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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是姜文电影“民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正如前两部《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一样，姜文电影向以“少出品、出精品”引燃话题，造得起声势，掀得起风浪，经得起检验。整体来看，票房不错，口碑也不错。
然而，舆论并非风吹一边倒，或者说夹杂些事与愿违，有观众对姜文电影的故事逻辑表示看不懂，期待和失望对立，点赞与吐槽并存，市场褒贬不一，口碑两极分化，网络上还有人为此打起口水仗。
这毫不奇怪，在中国电影界，姜文导演绝对是个特别的存在。中国电影惯以票房论英雄，艺术式微，而姜文颇有传承并发扬电影艺术的担当。这种特别和担当正是“姜文本色”之所在。
其实，观众看姜文电影，最适宜跟着他浪迹天涯，一起进入光影之中快意恩仇一番，进入才有快感，才能更加通透地看清姜文电影以及姜文电影以外的世界。
在中国电影界，姜文是个特别的存在
自从20世纪初电影艺术传入中国，中国电影至今已走过百年发展历程。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被称为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如日中天，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崛起，中国电影作品在国际上获奖不断，国际影响力空前剧增。而后的一些年里，电影市场萎靡，经营惨淡，国产电影趋于沉寂。
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于2010年后强势开启。当年票房即破百亿元。2017年达550亿元（其中51部电影票房过亿元），7年增长了5倍。2018年2月更是单月突破百亿元。未来3至5年，中国电影票房冲破千亿元大关几无悬念，很快有望超过北美市场。
庞大的需求，巨大的市场，快速的升级，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热情大大促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科技进步，同时也激励着每一位电影导演长江后浪推前浪。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壮心不已，第六代的贾樟柯、陆川、宁浩、徐峥何遑多让，第七代甚至第八代也已阔步走上前台，大有一代新人换旧人之势。
当年，张艺谋以《红高粱》红遍世界，陈凯歌以《霸王别姬》享誉国际。近年来此二人宝刀未老，力犹未竭，然而暮气已滋生，君不见《长城》陷于游戏打怪，《妖猫传》显得不伦不类，已经看不出姓张还是姓陈的了。
出道于第五代稍后时段的冯小刚，以名演葛优为号召，以市侩幽默为元素，以都市贺岁片为主打，《非诚勿扰》上映后被吹捧得满地繁华，冯氏喜剧的江湖地位得以稳固，冯小刚也因此挣得有头有脸。其后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陆川偏爱文艺片，宁浩、徐峥热衷于荒诞喜剧，而且成绩斐然，在电影碗里挖走了一大杯羹。
而姜文呢，置身于第五代与第六代之间，上世纪90年代凭借自传体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博得名导席位，弹指一挥间20余年矣，其导演作品即便有一部算一部，也难免荒芜得屈指可数。
然而姜文电影自有其特别的价值存在。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民国三部曲”，姜文的电影有现实，有历史，有正经，有荒诞，数量不多，不好归类，赏之者大赞其美，谬之者不屑一顾，但姜文自称“很讲究”，很爱护自己的羽毛，绝不以烂片、俗片示人。否则，大概他也不会秉持四年一部的拍片节奏。
姜文电影的特别，首先在于他想象奇特，构思宏大。换句话说，姜文的电影才华丰富饱满，有如旭日破晓终将喷薄而出。青春荡漾的“马小军”，豪气干云的“张麻子”，铤而走险的“马走日”，运筹帷幄的“蓝青峰”，其人其事，那山那水，不同时代各色人等，千种思绪万种想象，“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都在年轻的“姜大哥”或中年的“姜大叔”高清晰度的镜头前一一露出真容。
姜文电影的特别更在于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我。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特质比较容易，而坚持自己的特色却甚为艰难。这不但取决于个人的高度自觉，还需要随时随地与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进行搏斗，有时或许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姜文电影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定下存在的基调，其后20年的风格和气质几乎没有变过。说实话，姜文现在也不年轻了，可他年轻时打下的烙印须臾不可更改。对他这种人来说，坚守一辈子心中的准则毫不奇怪，不坚持了才觉得奇怪。
电影是技术也是艺术，是创意也是创作，是作品也是商品，是造梦也是解梦。姜文深谙此道。他特立独行。他匠心独运。他与众不同。电影是他观察时代、阅读现实、发挥想象、描绘理想的幕布。他的作品，被称之为“作者电影”再恰当不过。说白了，在姜文的眼中和手中，電影已经变成了一种真正的道具，成为了姜文阅世的武器。在阅世的过程中，姜文反刍自我的独到理解，重新构思、创造、蝶变出一个个出世的银幕形象，可以说，这些人物，个个都带着他天赋的秉性和气质，个个都是凤毛麟角的另类，个个都是特立独行的存在，个个都承载着他拯救世道人心的崇高梦想。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高度认同姜文的电影艺术并坚持不离不弃的影迷们，愿意跟着他在他所创造的电影世界里一起痛痛快快地闹腾，酣畅淋漓地折腾，勇往直前地奔腾。而就在此时此刻，姜文电影才算最终完成了与观众的共鸣。
