无如之何。而我君臣,见清于韩种种虐待,实代不平。”
就在袁世凯与伊藤博文商谈之际,有朝鲜密求俄保设之事件发生。朝鲜密求俄保设之事件,既是一出正剧,也是一出闹剧。朝鲜求俄保设先后有两次,一次是在光绪十年底(1885年年初),一次是在光绪十二年夏。第一次俄朝勾结的策动者为穆麟德。穆乃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兼外署协办,是朝鲜的改革派人物,深得朝鲜朝廷信任。穆有对朝军事、经济、交通等之改革计划,曾寻求李鸿章支持。李鸿章表示同情,但未予有力支持。穆麟德遂寻求俄国支持,并促使俄朝订立《韩俄通商章程》,极得俄人好感。甲申之变,中日交火,朝鲜甚为担心,遂在穆麟德的促使下,寻求俄之保护,并与俄订下密约,俄派舰保设朝鲜沿海,派员教练朝鲜士兵等。朝俄密约之阴谋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宗主国中国自然不能答应;日本深恐朝鲜落入俄人之手,甚至危及日本本土,也不甘愿;英国也恐俄势力南下,侵占自己利益。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朝鲜不得不撤了穆麟德,朝俄密约遂成空文。朝鲜第二次与俄亲近则因诸事起。光绪十二年春夏,英国占据巨文岛,亲日派威胁甚紧,加之袁世凯的专横,朝鲜遂萌生与俄亲近之举。朝鲜国王密召前年因海参崴密约一案而被流放的金光勋返回汉城,并命其与俄驻朝公使韦贝交往。朝、俄之间再度密商保设之事。佐藤铁治郎对朝俄密商保设之事的起因有偏见,只说“而袁之专横,仍不稍减,卒致韩不能耐,求助于俄,数赴俄使馆密商”,而将英国侵占巨文岛以及日本自身的不断侵略掠夺都给忽略过去了。
袁世凯对于朝俄的密商非常重视,一面继续密探朝俄之动向,一面向李鸿章上书禀报。当袁世凯获知朝鲜领议政大臣沈舜泽致电俄公使韦贝请求保设的密函后,大为气愤。沈在密电中称:“敝邦偏在一隅,难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院君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院君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叶,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于贵国也。”(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袁得此密电,做出了快速反应,他一面封锁密电,设法阻止俄公使拍电报去莫斯科;一面商请英国舰队巡弋朝鲜海岸;再者,致电李鸿章,请求李派兵来朝。李鸿章则因北洋兵船不足,加上军饷艰困,没有及时派兵。袁世凯不断去电催促,李鸿章遂召集周馥、盛宣怀、陈允颐等商议,并决定命陈允颐赴朝与袁密商对策,后又命袁保龄负责调拨张文宣所部设营两哨,使之改装易服,作为随陈前往巡查电路之丁役,乘利连号由大沽转往仁川,再往汉城,以防不测。此外,南北水师亦大部出动,以壮声势。清廷还命李鸿章“将调兵事宜赶紧预筹”,清廷水师整装待发,有即将交战的情势。
一方面,在袁世凯的请求下,清廷已做好出师朝鲜之准备。另一方面,袁世凯在朝鲜宣称“天兵”即将来朝,请朝国王“除奸臣,谢天朝”。朝鲜国王则遣沈舜泽、金宏集等官员,向袁世凯解释,否认有求俄保设之事,谓此电函乃小人伪造,并将此案有关之金嘉镇、赵存斗等四人下狱治罪,后又由议政府和外署照请袁世凯,将事情原委禀告于袁,并禀清北洋大臣核办,且俄也否认有接朝鲜请求保设之密函。密函事件遂成一出闹剧。袁世凯知道事情原委后,连拍数电给李鸿章,向李禀报。因当时电信故障,李迟迟没有接到袁世凯的电函,还在继续准备他的“调兵事宜”。接到电函后,整装待发的军事行动立刻叫停。随即,朝鲜派丞相徐相雨赍国书赴清廷辩诬谢罪。徐相雨对袁世凯多有不满,遂称此事端为袁凭空杜撰,又讽袁平日种种暴躁。清廷大臣也因徐陈述,多认为袁世凯无事生端,应速撤袁世凯。李鸿章为袁辩白,方使袁世凯留守朝鲜,但致袁书一封,批评袁举动暴躁,当严申训诫。对于此事,佐藤铁治郎倒给了袁世凯一个很不错的评价:“平心论之,以韩廷谬安,虽无袁世凯之逼迫,而簧鼓满朝,势必有附俄之谋,不过袁促之使速耳。但袁能造端,即能结果,使其不能实行,不得不称之曰能。”一个“能”字或许就是对袁世凯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的最好概括。袁世凯虽被清廷指责为无事生端,遇事张皇,但袁处事之敏捷、果敢,还是展示了其“能”的一面。
袁的“能”自然引起了诸国公使的不满,俄在这次事件中,对袁愈加痛恨,恨袁破坏其与朝鲜之密谋;日本不用说,它一直认为袁久驻韩乃大患;而一直标榜扶植弱小民族独立的美国也对袁强烈不满起来。袁世凯面临着困境。俄使出全部力气,设法让袁世凯离开朝鲜,并继续与朝鲜接触,重申密约之事。美国则直接致电清廷诘问:“嘱询中国派驻朝鲜袁姓,官系何等职任……是否即系办事大臣,抑系二三等钦差……”在美国眼中,袁世凯的“交涉通商事务大臣”就是“三等钦差”,不能与美公使平起平坐。但遗憾的是,袁世凯不但没有因为“三等钦差”而居美公使之下,反而居上,公使会议常派唐绍仪代充。美历任驻朝公使对袁世凯多有非议,指责袁世凯地位特殊且过多干涉朝鲜内政。
所谓枪打出头鸟正是这道理,袁世凯的“出头”引来了非议、指责,这是自然的。佐藤铁治郎认为袁世凯遭众公使责难,主要是因为在与公使交际中,“其初位置自高,势难中落”。佐藤铁治郎只看到表面现象,其实外国使节与袁世凯不合甚至交恶,都是因为不满中朝的宗藩关系,并竭力扩大自己在朝的利益所致。这些使节向清廷诘问,并施加压力,想借此让袁世凯离开朝鲜。这点李鸿章还是看在眼里的。李鸿章虽然知道袁世凯在朝鲜的确有专横之举动,行为也不乏暴躁,但他也知道袁世凯还是在竭力维护清朝在朝鲜的“上国”地位的。因此,当袁世凯驻扎三年期满时,多国使节都以为袁世凯会离开朝鲜,但李鸿章却向朝鲜致书,称赞袁世凯:“该员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常之处。鸿章一再告诫,近来历练较深,尚能慎重自持。往年两次遣兵定乱,该员身在行间,为彼中士民所信服,旋经派往专驻,遂觉久而愈亲……”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廷准李鸿章之奏,称袁世凯驻朝三年,办事得宜,仍留朝鲜为钦差大臣,即驻朝鲜公使,并赏以道员升用,加二品衔。
