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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9年年底采访了著名艺术家、作家黄宗英之后，加之黄宗江黄老临去世前的嘱托，他的小妹也成了我的牵挂。后来有机会去上海，就一定要去华东医院心血管病房去看望她，逢年过节会给她打电话问候。结果近两年因为我照顾病重的老父亲，没能去上海，但是有电话联系。结果今年的10月15日，收到好友一条微信：“黄宗英去世。”当时我的心一惊，特别的后悔。因为我一直在想老父亲如有好转，就要去看她，还没来得及去，就接到了这样的消息，真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受。于是赶紧拨通了华东医院心血管病房的电话，询问具体情况。跟了她19年的保姆小姚惊讶地告诉我说：“哪里有的事，黄老师活得好着呢！”紧接着我与黄宗英有了微信联系，她语音告诉我：“红岩，我很好，没事！”说完自己就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时我的心里才踏实下来，虚惊一场……
黄宗氏四兄妹中唯一女性
黄宗英，被誉为影坛的才女，文苑的美人。她是大明星，是大作家，是影帝赵丹和大作家冯亦代的妻子，是大剧作家黄宗江的妹妹……她有着多重身份和无数的故事。如今已是90岁高龄的黄宗英，人们惊讶她依然是那样的美丽，笑容是那样的灿烂，说起话来甜润动听。她从十五岁起，没想当演员却当了演员，没想当作家却当了作家，她写文章没有规矩，随心所欲，不知她怎么开头就开了头，不知她怎么结尾就能结尾，看得引人入胜，如临其境，跟着她云游、一起喜怒哀乐。她无论演话剧、拍电影、写文章，都投入得肝脑涂地，艰难坎坷、风风雨雨几十载如戏若梦的经历，使她总把戏、梦、人生分不清、掰不开。她也则分不清就不分，掰不开就不掰。
黄宗英是享誉海内外黄宗氏四兄妹中的唯一女性，1925年7月13日生于北京，1941年到上海后，先是在话剧《蜕变》中代戏上场，后又因演出《甜姐儿》等青春剧，一下子走红上海滩。1947年开始从事电影表演。曾在影片《追》、《幸福狂想曲》、《街头巷尾》、《鸡鸣早看天》、《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中，出色地扮演了性格迥异的女性，至今令无数影迷难以忘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为孩子们祝福》、《家》、《聂耳》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深入农村生活写报告文学。当年，她在河北省宝坻县邢燕子队和铁姑娘队这两个全国知名的红旗队深入生活，写下了《小丫扛大旗》。同样是在宝坻县，黄宗英的又一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使侯隽的事迹不胫而走。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侯隽成了与邢燕子比翼齐飞的一代知识青年的楷模。1978年后，先后有《大雁情》、《橘》、《美丽的眼睛》、《小木屋》等，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80年代以后，转向电视编导工作，同时参加演出了中日合拍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并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平凡的事业》。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运的分号》、《我们俩》、《纯爱》、《半山半水半书窗》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还曾多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小小年纪整日做养家孝母梦
黄宗英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她说：童年，爸爸是影响我最大的人。爸爸，好爸爸！人家都叫他老师，他却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他早上九时上班，可天不亮就起来，笑眯眯看我们一个一个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才又去睡回头觉。他总是带我们去游泳、去看灯、去放风筝，还总爱“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让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按现在的话说叫“追孩族”。
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也一起买回来。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那时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一本地看来看去。大概就是从那时埋下了爱学习的种子。她告诉记者：那时没有更多的机会在学校里学习，但却记住了许多著名的唐诗宋词，有许多都是走在路上或是等车、等人的时间，就默默的背诵，至今她还能非常流利的背诵出《琵琶行》、《长恨歌》等长篇诗词，令人赞叹。
父亲早亡，家道中落，日子过得凄清，黄宗英小小的年纪便深谙世事，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她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她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她会打，可人家嫌她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自始至终却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在她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还把五件毛衣拆旧更新加大。她的性格是，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分内的事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也尽力试着去做。