姜文电影虽然自有拥趸、自成一派，但在一般观众眼里恐怕还算不上所谓的“大片”。大片者，大导演、大明星、大投资、大票房、大众化是也。好莱坞大片总是强者思维，缉毒，惩凶，救难，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外星人入侵，拯救地球和人类，形象都是美国英雄。而中国大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古装，玄幻，戏说，娱乐，从来不肯直面现实，而是一贯回避躲闪，这种现象，虽然与中国的文化和国情有关，但其中也隐含着不敢正视现实的弱者思维。
姜文的电影，导演和明星基本上是大的，投资和票房也基本上是大的，可是观众就很难说得上足够大。因为总有些人不敢直面现实，不喜欢动脑筋，而更愿意随大流，避谈道德理想，追求感官刺激，但愿个人安逸，浑浑噩噩足矣。 一个有独立性格的导演，可称之为作者电影的导演，就像姜文，身边必然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音乐家、摄影家、美术家、表演家，当然还有精明的投资家和企业家。名导当家自然聚集，大片当家自动聚集，烂片当家所剩无几。善于整合资源的“大当家”，无门派之争，无门户之见，无圈子之虞，唯吸收包容，唯左右逢源，唯不拘一格，既不向资本低头，也不向观众谄媚，而是凭作品说话，能让观众从作品中看出作者的匠心来，方为经典、大片、大家。
屹立业界多年的事实证明，姜文电影的思想是成熟的，艺术是成功的，市场是欢迎的。虽然不一定部部都是经典，但至少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绝大多数国产影片还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姜文电影“民国三部曲”究竟讲述了什么
民国，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列强环伺，租界林立，国人民不聊生，革命风起云涌，全社会最大的政治理想就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所谓民族，就是反清、反帝，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平等；所谓民权，就是主权在民，国民共治；所谓民生，就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劳动者衣食无忧，而且私人资本不能操控国计民生。
乱世呼唤时代英雄，登高一呼拯救中华。识时务者为俊杰。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先后不世而出，解救国人于水火。作为出生于新中国建设时期、生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姜文，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也不时搅扰着他心中的英雄梦。虽然没有身历民国，但又何妨心历民国，匹马上阵去闯荡一番？
姜文电影“民国三部曲”之《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正好对应着“三民主义”。不过，姜文的三部曲是反着来的。开篇之作《让子弹飞》讲的是民生，民以食为天，民生优先。《一步之遥》讲的是民权，《邪不压正》讲的是民族。先民生，后民权，再民族，盖因民生好转了，才谈得上民权，而后方得民族复兴。
电影是一种表达。“民国三部曲”从南方的鹅城，到上海，到北京，囊括了整个中国。风从南方来。落脚在京城。大约“三民主义”也有舶来的内容，它吸收借鉴了中外各种先进的资政思想。
要谈“民国三部曲”首先还得回头看，看姜文导演的自传体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找到一以贯之的路径，探寻其电影艺术的独特追求。处女作这东西，要么一鸣惊人，要么一败涂地。姜文当然属于前者。姜文的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期，要做英雄救赎世道人心的英雄梦，在这篇处女作也是定调作之中已初露端倪。而后的“三部曲”不过就是姜文把这个“英雄”代入到了民国去闯江湖。
《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姜文反其道而行之，借“就像热铁皮上躁动不安的猫”的马小军之口之手，一扫原著的阴郁顽劣之气，把自己早已蓄满的雄性意识，不可抑止的想象和灵感，一股脑儿倾倒出来，变“凶猛”而为“灿烂”，变“清算”而为“怀念”，变“逗号”而为“句号”，向青春萌动的青涩记忆挥手作别，向混沌无序的“文革”时代道声再见。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夜谈十记》。故事发生在1920年的南方鹅城。曾经追随过松坡将军的张牧之革命失意后落草为寇，心系民生的他化名“麻匪”“张麻子”杀富济贫，劫了买来委任状走马上任的大骗子县长马邦德，而鹅城却是“南国一霸”黄四郎的地盘。三个人为了美色、权力、金钱各逞智勇。最后马县长殒命，黄四郎倒台，张麻子旗开得胜，可是英雄落寞得只剩下孤家寡人。马拉火车进了山沟，马拉火车又去了浦东。贫穷落后的山沟有官匪作乱，崭新的浦东又何尝不会遇到棘手的新问题呢？民生维艰，探索可贵。
《一步之遥》取材于民国阎瑞生案。上海是摩登之都也是个冒险之都，华洋混杂，租界割据，表面上得民主风气之先，骨子里还淤塞着封建残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种种情状足见嚣张跋扈的洋人嘴脸；走马灯似的军阀主政，也给了各路神仙投机的罅隙。马走日主办的花国大选闹剧，装模作样极尽铺张之能事，连普通观众都看得出来他们是在为军阀洗钱而卖命演戏。只要有选举，就有前台后台，就有强权操纵。过程可操纵，结果可操纵，操纵之人也可被操纵。有抬轿的，有拆桥的；有献媚的，有反叛的；有迷糊的，有清醒的；有得势的，有倒霉的。马走日风光无限继之穷途末路，面对万人有口莫辩，是生是死一步之遥。满清遗少闯上海，七零八落各西东。所谓民意，可以捧起你，也可以捧杀你。姜文正是用电影表达了这种思考。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自古侠恶不两立。顾名思义，该故事一如既往延续了姜文电影惩恶扬善的主题，只是时间移到了1937年至暗时刻的北京城。蓝青峰花了20年时间处心积虑布下一盘大棋，要让身负血海深仇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李天然，刺杀欺师灭祖投靠根本一郎的大师兄朱潜龙。热血正义的青年侠客李天然，意外获得巾帼红颜的关巧红义助，最后消灭了侵略者根本一郎和封建余孽朱潜龙，成就了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壮举，报仇雪恨之中隐含着民族大义。有评论说该电影是姜文“写给老北京的一封情书”，我倒觉得他实现了保家卫国的大任。