此次袁世凯没有被调离朝鲜,反倒升官,其中李鸿章的作用确实很大。支撑晚清危局的李鸿章知道人才之难得,遂对袁世凯倾心培养。袁世凯经过这些波折,也多了些历练,有所收敛,渐渐成熟起来。说来也不奇怪,一个20多岁的人,手中就把持有几千士兵,还与朝鲜王室频繁来往,成为“上国”之代表,成为各种会议之主宾,产生自满和骄傲情绪是自然的。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袁世凯,想借此施展个人才华,以求出人头地,这也无可厚非。谁人不想出人头地呢?谁人甘于平庸呢?只是袁世凯或许心切了些,只是袁世凯有了这施展的平台而已。作为日本人的佐藤铁治郎虽然对袁世凯没有因此离开朝鲜深感遗憾,但他还是肯定了袁世凯此后在朝鲜的种种作为。他说:“自此以后,袁之学识亦大进,其宗旨以和平接物,对于各国公使,多极力笼络,大度宽容。”袁世凯不仅在待人接物方面大为长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透过政策,透过改革,继续加强中朝宗藩关系,推动朝鲜经济发展,使两国共赢。佐藤铁治郎说袁世凯“是知侵吞之计不行,乃变而为吸收精神上之权利”,并“举凡电政、邮船、造币、借贷等权利,思一网打尽……又以小智小术,哄骗韩王以结其欢,袁世凯可谓能矣”。佐藤铁治郎再次肯定了袁世凯之“能”。
看似只懂军事、文化不高的袁世凯,在经济、交通、财税、贸易等方面也有自己的法子。以维护华商为例,袁世凯确实做了些有益的事。他一面广做宣传,鼓励华商东渡;一面设立帮会馆,建立董事;设置巡警,保护华商。这些直接于华商有利的政策、措施,导致大量华商东渡朝鲜发展。后,华商超过日商,成为朝鲜经济发展的一支劲旅。据统计,在袁世凯离朝之前,仅汉城一地,华商就达80多家,人数在6000人以上。光绪十四年(1888年),袁世凯奏请总税务司拨款万元,租招商局轮船一艘,来往于仁川、上海之间,打破了日本人在中朝之间商贸运输的垄断。光绪十六年,袁世凯奏请在龙山、仁川、釜山、元山四处设立中国在朝商务理事,以管理华商在朝商务。此四处海关也在袁世凯的力主下,关税大增。光绪十八年(1892年),袁世凯鼓励同泰顺商行集资购买了浅水轮船两只,每年接运朝鲜漕粮十万担和所有的中国货物,大大发展了中国在朝鲜的运输业务,促进了华商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并获益。
华商利益在朝鲜的增长,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日本尤为怨气。仅以开采矿物就能说明问题。在壬午事变后,日本曾向朝鲜提出采矿权,作为“赔偿金”之一部分,但未实现。光绪十年前后,当各国纷纷放弃在朝之采矿权之际,独有日人伊藤尔次郎在汉江流域取得采金沙之权。后,日本又借《汉城条约》,向朝鲜进一步要求采矿权。袁世凯入朝后,多方阻止日商在朝采矿。但日使对日商多偏袒,也多方保设。日使尾山鼎介,甚至日外务井上大臣也亲自为日商的采矿权斡旋,怂恿日商入朝采矿,遂使日商在朝采矿权进一步巩固。
光绪十九年(1893年),袁世凯驻朝又届三年期满。袁世凯获浙江温处道职,暂免赴任,仍留驻朝鲜。袁世凯之所以没回国赴浙江,一是其的确心恋朝鲜,不想急着回国;二是当时朝鲜局势并不稳定,全罗道等地有起义发生,清廷欲借袁世凯继续维持在朝利益。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全罗道再次举义,后,忠清、庆尚等地也有举义。袁世凯再次为朝鲜出谋划策,强硬镇压起义,后又调徐邦杰、丁得鹏等人到全州,充官军顾问,探报军情。但起义并没有因此被镇压,反倒蔓延开来。袁世凯不得不请求清廷派兵赴朝,以平复起义。在朝起义之时,日本愈加蠢蠢欲动,袁世凯本以为日本不大可能大兵赴朝,遂对日本麻痹大意了。清廷在袁世凯的请求下,派兵一千五百入朝,并依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可是没想到的是,当清兵入朝后,日本不顾朝鲜强烈反对,率兵近九千挺进朝鲜。朝鲜局势迅速恶化。日本大兵压至朝鲜,的确让袁世凯来了个措手不及。袁世凯知道“大鸟来汉,必有挟议”。大鸟乃当时日本驻朝公使,此人态度强硬,是日本的好战派。袁世凯力阻大鸟来汉,并向日本使馆质问出兵理由,后又指使朝鲜外署设法阻止日兵进汉城,但均未果。袁世凯知道事态严重,遂多方奔走,以求国际列强支持,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朝鲜之建议。但对朝鲜虎视以久的日本不愿撤兵,拒绝各国公使之调停,而且进一步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案”,企图彻底否定中朝宗藩关系,中日冲突加剧。佐藤铁治郎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颇为自豪,“清料我必不能出兵,不知我国历来整军经武,待之久矣”。
日本整军经武已久,就等着这个机会了。日本出兵朝鲜,旨在中断中朝宗藩关系,独霸在朝利益,进而侵略中国。日本窥视中国、朝鲜已久,明治维新以来就不断扩充海军力量,以抗清之水师,并不断派“征韩派”的参议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以供日本政府决策。这些以留学或者考察之名对中国进行调查者,对中国多有鄙视,并极力煽动中日决战,前后有《斗清策案》、《清国征讨策案》、《邻邦兵备略》、《进邻邦兵备略表》、《军备意见书》等行世。于是,当日本进军朝鲜,赶走清兵后,遂转头扭向中国,发动甲午中日战争。
