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吧,我的歌,把自己呈献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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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数百年的混战和整合,欧洲中古社会在进入11世纪后渐趋稳定并逐步发展,终于在随后的世纪迎来了自己文化发展的辉煌:古典著作被大量翻译,大学蓬勃兴起,罗马法得以复兴,文学艺术与教堂建筑艺术发生了大变革……史称“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时期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更是经济发达,社会富庶,文化繁荣。恩格斯曾说,南方法兰西“不仅辉煌地发展了中世纪生活的一个阶段,甚至使古希腊文明在中世纪末期回光返照”。在这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一种新型的诗歌诞生了,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普罗旺斯抒情诗。
  普罗旺斯抒情诗的题材与样式
  在一般读者眼里,普罗旺斯抒情诗似乎是普罗旺斯爱情诗的同义词。固然,爱情是普罗旺斯抒情诗最著名、最大的主题,但实际上普罗旺斯抒情诗的题材、种类是繁多的:
  “情歌”,即普罗旺斯爱情诗,是普罗旺斯抒情诗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种样式。不过这里之“情歌”与现今之情歌并非同义。在中古普罗旺斯语(奥克语)中“情歌”为“canso”,它主要抒写的是所谓的“典雅爱情”(amour courtois)——情人对贵妇的宫廷爱情。在现存的2500多首普罗旺斯抒情诗中,情歌大约有1000首,占总数的40%。“情歌”一般由40~60诗行组成,各诗节采用同一韵式,而且很多“情歌”最后都有一个“托尔纳达”来收束全篇。“情歌”诗人的重要代表有伯纳特·德·汪达杜尔、阿诺特·达尼埃尔等。前者的《当我看见云雀》是最著名的“情歌”之一,不仅情感真挚、诗意浓郁,而且音韵和谐、旋律优美:“当我看见云雀欢快地/用翅膀击打着太阳光,/因那涌入心中的喜乐/直至疲惫,昏晕而下降。/啊!一股巨大的嫉羡/就攫取了我——对眼见的任何欣悦,/我惊异我的心在那瞬间/为何没有因渴望而熔化……//唉,我本以为对爱知晓很多/但其实我对它知之甚少!/因为我不能自禁地爱她/她却从未好意相报。/我整个的心灵,我自己,/她和整个世界,都被她带走,/——当她把自己从我这儿带走时,/留给我的就仅剩渴念和一颗思慕之心……”(文中所引普罗
  旺斯抒情诗均为笔者所译)。全诗用八音节诗体写成,每个诗节(除托尔纳达外)八行,韵式为ababcdcd,其音韵之和谐,诗意之浓郁,曾激起时人用4种语言为它填词传唱,从而成为中世纪旋律最美、最广为传唱的世俗爱情歌曲之一。
  “感兴诗”(“sirventes”),普罗旺斯抒情诗的第二大种类,主要是处理政治、讽刺及说教性主题,在形式上和“情歌”没有多大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内容题材上。“感兴诗”现存500多首,约占普罗旺斯抒情诗总数的21%。虽然数量上逊于“情歌”,但作“感兴诗”的诗人数量却远多于“情歌”诗人,因为几乎每个图巴杜都会留下一首或几首“感兴诗”。重要的感兴诗人有贝特朗·德·波恩、马卡布如、佩尔·卡迪纳尔等。波恩的《我多么高兴!当欢快的春天》非常著名,美国大诗人庞德曾将之译为英文。诗曰:“我多么高兴!当欢快的春天/带回鲜花和绿叶;/我真高兴!当鸟儿们的鸣啭/穿越树林,我听得/它们的欢快自在;/我高兴!当看见旷野上/安扎的帐篷和营房;/我真高兴!/当看见平原上列队成行/战士和战马,全副武装……”在诗中诗人抒发了对春天来临的喜悦之情,但这并非因为春天的美景,而是因为对他来说,春天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战争则是他所好。诗中诗人直接对领主们发出号召:“男爵们!典当你们的/城堡、集镇和城市,/一旦战火在你们中间燃起!”诗歌情感的鲜明强烈,表达的简朴有力,使得战场的画面历历如在目前。