综上，《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萌動，《让子弹飞》孔武剽悍，《一步之遥》民意沸腾，《邪不压正》国恨家仇，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表达，姜文电影怎么就艺术化地做到了呢？细嚼慢咽，择其三端。
第一，关于选本（选剧本）。一部电影先有导演还是先有剧本，原本是个伪命题。没有导演就没有剧本，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这是中国电影目前的状况。电影是造梦。梦有光环，也要有内容，只有光环而无内容不成其为一个梦。梦起源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想法，一个灵感，一个故事，一个本子。剧本就是梦，有光环有内容的梦。光环越密集，内容越精细，梦就越清晰，就越能在镜头前细致入微地展现。任何以导演或主演代替剧本的想法都会犯急性病，终究走不远。怕就怕有些导演就爱在片场边拍边改，改剧本，改台词，改角色。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剧本，或者只有几张纸的剧本梗概临时抱佛脚。导演说戏成分太重，只会暴露剧本打磨的不成熟，流程运作的不规范，前期准备的不充分。剧本若文章，台词若语言，剪辑好比结构和段落。一个镜头代表一个细节，任何粗糙、粗放、粗狂的过失，都是专业剧组所不能容忍的。好剧本，无论武戏还是文戏，无论动作戏还是心理戏，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精算、精准、精确的。 好小说和好故事是好剧本的基础IP。好台词是好剧本的眼睛和脸面。好小说好故事一般都有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情感，特别的意境，能够激发导演的巨大创造力。姜文就曾手捧王朔的小说，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挑灯夜战，写下了比王朔小说还长篇大论的电影剧本。好小说经过导演或编剧独具慧眼的改编，经过头脑风暴、精研细磨和团队围读，好剧本就会应运而生，好台词就会闪闪发亮，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响当当的好电影，就会让观众一见钟情地记住你。当然，你首先还得给这部电影以及主角起个好名字。譬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让子弹飞》中，或者叫张麻子、黄四郎、马邦德；蓝青峰、李天然、朱潜龙之类。马走日、项飞田也是不错的。马走日，别扭啊；项飞田，走不远啊，暗含了某种寓意，寄托着某种情绪。给一部新电影的片名和人名起名字的事情千万不可小觑。
第二，關于选角（选演员）。一部电影要为每个演员量身定做，几乎不太可能，也难以真正做到，但是主角配角的选择配置必须做到精挑细选。角色为剧本服务，剧本为导演服务。为电影寻找合适的主演是导演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朱时茂、陈佩斯的小品《主角与配角》做过精彩演绎。实力派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偶像派的演员靠脸吃饭，人情派的演员混圈子，导演用谁不用谁是一门大学问。朱时茂演地下党不用化妆，陈佩斯演汉奸怎么看都像。再比如某些特型演员，一般人还真演不好，自己别扭不说，观众也不买账。剧组选演员如果用得上“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这句话保证无虞，如果仅仅选用流量明星恐怕早晚得砸锅，悲催之极。
姜文电影一般是自编自导自演，不用说他入戏很快，自己表演的形象就是自己塑造的典型，活脱脱一个模子，阳刚生猛，霸气外露。这里列举另外两位他电影的常客。一位是廖凡，一位是他夫人周韵。人说姜文电影颇多浪漫气质。浪漫就浪漫在周韵身上。姜文拍周韵，贾樟柯拍赵涛，冯小刚拍徐帆，如出一辙。夫妻档固然花哨，可也容易失去某些有情趣的东西。周韵是“大哥的女人”，当然不能碰，碰不得，电影中任何男人想得都得不到，得不到的才最浪漫，所以她只好一部接一部地扮演美人，扮演如梦如幻的“梦中的情人”。廖凡的面相很特别，像个狠角色，如果加上两撇小胡子，特别适合演贼或匪，根本无须其他多余的化妆。电影《师父》里廖凡武戏多，文戏少，辞穷匕首见。真所谓“孟起与翼德并驱争先，未若美髯公之超群绝伦也”（诸葛亮语）。廖凡今后的突破方向在“文戏”。
第三，关于选景（选素材）。“作者电影”要描摹时代，还原现实，展现虚拟，一个靠素材（包括取景和取材），一个靠科技，一个靠想象。那些依靠化妆、造型、道具粗制滥造的肥皂剧，不但拍不出逼真的现实感，更难以日臻艺术性。姜文电影语言的创意和应用，与他所要表达的对时代现实的独特思考高度吻合。无论选景还是取材，姜文电影舍得花大价钱搭实景，不怕跋山涉水取外景，其专业态度和实证精神值得尊重。姜文电影专业的取景，讲究的台词，传神的表演，高超的特技，蕴含的思想，设置的包袱，都堪为艺术典范。其粗线条、强音效、短镜头、快节奏、重气氛、浓色调的剪辑风格，特别具有震撼人心的冲击力和想象力。如果在精致的逻辑、粗暴的美学等方面能更上一层楼，相信他将成为世界杰出的电影大师。
不过姜文电影的粗暴美学，从市场化的娱乐角度来看，还不是最让观众诟病的。相比较而言，论暴力，《战狼》系列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论色情，小说《白鹿原》和《百年孤独》几乎全篇充斥；论腐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直指权力高层。而这几部文艺作品都得到了意识形态语言的高度认可。“宣传比内容重要，票房比口碑重要，明星比故事重要，造型比台词重要，只记得电影是商品，而忘了它是一门艺术”。平心而论，这些忠告完全是对姜文电影的反证。