1941年初秋，为了能帮母亲养家，能让弟弟读书，她16岁应长兄黄宗江信召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管理道具。后来有个女演员要结婚，让黄宗英在《蜕变》中上场代戏。那天该她上戏了，结果她忘了记词，舞台监督把她推上去，她不知道舞台那么亮，底下一个大黑窟窿。她的角色是撒泼撒赖，就开始撒泼撒赖，被人拖下去了。这时，她心想：“真糟糕了，大概剧团不会要我了，整个戏被我搅和了。”后来黄佐临站在她的旁边说，“宗英，明天还你上！”她开心不得了。第二天，她再上台时，看到台底下，电影公司、剧团的头都来了，说：“从北京来了个小姑娘，嗓子特别响，人长得挺漂亮……就来看这个嗓子尖、胆大的姑娘。”就此她当上了话剧演员。黄宗英说这是自己的“第一课”。1943年初，因演出《甜姐儿》等青春剧，红遍上海滩。后来她在《追》、《幸福狂想曲》、《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丽人行》、《乌鸦与麻雀》、《家》等经典影片中的出色表现，令无数影迷难以忘怀。从20世纪40年代成为出现在中国影坛的一颗耀眼明星。
从幸福狂想曲到幸福进行曲
说起赵丹，人们就会想起黄宗英，因为那是在他最难的时候，她走进了他的生活。黄宗英回忆说：赵丹生于1915年，终年65岁。上小学时即登台公演魔术、双簧、话剧，他还爱唱京戏，喜欢拉开嗓门唱铜锤花脸。阿丹和他的小伙伴看见进步剧团演什么，他们也演什么，还成立了“小小剧社”。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正式派同志和“小小剧社”取得联系时，阿丹还不满15岁。 黄宗英认识赵丹是在1947年。当时赵丹32岁，已是有经验的电影明星。是赵丹和著名导演陈鲤庭，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看到黄宗英的照片，他们说：“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他们调来她的处女作影片《追》，看完之后，把她从北京请到上海。黄宗英和赵丹开始合演《幸福狂想曲》。赵丹生活上不修边幅，常常脚上的袜子都不是原配成对的，但为了一个镜头，有时和导演——他的老朋友会争得面红耳赤。影片中他和她是情人，可黄宗英有点怕他。当影片停机，在扫尾工作中，他们将分手时，赵丹忽然孩子似的对黄宗英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于是两人由《幸福狂想曲》变成了“幸福进行曲”。
黄宗英已经嫁给赵丹大半年时，有一天，她收拾他的破书箱——那是他们结婚时赵丹的唯一的财产，她发现一叠用图画纸画的西洋画：有人物，有舞台装置图，有镜头画面构图，就问：“谁画的？”赵丹答：“我，我是美专毕业的呀！”赵丹自幼年起就从父习字画。吴老作人曾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赵丹在10岁左右，就能为店家写斗方匾额。以后，投身学生运动，在“左联”领导下从事话剧、电影工作，也就渐渐搁下了画笔。而他又开始大画特画起来，是在《李时珍》拍摄外景时，去了黄山、富春江之后。从此，他一直没停笔，直到病危难以握笔，还勉强动着手指在腹部书、空中画……
黄宗英回忆说，在那十年动乱的年月，他从监狱中“解放”出来。第一件大事，就是嘱咐我去买颜料、纸墨。以后，每月逢干校休假四天回家，他就画个四天四宿，以之为唯一的舒心事。那时，我们全家挤住在一间屋里，书桌小，孩子们还要做功课。他在吃饭的小方桌上画，有时只得在地上画，在门背后画。到了晚上，我和三四个孩子横排睡一张大床。他搭铺，可老是不搭。我一天劳累下来，被窝里是钻进小子还是闺女，也闹不清。睡梦中，我一翻身，只听得阿丹着急地：“哎、哎，慢点，别动、别动……唉……”原来，我和孩子们的身上也盖着他画就的画。
黄宗英每回出门前，常常给赵丹磨一大瓶墨汁，在瓶子上贴一小纸条，上书：“临行细细磨”，又私语曰：“莫怨迟迟归”。然后就捡起行囊走天下去了。黄宗英说：作伴三十二载，阿丹只为我画过两张画，写过一张条幅。一张是解放初期，他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开会回来，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给我画了写生像，题“娇妻”以赠我。而一幅字，是1979年，我为他写电影剧本《闻一多》时，他为我写下闻一多之座右铭：“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勉我并自勉。最后一次，是1980年夏，他已病在床上，尚未确诊，我每天在探访时间去医院看望。一天，他怪我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说：“急坏人啦。”我担心地问：“检查报告出来了？”“今天是你生日啊，我一大早就给你画了个寿桃，等啊等……”我心里“咯噔”一下，大热天打了个寒战。他这人，除了对艺术外，什么都马马虎虎、糊里糊涂，今生今世今番怎么会想起我的生日来？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那段时间，我见他点花花放，绘鸟鸟飞，着水水流，染云云行，我心里禁不住打颤……
1980年10月初，在北京医院412病房，赵丹已昏睡多日。医生查房后对黄宗英说：“让亲友们来看看吧。”黄宗英明白，丈夫已进入弥留之际。她摘下“谢绝探望”的牌子，打开病房门，还在窗台上摆了两摞赵丹写的书，《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以赠来探视的亲友留念。10月5日清晨四五点钟，赵丹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清晰。黄宗英意识到，这是“回光返照”。医生和家人一直瞒着赵丹，他得的是癌症。赵丹其实知晓自己的病情，只是从未揭穿大家善意的“哄骗”。可这次，赵丹突然向妻子交代身后事，黄宗英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是抚着赵丹的手静静地听。
赵丹说，他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德彪西……他还跟黄宗英说：他有要紧的话要对组织讲。黄宗英说：“那我打电话给夏衍吧。”赵丹沉吟道：“胡乔木，他管宣传。”当时，夏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很快，胡乔木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当时赵丹睡着了，两位领导说：“别叫他。”黄宗英说：“不，得叫他，他数着钟头等你们呢。”黄宗英把赵丹推醒，把枕头垫了垫，床摇高了一些。赵丹高兴地和胡乔木、贺敬之握手。黄宗英对赵丹说：“你要说的话由我替你说，不对或不足时，你随时插进来。”那天她代替赵丹说了3个问题：1.党对文艺不要管得太具体；2.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3.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温家宝总理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1980年10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今天凌晨2时40分因癌症逝世……孩子们又一次、并且是永远地失去了爸爸。阿丹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朋友，告别了给他欢乐也给他痛苦的人世，向另一个世界飞去了……阿丹去见周总理和老朋友们了……阿丹去拍夜戏了……