袁世凯的命运也因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而发生转折。后来有的外国观察者甚至还认为是袁世凯促成了中日甲午之战:“作为李鸿章的忠实喽,袁世凯的特别任务就是遏制日本人的势力,阻止可能来临的威胁。当然,他没能完成这个任务,盖因他所参与的,乃是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比赛……尽管并没有做成什么大事,但他还是一直留在这个职位上,直到那次导致甲午战争的行动的发生。他是否在实际上促成了那场战争,至今仍是莫衷一是的问题。”(帕特南·威尔著,秦传安译:《帝国梦魇—乱世袁世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袁世凯在与日本的搏斗中,还是输了,“盖因他所参与的,乃是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比赛”。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军力也大增,而此时的清廷却在风雨中飘摇。这样的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可言了。应该说,当日本大兵进军朝鲜后,袁世凯也做了些努力,并不断致电催促李鸿章派兵前来。而此时的李鸿章和清廷都没有过盛的精力来顾及此事了,援兵迟迟不能派出。袁世凯自知继续留朝已无益了,遂向李鸿章告病假,请准许他回国。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袁世凯结束了他在朝鲜12年的政治生涯,回到了天津。袁世凯的这次回国,被后来的史学家说成是“担心成了俘虏”,“贪生怕死,临战脱逃”(周溯源著:《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袁世凯或许的确是“贪生怕死,临战脱逃”,但佐藤铁治郎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袁世凯的归国:“袁世凯果何如人?自此以后,清韩之关系遂绝。而袁世凯十余年之权谋,尽随太平洋之潮流而东逝矣。”
因袁离朝,“清韩之关系遂绝”。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悲哀,也更是清廷的悲哀。袁世凯在朝经营了十几年,就因为自己的离去,业已谋取的利益就“尽随太平洋之潮流而东逝矣”。这的确让人感慨万千。日益衰败的大清,接踵而来的不是单纯在朝利益的失去,而是自身深陷旋涡,终不能拔。对于袁世凯,可以毫无疑义地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拔萃”人物。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袁世凯都被时代推到了历史的前面,成为四万万中国人中站出来而且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中的一个。公正地说,尽管袁世凯在朝鲜期间多专横,最后也没有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朝鲜,自己甚至也因此狼狈回国,但袁世凯在朝鲜所做的一切,对于维护大清的权威、维护中国在朝利益、发展华商利益,乃至发展中朝两国经济都是有益的。这些应该被历史所尊重。
佐藤铁治郎常来往于中、日、朝之间,对袁世凯多有了解,也有自己的判断和体会。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也有鄙视的心态,说清廷“自甘愚陋”,“遂造成一般麻木不仁之官吏”。他对袁世凯既有所厌恨,也有几分敬意。他站在日本的立场,深感袁久驻朝鲜乃日本之大患。但袁世凯在朝鲜展示他的铁腕手段、果敢行动时,佐藤铁治郎还是称赞袁世凯之“能”的,即使最后袁世凯狼狈离开朝鲜,佐藤铁治郎还是对袁表示了惋惜。透过佐藤铁治郎,我们似乎看到了当时的日本人对袁世凯的普遍态度—厌恨袁世凯,而又畏惧袁世凯,甚至敬畏袁世凯,赏袁世凯为能臣、难得之人才。佐藤铁治郎还在《袁世凯》一书中说了一段近乎演绎的事,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座谈。李鸿章说人才难得,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袁世凯现任何事?”李鸿章说:“小差事无足重轻。”伊藤博文就说:“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才也。”不管此段演绎是否属实,但此时的日本政界普遍对袁世凯有敬畏之感,知道袁乃难得人才,清之能臣。
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一书还有袁世凯归国一直到光绪帝驾崩后袁被免官的描述。佐藤铁治郎在这部分论述中,对袁世凯也多有褒赞,甚至预言“袁之功业,果能成就,固高出于李”,“袁氏夙负威望,英姿飒爽”,“惟希望袁氏未雨绸缪而起,毋临渴掘井而来。尤愿袁氏东山再起,远小人而亲有道,求实效而戒铺张。俾支那宪政能实行,科学能勃兴,海陆军能强,实业能立,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但历史往往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本可以为后人所称道,但因后来的甲午战争,把袁世凯经营的所有权益都付之东流。最为要命的是,民国后袁世凯居然还称帝,逆历史潮流,遂成为别人耻笑的对象。于是,谁人还会去记住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呢?不管是袁世凯的风云叱咤,还是与日人的种种博弈,或风光,或失败,或体面,或委屈,都已经成了历史模糊的记忆。但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恰给了我们重新拾捡并审视这段历史的机会。