所谓“姜文本色”恰如那个“文”字
姜文，别名姜小军，生长于北京市某部队大院，中戏表演系科班毕业生，年少成名，因24岁出演电影《芙蓉镇》与当红女星刘晓庆搭档而一炮走红，30岁推出自传体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导演界的名声，此后一直深耕于演艺界。
姜文自幼就有文艺细胞，成年后文化底蕴愈深厚。生活并工作在首都的姜文，目睹改天换地的北京城古建锐减，高楼林立，人口暴涨，交通堵塞，用水短缺，空气污染，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老北京的胡同，古建，京剧，小吃，自行车，澡堂子，大碗茶，冰糖葫芦。“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有时候一种声音或者一种味道，就可以把人带回真实的过去”。这不但是一个成年人的记忆，更是一个文化人的怀旧。所以姜文电影中自然而然就出现了马小军的串房跳瓦、夕阳漫步，出现了李天然的屋顶腾挪、骑行漂移，出现了向已故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家人的致敬。
姜文导演处女作一经问世，他心中的英雄梦已然敞开。马小军是个什么样的人，姜小军就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小军有什么样的英雄梦，姜小军就有什么样的英雄梦。马小军的英雄梦是什么呢？马小军希望沐浴阳光让此生灿烂，马小军期盼见到毛主席。要绽放，要灿烂，要见到最高领袖，那你首先得有实力。后来从军梦遥不可及了，那就做个文艺梦。文臣武将，强国富民，在文艺作品里司空见惯。
姜文的禀赋就是这样。武人面，文人心；有思想，敢出头；特立独行中透出一丝清高，豪气干云中露出一种霸气。他深埋于心止于至善的良知，他嫉恶如仇粗中有细的本能，就像老北京的二锅头，上头然而地道，又像北京城的老爷们，爱侃却又谨慎。那种毫不妥协的自信，绝不认输的自负，在他的电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阳光灿烂的日子》让他炽烈似火，《让子弹飞》让他智勇双全，《一步之遥》让他触摸灵魂，《邪不压正》让他筹划方圆。当今时代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可谓凤毛麟角，特别让人感动与怀念。 如此说来，所谓“姜文本色”，大约可以从他的电影作品中探讨出一二，并勉强做出一些抛砖引玉的有限思考了。
姜文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但与一般文艺愤青绝不雷同。他不是愤世嫉俗，而是热血沸腾。他热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具有想干事、敢干事、干得成事的勇气和智慧。他把自己对时代现实的独特思考体现到电影艺术中，又在电影艺术中坦率地挥洒掉躬身践行的激情，渴望与观众达成救世主一般的心灵共振。有的观众收到了，有的观众还没明白，不过姜文已完成了自己的文艺使命。
姜文身上具有一种传承并发扬电影艺术的文化担当。从他筹拍《让子弹飞》邀约周润发和葛优加盟剧组的信件，可以看出姜文特别能担当。“人物之妙，惊古烁今。星汉灿烂，交汇其里。既有曹孟德之雄，又有周公瑾之英，且常自诩诸葛孔明”。信中言辞恳切，文采斐然，他又使出一招“连环计”，对葛优说“发哥来了”，对发哥说“葛优来了”，最后三人会齐。先有文化自信，后有文化担当。姜文善于表达自我，敢于争取优势资源，这种敢想敢做的个性担得起重任。
姜文人如其名，有文人风骨，有文胆本色。他是个硬骨头，绝不“三俗”（低俗、庸俗、媚俗），有鲁迅遗风，同时又具有应对复杂情况的睿智。呐喊抵抗讲究策略，有时也会使点怪招。电影《鬼子来了》未经过审即行国外参赛即为一例。他有十分文胆，不是九分，少一分恐怕都不能让太阳照常升起。姜文敢于把自己放入到电影作品中走一遭，看看在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能干些什么。在自己的电影里，他当过兵，做过匪，做过县长，做过军师，做过操盘人，做过后台老板，做过关键话事人，结果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都不好走。这种堂吉诃德似的探索，只有一个具有十分文胆的文人可以做得出，愿意做得到。所谓“姜文本色”就归于了这个“文”字。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现实不满，不是不满意而是不满足。有识之士对现实有话说，除了借作品发出洪荒之力，“压抑中爆发出的欲望”，此外收获不到任何掌声。从文字时代过渡到影像时代，电影作品具有明显的艺术和商品两种属性，而且商品属性尤为明显。表达现实与消费娱乐，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姜文电影已作出响亮的回答：电影既要科技化产业化，也要艺术化精品化，商品与艺术共存，票房与思想共享，绝对不能为了追逐利益而让精神荒芜。
对影评家来说，娱乐外衣下的思想表达，普通观众一般看不出，如果你们不说破，弃主干而言枝蔓，顾流行而言时尚，将大大有失专家水准，非但毫无意义，且有误导之嫌，效果几等于无。如此高见，不说也罢。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进入电影其中，找准靶心言之有物。至少可以对镜自语，时刻警醒自我：我不是假枪假弹假靶子。
这里顺便提一下过审问题。电影过审，有法律管啊。为什么当下清一色荒诞娱乐喜剧片充斥市场呢？其实现实往往比电影更荒诞。过审体制机制也有值得反思之处。网络世界一机在手，天下大势汇于掌心，藏无所藏，躲无所躲，禁是禁不住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况且有些更暴力更狗血的作品不但过了而且赚得盆满钵满。
总之，姜文电影作为“很姜文的电影”，他的电影背后有思想也有观众。镜头有一个算一个，台词一句顶一万句。姜文玩着就把电影拍了，站着就把钱挣了，正得益于他天马行空的英雄梦，和天马行空之下一颗热爱电影的心。姜文电影不愿在地上行走，要跑到屋顶燃放烟火，正是一介文人的书生意气。他反对一切不合理，但愿荡涤所有不公平。虽然地扫了还会脏，衣服洗了会发旧。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龙城飞将，一马当先，腐朽丑恶，扫荡殆尽。无论铁打的老爷，还是流水的县长，最紧要的还是民生。
