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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一代少年作家的写作引发了持久的热烈的市场效应，却始终受到主流评论界的质疑、拒斥，拥有“2004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张悦然，能在中国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吗？
张悦然被评论界认为是80后一代最富才情的女作家，获得今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2004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她的作品以独特的想象力赢得读者与评论家的—致好评。在80后一代作家当中，张悦然的写作风格、生活经历都自成一派，与韩寒、郭敬明等有显著不同，未来她能否从“青春写作”的行列中脱颖而出，真正在中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呢？
爱好写作不妨碍学好理科
与中途退学、放弃高考的韩寒不同，张悦然在学习上并不落于人后，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欲望一一一定要比别人强。她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只会写小说，甚至要靠此来谋生，她高中毕业后最终选择的是计算机专业，这是地道的理科专业。她的父母是中文系教师，她去读理科可说是全新的挑战，读理科并没有妨碍她发挥写作的才能。
张悦然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念高中时，2000年1月，她在第三屈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得到了—个保送清华大学的机会。不用参加高考，她就疯玩了几个月。可就在清华的通知书唾于可得时，命运给她开了一个玩笑。国家教委下发的一个文件让张悦然与清华檫肩而过。她觉得这是长这么大命运和自己开的最大的玩笑。那段时间她突然变得沉默了，话也不多说，一回家就扎在书堆里拼命的学习。父亲为了能跟她说上句话，每天晚上都开车去接她。那时她觉得是新概念害了白己，给了大大的蛋糕又把自己推向深渊。
紧接着，张悦然开始重新准备高考，当时功课已落下一大部分，而离高考的日子屈指可数。2001年夏天，她考上了山东大学，一个法律与英语的双学位，因为耽误了一段时间的学习，自己只能上山大了!那段时间她郁闷到了极点。在山大上学期间，张悦然就一直寻找走出去的机会，命运之神还是很厚待这位好强的女孩，很快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济南招生，她决绝地参加了考试一一数学、物理、英语，三门过后是面试，她成功了，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尽管父母不怎么支持张悦然的这个决定，但还是把她送上了去新加坡的飞机。
如果不是这个决定，张悦然兴许不会再写东西，兴许会跟许多大学生—样习惯周围的环境，对生活失去新鲜与好奇。正是这次离开才给了她创作的第二次生命。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非常安静，非常安全。但它不像中国那么丰富和有趣，比起中国的多样和千怪百态，新加坡井然有序但比较单一。到了新加坡以后，她觉得日子好像停了，好像白己从河流变成冰冻，从此不再流动，一年以后回到北京在冬天看到两个人吵架，她都觉得非常亲切。她很想和人聊天，可在那儿和人交流非常少，就开始依赖网络，尽管是学计算机的，她还是发现没有很多对活对象，很难熬，不由自主地又开始文学写作。身在异乡的陌生和孤独，让张悦然的想象力延伸得更远，她的作品很快就被年轻读者喜欢上了。
文学不必涉及自身经历?