  普罗旺斯抒情诗的第三大样式是“短诗”(“cobla”),现存近500首,约占普罗旺斯抒情诗总数的19%。“短诗”约兴起于12世纪90年代,13世纪中期达到繁荣;它一般由一至二个诗节组成,因其形式简单,内容单薄,而不受大诗人重视,亦未受到现代学者们的重视;但在当时它却备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大大发挥了诗歌的交流、批评、教育、宣传、娱乐甚至攻击的功能。著名的“短诗”诗人有贝特朗·卡波奈尔等。卡波奈尔,活跃于13世纪中期(约1252—1265),创作有十多首情歌,但他最为人们所知的是72首教诲主题的短诗。学者们在论及图巴杜的诗歌不仅仅是诗,而且必须有旋律相伴时,最常引用的“例证”即是卡波奈尔的一首短诗:“没有曲调的诗歌,/就像没有水的磨/因此,若他没有同时赋予它曲调/那么他的诗歌就创作得很坏;/因为人们的乐趣不是来自磨本身,/而是得自从它而来的磨粉。”
  除这三大式样外,普罗旺斯抒情诗还有很多次要种类,如辩论诗、牧女歌、破晓歌……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的是“破晓歌”。“破晓歌”(“alba”),可以说是国内学界最熟稔的普罗旺斯抒情诗的样式。学者们在提及破晓歌时,一般都称之为骑士抒情诗中最著名或最有代表性的样式。这大概是因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说“‘albas’,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成了普罗旺斯抒情诗的精华……”其实,由上面的绍介我们可以看出,普罗旺斯抒情诗中最有名或最有代表性的样式应是“情歌”,而非“破晓歌”。破晓歌在现存的普罗旺斯抒情诗中仅占不足1%,是个小样式;它在形式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每节均以“alba”(破晓、黎明)结尾。现存最著名的一首破晓歌是吉罗·德·博内尔的《荣耀的君王》,这也是图巴杜诗歌全集中最完美的创作之一:“荣耀的君王,真正的光和澄明,/全能的上帝,主啊,若这使您高兴,/就请做我伙伴的忠实帮手;/因为入夜后,我再没看到这位朋友,/天马上就要破晓!//甜美的朋友,你睡着还是已醒?/别再睡了,请快轻柔地起床;/我看到晨星已经在东方呈现/我可清楚,它将带来白天,/马上就要破晓……”诗的最后一节则唱道:“——亲爱的朋友,我置身如许富丽的房间/希望永远没有破晓和白天,/因为这世上最高贵的女士/在我怀抱,所以我毫不在意/那嫉妒的傻瓜和破晓!”其技巧的精熟和诗的敏感一读即可感知。
  普罗旺斯抒情诗的风格
  纵观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发展,大致形成了三种风格:   轻易明朗的风格,或称明易风格(trobar leu),其主要特征是明白易懂,易学易唱,面向大众。明易风格的主要代表有汪达杜尔、博内尔等,前引《当我看见云雀》即为一例。
  闭锁难解的风格,或称闭锁风格(trobar clus),提倡使用艰涩的词汇、奇险的韵脚、隐晦的典故和影射,使得诗意朦胧,有待行家推敲琢磨才能领会。闭锁风格的主要代表有兰伯特·德·奥然迦、佩尔·德·阿尔文纳等。前者的诗《啊,多灿烂》云:“啊,倒悬于峭壁/和山丘里的花朵多灿烂!/什么花朵?雪,冰,和霜冻/它刺痛伤人如刀割;/因之我看见树叶枝条间/鸟鸣兽啸声沉寂。/但是喜乐使我常青和欢快,/当我看见卑鄙之人销匿……”全诗由六个八行诗节和两个“托尔纳达”构成,韵式为abcdeeff,复杂精巧,构思奇崛;同时使用一些隐晦的词汇与影射,从而造成了一种只有深知内情的行家才能理解、领会的风格。
