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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冢”,是“为防人盗掘而造的假墓”(《辞源》)。《中国文化辞典》“疑冢”条说得更详明:“古人或有生前结下冤仇之家,担心死后会被仇人掘尸毁墓,故常作假坟数座,称疑冢……也有为防备盗墓者因挖取财物而毁墓所作。”以上两种基本概括了古人设立疑冢的主要动机。疑冢的修建,一般多为墓主生前所定,也有身后由子孙所造,甚至还有乡邻或朋友代修的。历史上有名的疑冢有下面几例。
曹操疑冢
《后汉书》卷七十四载有陈琳所作讨曹檄文,说曹操曾率将士盗掘汉代梁孝王的陵墓,“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言之凿凿,未必尽诬。大概是曹操有切身体会,更何况他一世树敌颇多,所以才建了七十二座疑冢。曹操疑冢分布在河北、河南交界处的漳河沿岸,有关记载很多,最早见于宋人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云:“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明一统志》卷二十八说:“曹操疑冢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今河北磁县)而止。”(图1)
历代写曹操疑冢的诗文也很多,宋代王安石、京镗、范成大,明代尹耕,清代王士稹、查慎行等皆有议论。其中大多数持批评态度,如京镗《曹操疑冢》诗云:“疑冢多留七十余,谋身自谓永无虞。不知三马同槽梦,曾为儿孙远虑无?”在所有诗文中,最淋漓痛快的当属宋人俞应符之诗:“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
随着2009年末曹操西高穴墓葬的发掘,曹操疑冢之谜似乎已经被后人破解。今人并没有尽发疑冢,而“君尸”却重见天日。然而学术界对此仍有质疑之声。如今依然矗立在漳河之滨的一座座丘垄,其中是否仍旧藏有“君尸”?抑或嫔御、功臣之遗骸?看来仍然是个有待破解之谜。
割据王朝的疑冢
历代所建疑冢,以动乱时期割据一方的统治者为多。一来这些割据者害怕敌对政权挖自己的祖坟,断了龙脉;二来这些王朝多短命而亡,无法对陵墓实施有效性保护。而修建疑冢,在他们看来,这些麻烦多少可以避免。再者这些“乱世英雄”大都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在经营四方的同时也大肆搜刮财富,驱使士民,因而他们既有需求也有能力修建疑冢。
后赵石勒疑冢。乾隆《山西通志》卷一七〇《陵川县》载:“崇安寺在城西北隅卧龙岗……左有石勒墓,相传寺大殿下为勒冢,旁墓乃其疑冢。”元代郝经诗云:“都门长啸气凭陵,瓜葛中原霸业兴。夜葬山间人不见,至今犹有守坟僧。”选择夜间下葬,目的无非是令人难辨真假。
吴王杨行密疑冢。杨行密是晚唐庐州合淝(今安徽合肥)人,青年时曾为盗,后因军功起家,被任为庐州刺史,又以武力占据淮南之地,唐哀帝天祜三年(906年)卒于扬州。后来其子杨渭僭号大吴天子,追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但是吴国大权很快被徐温掌握,温卒后又移政于养子李昇,也就是南唐开国之主。乾隆《江南通志·徽州府》载:“石羊阡在休宁县东乡,吴王杨行密疑冢也。”《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二收赵汸《杨行密疑冢》诗云:“荒郊石羊眠不起,枯冢垒垒各相似。海陵冤骨无人收,岂有儿孙来擘纸。几堆空土效曹瞒,百战江南帝徐李。龙山突兀表忠祠,至今老父思钱氏。”据诗意,杨行密疑冢也有多处。说他效法曹操,不知立疑冢是他本人遗志,还是子孙的主意。但他打下的地盘最终归属了徐温和李异,这倒也同样步了曹操的后尘。