黄宗英说：其实，自己一生中迂回跌宕最“出戏”的情节，也不过是“难为赵丹妻”。我所以爱上赵丹，主要是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风霜、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的艺术家。既然，我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不过，我的一生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二载身为赵丹妻，敲打得我也不仅仅是“陪斗”了。为此，哥哥黄宗江、弟弟黄宗洛曾围坐一起叹息掉泪，哥哥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只愁小妹了……”记者含着眼泪听着黄宗英老人回首往事，问：“您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坎坷，怎么听不到您有一句怨言？”她回答：“其实认识了黑暗也是一种幸福。”这是她从不寻常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生体会。
为小木屋三进西藏
她演的戏观众看得入迷，她写的文章读者忘不了，而她却说这些都是“贫女嫁妆”。至今她仍文思如泉涌，灵感来了就写上一段，上海的各大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她的精彩文章，采访她的人仍络绎不绝，找她出书的人也总是不间断。记者问：“您是如何由演员成为作家的？”她笑谈自己：“因为当时有人说我‘不像工农兵’不让我当演员而让我去写作，而且平时我也爱写东西，结果我就这样又成了‘作家’。”黄宗英的一生坎坷、传奇、浪漫，但她给人留下的却是痛彻心扉的泪水后的坚强，对生命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挚爱。 1982年11月，黄宗英作为上海作家代表团团长赴西藏访问，任务完成后，她却不肯回去。当时她已经58岁。西藏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她。西藏——祖国领土的八分之一，自从她拥抱了这方圣土之后，西藏在她心上便真真实实占有了一个伟大的位置。因为她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她要同女科学家徐凤翔一起实现一个梦想——建立一个“小木屋”，作为森林生态定位观察站。
在西藏，黄宗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当她把写好的遗书交给同入藏访问的作家时，不免令人目瞪口呆，而她却轻松地说一声：“再见！”然后便随一小支科学考察队翻过冰山雪岭，到原始森林去了。整整三个月，她为林业工人做饭，与科学家们同吃苦受罪，在茫茫的古老森林里捡拾浪漫的童话。
为了“小木屋”这个梦，她没有选择飞机，而选择了卡车——同徐凤翔挤在驾驶室里。那部“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钉四个掉了仨、防滑链挂不上去”的卡车，在“冰峰、雪岭、浓雾、月夜”，载着她们，“险中有稳，稳中有险地驰过、蹭过、转过、溜过了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等一重又一重天险”。黄宗英说：“那六天六夜的路，是山，是雪，是冰，下面是万丈深渊，有时一小时只能走几百米。在那里，汽车跌下悬崖峭壁年年都有。”她说：“我不是不怕，有时候我也闭上眼睛，等待可能发生的一切……当我想到死时，也问自己：还有啥事没办？——就是《赵丹传》！如果不死，回去就写它……”
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怕死，是对生的追求，对光明和爱的向往；这种心态，在特殊环境下，便会转换成不怕死的英雄气概。
黄宗英先后三次去西藏。最后一次去是1994年，已是69岁。为支持生态学家徐凤翔，使其不因经费短缺而中断15年来对藏东南高原植被的考察，黄宗英还把自己“抵押”给北京电视台进行纪录片《森林女神》、《魂系高原》的拍摄。一九八二年，黄宗英的西藏之行催生了她的报告文学作品《小木屋》，这一作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是黄宗英写作生涯中又一重要的里程碑。如今“小木屋”已经发展为高原生态研究站。
晚年恋曲纯爱
独居十三年后，黄宗英与著名作家、翻译家冯亦代结为伉俪。这时，冯亦代八十岁，黄宗英六十有八。“二哥”、“小妹”，是他们彼此的昵称。黄宗英、冯亦代本是五十多年相识相知的老友，各自有着令人羡慕的家庭。垂暮之年，一失荆室，一失故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相互的了解，共同的志趣，使“二哥”与“小妹”沐浴着金色的黄昏相亲相恋，他们又谱出一曲璀璨的华章，成为文坛又一佳话。
说起故去的老伴冯亦代，黄宗英充满了爱恋之情。她记得当年他们在“听风楼”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伏案疾书，看谁写得好、写得多。冯老全身心投入写作，除做自创的健身操，看电视早间新闻、用早点之外，其余时间都专注于笔端。他喜欢伴着音乐写作，几个乐章奏毕，华章已就，有时早饭还没做好，他的一篇文章就已写好，非常神速。而黄宗英在写作之余，还要尽家庭主妇之责，筹划一日生计，有时保姆不在，她还要收起笔墨进厨房。
黄宗英和冯亦代在走到一起前的晚年恋曲和文化情思是通过“鸿雁传书”，形成了两位文化老人黄昏恋情的真实记录。在300余封往来情笺、40多万字的书信中，感情和知识是两个重要的部分。黄宗英和冯亦代在情书中诉说对彼此的思念，文字间的激情和浪漫，甚至比年轻人还要热烈。同时，他们交流学问，谈文学，谈英语，谈最近学到的新知识，谈对人生的看法，虽然是情书，但内容十分丰富，次数也很频繁，有时一天内会写好几封信。