附注:该文所引资料,除已注明者外,均来自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日本对中国的不友善是一贯的,这是专门的论题,这里先不表,但日本对袁世凯的复杂心态却是不能不说的。日本和中国的第一交锋,可以说是在朝鲜问题上。朝鲜向为中国藩属。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力谋向外扩张,对朝鲜蠢蠢欲动。光绪二年(1876年),日本借口船只在江华岛被击,强迫朝鲜订约,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否定中国的宗主权,并对朝鲜进行经济侵略。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引起了中朝传统关系的变化,李鸿章为牵制日本,介绍美、英、德诸国与朝鲜订约,并由朝鲜自行声明为中国属邦,使中朝的宗藩关系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也正是这样,使朝鲜这个原本就十分贫弱的王国被推到了国际的激浪中,加上宫廷权力的斗争,可谓危机重重。
朝鲜的危机,给了袁世凯以施展才华的机会,“袁世凯厕身军界,嚆矢于朝鲜壬午之变”。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在大院君李应煽动下,发生了壬午之变,掌权的王后闵氏遭围攻,闵氏党羽被杀。闵氏在洪在义的掩护下,乔装逃走。因闵氏政策多倾日,政变之兵遂袭击日本使馆,杀堀本礼造等日人。日使花房被迫率馆员走仁川济屋浦,乘英船回国。
日本政府得到花房公使自长崎发出的有关事变始末的电告后,便决定派兵到朝鲜问罪。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探知消息,即通电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张闻朝警报,遂发檄吴长庆,带队赴朝,以清朝乱。在吴长庆队伍中,即有袁世凯。袁世凯从此与朝鲜结缘,并在中日在朝鲜利益的搏斗、比拼中,和日本结下了渊源。因此,日本人对袁世凯的心态非常复杂,有痛恨袁世凯的一面,也有畏惧袁世凯,甚至爱惜、赞赏袁世凯才华的一面。佐藤铁治郎就是这样的一位日本人。
佐藤铁治郎,生平不详,据日本学者竹内实《大正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评价》一文介绍说,佐藤铁治郎似乎在中国与朝鲜居住有30年之久,其中大约有20年是作为新闻记者度过的。当时他可能在天津经营时闻报馆。另外,在当时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小幡酉吉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呈递的报告中,有“时闻报社社主佐藤铁治郎”之字样。佐藤铁治郎则称自己是“东瀛下士”,“谫陋不文,三十年回翔于日、清、韩三国之间”。真是遗憾,对这样一位人物,后人没有过多的记载和考证,他的生平也无法进一步了解,只知道这位日本人在1909年5月出版了有别于一般袁世凯传记的《袁世凯》一书。但就在该书印刷完毕,即将装订成册之际,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以及天津海关道的官员,还有其他的知情者,均认为此书的出版会影响中日两国关系,遂要求停止出版。袁克定以现金收买了此书的全部印刷物,并在两三天内由袁克定的代理人作证烧毁。但小幡酉吉却暗中保留了一本,并将它交给了日本外务省。由于此《袁世凯》为孤本,倍为珍贵,20世纪70年代,日本方面开始将此书全部复印,并进行研究,国内的读者也是近几年才看到复印本的。透过这些复印件,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是个什么模样,尤其是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经历,以及在这其中所展现的形象。
前面说到,袁世凯是因为朝鲜壬午之变而赴韩的。时年23岁的袁世凯可谓血气方刚,豪气非凡。袁的职务是“营务处会办”,也就是筹办军需供应补给之事。但袁显然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当大军在登州进发时,袁世凯就跟朝鲜官员金允植说,他想提劲旅数百,直接入京城。金允植虽认为到仁川后再观机酌行为好,但对袁的魄力颇为敬佩,后两人交往甚为密切。
袁世凯入朝后不久,便因为严肃军纪而获得名声。庆军入朝后,纪律很不好,不但有人抢劫朝鲜居民的衣服食物,而且强奸民女事件也有发生。袁世凯知道这样下去,必将引起朝鲜人民的反抗,也有失“上国”之体面,因此力主整军。袁向吴长庆说明利害,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在吴长庆的支持下,袁世凯首先从各营抽调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袁亲自率领,日夜巡查,遇到那些扰害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庆军经袁世凯整顿,“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吴长庆大奖袁世凯的结果,就是向李鸿章密荐了袁世凯。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总理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遂达李之耳中。
光绪九年(1883年),吴长庆回国,袁世凯揽过军权,成驻朝官兵之首领。当时的朝鲜有事大、独立两派。事大派亲华,以闵泳翊为首领;独立派亲日,以金玉均、朴永孝等为首。两派自分畛域,相互倾轧。光绪十年(1884年),独立派在日本的阴谋策划下,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铲除事大派,独占在朝之利益。独立派在日本公使竹添的支持下,刺杀事大派首领,杀害六大臣。日本还挟持了国王到景佑宫,同时迫使国王招请日使进宫保卫。日使竹添遂率使馆之二中队入宫守卫。袁世凯知道后,很是激动,他一面做举兵的准备,一面致函旅顺的保龄,托他禀请“即派兵轮来东”,接着又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支援,以防不测。接着,袁世凯率兵入王宫,并致书日本公使竹添,谓:“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设国王。