五代设疑冢的还有南汉的刘氏政权。明代黄瑜《双槐岁钞》卷十《刘王疑冢》条说:“南汉刘隐僭据广州,传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发掘,今北郭外有之……又北十里多甃石,亦指为刘王冢,发之,唯水涓滴而已。”黄瑜晚年居广州,《双槐岁钞》所记多是其亲历亲见,史料价值较高。又据媒体报道,1953年广州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中宗刘晟的昭陵,50年后又在大香山、北亭村青岗同时发现了高祖刘龚的康陵和烈宗刘隐的德陵。距南汉灭亡约一千年后,刘氏三陵相继被考古证实。而且因为刘氏父子生前穷奢极欲,康陵早在宋明时期就曾多次被盗,可见疑冢术再高明,也不能保护其灵魂永久安宁。
据《明文海》卷三六二张维枢《黄鹤楼游记》云:“揽胜亭山顶,父老相传为伪汉疑冢,往其遗种,尚有向空遥拜者。”文中的“伪汉”,是指元末陈友谅的政权。《明史》载陈友谅鄱阳湖战败,中流矢而亡,太尉张定边载其尸遁还武昌,立友谅次子陈理嗣位。翌年武昌即被朱元璋攻破,陈理投降,后被流放到高丽国。陈友谅战死之后,长子被俘,次子年幼,而友谅之父兄尚在,其疑冢大约就是由其父兄所立。
其他疑冢
古代除割据王侯多设疑冢外,各地的世家大族或历史名人也往往建有疑冢。如在江苏震泽军将山上,有吴越王九世孙钱宽甫所建家族疑冢(见明代邵宝《容春堂集》别集卷六)。在湖南汨罗市城北的山顶上,两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相传为屈原“十二疑冢”(图2)。福建泉州民间也曾传说,施琅将军共有七处疑冢,位于泉州的几个古城门口。下面依时代先后再举数例。
东晋桓修疑冢。元周霆震《石初集》卷三《反复吟》诗云:“君不见,青冈头,墓砖云是晋桓修。发掘近遭群盗手,峨峨疑冢已千秋。”据《晋书》卷七十四记载,桓修于晋末战乱之际,以将军之职充任江州和徐、兖等州剌史,后来其堂兄弟桓玄篡位,桓修又晋封为安成王,直到刘裕起兵时被杀。据周霆震诗意,尽管桓修疑冢兀立已近干载,终究也遭遇盗墓贼的光顾。墓砖上的文字,或许正是设下的障眼术。
五代彭开疑冢。《明文海》卷二一一解缙《彭氏族谱辨疑序》载有庐陵彭玕疑冢。据《新唐书·钟传传》,彭开是镇南节度使钟传麾下的健将,曾任吉州剌史。后因杨渥攻占江西,彭开遂投奔楚国马殷。杨氏吴国灭亡后,彭王干遗骨始归葬平湖折桂乡之丰口。墓主虽不是割据王侯,但也曾抚临一方,有争夺对手,故而有必要设立疑冢。
北宋张耆疑冢。朱弁《曲洧旧闻》卷七记载,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盗墓贼在阳翟县(今河南禹州市)盗掘了宰相晏殊的墓,同时还在张耆(真宗朝官至侍中,封徐国公)的疑冢里掘得金银珠宝,不可胜计。张耆子孙请阳翟县一老妪代为改葬,而子孙们又不到场,老妪便从遗骸中留下了一牙一须。如此说盗贼所掘乃是真坟,并非疑冢。否则便是疑冢、真墓同时被盗。
南宋晏先疑冢。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记载,宋孝宗淳熙年间,庐陵(今江西吉安市)有个恶少名叫晏先,因杀人等获罪流放岭南,后在充军途中被两位朋友买通差役私纵,并在道旁为晏先立了一座疑冢以掩人耳目。
有的疑冢实为衣冠冢。杜甫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病逝于湘江的一叶舟中,诗人的遗骨暂厝于岳阳,43年后由其孙迁葬河南偃师首阳山。末阳是诗人临终前的驻足之地,新旧“唐书”都说杜甫卒于耒阳,因此当地修建了杜甫的衣冠冢(图3)。清人彭而述道经耒阳杜甫祠,赋诗曰:“如公原未死,疑冢在江关。”(《杜诗详注》附编)查慎行《过郴江口有感于杜工部事》亦云:“靴洲疑冢在,过者亦伤神。”可见古人有时也将衣冠冢称作疑冢。如果从假墓的含义看,衣冠冢未尝不可称作疑冢。历代有不少造反者兵败不知所终,许多地方都传有他们的墓葬,如唐代的骆宾王、明末的李白成等。说这些墓是衣冠冢也可,是疑冢也行,因为它确实令后人疑窦丛生,真伪莫辨。累累疑冢下面到底隐藏了多少历史谜团,恐怕永远也破解不尽。
