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此言在中国引用率极高，有时还被改头换面，如最常见的这一版：“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
　　面对坏人的嚣张，好人为什么沉默？流行的答案：因为恐惧。的确，不论是纳粹的焚化炉，还是暴民的铁棍和匕首，施暴之时，都会让观者感到恐惧，脊背发凉，手脚发软。趋利避害，可谓人类本性。在残虐的暴行面前，我们往往自顾不暇，如何能挺身而出，义助受难者呢；我们暗暗祈祷，施暴者凶恶的目光不要停留在我们身上超过一秒钟；我们愿以旁观与沉默，换取暴力的豁免，只是，最终能否豁免于暴行，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这本不是一场平等的博弈，旁观与沉默，只可能使我们手中的砝码越来越轻，施暴者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
　　除了恐惧，沉默如瘟疫一般蔓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都听过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为什么最后站出来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会是一个孩子呢？因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而孩子正是还未曾学会该社会习俗的人。在此，沉默，以及支配沉默的思维，都出自权力的指令，与对权力的顺从。
　　此间的沉默，则是一种合谋，既是沉默者与权力的合谋，也是沉默者之间的合谋。沉默因此成为了一种集体行为。集体沉默不仅会强化个体沉默，还可以庇护个体沉默，个体将从巨大的集体那里寻找保持沉默的理由，并在问责之时，将所有的罪孽都推向集体，所以出现了那句西谚：“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在此情境之下，个体要打破沉默，不只要战胜自身的恐惧，还要冲决集体的网罗。这注定了呐喊者的命运，不是被视为叛徒，就是被视为疯子，他们最大的敌人，有时不是权力者，而是身边的看客。基于此，沉默者往往被指控为邪恶的帮凶与同盟：不仅默许、纵容、鼓舞暴行，还在分解对暴行的反抗。
　　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好人的沉默”的批判，要先于“坏人的嚣张”。“好人的沉默”不仅是“坏人的嚣张”的产物，还是后者的重要来源。
　　窃以为，只要沉默者拥有最起码的良知和理性，他们便会不满于沉默的状态，他们应该认识到，沉默暂时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却终将是沉默者的墓志铭，当暴力与罪恶大行其道，哪个沉默的旁观者能够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呢？还是听听马丁·路德·金的警告：“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
　　（据《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