日昨朝鲜内乱,杀害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举有入宫环攻贵部之说。弟等既恐国王复惊,又恐贵部受困,用敢率队进宫,一以保设国王,一以援设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袁函发出后,不见竹添答复,遂于当日下午,袁世凯断然发动攻击。袁自率一队进向敦化门,吴兆有率队由宣仁门向昌德宫进军,张光前所部为预备队,在后策应。佐藤铁治郎在记录这一历史事件时,多有气愤,称:甲申之变,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我竹添公使保护。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我公使在宫中,乃致书我公使。“书甫入,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我军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
袁世凯的果敢,给日军以打击,并营救出了朝鲜国王,竹添最后也逃往仁川。这是中日士兵在朝鲜的第一次正面交火。袁世凯深知,中日交兵,必然牵涉外交问题,遂安排朝鲜国王在营内接见各国公使,说明事乱原委,并请共同调处。后又请陈树棠与各国公使晤商调处,但调处效果甚微,竹添态度尤为强硬。后竹添返日禀告。就在竹添返日的第二天,袁世凯派兵迎接王妃和世子回宫,至此,袁世凯保设国王的目的完成,变乱也告一段落。袁世凯在这次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果敢受到了朝鲜王室的尊重,更给一直试图侵害我在朝利益的日本以警示和打击。此后,日本也因此格外担心起袁世凯。佐藤铁治郎遂对袁世凯敬畏起来,称:“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飙悍之手腕哉。”佐藤铁治郎还认为“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
袁世凯的这次果断行动,不仅让日本畏惧三分,也使他自己获得了李鸿章的赏识。时年25岁的袁世凯,“竟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在军事上,甚至外交上作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后经李鸿章保荐,袁世凯获三品衔。
袁世凯因中日两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而不得不回国。《天津条约》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签订,约定中日两国陆续撤退在朝之兵,袁世凯也因此随营归国。袁世凯本为纨绔子弟,现朝鲜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天地,尝到了指挥三军的甜头,自然不愿再回国游手好闲。所以,回国后,袁世凯仍心恋朝鲜。光绪十一年秋,大院君的归国又给了袁世凯入朝的机会。大院君是壬午之变被袁世凯等诱擒于清廷的。三年后,袁世凯又书呈李鸿章,谓:“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掳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李鸿章同意了袁世凯的意见,并派袁护送大院君回国。李鸿章并致书朝鲜国王,曰: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袁世凯也因护送大院君而得以再次入朝。半年后,也就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朝办事大臣。李鸿章还致朝鲜国王书一封,曰袁世凯“奉旨命驻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对袁世凯多了几分敬畏的佐藤铁治郎也知道,袁世凯这次入朝,较过去大不一样了,袁世凯在朝有襄助一切的权力,犹如监国。在佐藤铁治郎的笔下,“世凯自命其权力地位,亦在各国驻韩公使之上。遇有各国公使会议筹商事务,则派翻译唐绍仪充代,车马服从亦极丽,至韩宫府行为,外交动作,事无大小悉加干涉,韩无一事能自主”。佐藤铁治郎甚至举例说,韩王欲换一宫内小臣,都不能自主。确如佐藤铁治郎所述,自袁世凯任驻朝办事大臣以来,中朝的宗藩关系得以进一步加强。在交往仪式上,袁世凯与朝鲜官员交往,均用平行照会;朝鲜政府遇有“公会”,袁世凯为“宾中之王”,其席位应在朝鲜官主位之上。另外,在“入贺”、“赐奠”等礼节上,朝鲜虽有不甘之心,但在袁世凯的督促下,依然延续。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朝鲜赵太妃病逝。朝鲜即向袁世凯及清廷北洋大臣禀告。按照礼节,藩属国的国王、王妃等去世,还需派遣“讣告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然后清廷亦派使前往赐祭,并赐谥号。这次赵太妃病逝,朝鲜欲取消“大丧礼”,遂迟迟没有派“讣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凯则不断催促朝鲜王室,最后朝鲜只好派使前往。清廷也随即任命户部左侍郎续昌、右侍郎崇礼为致祭朝鲜国母妃正副使。
袁世凯在朝的“宗主监国”身份自然引来其他国家的嫉妒和不满,尤其是日本,它本以为朝鲜可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足智多谋的袁世凯却成了它侵吞朝鲜的绊脚石。日本始终有“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的思想,一直设法让袁世凯离开朝鲜,以除心患。日本政府曾致书清驻日公使徐承祖,嘱清政府命袁世凯赴东京,与日本执政诸臣面商一切。光绪十二年五月,袁世凯抵东京,会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及诸大臣。日本向袁世凯提出12条忠告,告诫袁世凯勿损害朝鲜之自主权,宜劝其变法,以图自强,且中日两国应协力图谋。袁世凯则告诉日本政府,朝鲜乃清之属国,非他国所能干预。伊藤博文与袁世凯的这次会谈自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日本政府遂越发气愤,佐藤铁治郎曰:“我国当时亦无如之何。而我君臣,见清于韩种种虐待,实代不平。”
