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的小说《应物兄》，能够滋养视界。
　　王鸿生教授这样评价李洱的《应物兄》：“这里，埋着当下人类最深沉的心事。”
　　——题记
　　1. 梦想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新西兰南岛南部最大的城市——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在一般旅行者眼中寂寂无名，安详宁静，但在万千摩托车爱好者的眼中，它是心中的“耶路撒冷”。从2007年开始，每年11月，成千上万的摩托车爱好者蜂拥至因弗卡吉尔，参加摩托车挑战赛，以此来纪念一位传奇车手——伯特·芒罗（Burt Munro）。
　　1899年，伯特出生于因弗卡吉尔。他打小就痴迷于一样东西——速度。他喜欢追风，喜欢骑家庭农场中最快的马。1920年，21岁的伯特买下了一台发动机系列号是5OR627的摩托车，这辆摩托车就是印第安最早的“侦察兵”（Scout）。“侦察兵”出厂时，最高时速才55英里（89公里/小时），这速度根本不能满足伯特，于是，他开始自己动手改装这辆摩托车。
　　爱好归爱好，人总得先吃饱饭才能顾及爱好。伯特找了一份摩托车推销员的工作。因为买不起零配件，他就自己动手造，甚至自己铸造活塞。他把历年损坏换下的200多个活塞摆在家中，架子上写着：“供奉给速度之神”。
　　上世纪40年代末，40多岁的伯特因为疯狂地热爱摩托车，干脆辞掉了工作，选择了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他几乎每天都呆在他的小木屋里，他用土法“炼钢”，每天花10多个小时，改装印第安牌摩托，然后，一次次地在沙滩上飙车，享受速度带来的快乐。
　　他曾经把福特卡车的车轴，改造后用到他的印第安摩托上。改造后的车轴异常坚固，足足用了20年，承受住了无数次高速测试。总之，伯特几乎动手加工了每一个摩托车部件：发动机、阀门、轮胎、外壳……这么说吧，那辆老式的印第安摩托上的几乎所有部件，都被他更换掉了。
　　60多岁的伯特在一次心绞痛发作后，侥幸被抢救回来。他问医生能否再骑摩托车，医生明确地说：绝对不行。他没有听医生的建议。伯特对经常陪伴他的邻家小孩汤姆说：一个人没有了梦想，就和蔬菜无异。汤姆问他不怕出事？老头说：你像这样全速开上5分钟，抵得上某些人活一辈子。
　　危险是生活的調料，你每时每刻都得冒险不是吗？这样才能让生活过得有意义些。这就是伯特的哲学，有梦想，就去追吧，然后竭尽全力实现它。
　　怀揣着信念、顽固、勇气和执着，68岁的伯特花掉所有养老金、向银行抵押了房子，带着自己42岁、土里土气的“老古董”印第安摩托，漂洋过海，绕过半个地球，从新西兰到美国去参加世界上最牛的改装摩托车大赛。
　　历经千辛万苦，伯特来到了梦想之地——美国犹他州的邦威尔盐滩，因为那里有白茫茫而又平坦的盐地，那里最适合测试极速。
　　他践行了自己承诺了43年的梦想宣言：顺应生命的感召！在这片荒芜的4828公里长的盐滩上，他以地球人无法想象的极速纵情驰骋、狂飙！在他第一次参加的盐湖城BOONEVILLE世界机车大赛上，以288公里/小时（178.95英里/小时）的速度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从此以后他又9次刷新陆地上最快速度的世界纪录。在68岁那年伯特再次创造了1000CC以下改造型机车组的世界纪录，该记录至今未被打破。
　　虽古稀之年，伯特的精神还是如此年轻。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法国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大师拉康的话来说，这叫“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的哲学观点就是：幻想必须超越现实。因为在你得到的那一刹那，你没办法也不会再想要它。为了继续存在，欲望的客体必须永远无法达成。你要的不是“它”本身，而是对“它”的幻想。欲望与疯狂幻想相辅相成，真正快乐，来自对未来快乐的白日梦。
　　伯特从来不为世间琐事忧愁，除了担忧那辆老爷车外。尽管打破了世界纪录，却隐于小镇，成了现代隐士。真正的隐士，应该是无名的人吧。不过既然称为“士”，又怎么可能会无名呢？其实，做隐士是很不容易的，至少要耐得住寂寞。大隐隐于朝，老子在周王室里隐居了多年，一骑青牛出函谷关时，还要被尹喜拦住写了一本《道德经》。屈子被逼迫做隐士，却不愿钓钩风月，只有行吟江边，最后自杀了之。做隐士是要放开牵绊的。那些走终南捷径的人只能算是假隐士。
　　做隐士不是件容易事，得很有名，有钱，最后才是耐心。没名气的躲着不理人，那叫怪胎，或者自闭症患者；没钱的，八成是躲债。曾经，有那么一座山，山上有个老头儿，盖了间小房子，他一声不吭地躲在里面，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老头儿叫J.D.塞林格。他写了本著名的小说《麦田守望者》，被一代代读者反复阅读着，版税足够他下半辈子富裕地生活。成名后，似乎永远地隐居在那个叫考尼什的小镇上，和老霍尔顿、老萨丽在一起。塞林格保持一贯地沉默，他真正热爱而且引为知己的，也许是他笔下那群聪明早慧的孩子吧。