1993年6月24日
亲爱的二哥：
谢谢你每日凌晨对我的体贴，我感应得到，我喜欢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康复，不要心急，听见吗？
昨（23日）晚9时以后，我儿阿佐携Jenny回来了，我这里突然地热闹了起来，Jenny是去年March去的美国，Au-gust我去美国时，她在老师同学前还不大肯张嘴，她作文说，她的Voice被太平洋的女妖夺走了，而此番回来，她的美语已说得的溜的溜的了。
上午去公证处办事，还算顺。我不知要花多少钱，带了500元去，只花去160余元，下星期二可去取。今天在美国的儿媳打电话来，已告诉了，总算把这件事基本办成了。然后，带Jenny去静安寺的书店，由她选书。此刻她正在看漫画《孔子说》，她说：“孔子老怪的。”下午去买一堆各式icecream回来。明天8：30am，有女友接我们去浦东，希望别下雨。今天天蛮凉，我们都多披了一件衣服坐在阳台上。宗江的剧本也已收到，我现在（3pm）就拿来看，二哥，Jenny9月9日返美，我的行动将以她为中心，我的心会时刻惦念你。
4：50pm，Jenny看了三本书，现在正和楼下邻居的小乖乖在玩扮家家，她刚才伏在我身上紧紧地抱着我，说：“我就是想跟你撒娇。”她在美国没什么人可以撒娇，所以我特别疼这孩子。
我看完了大哥的剧本，沉吟良久。他升华得很好，如诗如梦，他把我们也写进去了。但我可不像三毛那么疯，你更不似王洛宾那么憨。我认识王洛宾，去过他的小屋采访，一起去过南山，听他唱，给他录音，都是和军区的同志及小姜一起，我和小姜说：“我们此行的一大收获是结识王洛宾。”我很同情他，此外没有一点点别的想法，我深信万事都有个缘分的。你的笔把我拐走了，
好二哥。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儿子看着我，外孙女大声读我的信，纸短情长，请莫怪我，请给宗江打个电话，我不知怎么给他写信了。
紧紧地抱着我。
你的小妹
1993年6月24日
今天是端午，满楼粽子香，艾叶竖在门口。
亲亲爱爱的娘子：
喜讯已经传到美国，而且的确是老步瀛斋，一丝也没有走样，昨天郁风的二妹ReRe在电话中向我道喜，我就奇怪，因为她刚回来，她说是在美国听说的，这耳报神，就厉害了。总之这是喜讯，谁听了都为我们高兴，而且认为是天造地设，早该如此。我们的群众基础可说又深又厚了。因此我整天都在思念你当中，这难熬的日子哟！ 昨天气候真舒适，整天凉风习习，除了午后一小段时间，我找了一天的材料，就觉得以前还是虚度了不少时光，因为材料比较多，今天我要写《读书》的稿子了，预计两天写完。昨天外文所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敦煌出版社要出一套丛书，希望我将《西书拾锦》给他，我告诉他已经出书，新用的原稿已到1991年底。他要每本10万字，我大概到今年年底也只有七万，加上《文汇读书周报》及零碎发表的也不过八万多一些。这样我还要加写一些，已托吴彬（祖光的外甥女）编，她一直是编我的书的，是一位《读书》编辑部的女将之一，这件稿齐大概要年底，看谈下来如何。
我已开始在运动中加上踢腿和划圈了。踢腿只能到30下，划圈今晨又进步到左右各划40圈，但离你的200下还差许多，容我一天天增加，这两个动作都是很累的。
昨天和宗江通了话，这个电话我打了两天才打通。不知你已否收到我寄的电视剧本，请不要忘了提出你的意见。今天温度要到34℃，可能要热，我每天下午已移至小厅里工作，电话就在旁边，这里曾经传来娘子玉音，我也在等星期天早晨的玉音，还有两天，等不及了，但你在我身旁，我又满足，又大为不满足，我不要这梦里相思，我要碰着你的玉体，是事实而不是虚构。
《鸟鸣》原稿寄上，外孙搞错了，只给我复印了一份。你看了原稿仍还我。又是充耳的鸟声，这中间似夹杂着你的美妙的声音。我的好宝贝儿，我真的想死你了。要寄稿子，另外再给你信，否则会太重。
爱的力量是不可限量的，奇迹也会出现。
爱你没商量的二哥，后人会写文章谈我们的爱情的。
90高龄依然在读书看报写作
如今已届90岁高龄的黄宗英，由于“高原生态适应症”缠身，在上海华东医院已住院多年。虽然年事已高，但她精神依然焕发，耳聪目明，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她人虽在住院，常有人来求字，天天读书看报：《人民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她高兴的告诉我：“最近一口气读完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年轻时看西方的多，现在终于有时间看了。”现在她病房的窗台上撤下了自己的艺术照，堆满了书和报纸以及小玩具。她有时忽然想起一段往事，便落笔成文。这几年她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好多篇散文随笔。有老朋友读了她的文章后，惊讶地说：这哪里像八、九十高龄人写的，文章还是那么浪漫，生动、可亲。最近又高兴地读到她洋洋洒洒近2万字的回忆录《命运断想》。在这篇真实记述了她前半生的演艺生涯、爱情、婚姻和写作的人生经历。文章有酸有甜，有苦有辣，有成功，也有挫折，有悲凉，也有欢乐。坎坷的经历，丰富的人生，拼搏的精神，构成她精彩的人生。
她说：“住院了，才有时间回忆过去，才对以往有个思索、思考。”这篇文章经由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在他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发表后，反响热烈。得知这一喜讯的黄宗英眼圈湿润了，这时她一定想到了80年代，想到了那个时期活跃在报告文学战线的包括她在内的那一批作家朋友们：徐迟、刘宾雁、柯岩、理由、陈祖芬、鲁光等等，想到了他们那一年代报告文学作家们取得的辉煌成就！当时，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风起云涌，日新月异，新的事物，新的人物不断涌现，不少有志于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创业者闪现在改革这个中国的大舞台上，大大激发了作家们投入现实生活的热情，相继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记录时代风云、反映百姓心声的报告文学作品。当时有些报告文学轰动一时，几乎家喻户晓。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向》、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杨匡满、郭报臣的《命运》等等，以及随后黄宗英的影响深远的《小木屋》，都是引起社会关注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焦点、热点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因而显示了报告文学独特的积极作用。