就在袁世凯与伊藤博文商谈之际,有朝鲜密求俄保设之事件发生。朝鲜密求俄保设之事件,既是一出正剧,也是一出闹剧。朝鲜求俄保设先后有两次,一次是在光绪十年底(1885年年初),一次是在光绪十二年夏。第一次俄朝勾结的策动者为穆麟德。穆乃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兼外署协办,是朝鲜的改革派人物,深得朝鲜朝廷信任。穆有对朝军事、经济、交通等之改革计划,曾寻求李鸿章支持。李鸿章表示同情,但未予有力支持。穆麟德遂寻求俄国支持,并促使俄朝订立《韩俄通商章程》,极得俄人好感。甲申之变,中日交火,朝鲜甚为担心,遂在穆麟德的促使下,寻求俄之保护,并与俄订下密约,俄派舰保设朝鲜沿海,派员教练朝鲜士兵等。朝俄密约之阴谋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宗主国中国自然不能答应;日本深恐朝鲜落入俄人之手,甚至危及日本本土,也不甘愿;英国也恐俄势力南下,侵占自己利益。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朝鲜不得不撤了穆麟德,朝俄密约遂成空文。朝鲜第二次与俄亲近则因诸事起。光绪十二年春夏,英国占据巨文岛,亲日派威胁甚紧,加之袁世凯的专横,朝鲜遂萌生与俄亲近之举。朝鲜国王密召前年因海参崴密约一案而被流放的金光勋返回汉城,并命其与俄驻朝公使韦贝交往。朝、俄之间再度密商保设之事。佐藤铁治郎对朝俄密商保设之事的起因有偏见,只说“而袁之专横,仍不稍减,卒致韩不能耐,求助于俄,数赴俄使馆密商”,而将英国侵占巨文岛以及日本自身的不断侵略掠夺都给忽略过去了。
袁世凯对于朝俄的密商非常重视,一面继续密探朝俄之动向,一面向李鸿章上书禀报。当袁世凯获知朝鲜领议政大臣沈舜泽致电俄公使韦贝请求保设的密函后,大为气愤。沈在密电中称:“敝邦偏在一隅,难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院君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院君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叶,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于贵国也。”(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袁得此密电,做出了快速反应,他一面封锁密电,设法阻止俄公使拍电报去莫斯科;一面商请英国舰队巡弋朝鲜海岸;再者,致电李鸿章,请求李派兵来朝。李鸿章则因北洋兵船不足,加上军饷艰困,没有及时派兵。袁世凯不断去电催促,李鸿章遂召集周馥、盛宣怀、陈允颐等商议,并决定命陈允颐赴朝与袁密商对策,后又命袁保龄负责调拨张文宣所部设营两哨,使之改装易服,作为随陈前往巡查电路之丁役,乘利连号由大沽转往仁川,再往汉城,以防不测。此外,南北水师亦大部出动,以壮声势。清廷还命李鸿章“将调兵事宜赶紧预筹”,清廷水师整装待发,有即将交战的情势。
一方面,在袁世凯的请求下,清廷已做好出师朝鲜之准备。另一方面,袁世凯在朝鲜宣称“天兵”即将来朝,请朝国王“除奸臣,谢天朝”。朝鲜国王则遣沈舜泽、金宏集等官员,向袁世凯解释,否认有求俄保设之事,谓此电函乃小人伪造,并将此案有关之金嘉镇、赵存斗等四人下狱治罪,后又由议政府和外署照请袁世凯,将事情原委禀告于袁,并禀清北洋大臣核办,且俄也否认有接朝鲜请求保设之密函。密函事件遂成一出闹剧。袁世凯知道事情原委后,连拍数电给李鸿章,向李禀报。因当时电信故障,李迟迟没有接到袁世凯的电函,还在继续准备他的“调兵事宜”。接到电函后,整装待发的军事行动立刻叫停。随即,朝鲜派丞相徐相雨赍国书赴清廷辩诬谢罪。徐相雨对袁世凯多有不满,遂称此事端为袁凭空杜撰,又讽袁平日种种暴躁。清廷大臣也因徐陈述,多认为袁世凯无事生端,应速撤袁世凯。李鸿章为袁辩白,方使袁世凯留守朝鲜,但致袁书一封,批评袁举动暴躁,当严申训诫。对于此事,佐藤铁治郎倒给了袁世凯一个很不错的评价:“平心论之,以韩廷谬安,虽无袁世凯之逼迫,而簧鼓满朝,势必有附俄之谋,不过袁促之使速耳。但袁能造端,即能结果,使其不能实行,不得不称之曰能。”一个“能”字或许就是对袁世凯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的最好概括。袁世凯虽被清廷指责为无事生端,遇事张皇,但袁处事之敏捷、果敢,还是展示了其“能”的一面。
袁的“能”自然引起了诸国公使的不满,俄在这次事件中,对袁愈加痛恨,恨袁破坏其与朝鲜之密谋;日本不用说,它一直认为袁久驻韩乃大患;而一直标榜扶植弱小民族独立的美国也对袁强烈不满起来。袁世凯面临着困境。俄使出全部力气,设法让袁世凯离开朝鲜,并继续与朝鲜接触,重申密约之事。美国则直接致电清廷诘问:“嘱询中国派驻朝鲜袁姓,官系何等职任……是否即系办事大臣,抑系二三等钦差……”在美国眼中,袁世凯的“交涉通商事务大臣”就是“三等钦差”,不能与美公使平起平坐。但遗憾的是,袁世凯不但没有因为“三等钦差”而居美公使之下,反而居上,公使会议常派唐绍仪代充。美历任驻朝公使对袁世凯多有非议,指责袁世凯地位特殊且过多干涉朝鲜内政。
所谓枪打出头鸟正是这道理,袁世凯的“出头”引来了非议、指责,这是自然的。佐藤铁治郎认为袁世凯遭众公使责难,主要是因为在与公使交际中,“其初位置自高,势难中落”。佐藤铁治郎只看到表面现象,其实外国使节与袁世凯不合甚至交恶,都是因为不满中朝的宗藩关系,并竭力扩大自己在朝的利益所致。这些使节向清廷诘问,并施加压力,想借此让袁世凯离开朝鲜。这点李鸿章还是看在眼里的。李鸿章虽然知道袁世凯在朝鲜的确有专横之举动,行为也不乏暴躁,但他也知道袁世凯还是在竭力维护清朝在朝鲜的“上国”地位的。因此,当袁世凯驻扎三年期满时,多国使节都以为袁世凯会离开朝鲜,但李鸿章却向朝鲜致书,称赞袁世凯:“该员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常之处。鸿章一再告诫,近来历练较深,尚能慎重自持。往年两次遣兵定乱,该员身在行间,为彼中士民所信服,旋经派往专驻,遂觉久而愈亲……”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廷准李鸿章之奏,称袁世凯驻朝三年,办事得宜,仍留朝鲜为钦差大臣,即驻朝鲜公使,并赏以道员升用,加二品衔。