很多作家刚开始写作，尤其是成名作，都有较大的自传成分。但读者看张悦然的小说，觉得她把白己藏得很深，基本看不到生活中的她。其实她小说里照样有好多自己的影子，不过写得不那么直接，所以读者看不出来。
张悦然不想把周围的人和事原样照搬进小说，那样可能会伤害一些人，而且不符合自己的主观感觉。她认为小说不是记忆的复制，记忆一旦被输出，已非当时原貌，肯定会有残缺和不同。她的小说并不是那种纯想象、纯虚幻的，和别的作家一样，也是变形后的现实，只是变形得更加厉害而已。她一般会先造个相对安全、虚构性较强的模子，再把现实中的人和事装进去。 比如《黑猫不睡》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她和爸爸之间的实事，但读者无法参透其小玄机。
她不写自己直接碰到的事情，有人让她写一本新加坡的书，把她的生活说—说，她觉得非常为难，因为觉得距离太近了，不知道怎么写。她母亲一开始有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她，曾两次去看过她。其实张悦然觉得她去的时候好像也没办法帮自己做更多事情，她记得上课回来发现自己的衣服全部洗了，就和家里—样，母亲会把全部的衣服洗掉，张悦然也觉得很感动。但母亲很少出现在张悦然的小说里面，她还不知道如何表现这最平凡、最珍贵的人和事；张悦然可能会不知不觉塑造—个特别凶狠的继母的形象，充满掠夺、自私的形象，和自己的母亲差得太远了。她觉得写那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故事更有想象的空间。
有时候故事虚构得太厉害了、甚至不像小说，倒像童活。在《葵花走失在1980》中，一株葵花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向巫女换来短暂的人类的身份，来到病重的爱人——画家文森特·梵高的身边，守护他，照顾他，然后，成为他葬礼上芬芳的祭品，在幸福的泪水中慢慢枯萎。故事的主角是一株植物，植物幻化人形，演绎才子佳人的悲剧，既奇幻又悲哀。
虽然张悦然人生阅历还不算丰富，但她能够觅得挥洒想象力的空间，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确实不一定拘泥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但作品要想有更加动人的力量，还是要触及现实人生，像《阿Q正传》虽不是作者亲历，但深刻描绘了社会现实。
独生一代的“爱情观”
张悦然是独生子女，从小就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父母的宠爱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父亲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是一个很严肃的角色，妈妈是比较开朗的人，从她那个年代走过来，她有一种很善于安慰别人的能力。毕竞已经是两代入，孤独总是难免的，张悦然十四、五岁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写的就是友谊的破碎，那时候觉得友谊很重要，而且觉得在真正恋爱之前会有一种和女孩很牢固的友情在，但是这种友情经不起考验，包括分离、误会、误解，所以她就写了这样一个友谊破碎的历程。
在新作《十爱》里，张悦然所描写的爱情都不是平常的爱情，读者可能会感到一些潜在的危险，闲为太爱一个人而阻止她和外界的联系，还有由于某种伤害，可能这个人已经走到去毁灭别人的方向等等。这些就不是一些寻常的爱，但是张悦然相信他们是美好的，他们当中会有一些闪光的地方，她看到了这些闪光的地方，就像萤火虫一样把它抓住了。
张悦然的作品主题几乎都是“爱”。她作品中所表现的爱没有爱情、友情等种类之分，只有强弱之分，她笔下的爱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她的小说说出了80年代后新一代人的希冀与痛楚。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关爰，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学会照看好自己，自己的梦及所信奉的一切，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答案。
张悦然的写作说明，他们独生的这—叫更相信爰的力量，对爱比较认真，他们敢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他们眼中，爰不分男女之爰、友谊以及父母的爱，爱—个人的时候心里的感觉可能就是甜蜜，和他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能只有深和浅，而没有各种各样的界限，如果把这些界限都去除的话，可能爰是无处不在的。这样的“爱情观”显然比较盲目、浮泛甚至虚无，依然带有育春期的梦想色彩。
“青春写作”须摆脱“自恋”、“装酷”
张悦然的作品有明显的局限，有时在小说中也会过于沉湎于自我，这是“青春写作”普遍的弱点。但张悦然也慢慢在改变自己。著名作家莫言认为张悦然所以不问于别的少年作家，在于她所讲述的不再是青春放纵、夸张地显示叛逆姿态，而是在成长的迷惘中，小心翼翼地梦想和求证、思索和感晤。“我总感觉到，她的思考超出了她的年龄，涉及到了人类生存的许多基本问题。思考到这些，也就贴近了文学的本质。”
“青春写作”只有摆脱“白恋”、 “装酷”，才能进入更广阔的境界。张悦然对文学不像很多同龄的人那样采取无所谓的游戏态度，她自己也看重评论家是否认可，对于很多评沦说她的写作缺乏广阔的背景，她承认这个问题，她的小说中人物都不多，也不够丰满，这明显是人生阅历决定的，这是可以原谅的。很多文学类比赛她会参加，希望自己的文字被白己在乎的人看到。她的读者多数还是青少年，但她也认真倾听成年的读者的意见，不管是赞赏还是批评。
有评沦家认为，80后的写作是作者写给白己那个年龄的人看的，他们是一相对完整的供需系统。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而不能说体现了文学自身价值。其实写作是不分年龄的，优秀的作品不会只是昙花——现的“精神快餐”，不只是为了消遣大众，而是能通过白己的作品传达思想，给人一种心灵的感悟，张悦然的写作始终所关注的就是一个女孩的成长，尤其是她内在的变化、张悦然还很年轻，但是她的作品也在随着阅历的丰富而不断成长，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
写作的女人不可爱?