就是这样一个黄宗英，一颗曾经耀眼的明星，一个曾经驰骋于中国文坛的作家黄宗英，在文学的园地辛勤耕耘了大半辈子，如今却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20年。但即使在医院里，在病床上，她依然关注着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坚持写作。她说：不写怎么行，有好多人和事忘不了哪！如她所言：一息尚存，征帆不落！
黄宗氏四兄妹中唯一女性
黄宗英，被誉为影坛的才女，文苑的美人。她是大明星，是大作家，是影帝赵丹和大作家冯亦代的妻子，是大剧作家黄宗江的妹妹……她有着多重身份和无数的故事。如今已是90岁高龄的黄宗英，人们惊讶她依然是那样的美丽，笑容是那样的灿烂，说起话来甜润动听。她从十五岁起，没想当演员却当了演员，没想当作家却当了作家，她写文章没有规矩，随心所欲，不知她怎么开头就开了头，不知她怎么结尾就能结尾，看得引人入胜，如临其境，跟着她云游、一起喜怒哀乐。她无论演话剧、拍电影、写文章，都投入得肝脑涂地，艰难坎坷、风风雨雨几十载如戏若梦的经历，使她总把戏、梦、人生分不清、掰不开。她也则分不清就不分，掰不开就不掰。
黄宗英是享誉海内外黄宗氏四兄妹中的唯一女性，1925年7月13日生于北京，1941年到上海后，先是在话剧《蜕变》中代戏上场，后又因演出《甜姐儿》等青春剧，一下子走红上海滩。1947年开始从事电影表演。曾在影片《追》、《幸福狂想曲》、《街头巷尾》、《鸡鸣早看天》、《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中，出色地扮演了性格迥异的女性，至今令无数影迷难以忘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为孩子们祝福》、《家》、《聂耳》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深入农村生活写报告文学。当年，她在河北省宝坻县邢燕子队和铁姑娘队这两个全国知名的红旗队深入生活，写下了《小丫扛大旗》。同样是在宝坻县，黄宗英的又一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使侯隽的事迹不胫而走。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侯隽成了与邢燕子比翼齐飞的一代知识青年的楷模。1978年后，先后有《大雁情》、《橘》、《美丽的眼睛》、《小木屋》等，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80年代以后，转向电视编导工作，同时参加演出了中日合拍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并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平凡的事业》。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运的分号》、《我们俩》、《纯爱》、《半山半水半书窗》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还曾多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小小年纪整日做养家孝母梦
黄宗英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她说：童年，爸爸是影响我最大的人。爸爸，好爸爸！人家都叫他老师，他却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他早上九时上班，可天不亮就起来，笑眯眯看我们一个一个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才又去睡回头觉。他总是带我们去游泳、去看灯、去放风筝，还总爱“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让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按现在的话说叫“追孩族”。
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也一起买回来。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那时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一本地看来看去。大概就是从那时埋下了爱学习的种子。她告诉记者：那时没有更多的机会在学校里学习，但却记住了许多著名的唐诗宋词，有许多都是走在路上或是等车、等人的时间，就默默的背诵，至今她还能非常流利的背诵出《琵琶行》、《长恨歌》等长篇诗词，令人赞叹。
父亲早亡，家道中落，日子过得凄清，黄宗英小小的年纪便深谙世事，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她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她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她会打，可人家嫌她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自始至终却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在她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还把五件毛衣拆旧更新加大。她的性格是，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分内的事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也尽力试着去做。
1941年初秋，为了能帮母亲养家，能让弟弟读书，她16岁应长兄黄宗江信召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管理道具。后来有个女演员要结婚，让黄宗英在《蜕变》中上场代戏。那天该她上戏了，结果她忘了记词，舞台监督把她推上去，她不知道舞台那么亮，底下一个大黑窟窿。她的角色是撒泼撒赖，就开始撒泼撒赖，被人拖下去了。这时，她心想：“真糟糕了，大概剧团不会要我了，整个戏被我搅和了。”后来黄佐临站在她的旁边说，“宗英，明天还你上！”她开心不得了。第二天，她再上台时，看到台底下，电影公司、剧团的头都来了，说：“从北京来了个小姑娘，嗓子特别响，人长得挺漂亮……就来看这个嗓子尖、胆大的姑娘。”就此她当上了话剧演员。黄宗英说这是自己的“第一课”。1943年初，因演出《甜姐儿》等青春剧，红遍上海滩。后来她在《追》、《幸福狂想曲》、《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丽人行》、《乌鸦与麻雀》、《家》等经典影片中的出色表现，令无数影迷难以忘怀。从20世纪40年代成为出现在中国影坛的一颗耀眼明星。