想说的太多，能说的太少。行走在电影江湖，姜文的身板和手腳也渐显老了。姜文，人老心不老。姜文电影，一路走好。
然而，舆论并非风吹一边倒，或者说夹杂些事与愿违，有观众对姜文电影的故事逻辑表示看不懂，期待和失望对立，点赞与吐槽并存，市场褒贬不一，口碑两极分化，网络上还有人为此打起口水仗。
这毫不奇怪，在中国电影界，姜文导演绝对是个特别的存在。中国电影惯以票房论英雄，艺术式微，而姜文颇有传承并发扬电影艺术的担当。这种特别和担当正是“姜文本色”之所在。
其实，观众看姜文电影，最适宜跟着他浪迹天涯，一起进入光影之中快意恩仇一番，进入才有快感，才能更加通透地看清姜文电影以及姜文电影以外的世界。
在中国电影界，姜文是个特别的存在
自从20世纪初电影艺术传入中国，中国电影至今已走过百年发展历程。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被称为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如日中天，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崛起，中国电影作品在国际上获奖不断，国际影响力空前剧增。而后的一些年里，电影市场萎靡，经营惨淡，国产电影趋于沉寂。
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于2010年后强势开启。当年票房即破百亿元。2017年达550亿元（其中51部电影票房过亿元），7年增长了5倍。2018年2月更是单月突破百亿元。未来3至5年，中国电影票房冲破千亿元大关几无悬念，很快有望超过北美市场。
庞大的需求，巨大的市场，快速的升级，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热情大大促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科技进步，同时也激励着每一位电影导演长江后浪推前浪。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壮心不已，第六代的贾樟柯、陆川、宁浩、徐峥何遑多让，第七代甚至第八代也已阔步走上前台，大有一代新人换旧人之势。
当年，张艺谋以《红高粱》红遍世界，陈凯歌以《霸王别姬》享誉国际。近年来此二人宝刀未老，力犹未竭，然而暮气已滋生，君不见《长城》陷于游戏打怪，《妖猫传》显得不伦不类，已经看不出姓张还是姓陈的了。
出道于第五代稍后时段的冯小刚，以名演葛优为号召，以市侩幽默为元素，以都市贺岁片为主打，《非诚勿扰》上映后被吹捧得满地繁华，冯氏喜剧的江湖地位得以稳固，冯小刚也因此挣得有头有脸。其后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陆川偏爱文艺片，宁浩、徐峥热衷于荒诞喜剧，而且成绩斐然，在电影碗里挖走了一大杯羹。
而姜文呢，置身于第五代与第六代之间，上世纪90年代凭借自传体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博得名导席位，弹指一挥间20余年矣，其导演作品即便有一部算一部，也难免荒芜得屈指可数。
然而姜文电影自有其特别的价值存在。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民国三部曲”，姜文的电影有现实，有历史，有正经，有荒诞，数量不多，不好归类，赏之者大赞其美，谬之者不屑一顾，但姜文自称“很讲究”，很爱护自己的羽毛，绝不以烂片、俗片示人。否则，大概他也不会秉持四年一部的拍片节奏。
姜文电影的特别，首先在于他想象奇特，构思宏大。换句话说，姜文的电影才华丰富饱满，有如旭日破晓终将喷薄而出。青春荡漾的“马小军”，豪气干云的“张麻子”，铤而走险的“马走日”，运筹帷幄的“蓝青峰”，其人其事，那山那水，不同时代各色人等，千种思绪万种想象，“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都在年轻的“姜大哥”或中年的“姜大叔”高清晰度的镜头前一一露出真容。
姜文电影的特别更在于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我。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特质比较容易，而坚持自己的特色却甚为艰难。这不但取决于个人的高度自觉，还需要随时随地与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进行搏斗，有时或许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姜文电影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定下存在的基调，其后20年的风格和气质几乎没有变过。说实话，姜文现在也不年轻了，可他年轻时打下的烙印须臾不可更改。对他这种人来说，坚守一辈子心中的准则毫不奇怪，不坚持了才觉得奇怪。
电影是技术也是艺术，是创意也是创作，是作品也是商品，是造梦也是解梦。姜文深谙此道。他特立独行。他匠心独运。他与众不同。电影是他观察时代、阅读现实、发挥想象、描绘理想的幕布。他的作品，被称之为“作者电影”再恰当不过。说白了，在姜文的眼中和手中，電影已经变成了一种真正的道具，成为了姜文阅世的武器。在阅世的过程中，姜文反刍自我的独到理解，重新构思、创造、蝶变出一个个出世的银幕形象，可以说，这些人物，个个都带着他天赋的秉性和气质，个个都是凤毛麟角的另类，个个都是特立独行的存在，个个都承载着他拯救世道人心的崇高梦想。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高度认同姜文的电影艺术并坚持不离不弃的影迷们，愿意跟着他在他所创造的电影世界里一起痛痛快快地闹腾，酣畅淋漓地折腾，勇往直前地奔腾。而就在此时此刻，姜文电影才算最终完成了与观众的共鸣。
姜文电影虽然自有拥趸、自成一派，但在一般观众眼里恐怕还算不上所谓的“大片”。大片者，大导演、大明星、大投资、大票房、大众化是也。好莱坞大片总是强者思维，缉毒，惩凶，救难，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外星人入侵，拯救地球和人类，形象都是美国英雄。而中国大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古装，玄幻，戏说，娱乐，从来不肯直面现实，而是一贯回避躲闪，这种现象，虽然与中国的文化和国情有关，但其中也隐含着不敢正视现实的弱者思维。