　　伯特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之后，回到小镇上，默默无闻，算是隐士了吧。直到2005年，罗杰·唐纳森导演将他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世上最快的印地安摩托》，被媒体称为老年版的速度与激情。
　　这是一部描写理想的励志电影，由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一个近70岁新西兰老人的梦想与勇气，让千万车迷为之疯狂。用中国的老话讲就是：自助者天助之，皇天不负有心人。
　　一个顽固的儿时梦想，一个简单得像孩子的老人，改变了这么多人，改变了人们的想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有的人，活着，激情却死了；有的人，死了，激情却还活着。
　　当然，后来我查资料得知，伯特其实是个职业的摩托赛车手，所以，对他来说，生计不是问题。
　　最近几年，我常常对朋友感叹自己老了，但看了《世上最快的印地安摩托》，我似乎改变了观念。和片中这个老伯特比起来，我真的是老人，伯特这个孤寡老人才是年轻人。 　　原来，人真的可以活得随心所欲，原来，年龄老了也可以一直保持激情。
　　伯特就是一个老骑士，善良而又乐观，为了梦想锲而不舍、始终不渝，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他都心平气和。他对自身喜好顽固又执着，村子里的人并没有投来鄙夷的眼光。虽然大家都对他抱有怀疑，却也都默默地尊敬他的选择。老伯特要远赴大洋彼岸，临走前邻居提醒他修剪一下杂草丛生的院子，他居然放了一把火、烧尽了事，把救火车都引来了。但在片尾，当伯特凯旋的时候，这个邻居早已将他的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
　　憨厚的伯特去参赛，人家说，你太老了。老伯特却认真地告诉他们：也许外表上我老态龙钟，但我内心永远都是18岁，年轻人，我都可以跟你赛车赌钱。
　　看了《世上最快的印地安摩托》，我驚叹伯特的单纯。线条越单纯，风阻越小，跑得越快；人越单纯，意志越坚定，走得越远。他脑子里整天琢磨的，就是这个。面对光怪陆离的人和事，他惊讶，埋怨几句，继续干他该干的事。他就像孩子一样，为了得到心爱的玩具，受点委屈和嘲笑都没有关系。这就叫“赤子之心”，就像一个孩子，顽固地喜欢玩泥巴一样，他一辈子就喜欢玩摩托。
　　讲这部电影，算是写这篇文章的一个长长的铺垫。
　　我觉得，李洱13年潜心写作《应物兄》，就像《世上最快的印地安摩托》中的那个主人公伯特，心怀赤子之心，率真地追逐梦想。一辈子干“写作”这一件事，大道至简，终成传奇。2019年8月16日，李洱凭借作品《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据中原网讯（记者秦华），8月18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办公室公布了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及豫籍作家李洱的《应物兄》等5部作品上榜。至此，河南已有9位作家获得“茅奖”，数量居全国首位，再次彰显了“文学豫军”的整体实力。
　　李洱，中国先锋文学之后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河南省专业作家，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花腔》2003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1979—2009）中国十佳长篇小说。主要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
　　《应物兄》是李洱沉寂多年、经过13年锤炼推出的长篇作品。李洱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所有人，我们的父兄和姐妹，他们的命运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生活而呈现。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那么多的灰尘和光芒，那么多的失败和希望。本书各篇章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尔后或叙或议，或赞或讽，或歌或哭，从容自若地展开。各篇章之间又互相勾连，不断被重新组合，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意义。它植根于传统，实现的却是新的诗学建构。