从幸福狂想曲到幸福进行曲
说起赵丹，人们就会想起黄宗英，因为那是在他最难的时候，她走进了他的生活。黄宗英回忆说：赵丹生于1915年，终年65岁。上小学时即登台公演魔术、双簧、话剧，他还爱唱京戏，喜欢拉开嗓门唱铜锤花脸。阿丹和他的小伙伴看见进步剧团演什么，他们也演什么，还成立了“小小剧社”。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正式派同志和“小小剧社”取得联系时，阿丹还不满15岁。 黄宗英认识赵丹是在1947年。当时赵丹32岁，已是有经验的电影明星。是赵丹和著名导演陈鲤庭，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看到黄宗英的照片，他们说：“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他们调来她的处女作影片《追》，看完之后，把她从北京请到上海。黄宗英和赵丹开始合演《幸福狂想曲》。赵丹生活上不修边幅，常常脚上的袜子都不是原配成对的，但为了一个镜头，有时和导演——他的老朋友会争得面红耳赤。影片中他和她是情人，可黄宗英有点怕他。当影片停机，在扫尾工作中，他们将分手时，赵丹忽然孩子似的对黄宗英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于是两人由《幸福狂想曲》变成了“幸福进行曲”。
黄宗英已经嫁给赵丹大半年时，有一天，她收拾他的破书箱——那是他们结婚时赵丹的唯一的财产，她发现一叠用图画纸画的西洋画：有人物，有舞台装置图，有镜头画面构图，就问：“谁画的？”赵丹答：“我，我是美专毕业的呀！”赵丹自幼年起就从父习字画。吴老作人曾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赵丹在10岁左右，就能为店家写斗方匾额。以后，投身学生运动，在“左联”领导下从事话剧、电影工作，也就渐渐搁下了画笔。而他又开始大画特画起来，是在《李时珍》拍摄外景时，去了黄山、富春江之后。从此，他一直没停笔，直到病危难以握笔，还勉强动着手指在腹部书、空中画……
黄宗英回忆说，在那十年动乱的年月，他从监狱中“解放”出来。第一件大事，就是嘱咐我去买颜料、纸墨。以后，每月逢干校休假四天回家，他就画个四天四宿，以之为唯一的舒心事。那时，我们全家挤住在一间屋里，书桌小，孩子们还要做功课。他在吃饭的小方桌上画，有时只得在地上画，在门背后画。到了晚上，我和三四个孩子横排睡一张大床。他搭铺，可老是不搭。我一天劳累下来，被窝里是钻进小子还是闺女，也闹不清。睡梦中，我一翻身，只听得阿丹着急地：“哎、哎，慢点，别动、别动……唉……”原来，我和孩子们的身上也盖着他画就的画。
黄宗英每回出门前，常常给赵丹磨一大瓶墨汁，在瓶子上贴一小纸条，上书：“临行细细磨”，又私语曰：“莫怨迟迟归”。然后就捡起行囊走天下去了。黄宗英说：作伴三十二载，阿丹只为我画过两张画，写过一张条幅。一张是解放初期，他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开会回来，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给我画了写生像，题“娇妻”以赠我。而一幅字，是1979年，我为他写电影剧本《闻一多》时，他为我写下闻一多之座右铭：“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勉我并自勉。最后一次，是1980年夏，他已病在床上，尚未确诊，我每天在探访时间去医院看望。一天，他怪我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说：“急坏人啦。”我担心地问：“检查报告出来了？”“今天是你生日啊，我一大早就给你画了个寿桃，等啊等……”我心里“咯噔”一下，大热天打了个寒战。他这人，除了对艺术外，什么都马马虎虎、糊里糊涂，今生今世今番怎么会想起我的生日来？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那段时间，我见他点花花放，绘鸟鸟飞，着水水流，染云云行，我心里禁不住打颤……
1980年10月初，在北京医院412病房，赵丹已昏睡多日。医生查房后对黄宗英说：“让亲友们来看看吧。”黄宗英明白，丈夫已进入弥留之际。她摘下“谢绝探望”的牌子，打开病房门，还在窗台上摆了两摞赵丹写的书，《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以赠来探视的亲友留念。10月5日清晨四五点钟，赵丹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清晰。黄宗英意识到，这是“回光返照”。医生和家人一直瞒着赵丹，他得的是癌症。赵丹其实知晓自己的病情，只是从未揭穿大家善意的“哄骗”。可这次，赵丹突然向妻子交代身后事，黄宗英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是抚着赵丹的手静静地听。
赵丹说，他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德彪西……他还跟黄宗英说：他有要紧的话要对组织讲。黄宗英说：“那我打电话给夏衍吧。”赵丹沉吟道：“胡乔木，他管宣传。”当时，夏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很快，胡乔木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当时赵丹睡着了，两位领导说：“别叫他。”黄宗英说：“不，得叫他，他数着钟头等你们呢。”黄宗英把赵丹推醒，把枕头垫了垫，床摇高了一些。赵丹高兴地和胡乔木、贺敬之握手。黄宗英对赵丹说：“你要说的话由我替你说，不对或不足时，你随时插进来。”那天她代替赵丹说了3个问题：1.党对文艺不要管得太具体；2.给领导者以艺术欣赏的自由；3.支持建立个人风格的创作集体。温家宝总理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1980年10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今天凌晨2时40分因癌症逝世……孩子们又一次、并且是永远地失去了爸爸。阿丹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朋友，告别了给他欢乐也给他痛苦的人世，向另一个世界飞去了……阿丹去见周总理和老朋友们了……阿丹去拍夜戏了……