姜文的电影，导演和明星基本上是大的，投资和票房也基本上是大的，可是观众就很难说得上足够大。因为总有些人不敢直面现实，不喜欢动脑筋，而更愿意随大流，避谈道德理想，追求感官刺激，但愿个人安逸，浑浑噩噩足矣。 一个有独立性格的导演，可称之为作者电影的导演，就像姜文，身边必然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音乐家、摄影家、美术家、表演家，当然还有精明的投资家和企业家。名导当家自然聚集，大片当家自动聚集，烂片当家所剩无几。善于整合资源的“大当家”，无门派之争，无门户之见，无圈子之虞，唯吸收包容，唯左右逢源，唯不拘一格，既不向资本低头，也不向观众谄媚，而是凭作品说话，能让观众从作品中看出作者的匠心来，方为经典、大片、大家。
屹立业界多年的事实证明，姜文电影的思想是成熟的，艺术是成功的，市场是欢迎的。虽然不一定部部都是经典，但至少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绝大多数国产影片还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姜文电影“民国三部曲”究竟讲述了什么
民国，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列强环伺，租界林立，国人民不聊生，革命风起云涌，全社会最大的政治理想就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所谓民族，就是反清、反帝，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平等；所谓民权，就是主权在民，国民共治；所谓民生，就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劳动者衣食无忧，而且私人资本不能操控国计民生。
乱世呼唤时代英雄，登高一呼拯救中华。识时务者为俊杰。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先后不世而出，解救国人于水火。作为出生于新中国建设时期、生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姜文，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也不时搅扰着他心中的英雄梦。虽然没有身历民国，但又何妨心历民国，匹马上阵去闯荡一番？
姜文电影“民国三部曲”之《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正好对应着“三民主义”。不过，姜文的三部曲是反着来的。开篇之作《让子弹飞》讲的是民生，民以食为天，民生优先。《一步之遥》讲的是民权，《邪不压正》讲的是民族。先民生，后民权，再民族，盖因民生好转了，才谈得上民权，而后方得民族复兴。
电影是一种表达。“民国三部曲”从南方的鹅城，到上海，到北京，囊括了整个中国。风从南方来。落脚在京城。大约“三民主义”也有舶来的内容，它吸收借鉴了中外各种先进的资政思想。
要谈“民国三部曲”首先还得回头看，看姜文导演的自传体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找到一以贯之的路径，探寻其电影艺术的独特追求。处女作这东西，要么一鸣惊人，要么一败涂地。姜文当然属于前者。姜文的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期，要做英雄救赎世道人心的英雄梦，在这篇处女作也是定调作之中已初露端倪。而后的“三部曲”不过就是姜文把这个“英雄”代入到了民国去闯江湖。
《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姜文反其道而行之，借“就像热铁皮上躁动不安的猫”的马小军之口之手，一扫原著的阴郁顽劣之气，把自己早已蓄满的雄性意识，不可抑止的想象和灵感，一股脑儿倾倒出来，变“凶猛”而为“灿烂”，变“清算”而为“怀念”，变“逗号”而为“句号”，向青春萌动的青涩记忆挥手作别，向混沌无序的“文革”时代道声再见。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夜谈十记》。故事发生在1920年的南方鹅城。曾经追随过松坡将军的张牧之革命失意后落草为寇，心系民生的他化名“麻匪”“张麻子”杀富济贫，劫了买来委任状走马上任的大骗子县长马邦德，而鹅城却是“南国一霸”黄四郎的地盘。三个人为了美色、权力、金钱各逞智勇。最后马县长殒命，黄四郎倒台，张麻子旗开得胜，可是英雄落寞得只剩下孤家寡人。马拉火车进了山沟，马拉火车又去了浦东。贫穷落后的山沟有官匪作乱，崭新的浦东又何尝不会遇到棘手的新问题呢？民生维艰，探索可贵。
《一步之遥》取材于民国阎瑞生案。上海是摩登之都也是个冒险之都，华洋混杂，租界割据，表面上得民主风气之先，骨子里还淤塞着封建残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种种情状足见嚣张跋扈的洋人嘴脸；走马灯似的军阀主政，也给了各路神仙投机的罅隙。马走日主办的花国大选闹剧，装模作样极尽铺张之能事，连普通观众都看得出来他们是在为军阀洗钱而卖命演戏。只要有选举，就有前台后台，就有强权操纵。过程可操纵，结果可操纵，操纵之人也可被操纵。有抬轿的，有拆桥的；有献媚的，有反叛的；有迷糊的，有清醒的；有得势的，有倒霉的。马走日风光无限继之穷途末路，面对万人有口莫辩，是生是死一步之遥。满清遗少闯上海，七零八落各西东。所谓民意，可以捧起你，也可以捧杀你。姜文正是用电影表达了这种思考。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自古侠恶不两立。顾名思义，该故事一如既往延续了姜文电影惩恶扬善的主题，只是时间移到了1937年至暗时刻的北京城。蓝青峰花了20年时间处心积虑布下一盘大棋，要让身负血海深仇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李天然，刺杀欺师灭祖投靠根本一郎的大师兄朱潜龙。热血正义的青年侠客李天然，意外获得巾帼红颜的关巧红义助，最后消灭了侵略者根本一郎和封建余孽朱潜龙，成就了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壮举，报仇雪恨之中隐含着民族大义。有评论说该电影是姜文“写给老北京的一封情书”，我倒觉得他实现了保家卫国的大任。