曹操疑冢
《后汉书》卷七十四载有陈琳所作讨曹檄文,说曹操曾率将士盗掘汉代梁孝王的陵墓,“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言之凿凿,未必尽诬。大概是曹操有切身体会,更何况他一世树敌颇多,所以才建了七十二座疑冢。曹操疑冢分布在河北、河南交界处的漳河沿岸,有关记载很多,最早见于宋人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云:“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明一统志》卷二十八说:“曹操疑冢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今河北磁县)而止。”(图1)
历代写曹操疑冢的诗文也很多,宋代王安石、京镗、范成大,明代尹耕,清代王士稹、查慎行等皆有议论。其中大多数持批评态度,如京镗《曹操疑冢》诗云:“疑冢多留七十余,谋身自谓永无虞。不知三马同槽梦,曾为儿孙远虑无?”在所有诗文中,最淋漓痛快的当属宋人俞应符之诗:“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
随着2009年末曹操西高穴墓葬的发掘,曹操疑冢之谜似乎已经被后人破解。今人并没有尽发疑冢,而“君尸”却重见天日。然而学术界对此仍有质疑之声。如今依然矗立在漳河之滨的一座座丘垄,其中是否仍旧藏有“君尸”?抑或嫔御、功臣之遗骸?看来仍然是个有待破解之谜。
割据王朝的疑冢
历代所建疑冢,以动乱时期割据一方的统治者为多。一来这些割据者害怕敌对政权挖自己的祖坟,断了龙脉;二来这些王朝多短命而亡,无法对陵墓实施有效性保护。而修建疑冢,在他们看来,这些麻烦多少可以避免。再者这些“乱世英雄”大都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在经营四方的同时也大肆搜刮财富,驱使士民,因而他们既有需求也有能力修建疑冢。
后赵石勒疑冢。乾隆《山西通志》卷一七〇《陵川县》载:“崇安寺在城西北隅卧龙岗……左有石勒墓,相传寺大殿下为勒冢,旁墓乃其疑冢。”元代郝经诗云:“都门长啸气凭陵,瓜葛中原霸业兴。夜葬山间人不见,至今犹有守坟僧。”选择夜间下葬,目的无非是令人难辨真假。
吴王杨行密疑冢。杨行密是晚唐庐州合淝(今安徽合肥)人,青年时曾为盗,后因军功起家,被任为庐州刺史,又以武力占据淮南之地,唐哀帝天祜三年(906年)卒于扬州。后来其子杨渭僭号大吴天子,追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但是吴国大权很快被徐温掌握,温卒后又移政于养子李昇,也就是南唐开国之主。乾隆《江南通志·徽州府》载:“石羊阡在休宁县东乡,吴王杨行密疑冢也。”《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二收赵汸《杨行密疑冢》诗云:“荒郊石羊眠不起,枯冢垒垒各相似。海陵冤骨无人收,岂有儿孙来擘纸。几堆空土效曹瞒,百战江南帝徐李。龙山突兀表忠祠,至今老父思钱氏。”据诗意,杨行密疑冢也有多处。说他效法曹操,不知立疑冢是他本人遗志,还是子孙的主意。但他打下的地盘最终归属了徐温和李异,这倒也同样步了曹操的后尘。