黄宗英说：其实，自己一生中迂回跌宕最“出戏”的情节，也不过是“难为赵丹妻”。我所以爱上赵丹，主要是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风霜、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的艺术家。既然，我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不过，我的一生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二载身为赵丹妻，敲打得我也不仅仅是“陪斗”了。为此，哥哥黄宗江、弟弟黄宗洛曾围坐一起叹息掉泪，哥哥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只愁小妹了……”记者含着眼泪听着黄宗英老人回首往事，问：“您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坎坷，怎么听不到您有一句怨言？”她回答：“其实认识了黑暗也是一种幸福。”这是她从不寻常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生体会。
为小木屋三进西藏
她演的戏观众看得入迷，她写的文章读者忘不了，而她却说这些都是“贫女嫁妆”。至今她仍文思如泉涌，灵感来了就写上一段，上海的各大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她的精彩文章，采访她的人仍络绎不绝，找她出书的人也总是不间断。记者问：“您是如何由演员成为作家的？”她笑谈自己：“因为当时有人说我‘不像工农兵’不让我当演员而让我去写作，而且平时我也爱写东西，结果我就这样又成了‘作家’。”黄宗英的一生坎坷、传奇、浪漫，但她给人留下的却是痛彻心扉的泪水后的坚强，对生命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挚爱。 1982年11月，黄宗英作为上海作家代表团团长赴西藏访问，任务完成后，她却不肯回去。当时她已经58岁。西藏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她。西藏——祖国领土的八分之一，自从她拥抱了这方圣土之后，西藏在她心上便真真实实占有了一个伟大的位置。因为她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她要同女科学家徐凤翔一起实现一个梦想——建立一个“小木屋”，作为森林生态定位观察站。
在西藏，黄宗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当她把写好的遗书交给同入藏访问的作家时，不免令人目瞪口呆，而她却轻松地说一声：“再见！”然后便随一小支科学考察队翻过冰山雪岭，到原始森林去了。整整三个月，她为林业工人做饭，与科学家们同吃苦受罪，在茫茫的古老森林里捡拾浪漫的童话。
为了“小木屋”这个梦，她没有选择飞机，而选择了卡车——同徐凤翔挤在驾驶室里。那部“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钉四个掉了仨、防滑链挂不上去”的卡车，在“冰峰、雪岭、浓雾、月夜”，载着她们，“险中有稳，稳中有险地驰过、蹭过、转过、溜过了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等一重又一重天险”。黄宗英说：“那六天六夜的路，是山，是雪，是冰，下面是万丈深渊，有时一小时只能走几百米。在那里，汽车跌下悬崖峭壁年年都有。”她说：“我不是不怕，有时候我也闭上眼睛，等待可能发生的一切……当我想到死时，也问自己：还有啥事没办？——就是《赵丹传》！如果不死，回去就写它……”
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怕死，是对生的追求，对光明和爱的向往；这种心态，在特殊环境下，便会转换成不怕死的英雄气概。
黄宗英先后三次去西藏。最后一次去是1994年，已是69岁。为支持生态学家徐凤翔，使其不因经费短缺而中断15年来对藏东南高原植被的考察，黄宗英还把自己“抵押”给北京电视台进行纪录片《森林女神》、《魂系高原》的拍摄。一九八二年，黄宗英的西藏之行催生了她的报告文学作品《小木屋》，这一作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是黄宗英写作生涯中又一重要的里程碑。如今“小木屋”已经发展为高原生态研究站。
晚年恋曲纯爱
独居十三年后，黄宗英与著名作家、翻译家冯亦代结为伉俪。这时，冯亦代八十岁，黄宗英六十有八。“二哥”、“小妹”，是他们彼此的昵称。黄宗英、冯亦代本是五十多年相识相知的老友，各自有着令人羡慕的家庭。垂暮之年，一失荆室，一失故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相互的了解，共同的志趣，使“二哥”与“小妹”沐浴着金色的黄昏相亲相恋，他们又谱出一曲璀璨的华章，成为文坛又一佳话。
说起故去的老伴冯亦代，黄宗英充满了爱恋之情。她记得当年他们在“听风楼”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伏案疾书，看谁写得好、写得多。冯老全身心投入写作，除做自创的健身操，看电视早间新闻、用早点之外，其余时间都专注于笔端。他喜欢伴着音乐写作，几个乐章奏毕，华章已就，有时早饭还没做好，他的一篇文章就已写好，非常神速。而黄宗英在写作之余，还要尽家庭主妇之责，筹划一日生计，有时保姆不在，她还要收起笔墨进厨房。
黄宗英和冯亦代在走到一起前的晚年恋曲和文化情思是通过“鸿雁传书”，形成了两位文化老人黄昏恋情的真实记录。在300余封往来情笺、40多万字的书信中，感情和知识是两个重要的部分。黄宗英和冯亦代在情书中诉说对彼此的思念，文字间的激情和浪漫，甚至比年轻人还要热烈。同时，他们交流学问，谈文学，谈英语，谈最近学到的新知识，谈对人生的看法，虽然是情书，但内容十分丰富，次数也很频繁，有时一天内会写好几封信。
1993年6月24日
亲爱的二哥：
谢谢你每日凌晨对我的体贴，我感应得到，我喜欢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康复，不要心急，听见吗？
昨（23日）晚9时以后，我儿阿佐携Jenny回来了，我这里突然地热闹了起来，Jenny是去年March去的美国，Au-gust我去美国时，她在老师同学前还不大肯张嘴，她作文说，她的Voice被太平洋的女妖夺走了，而此番回来，她的美语已说得的溜的溜的了。