综上，《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萌動，《让子弹飞》孔武剽悍，《一步之遥》民意沸腾，《邪不压正》国恨家仇，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表达，姜文电影怎么就艺术化地做到了呢？细嚼慢咽，择其三端。
第一，关于选本（选剧本）。一部电影先有导演还是先有剧本，原本是个伪命题。没有导演就没有剧本，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这是中国电影目前的状况。电影是造梦。梦有光环，也要有内容，只有光环而无内容不成其为一个梦。梦起源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想法，一个灵感，一个故事，一个本子。剧本就是梦，有光环有内容的梦。光环越密集，内容越精细，梦就越清晰，就越能在镜头前细致入微地展现。任何以导演或主演代替剧本的想法都会犯急性病，终究走不远。怕就怕有些导演就爱在片场边拍边改，改剧本，改台词，改角色。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剧本，或者只有几张纸的剧本梗概临时抱佛脚。导演说戏成分太重，只会暴露剧本打磨的不成熟，流程运作的不规范，前期准备的不充分。剧本若文章，台词若语言，剪辑好比结构和段落。一个镜头代表一个细节，任何粗糙、粗放、粗狂的过失，都是专业剧组所不能容忍的。好剧本，无论武戏还是文戏，无论动作戏还是心理戏，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精算、精准、精确的。 好小说和好故事是好剧本的基础IP。好台词是好剧本的眼睛和脸面。好小说好故事一般都有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情感，特别的意境，能够激发导演的巨大创造力。姜文就曾手捧王朔的小说，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挑灯夜战，写下了比王朔小说还长篇大论的电影剧本。好小说经过导演或编剧独具慧眼的改编，经过头脑风暴、精研细磨和团队围读，好剧本就会应运而生，好台词就会闪闪发亮，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响当当的好电影，就会让观众一见钟情地记住你。当然，你首先还得给这部电影以及主角起个好名字。譬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让子弹飞》中，或者叫张麻子、黄四郎、马邦德；蓝青峰、李天然、朱潜龙之类。马走日、项飞田也是不错的。马走日，别扭啊；项飞田，走不远啊，暗含了某种寓意，寄托着某种情绪。给一部新电影的片名和人名起名字的事情千万不可小觑。
第二，關于选角（选演员）。一部电影要为每个演员量身定做，几乎不太可能，也难以真正做到，但是主角配角的选择配置必须做到精挑细选。角色为剧本服务，剧本为导演服务。为电影寻找合适的主演是导演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朱时茂、陈佩斯的小品《主角与配角》做过精彩演绎。实力派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偶像派的演员靠脸吃饭，人情派的演员混圈子，导演用谁不用谁是一门大学问。朱时茂演地下党不用化妆，陈佩斯演汉奸怎么看都像。再比如某些特型演员，一般人还真演不好，自己别扭不说，观众也不买账。剧组选演员如果用得上“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这句话保证无虞，如果仅仅选用流量明星恐怕早晚得砸锅，悲催之极。
姜文电影一般是自编自导自演，不用说他入戏很快，自己表演的形象就是自己塑造的典型，活脱脱一个模子，阳刚生猛，霸气外露。这里列举另外两位他电影的常客。一位是廖凡，一位是他夫人周韵。人说姜文电影颇多浪漫气质。浪漫就浪漫在周韵身上。姜文拍周韵，贾樟柯拍赵涛，冯小刚拍徐帆，如出一辙。夫妻档固然花哨，可也容易失去某些有情趣的东西。周韵是“大哥的女人”，当然不能碰，碰不得，电影中任何男人想得都得不到，得不到的才最浪漫，所以她只好一部接一部地扮演美人，扮演如梦如幻的“梦中的情人”。廖凡的面相很特别，像个狠角色，如果加上两撇小胡子，特别适合演贼或匪，根本无须其他多余的化妆。电影《师父》里廖凡武戏多，文戏少，辞穷匕首见。真所谓“孟起与翼德并驱争先，未若美髯公之超群绝伦也”（诸葛亮语）。廖凡今后的突破方向在“文戏”。
第三，关于选景（选素材）。“作者电影”要描摹时代，还原现实，展现虚拟，一个靠素材（包括取景和取材），一个靠科技，一个靠想象。那些依靠化妆、造型、道具粗制滥造的肥皂剧，不但拍不出逼真的现实感，更难以日臻艺术性。姜文电影语言的创意和应用，与他所要表达的对时代现实的独特思考高度吻合。无论选景还是取材，姜文电影舍得花大价钱搭实景，不怕跋山涉水取外景，其专业态度和实证精神值得尊重。姜文电影专业的取景，讲究的台词，传神的表演，高超的特技，蕴含的思想，设置的包袱，都堪为艺术典范。其粗线条、强音效、短镜头、快节奏、重气氛、浓色调的剪辑风格，特别具有震撼人心的冲击力和想象力。如果在精致的逻辑、粗暴的美学等方面能更上一层楼，相信他将成为世界杰出的电影大师。
不过姜文电影的粗暴美学，从市场化的娱乐角度来看，还不是最让观众诟病的。相比较而言，论暴力，《战狼》系列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论色情，小说《白鹿原》和《百年孤独》几乎全篇充斥；论腐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直指权力高层。而这几部文艺作品都得到了意识形态语言的高度认可。“宣传比内容重要，票房比口碑重要，明星比故事重要，造型比台词重要，只记得电影是商品，而忘了它是一门艺术”。平心而论，这些忠告完全是对姜文电影的反证。
所谓“姜文本色”恰如那个“文”字
姜文，别名姜小军，生长于北京市某部队大院，中戏表演系科班毕业生，年少成名，因24岁出演电影《芙蓉镇》与当红女星刘晓庆搭档而一炮走红，30岁推出自传体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导演界的名声，此后一直深耕于演艺界。