此次袁世凯没有被调离朝鲜,反倒升官,其中李鸿章的作用确实很大。支撑晚清危局的李鸿章知道人才之难得,遂对袁世凯倾心培养。袁世凯经过这些波折,也多了些历练,有所收敛,渐渐成熟起来。说来也不奇怪,一个20多岁的人,手中就把持有几千士兵,还与朝鲜王室频繁来往,成为“上国”之代表,成为各种会议之主宾,产生自满和骄傲情绪是自然的。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袁世凯,想借此施展个人才华,以求出人头地,这也无可厚非。谁人不想出人头地呢?谁人甘于平庸呢?只是袁世凯或许心切了些,只是袁世凯有了这施展的平台而已。作为日本人的佐藤铁治郎虽然对袁世凯没有因此离开朝鲜深感遗憾,但他还是肯定了袁世凯此后在朝鲜的种种作为。他说:“自此以后,袁之学识亦大进,其宗旨以和平接物,对于各国公使,多极力笼络,大度宽容。”袁世凯不仅在待人接物方面大为长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透过政策,透过改革,继续加强中朝宗藩关系,推动朝鲜经济发展,使两国共赢。佐藤铁治郎说袁世凯“是知侵吞之计不行,乃变而为吸收精神上之权利”,并“举凡电政、邮船、造币、借贷等权利,思一网打尽……又以小智小术,哄骗韩王以结其欢,袁世凯可谓能矣”。佐藤铁治郎再次肯定了袁世凯之“能”。
看似只懂军事、文化不高的袁世凯,在经济、交通、财税、贸易等方面也有自己的法子。以维护华商为例,袁世凯确实做了些有益的事。他一面广做宣传,鼓励华商东渡;一面设立帮会馆,建立董事;设置巡警,保护华商。这些直接于华商有利的政策、措施,导致大量华商东渡朝鲜发展。后,华商超过日商,成为朝鲜经济发展的一支劲旅。据统计,在袁世凯离朝之前,仅汉城一地,华商就达80多家,人数在6000人以上。光绪十四年(1888年),袁世凯奏请总税务司拨款万元,租招商局轮船一艘,来往于仁川、上海之间,打破了日本人在中朝之间商贸运输的垄断。光绪十六年,袁世凯奏请在龙山、仁川、釜山、元山四处设立中国在朝商务理事,以管理华商在朝商务。此四处海关也在袁世凯的力主下,关税大增。光绪十八年(1892年),袁世凯鼓励同泰顺商行集资购买了浅水轮船两只,每年接运朝鲜漕粮十万担和所有的中国货物,大大发展了中国在朝鲜的运输业务,促进了华商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并获益。
华商利益在朝鲜的增长,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日本尤为怨气。仅以开采矿物就能说明问题。在壬午事变后,日本曾向朝鲜提出采矿权,作为“赔偿金”之一部分,但未实现。光绪十年前后,当各国纷纷放弃在朝之采矿权之际,独有日人伊藤尔次郎在汉江流域取得采金沙之权。后,日本又借《汉城条约》,向朝鲜进一步要求采矿权。袁世凯入朝后,多方阻止日商在朝采矿。但日使对日商多偏袒,也多方保设。日使尾山鼎介,甚至日外务井上大臣也亲自为日商的采矿权斡旋,怂恿日商入朝采矿,遂使日商在朝采矿权进一步巩固。
光绪十九年(1893年),袁世凯驻朝又届三年期满。袁世凯获浙江温处道职,暂免赴任,仍留驻朝鲜。袁世凯之所以没回国赴浙江,一是其的确心恋朝鲜,不想急着回国;二是当时朝鲜局势并不稳定,全罗道等地有起义发生,清廷欲借袁世凯继续维持在朝利益。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全罗道再次举义,后,忠清、庆尚等地也有举义。袁世凯再次为朝鲜出谋划策,强硬镇压起义,后又调徐邦杰、丁得鹏等人到全州,充官军顾问,探报军情。但起义并没有因此被镇压,反倒蔓延开来。袁世凯不得不请求清廷派兵赴朝,以平复起义。在朝起义之时,日本愈加蠢蠢欲动,袁世凯本以为日本不大可能大兵赴朝,遂对日本麻痹大意了。清廷在袁世凯的请求下,派兵一千五百入朝,并依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可是没想到的是,当清兵入朝后,日本不顾朝鲜强烈反对,率兵近九千挺进朝鲜。朝鲜局势迅速恶化。日本大兵压至朝鲜,的确让袁世凯来了个措手不及。袁世凯知道“大鸟来汉,必有挟议”。大鸟乃当时日本驻朝公使,此人态度强硬,是日本的好战派。袁世凯力阻大鸟来汉,并向日本使馆质问出兵理由,后又指使朝鲜外署设法阻止日兵进汉城,但均未果。袁世凯知道事态严重,遂多方奔走,以求国际列强支持,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朝鲜之建议。但对朝鲜虎视以久的日本不愿撤兵,拒绝各国公使之调停,而且进一步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案”,企图彻底否定中朝宗藩关系,中日冲突加剧。佐藤铁治郎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颇为自豪,“清料我必不能出兵,不知我国历来整军经武,待之久矣”。
日本整军经武已久,就等着这个机会了。日本出兵朝鲜,旨在中断中朝宗藩关系,独霸在朝利益,进而侵略中国。日本窥视中国、朝鲜已久,明治维新以来就不断扩充海军力量,以抗清之水师,并不断派“征韩派”的参议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以供日本政府决策。这些以留学或者考察之名对中国进行调查者,对中国多有鄙视,并极力煽动中日决战,前后有《斗清策案》、《清国征讨策案》、《邻邦兵备略》、《进邻邦兵备略表》、《军备意见书》等行世。于是,当日本进军朝鲜,赶走清兵后,遂转头扭向中国,发动甲午中日战争。