　　作者在小说中虚构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展现30多年来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精神轨迹。有专家评价：“《应物兄》的出现，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在获此次茅盾文学奖之前，《应物兄》已经获得了《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第十五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18年度最佳作品、《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第一名等奖项。
　　对于《应物兄》此次获奖，李洱说：“可以想象评委们在众多好作品中，做出了怎样的艰难取舍。我想，评委们对《应物兄》的现实品格表示了鼓励，对艰苦的文学探索表达了信心。我充分尊重评委们的劳动。也感谢家乡读者的厚爱。”
　　据悉，河南获得茅盾文学奖的9位作家分别是魏巍、姚雪垠、李准、柳建伟、宗璞、周大新、刘震云、李佩甫、李洱。
　　李洱与毕飞宇一并被视为中国先锋文学运动之后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
　　得益于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河南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大省。
　　从《应物兄》描写的人和物里见出世相，也见出李洱的才华和性情。
　　有的人已经老去，但总有人在年轻。
　　从《应物兄》中来看，李洱的心态依然年轻。“《应物兄》确实值得写13年。我写的时候格外认真，已经尽了力。”谈及《应物兄》这部作品，李洱说，这部小说写坏了3台电脑，中间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披阅增删，篇幅从200万字删到了近90万字，“我想我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写一部关于历史的就是《花腔》，写一部关于现实的就是这部《应物兄》。如果上天眷顾，我在10年之后可能会拿出我的第三部小说，关于未来的。”
　　评论家王鸿生教授说：这些年李洱“忙工作、忙孩子、忙着替人做嫁衣、忙着组织和参与各类文学活动”，“又处在文学圈的漩涡里，这个人承受了多少难产的焦虑和被嘲笑的尴尬？我们不知道。一边在日常消耗里谈笑风生，一边默默运斤、吐丝结茧，他是如何应对外在的压力和自我的分裂的？我们也不知道”。
　　2. 应物兄
　　《应物兄》在《收获》长篇专号上刊发后，反响热烈。
　　从2018年末至今，《应物兄》成为阅读界的现象级“大神”——它在《收获》连载让杂志畅销，荣登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收获》的颁奖辞如下：13年潜心写作，酝酿出一部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之作。“应物兄” 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这个也真诚也虚伪的人物，串联起30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他们的精神轨迹，并最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
　　《当代》公布的2018年度5部最佳长篇小说中，《应物兄》以最高得票居首，推荐语不仅称其为一部“与时代有着同构关系的关于知识阶层的小说，更将之看作是 “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意味的小说”。 　　作为该书的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使用了两个“最”：“《应物兄》是我们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也是我们近年来推出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王鸿生教授这样评价《应物兄》：“这里，埋着当下人类最深沉的心事。”
　　秋高气爽的日子，最适合读些平静、恬静、有趣的文字，而李洱的《应物兄》是个不错的选择。
　　带有某种期待，打开《应物兄》，开篇的“应物兄”，那段长长的“自言自语”，就把我带入了文字的迷宫——
　　应物兄问：“想好了吗？来还是不来？”[1]
　　没有人回答他，传入他耳朵的只是一阵淅淅沥沥的水声。他现在赤条条地站在逸夫楼顶层的浴室，旁边别说没有人了，连个活物都没有。窗外原来倒是有只野鸡，但它现在已经成了博物架上的标本，看上去还在引吭高歌，其实已经死透了。也就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应物兄的话都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还有一句话，在他的舌面上蹦跶了半天，他犹豫着要不要放它出来。他觉得这句话有点太狠了，有可能伤及费鸣。正这么想着，他已经听见自己说道：“费鸣啊，你得感谢我才是。我要不收留你，你就真成了丧家之犬了。”