张悦然真正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在新加坡，她那时候非常孤独，没有更多朋友，所以拿起笔或者电脑来写作，写作驱散孤独，但是写作之后她感到更孤独，只有关在房间里不断地写下去。文学写作是很艰苦的，脑力、心力和体力，需要很艰辛的付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自我折磨的事情，会把人搞得神经兮兮，尤其女人写作会变得更敏感多思，想得太多，有人说女人越写会越不可爱。西方许多著名女作家就被世俗视力另类。
其实她并非喜欢这样自闭的生活状态，甚乏曾经很害怕。她与过得了幽闭症的小孩，那有点像她白己，在国外合租的生活中，，她总是关着自己的房间的门，在关了门空气流通不怎么顺畅的小房间里，有时就会感到憋闷，她总要跑到窗台，去看看19层下的游泳池，才会觉得舒服。那个得了幽闭症的孩子，最后轻轻一跃，像跳马一样，就飞出了窗户。她会得到—段飞翔。很自由，没有任何束缚她的东西。
作为一个女性，张悦然的小说里男性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只有女性的形象才那么突出，读者发现其实都是主人公白己在爱，她其实面对着的是—个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好像是只有自己在爱。完全是自己在给自己力量，男人的形象很虑幻，若有若无，与一般言情小说不同的是故事有一种更加彻底的悲剧性，似乎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性力量，文学创作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小说给了张悦然心灵的自由，但这种情绪在现实中却不是愉快的。写作和生活是有界限的。
几年前，女孩张悦然很抗拒别人说她有浓厚的女人的气息，因为她觉得女性是—个非常成熟甚至很老气的词，渐渐地她发现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赞美，这个词形容她会吸引周围的人，让周围的人觉得很安心。她希望自己在生活中能有一种可以抚慰人的力量，不像自己写的东西那样悲怆。张悦然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个美好的女人，“美好”也是她对人的最高评价。
摘自《黄金时代》
张悦然被评论界认为是80后一代最富才情的女作家，获得今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2004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她的作品以独特的想象力赢得读者与评论家的—致好评。在80后一代作家当中，张悦然的写作风格、生活经历都自成一派，与韩寒、郭敬明等有显著不同，未来她能否从“青春写作”的行列中脱颖而出，真正在中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呢？
爱好写作不妨碍学好理科
与中途退学、放弃高考的韩寒不同，张悦然在学习上并不落于人后，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欲望一一一定要比别人强。她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只会写小说，甚至要靠此来谋生，她高中毕业后最终选择的是计算机专业，这是地道的理科专业。她的父母是中文系教师，她去读理科可说是全新的挑战，读理科并没有妨碍她发挥写作的才能。
张悦然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念高中时，2000年1月，她在第三屈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得到了—个保送清华大学的机会。不用参加高考，她就疯玩了几个月。可就在清华的通知书唾于可得时，命运给她开了一个玩笑。国家教委下发的一个文件让张悦然与清华檫肩而过。她觉得这是长这么大命运和自己开的最大的玩笑。那段时间她突然变得沉默了，话也不多说，一回家就扎在书堆里拼命的学习。父亲为了能跟她说上句话，每天晚上都开车去接她。那时她觉得是新概念害了白己，给了大大的蛋糕又把自己推向深渊。
紧接着，张悦然开始重新准备高考，当时功课已落下一大部分，而离高考的日子屈指可数。2001年夏天，她考上了山东大学，一个法律与英语的双学位，因为耽误了一段时间的学习，自己只能上山大了!那段时间她郁闷到了极点。在山大上学期间，张悦然就一直寻找走出去的机会，命运之神还是很厚待这位好强的女孩，很快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济南招生，她决绝地参加了考试一一数学、物理、英语，三门过后是面试，她成功了，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尽管父母不怎么支持张悦然的这个决定，但还是把她送上了去新加坡的飞机。
如果不是这个决定，张悦然兴许不会再写东西，兴许会跟许多大学生—样习惯周围的环境，对生活失去新鲜与好奇。正是这次离开才给了她创作的第二次生命。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非常安静，非常安全。但它不像中国那么丰富和有趣，比起中国的多样和千怪百态，新加坡井然有序但比较单一。到了新加坡以后，她觉得日子好像停了，好像白己从河流变成冰冻，从此不再流动，一年以后回到北京在冬天看到两个人吵架，她都觉得非常亲切。她很想和人聊天，可在那儿和人交流非常少，就开始依赖网络，尽管是学计算机的，她还是发现没有很多对活对象，很难熬，不由自主地又开始文学写作。身在异乡的陌生和孤独，让张悦然的想象力延伸得更远，她的作品很快就被年轻读者喜欢上了。
文学不必涉及自身经历?