姜文自幼就有文艺细胞，成年后文化底蕴愈深厚。生活并工作在首都的姜文，目睹改天换地的北京城古建锐减，高楼林立，人口暴涨，交通堵塞，用水短缺，空气污染，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老北京的胡同，古建，京剧，小吃，自行车，澡堂子，大碗茶，冰糖葫芦。“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有时候一种声音或者一种味道，就可以把人带回真实的过去”。这不但是一个成年人的记忆，更是一个文化人的怀旧。所以姜文电影中自然而然就出现了马小军的串房跳瓦、夕阳漫步，出现了李天然的屋顶腾挪、骑行漂移，出现了向已故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家人的致敬。
姜文导演处女作一经问世，他心中的英雄梦已然敞开。马小军是个什么样的人，姜小军就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小军有什么样的英雄梦，姜小军就有什么样的英雄梦。马小军的英雄梦是什么呢？马小军希望沐浴阳光让此生灿烂，马小军期盼见到毛主席。要绽放，要灿烂，要见到最高领袖，那你首先得有实力。后来从军梦遥不可及了，那就做个文艺梦。文臣武将，强国富民，在文艺作品里司空见惯。
姜文的禀赋就是这样。武人面，文人心；有思想，敢出头；特立独行中透出一丝清高，豪气干云中露出一种霸气。他深埋于心止于至善的良知，他嫉恶如仇粗中有细的本能，就像老北京的二锅头，上头然而地道，又像北京城的老爷们，爱侃却又谨慎。那种毫不妥协的自信，绝不认输的自负，在他的电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阳光灿烂的日子》让他炽烈似火，《让子弹飞》让他智勇双全，《一步之遥》让他触摸灵魂，《邪不压正》让他筹划方圆。当今时代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可谓凤毛麟角，特别让人感动与怀念。 如此说来，所谓“姜文本色”，大约可以从他的电影作品中探讨出一二，并勉强做出一些抛砖引玉的有限思考了。
姜文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但与一般文艺愤青绝不雷同。他不是愤世嫉俗，而是热血沸腾。他热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具有想干事、敢干事、干得成事的勇气和智慧。他把自己对时代现实的独特思考体现到电影艺术中，又在电影艺术中坦率地挥洒掉躬身践行的激情，渴望与观众达成救世主一般的心灵共振。有的观众收到了，有的观众还没明白，不过姜文已完成了自己的文艺使命。
姜文身上具有一种传承并发扬电影艺术的文化担当。从他筹拍《让子弹飞》邀约周润发和葛优加盟剧组的信件，可以看出姜文特别能担当。“人物之妙，惊古烁今。星汉灿烂，交汇其里。既有曹孟德之雄，又有周公瑾之英，且常自诩诸葛孔明”。信中言辞恳切，文采斐然，他又使出一招“连环计”，对葛优说“发哥来了”，对发哥说“葛优来了”，最后三人会齐。先有文化自信，后有文化担当。姜文善于表达自我，敢于争取优势资源，这种敢想敢做的个性担得起重任。
姜文人如其名，有文人风骨，有文胆本色。他是个硬骨头，绝不“三俗”（低俗、庸俗、媚俗），有鲁迅遗风，同时又具有应对复杂情况的睿智。呐喊抵抗讲究策略，有时也会使点怪招。电影《鬼子来了》未经过审即行国外参赛即为一例。他有十分文胆，不是九分，少一分恐怕都不能让太阳照常升起。姜文敢于把自己放入到电影作品中走一遭，看看在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能干些什么。在自己的电影里，他当过兵，做过匪，做过县长，做过军师，做过操盘人，做过后台老板，做过关键话事人，结果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都不好走。这种堂吉诃德似的探索，只有一个具有十分文胆的文人可以做得出，愿意做得到。所谓“姜文本色”就归于了这个“文”字。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现实不满，不是不满意而是不满足。有识之士对现实有话说，除了借作品发出洪荒之力，“压抑中爆发出的欲望”，此外收获不到任何掌声。从文字时代过渡到影像时代，电影作品具有明显的艺术和商品两种属性，而且商品属性尤为明显。表达现实与消费娱乐，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姜文电影已作出响亮的回答：电影既要科技化产业化，也要艺术化精品化，商品与艺术共存，票房与思想共享，绝对不能为了追逐利益而让精神荒芜。
对影评家来说，娱乐外衣下的思想表达，普通观众一般看不出，如果你们不说破，弃主干而言枝蔓，顾流行而言时尚，将大大有失专家水准，非但毫无意义，且有误导之嫌，效果几等于无。如此高见，不说也罢。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进入电影其中，找准靶心言之有物。至少可以对镜自语，时刻警醒自我：我不是假枪假弹假靶子。
这里顺便提一下过审问题。电影过审，有法律管啊。为什么当下清一色荒诞娱乐喜剧片充斥市场呢？其实现实往往比电影更荒诞。过审体制机制也有值得反思之处。网络世界一机在手，天下大势汇于掌心，藏无所藏，躲无所躲，禁是禁不住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况且有些更暴力更狗血的作品不但过了而且赚得盆满钵满。
总之，姜文电影作为“很姜文的电影”，他的电影背后有思想也有观众。镜头有一个算一个，台词一句顶一万句。姜文玩着就把电影拍了，站着就把钱挣了，正得益于他天马行空的英雄梦，和天马行空之下一颗热爱电影的心。姜文电影不愿在地上行走，要跑到屋顶燃放烟火，正是一介文人的书生意气。他反对一切不合理，但愿荡涤所有不公平。虽然地扫了还会脏，衣服洗了会发旧。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龙城飞将，一马当先，腐朽丑恶，扫荡殆尽。无论铁打的老爷，还是流水的县长，最紧要的还是民生。
想说的太多，能说的太少。行走在电影江湖，姜文的身板和手腳也渐显老了。姜文，人老心不老。姜文电影，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