袁世凯的命运也因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而发生转折。后来有的外国观察者甚至还认为是袁世凯促成了中日甲午之战:“作为李鸿章的忠实喽,袁世凯的特别任务就是遏制日本人的势力,阻止可能来临的威胁。当然,他没能完成这个任务,盖因他所参与的,乃是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比赛……尽管并没有做成什么大事,但他还是一直留在这个职位上,直到那次导致甲午战争的行动的发生。他是否在实际上促成了那场战争,至今仍是莫衷一是的问题。”(帕特南·威尔著,秦传安译:《帝国梦魇—乱世袁世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袁世凯在与日本的搏斗中,还是输了,“盖因他所参与的,乃是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比赛”。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军力也大增,而此时的清廷却在风雨中飘摇。这样的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可言了。应该说,当日本大兵进军朝鲜后,袁世凯也做了些努力,并不断致电催促李鸿章派兵前来。而此时的李鸿章和清廷都没有过盛的精力来顾及此事了,援兵迟迟不能派出。袁世凯自知继续留朝已无益了,遂向李鸿章告病假,请准许他回国。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袁世凯结束了他在朝鲜12年的政治生涯,回到了天津。袁世凯的这次回国,被后来的史学家说成是“担心成了俘虏”,“贪生怕死,临战脱逃”(周溯源著:《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袁世凯或许的确是“贪生怕死,临战脱逃”,但佐藤铁治郎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袁世凯的归国:“袁世凯果何如人?自此以后,清韩之关系遂绝。而袁世凯十余年之权谋,尽随太平洋之潮流而东逝矣。”
因袁离朝,“清韩之关系遂绝”。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悲哀,也更是清廷的悲哀。袁世凯在朝经营了十几年,就因为自己的离去,业已谋取的利益就“尽随太平洋之潮流而东逝矣”。这的确让人感慨万千。日益衰败的大清,接踵而来的不是单纯在朝利益的失去,而是自身深陷旋涡,终不能拔。对于袁世凯,可以毫无疑义地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拔萃”人物。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袁世凯都被时代推到了历史的前面,成为四万万中国人中站出来而且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中的一个。公正地说,尽管袁世凯在朝鲜期间多专横,最后也没有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朝鲜,自己甚至也因此狼狈回国,但袁世凯在朝鲜所做的一切,对于维护大清的权威、维护中国在朝利益、发展华商利益,乃至发展中朝两国经济都是有益的。这些应该被历史所尊重。
佐藤铁治郎常来往于中、日、朝之间,对袁世凯多有了解,也有自己的判断和体会。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也有鄙视的心态,说清廷“自甘愚陋”,“遂造成一般麻木不仁之官吏”。他对袁世凯既有所厌恨,也有几分敬意。他站在日本的立场,深感袁久驻朝鲜乃日本之大患。但袁世凯在朝鲜展示他的铁腕手段、果敢行动时,佐藤铁治郎还是称赞袁世凯之“能”的,即使最后袁世凯狼狈离开朝鲜,佐藤铁治郎还是对袁表示了惋惜。透过佐藤铁治郎,我们似乎看到了当时的日本人对袁世凯的普遍态度—厌恨袁世凯,而又畏惧袁世凯,甚至敬畏袁世凯,赏袁世凯为能臣、难得之人才。佐藤铁治郎还在《袁世凯》一书中说了一段近乎演绎的事,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座谈。李鸿章说人才难得,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袁世凯现任何事?”李鸿章说:“小差事无足重轻。”伊藤博文就说:“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才也。”不管此段演绎是否属实,但此时的日本政界普遍对袁世凯有敬畏之感,知道袁乃难得人才,清之能臣。
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一书还有袁世凯归国一直到光绪帝驾崩后袁被免官的描述。佐藤铁治郎在这部分论述中,对袁世凯也多有褒赞,甚至预言“袁之功业,果能成就,固高出于李”,“袁氏夙负威望,英姿飒爽”,“惟希望袁氏未雨绸缪而起,毋临渴掘井而来。尤愿袁氏东山再起,远小人而亲有道,求实效而戒铺张。俾支那宪政能实行,科学能勃兴,海陆军能强,实业能立,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但历史往往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本可以为后人所称道,但因后来的甲午战争,把袁世凯经营的所有权益都付之东流。最为要命的是,民国后袁世凯居然还称帝,逆历史潮流,遂成为别人耻笑的对象。于是,谁人还会去记住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呢?不管是袁世凯的风云叱咤,还是与日人的种种博弈,或风光,或失败,或体面,或委屈,都已经成了历史模糊的记忆。但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恰给了我们重新拾捡并审视这段历史的机会。
附注:该文所引资料,除已注明者外,均来自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