很多作家刚开始写作，尤其是成名作，都有较大的自传成分。但读者看张悦然的小说，觉得她把白己藏得很深，基本看不到生活中的她。其实她小说里照样有好多自己的影子，不过写得不那么直接，所以读者看不出来。
张悦然不想把周围的人和事原样照搬进小说，那样可能会伤害一些人，而且不符合自己的主观感觉。她认为小说不是记忆的复制，记忆一旦被输出，已非当时原貌，肯定会有残缺和不同。她的小说并不是那种纯想象、纯虚幻的，和别的作家一样，也是变形后的现实，只是变形得更加厉害而已。她一般会先造个相对安全、虚构性较强的模子，再把现实中的人和事装进去。 比如《黑猫不睡》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她和爸爸之间的实事，但读者无法参透其小玄机。
她不写自己直接碰到的事情，有人让她写一本新加坡的书，把她的生活说—说，她觉得非常为难，因为觉得距离太近了，不知道怎么写。她母亲一开始有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她，曾两次去看过她。其实张悦然觉得她去的时候好像也没办法帮自己做更多事情，她记得上课回来发现自己的衣服全部洗了，就和家里—样，母亲会把全部的衣服洗掉，张悦然也觉得很感动。但母亲很少出现在张悦然的小说里面，她还不知道如何表现这最平凡、最珍贵的人和事；张悦然可能会不知不觉塑造—个特别凶狠的继母的形象，充满掠夺、自私的形象，和自己的母亲差得太远了。她觉得写那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故事更有想象的空间。
有时候故事虚构得太厉害了、甚至不像小说，倒像童活。在《葵花走失在1980》中，一株葵花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向巫女换来短暂的人类的身份，来到病重的爱人——画家文森特·梵高的身边，守护他，照顾他，然后，成为他葬礼上芬芳的祭品，在幸福的泪水中慢慢枯萎。故事的主角是一株植物，植物幻化人形，演绎才子佳人的悲剧，既奇幻又悲哀。
虽然张悦然人生阅历还不算丰富，但她能够觅得挥洒想象力的空间，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确实不一定拘泥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但作品要想有更加动人的力量，还是要触及现实人生，像《阿Q正传》虽不是作者亲历，但深刻描绘了社会现实。
独生一代的“爱情观”
张悦然是独生子女，从小就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父母的宠爱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父亲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是一个很严肃的角色，妈妈是比较开朗的人，从她那个年代走过来，她有一种很善于安慰别人的能力。毕竞已经是两代入，孤独总是难免的，张悦然十四、五岁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写的就是友谊的破碎，那时候觉得友谊很重要，而且觉得在真正恋爱之前会有一种和女孩很牢固的友情在，但是这种友情经不起考验，包括分离、误会、误解，所以她就写了这样一个友谊破碎的历程。
在新作《十爱》里，张悦然所描写的爱情都不是平常的爱情，读者可能会感到一些潜在的危险，闲为太爱一个人而阻止她和外界的联系，还有由于某种伤害，可能这个人已经走到去毁灭别人的方向等等。这些就不是一些寻常的爱，但是张悦然相信他们是美好的，他们当中会有一些闪光的地方，她看到了这些闪光的地方，就像萤火虫一样把它抓住了。
张悦然的作品主题几乎都是“爱”。她作品中所表现的爱没有爱情、友情等种类之分，只有强弱之分，她笔下的爱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她的小说说出了80年代后新一代人的希冀与痛楚。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关爰，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学会照看好自己，自己的梦及所信奉的一切，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答案。