上午去公证处办事，还算顺。我不知要花多少钱，带了500元去，只花去160余元，下星期二可去取。今天在美国的儿媳打电话来，已告诉了，总算把这件事基本办成了。然后，带Jenny去静安寺的书店，由她选书。此刻她正在看漫画《孔子说》，她说：“孔子老怪的。”下午去买一堆各式icecream回来。明天8：30am，有女友接我们去浦东，希望别下雨。今天天蛮凉，我们都多披了一件衣服坐在阳台上。宗江的剧本也已收到，我现在（3pm）就拿来看，二哥，Jenny9月9日返美，我的行动将以她为中心，我的心会时刻惦念你。
4：50pm，Jenny看了三本书，现在正和楼下邻居的小乖乖在玩扮家家，她刚才伏在我身上紧紧地抱着我，说：“我就是想跟你撒娇。”她在美国没什么人可以撒娇，所以我特别疼这孩子。
我看完了大哥的剧本，沉吟良久。他升华得很好，如诗如梦，他把我们也写进去了。但我可不像三毛那么疯，你更不似王洛宾那么憨。我认识王洛宾，去过他的小屋采访，一起去过南山，听他唱，给他录音，都是和军区的同志及小姜一起，我和小姜说：“我们此行的一大收获是结识王洛宾。”我很同情他，此外没有一点点别的想法，我深信万事都有个缘分的。你的笔把我拐走了，
好二哥。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儿子看着我，外孙女大声读我的信，纸短情长，请莫怪我，请给宗江打个电话，我不知怎么给他写信了。
紧紧地抱着我。
你的小妹
1993年6月24日
今天是端午，满楼粽子香，艾叶竖在门口。
亲亲爱爱的娘子：
喜讯已经传到美国，而且的确是老步瀛斋，一丝也没有走样，昨天郁风的二妹ReRe在电话中向我道喜，我就奇怪，因为她刚回来，她说是在美国听说的，这耳报神，就厉害了。总之这是喜讯，谁听了都为我们高兴，而且认为是天造地设，早该如此。我们的群众基础可说又深又厚了。因此我整天都在思念你当中，这难熬的日子哟！ 昨天气候真舒适，整天凉风习习，除了午后一小段时间，我找了一天的材料，就觉得以前还是虚度了不少时光，因为材料比较多，今天我要写《读书》的稿子了，预计两天写完。昨天外文所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敦煌出版社要出一套丛书，希望我将《西书拾锦》给他，我告诉他已经出书，新用的原稿已到1991年底。他要每本10万字，我大概到今年年底也只有七万，加上《文汇读书周报》及零碎发表的也不过八万多一些。这样我还要加写一些，已托吴彬（祖光的外甥女）编，她一直是编我的书的，是一位《读书》编辑部的女将之一，这件稿齐大概要年底，看谈下来如何。
我已开始在运动中加上踢腿和划圈了。踢腿只能到30下，划圈今晨又进步到左右各划40圈，但离你的200下还差许多，容我一天天增加，这两个动作都是很累的。
昨天和宗江通了话，这个电话我打了两天才打通。不知你已否收到我寄的电视剧本，请不要忘了提出你的意见。今天温度要到34℃，可能要热，我每天下午已移至小厅里工作，电话就在旁边，这里曾经传来娘子玉音，我也在等星期天早晨的玉音，还有两天，等不及了，但你在我身旁，我又满足，又大为不满足，我不要这梦里相思，我要碰着你的玉体，是事实而不是虚构。
《鸟鸣》原稿寄上，外孙搞错了，只给我复印了一份。你看了原稿仍还我。又是充耳的鸟声，这中间似夹杂着你的美妙的声音。我的好宝贝儿，我真的想死你了。要寄稿子，另外再给你信，否则会太重。
爱的力量是不可限量的，奇迹也会出现。
爱你没商量的二哥，后人会写文章谈我们的爱情的。
90高龄依然在读书看报写作
如今已届90岁高龄的黄宗英，由于“高原生态适应症”缠身，在上海华东医院已住院多年。虽然年事已高，但她精神依然焕发，耳聪目明，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她人虽在住院，常有人来求字，天天读书看报：《人民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她高兴的告诉我：“最近一口气读完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年轻时看西方的多，现在终于有时间看了。”现在她病房的窗台上撤下了自己的艺术照，堆满了书和报纸以及小玩具。她有时忽然想起一段往事，便落笔成文。这几年她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好多篇散文随笔。有老朋友读了她的文章后，惊讶地说：这哪里像八、九十高龄人写的，文章还是那么浪漫，生动、可亲。最近又高兴地读到她洋洋洒洒近2万字的回忆录《命运断想》。在这篇真实记述了她前半生的演艺生涯、爱情、婚姻和写作的人生经历。文章有酸有甜，有苦有辣，有成功，也有挫折，有悲凉，也有欢乐。坎坷的经历，丰富的人生，拼搏的精神，构成她精彩的人生。
她说：“住院了，才有时间回忆过去，才对以往有个思索、思考。”这篇文章经由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在他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发表后，反响热烈。得知这一喜讯的黄宗英眼圈湿润了，这时她一定想到了80年代，想到了那个时期活跃在报告文学战线的包括她在内的那一批作家朋友们：徐迟、刘宾雁、柯岩、理由、陈祖芬、鲁光等等，想到了他们那一年代报告文学作家们取得的辉煌成就！当时，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风起云涌，日新月异，新的事物，新的人物不断涌现，不少有志于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创业者闪现在改革这个中国的大舞台上，大大激发了作家们投入现实生活的热情，相继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记录时代风云、反映百姓心声的报告文学作品。当时有些报告文学轰动一时，几乎家喻户晓。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向》、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杨匡满、郭报臣的《命运》等等，以及随后黄宗英的影响深远的《小木屋》，都是引起社会关注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焦点、热点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因而显示了报告文学独特的积极作用。
就是这样一个黄宗英，一颗曾经耀眼的明星，一个曾经驰骋于中国文坛的作家黄宗英，在文学的园地辛勤耕耘了大半辈子，如今却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20年。但即使在医院里，在病床上，她依然关注着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坚持写作。她说：不写怎么行，有好多人和事忘不了哪！如她所言：一息尚存，征帆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