  图巴杜们是应该坚持狭隘的精英主义还是应走大众路线?为此在奥然迦和博内尔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战”。在“辩论诗”《现在我想知道,吉罗》中,奥然迦首先发难:“现在我想知道,吉罗·德·博内尔,/你为何跑去指责/闭锁风格,依据为何……”博内尔回道:“我的兰奥尔爵士,我没有抱怨/假若人人都按自己的喜好抒写。/但是,根据我的见解/他将更被/尊敬喜爱/若他写得明易简朴……”在论辩中,博内尔认为诗歌应该明白易懂,娱乐大众;奥然迦则认为诗歌应是阳春白雪之作,不必考虑普通人们——此可谓欧洲方言文学中最早的文艺论争,具有重要意义。
  闭锁风格似乎只是一种相对短暂的过渡形式,因其晦涩难解,渐渐为富丽风格所取代。
  华丽繁复的风格,或称富丽风格(trobar prim/ric),其主要特征是注重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押韵形式,意义分明而形式复杂,技术难度高。富丽风格最著名的代表是达尼埃尔。他著名的情歌《为这支轻柔优雅的小曲》唱道:“为这支轻柔优雅的小曲/我锻造词语,雕凿,刨平,/在我又给了它们一锉后,/它们将是合调的,准确的;/爱神很快来磨光和镀金/我的歌,赋予它灵感……//我每日完善自己,变得更纯粹,/因为我所服务和崇拜的是/尘世最高贵者——这我能坦率告诉你。/我是她的,从头直至脚,/即使寒风吹刮,/甘霖般洒落我心中的爱/使我即使在最深的冬季温暖……//我不会背弃‘纯粹的爱’/——因为所忍受的苦痛,/即使这使我孑然独身,/我要把它的话语勉力制成诗韵……//我是阿诺特,汇聚风,/骑牛猎兔,/逆潮游泳。”诗人标新立异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达尼埃尔想象力超卓,诗歌意象丰富多彩,对韵式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及其他音响效果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即使在使用最微妙的修辞手段如隐喻、双关语等技巧时,达尼埃尔也注意保持阳韵和阴韵的区别,头韵重复也经常出现,或重复辅音,或重复元音……在达尼埃尔现存的18首诗歌中,几乎各有各的韵式。尤其令人称绝的是,达尼埃尔创始了著名的“六节诗”,为后世很多诗人所模仿,如但丁、彼特拉克、斯宾塞及庞德、奥登、毕晓普等。尤其是但丁,对达尼埃尔满怀钦慕,在《神曲》中称其为“更卓越的匠人”;在《论俗语》中,则反复引用他的诗,并将其誉为“歌咏爱情”的模范诗人。
  其实不仅达尼埃尔,其他普罗旺斯诗人也十分注重诗艺。图巴杜们对自己的创作精雕细凿,注意文字的锤炼,用字的准确,并对诗的格律、韵式、节奏、音响等进行了不倦的探索。因此从总体看来,他们的诗歌形式工整、结构对称、韵律和谐、辞藻华丽,在他们的抒情诗里“第一次出现了欧洲诗歌中最早的韵律”。
  1209年,北方法兰西的封建领主们觊觎南方普罗旺斯的富庶和繁华,对之发动了战争。战争的堂皇理由是响应教皇号召驱逐在该地发展起来的阿尔比宗教异端。所谓的“阿尔比战争”(1209—1229)持续了二十年,最后南方普罗旺斯战败,它高度发展的文化也随之玉碎。图巴杜死的死,逃的逃。逃走的图巴杜则把普罗旺斯抒情诗的艺术带到了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进而促进了其后文艺复兴抒情诗的发展。诚如中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专家A.史泰因所言:“文艺复兴时期的抒情诗在很大程度上同普罗旺斯行吟诗人和北方法兰西行吟诗人的抒情诗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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