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里有位熟悉的朋友提醒我许久未去看望杨苡先生了，这才想起上次去见杨先生还是在去年初春，那是北京学者张耀杰来南京，拜访董健先生，同时看望杨苡先生。杨先生与董先生同住一个大院，他们也是多年的朋友。
　　我与杨苡先生相识在八十年代初，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写诗，经常把诗拿给先生看，先生说我写的诗有点像穆旦。穆旦，就是查良铮，著名的九叶派诗人、翻译家及南开教授，与金庸是同族的叔伯兄弟。穆旦与杨先生是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两人交往甚密。杨苡的先生赵瑞蕻教授也是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翻译家，在南大读书时，杨苡先生和赵瑞蕻教授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杨先生讲的是沈从文。每次下课后，我和邓海南等人都会送先生回家，他们住在距学校不远的南大宿舍里，我是那里的常客。
　　杨苡先生对我一直都很关心，每次见面都要问我在写些什么，甚至批评我吸烟，说三十岁以后才可以吸烟，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记得有一年我把写好的文章给先生看，先生看过之后，有点担心，回信说，“你的两篇文章使我感到当年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如今真的老气横秋了！特别是《中年况味》大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意，我想起我的中年却是连这样的感叹也无权发挥的……”又说，“人不可追求忧郁”，可那时的我，就是这个样子，难怪先生要直言批评我。
　　后来，我们在某处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一次笔会，杨苡先生与赵先生也参加了，一起共住了许多天，先生对“风波”仍耿耿于怀，在宾馆里，写了一首诗赠我，那一年，正是杨苡先生与赵先生的金婚纪念：
　　“空调”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电话中互相掷来笑声
　　也算是留念
　　那自称“不惑”的诗人
　　眼中留下茫然……
　　于是又投进火炉
　　经受着狼狈的熬煎
　　这一年到头
　　走马灯似的转
　　从热到冷
　　从冷到热
　　没完没了地把人催赶
　　生活岂不像进了电梯
　　有升也有降
　　哪能由得你
　　那么不妨从棕色的地毯
　　再踏上潮湿的水泥地
　　也只能笑
　　即使叹息
　　我也还吝惜
　　这就叫做“小康”
　　“知足常乐”
　　高唱“弘扬”加“拼搏”
　　原地踏步或者
　　两步一退地扭秧歌
　　我只能把一堆堆发霉的记忆
　　同一堆堆发霉的旧报纸
　　捆扎在一起搂着它们
　　躲在角落里沉默
　　杨苡先生写这首诗的时间是1990年7月16日。时隔多年，这首诗我一直保存着，杨苡先生后来在信中对我说，“至今我还认为我送给你那首诗还凑合，至少我还喜欢，虽然也早丢失了，你如能找到，给我打一份最好，我认为我当时‘观点’没错……”
　　杨苡先生与胞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持相同的看法，就在同一年，杨宪益写过一首诗，其中云：有酒有烟吾足愿，无官无党一身轻，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1990年3月）。在私下里，我与杨苡先生可以毫无顾虑地谈论任何问题，这是先生对我的信任。
　　杨苡先生是《呼啸山庄》的译者，与巴金夫妇是挚友，与沈从文的关系也很好。我在杨苡先生家看过巴金、沈从文先生许多信函的原件，还有沈从文送的字幅。沈从文一手行楷真好，清华朗润，飘逸雅淡，至今还挂在杨先生的客厅里。
　　后来，我不再写诗，转做文史，曾经写过一篇《名门之媛陶琴薰》，陶琴薰是陶希圣的次女，杨苡先生与陶琴薰在抗战时，是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同学，同住一宿舍，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杨先生来电话，说看过此文后，心里十分难过，又想起當年往事，并在电话中纠正我文章中的一个小错误，说陶琴薰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并非陈琏，而是昆明西南联大时的许湘萍，当时整天就听到陶琴薰说起许湘萍这个人。
　　从陶琴薰长子沈宁从美国寄来的纪念册中，我读到过许湘萍怀念陶琴薰的文字，其中谈及1978年7月，陶琴薰病危时，许专程从太原赶到北京看她，陶却说你不要来医院，还是去我家帮着辅导孩子准备考大学，可见两人同窗之谊非同寻常。
　　杨苡对陶琴薰很了解，也见过其父陶希圣。一次是在重庆中央日报社，陶先生见到她很高兴，建议毕业后可来中央日报社工作，杨苡并没有去，因为她不喜欢中央日报。杨苡先生回忆说陶希圣先生很朴素，学问好，和蔼可亲。
　　还有一次是在南京，那时沈宁满月，陶琴薰请来好友，杨苡又见到陶希圣先生，那已是1948年了。后来陶琴薰未随父亲去台湾，成为陶家子女中唯一留在大陆的人。1957年，杨苡与陶琴薰通过信，对她“鸣放”一事持保留意见，甚至批评说：你既然没有走，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鸣放”，因为那没有用。
　　陶琴薰接到杨苡的信后，可能有点不高兴，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不过，杨苡一直惦念着陶琴薰，1976年曾让哥哥杨宪益打听过陶琴薰的情况。当时陶的丈夫沈苏儒也在外文局，与杨宪益是同事。然得到的消息并不确切，说是下放到农村去了，杨苡就未再去寻找陶琴薰。直至多年后，才获悉陶琴薰不幸病故的消息，当时心里特别难过。杨苡先生对我说，一直觉得自己欠陶琴薰一篇文章。
　　杨苡先生原名静如，生于1919年，其父杨毓璋（1872—1920）曾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苡先生被认为是“五四”后受中西合璧教育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不过，在我看来，她之所以成为一名翻译家，是受到翻译家哥哥的影响，兄妹当年同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过。
　　杨苡先生是一流的散文家，我认为这与巴金先生对她的帮助有关。
　　1987年，三联出过一本《雪泥集——巴金书简》，收录了巴金于1939年至1985年写给杨苡的六十封信，可见巴金先生对她的直接影响；1938年，巴金哥哥李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与少女杨苡有过一段十分愉快的短暂相处，当时她十八岁。李尧林喜欢拉小提琴，还会唱歌，两人先后通过五十多封信；1945年，李尧林病故于上海，时年四十二岁。那时正在重庆坐月子的杨苡，接到萧珊来信，说三哥李尧林已离开了我们，不禁失声痛哭。
　　杨苡与李尧林都爱听唱片，至今她还保存着李尧林当年抄给她的一份英文歌词。后来，巴金家人想把李尧林留下的那些唱片送给杨苡，杨苡说：“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时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若干年前，杨苡先生不慎骨折，我去看望过她一次。后来，陶琴薰的弟弟陶恒生先生从美国回来，陪着又去过一次。杨苡先生八十八寿时，好友邓伍文兄提议为先生做寿，先生不同意，此事就不了了之。
　　如今，杨苡先生已九十四高龄，精神很好，仍在写文章。赵瑞蕻先生是在1999年2月某个深夜里突然去世的，时年八十四岁，算一算，天人永隔，已有十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