五代设疑冢的还有南汉的刘氏政权。明代黄瑜《双槐岁钞》卷十《刘王疑冢》条说:“南汉刘隐僭据广州,传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发掘,今北郭外有之……又北十里多甃石,亦指为刘王冢,发之,唯水涓滴而已。”黄瑜晚年居广州,《双槐岁钞》所记多是其亲历亲见,史料价值较高。又据媒体报道,1953年广州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中宗刘晟的昭陵,50年后又在大香山、北亭村青岗同时发现了高祖刘龚的康陵和烈宗刘隐的德陵。距南汉灭亡约一千年后,刘氏三陵相继被考古证实。而且因为刘氏父子生前穷奢极欲,康陵早在宋明时期就曾多次被盗,可见疑冢术再高明,也不能保护其灵魂永久安宁。
据《明文海》卷三六二张维枢《黄鹤楼游记》云:“揽胜亭山顶,父老相传为伪汉疑冢,往其遗种,尚有向空遥拜者。”文中的“伪汉”,是指元末陈友谅的政权。《明史》载陈友谅鄱阳湖战败,中流矢而亡,太尉张定边载其尸遁还武昌,立友谅次子陈理嗣位。翌年武昌即被朱元璋攻破,陈理投降,后被流放到高丽国。陈友谅战死之后,长子被俘,次子年幼,而友谅之父兄尚在,其疑冢大约就是由其父兄所立。
其他疑冢
古代除割据王侯多设疑冢外,各地的世家大族或历史名人也往往建有疑冢。如在江苏震泽军将山上,有吴越王九世孙钱宽甫所建家族疑冢(见明代邵宝《容春堂集》别集卷六)。在湖南汨罗市城北的山顶上,两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相传为屈原“十二疑冢”(图2)。福建泉州民间也曾传说,施琅将军共有七处疑冢,位于泉州的几个古城门口。下面依时代先后再举数例。
东晋桓修疑冢。元周霆震《石初集》卷三《反复吟》诗云:“君不见,青冈头,墓砖云是晋桓修。发掘近遭群盗手,峨峨疑冢已千秋。”据《晋书》卷七十四记载,桓修于晋末战乱之际,以将军之职充任江州和徐、兖等州剌史,后来其堂兄弟桓玄篡位,桓修又晋封为安成王,直到刘裕起兵时被杀。据周霆震诗意,尽管桓修疑冢兀立已近干载,终究也遭遇盗墓贼的光顾。墓砖上的文字,或许正是设下的障眼术。
五代彭开疑冢。《明文海》卷二一一解缙《彭氏族谱辨疑序》载有庐陵彭玕疑冢。据《新唐书·钟传传》,彭开是镇南节度使钟传麾下的健将,曾任吉州剌史。后因杨渥攻占江西,彭开遂投奔楚国马殷。杨氏吴国灭亡后,彭王干遗骨始归葬平湖折桂乡之丰口。墓主虽不是割据王侯,但也曾抚临一方,有争夺对手,故而有必要设立疑冢。
北宋张耆疑冢。朱弁《曲洧旧闻》卷七记载,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盗墓贼在阳翟县(今河南禹州市)盗掘了宰相晏殊的墓,同时还在张耆(真宗朝官至侍中,封徐国公)的疑冢里掘得金银珠宝,不可胜计。张耆子孙请阳翟县一老妪代为改葬,而子孙们又不到场,老妪便从遗骸中留下了一牙一须。如此说盗贼所掘乃是真坟,并非疑冢。否则便是疑冢、真墓同时被盗。
南宋晏先疑冢。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记载,宋孝宗淳熙年间,庐陵(今江西吉安市)有个恶少名叫晏先,因杀人等获罪流放岭南,后在充军途中被两位朋友买通差役私纵,并在道旁为晏先立了一座疑冢以掩人耳目。
有的疑冢实为衣冠冢。杜甫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病逝于湘江的一叶舟中,诗人的遗骨暂厝于岳阳,43年后由其孙迁葬河南偃师首阳山。末阳是诗人临终前的驻足之地,新旧“唐书”都说杜甫卒于耒阳,因此当地修建了杜甫的衣冠冢(图3)。清人彭而述道经耒阳杜甫祠,赋诗曰:“如公原未死,疑冢在江关。”(《杜诗详注》附编)查慎行《过郴江口有感于杜工部事》亦云:“靴洲疑冢在,过者亦伤神。”可见古人有时也将衣冠冢称作疑冢。如果从假墓的含义看,衣冠冢未尝不可称作疑冢。历代有不少造反者兵败不知所终,许多地方都传有他们的墓葬,如唐代的骆宾王、明末的李白成等。说这些墓是衣冠冢也可,是疑冢也行,因为它确实令后人疑窦丛生,真伪莫辨。累累疑冢下面到底隐藏了多少历史谜团,恐怕永远也破解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