张悦然的写作说明，他们独生的这—叫更相信爰的力量，对爱比较认真，他们敢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他们眼中，爰不分男女之爰、友谊以及父母的爱，爱—个人的时候心里的感觉可能就是甜蜜，和他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能只有深和浅，而没有各种各样的界限，如果把这些界限都去除的话，可能爰是无处不在的。这样的“爱情观”显然比较盲目、浮泛甚至虚无，依然带有育春期的梦想色彩。
“青春写作”须摆脱“自恋”、“装酷”
张悦然的作品有明显的局限，有时在小说中也会过于沉湎于自我，这是“青春写作”普遍的弱点。但张悦然也慢慢在改变自己。著名作家莫言认为张悦然所以不问于别的少年作家，在于她所讲述的不再是青春放纵、夸张地显示叛逆姿态，而是在成长的迷惘中，小心翼翼地梦想和求证、思索和感晤。“我总感觉到，她的思考超出了她的年龄，涉及到了人类生存的许多基本问题。思考到这些，也就贴近了文学的本质。”
“青春写作”只有摆脱“白恋”、 “装酷”，才能进入更广阔的境界。张悦然对文学不像很多同龄的人那样采取无所谓的游戏态度，她自己也看重评论家是否认可，对于很多评沦说她的写作缺乏广阔的背景，她承认这个问题，她的小说中人物都不多，也不够丰满，这明显是人生阅历决定的，这是可以原谅的。很多文学类比赛她会参加，希望自己的文字被白己在乎的人看到。她的读者多数还是青少年，但她也认真倾听成年的读者的意见，不管是赞赏还是批评。
有评沦家认为，80后的写作是作者写给白己那个年龄的人看的，他们是一相对完整的供需系统。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而不能说体现了文学自身价值。其实写作是不分年龄的，优秀的作品不会只是昙花——现的“精神快餐”，不只是为了消遣大众，而是能通过白己的作品传达思想，给人一种心灵的感悟，张悦然的写作始终所关注的就是一个女孩的成长，尤其是她内在的变化、张悦然还很年轻，但是她的作品也在随着阅历的丰富而不断成长，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
写作的女人不可爱?
张悦然真正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在新加坡，她那时候非常孤独，没有更多朋友，所以拿起笔或者电脑来写作，写作驱散孤独，但是写作之后她感到更孤独，只有关在房间里不断地写下去。文学写作是很艰苦的，脑力、心力和体力，需要很艰辛的付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自我折磨的事情，会把人搞得神经兮兮，尤其女人写作会变得更敏感多思，想得太多，有人说女人越写会越不可爱。西方许多著名女作家就被世俗视力另类。
其实她并非喜欢这样自闭的生活状态，甚乏曾经很害怕。她与过得了幽闭症的小孩，那有点像她白己，在国外合租的生活中，，她总是关着自己的房间的门，在关了门空气流通不怎么顺畅的小房间里，有时就会感到憋闷，她总要跑到窗台，去看看19层下的游泳池，才会觉得舒服。那个得了幽闭症的孩子，最后轻轻一跃，像跳马一样，就飞出了窗户。她会得到—段飞翔。很自由，没有任何束缚她的东西。
作为一个女性，张悦然的小说里男性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只有女性的形象才那么突出，读者发现其实都是主人公白己在爱，她其实面对着的是—个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好像是只有自己在爱。完全是自己在给自己力量，男人的形象很虑幻，若有若无，与一般言情小说不同的是故事有一种更加彻底的悲剧性，似乎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性力量，文学创作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小说给了张悦然心灵的自由，但这种情绪在现实中却不是愉快的。写作和生活是有界限的。
几年前，女孩张悦然很抗拒别人说她有浓厚的女人的气息，因为她觉得女性是—个非常成熟甚至很老气的词，渐渐地她发现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赞美，这个词形容她会吸引周围的人，让周围的人觉得很安心。她希望自己在生活中能有一种可以抚慰人的力量，不像自己写的东西那样悲怆。张悦然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个美好的女人，“美好”也是她对人的最高评价。
摘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