　　此处原是葛道宏校长的一个办公室，如今暂时作为儒学研究院筹备处。室内装修其实相当简单，几乎看不出装修过的样子。浴室和卧室倒装修得非常考究：浴室和洗手间是分开的，墙壁用的都是原木。具体是什么木头他认不出来，但他能闻到木头的清香，清香中略带苦味，近似于某种中药味道。挨墙放着一个三角形的木质浴缸，浴缸里可以冲浪，三人进去都绰绰有余。葛道宏把钥匙交给他的时候，指着浴缸说：“那玩意儿我也没用过，都不知道怎么用。”这话当然不能当真。他第一次使用就发现下水口堵得死死的。他掏啊掏地，从里面掏出来了一绺绺毛发，黏乎乎的，散发着腐烂的味道。
　　涓涓细流携带着泡沫向下流淌，汇集到他脚下的一堆衣服上面。他这里搓搓，那里挠挠，同时在思考问题，同时还兼顾着脚下的衣服，不让它们从脚下溜走。没错，他总是边冲澡边洗衣服。他认为，这样不仅省时，省水，也省洗衣粉。他的双脚交替着抬起、落下，就像棒槌捣衣。因为这跟赤脚行走没什么两样，所以他认为这也应该纳入体育锻炼的范畴。现在，我们的应物兄就这样边冲澡，边洗衣，边锻炼，边思考，忙得不亦乐乎。
　　劝说费鸣加入儒学研究院，其实是葛道宏的旨意。前天下午，葛道宏来到逸夫楼，和他商量赴京谒见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一事。葛道宏平时总是穿西装，但这一次，为了与谈话内容相适应，他竟然穿上了唐装。程济世先生，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应物兄在哈佛大学访学时的导师，应清华大学的邀请，几天之后将回国讲学。程济世先生是济州人，在济州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曾多次表示过要叶落归根。葛道宏求贤若渴，很想借这个机会与程济世先生签订一个协议，把程先生回济大任教一事敲定下来。“应物兄，你是知道的。对程先生，葛某是敬佩之至，有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改穿唐装的葛道宏，说起话来文言不像文言，白话不像白话，但放在这里，倒也恰如其分。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了一个钟头，主要是葛道宏打着手势在讲，应物兄竖着耳朵在听。谈到最后，葛道宏用心疼人的口气说道：“应物兄，儒学研究院的工作千头万绪，就你一个光杆司令可不行，万万不行的。累坏了身子，道宏该当何罪？给你举荐个人吧，让他替你跑跑腿。”接下来，葛道宏就说道，“费鸣怎么样？用人之道，用熟不用生也。”
　　应物兄心里顿时格登了一下。
　　那个臭小子，我简直太熟悉了。正因为熟悉，我才知道再没有比费鸣更糟糕的人选了。但这话他是不能直接说的。他听见自己说道：“他有幸得到您的言传身教，进步太明显了。我都替他高兴。只是到这儿来，他会不会觉得大材小用？”葛道宏站起来，用眼镜腿拨拉了一下野鸡的尾巴，说道：“什么大材小用？这是重用。就这么定了。你先找他谈谈。我相信，他会来的。”
　　葛道宏既然这么说了，那就必须谈谈。
　　应物兄关掉水龙头，湿淋淋地从浴缸里爬出来。给衣服拧水的时候，他感到牛仔裤又冷又硬，浸透水的毛衣也格外沉重。上面还冒着泡沫呢，显然还没有淘洗干净。于是，他把它们又丢进了浴缸，并再次打开了水龙头。在稀里哗啦的流水声中，他继续思考着如何与费鸣谈话。不是我要你来的，是葛校长要你来的。他是担心我累着，让你过来帮忙。其实，筹办个研究院，又能累到哪去呢？
　　“就这么说，行吗？”他问自己。
　　“怎么不行？你就这么说。”他听见自己说道。
　　他和费鸣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快到两点半了。眼下是仲春，虽然街角背阴处的积雪尚未融化，但暖气已经停了。披着浴巾，他感到了阵阵寒意。他的一颗假牙泡在水杯里，因为水的折射，它被放大了。当他对着镜子把它按上去的时候，他發现镜子里的那个人却是热气腾腾的。随后他接了一个电话。他本来不愿意接的，因为担心有人找他，影响他与费鸣的谈话。但它一直在响，令人心神不宁。他把它拿了起来，将它调成了震动。几乎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部手机响了。那部手机放在客厅，放在他的风衣口袋里。
　　他有三部手机，分别是华为、三星和苹果，应对着不同的人。调成震动的这部手机是华为，主要联系的就是他在济大的同事，以及他在全国各地的同行。那部正在风衣口袋里响个不停的三星，联系的则主要是家人，也包括几位来往密切的朋友。还有一部手机，也就是装在电脑包里的那部苹果，联系人则分布于世界各地。有一次，三部手机同时响了起来，铃声大作，他一时不知道先接哪个。他的朋友华学明教授拿他开涮，说他把家里搞得就像前敌指挥部。……
　　打电话的同时，我们的应物兄就已经整理行头了。他的两只脚交替地跳着，提上了裤子，然后他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腾出手来系皮带，打领带，穿袜子。他的标准行头是西装上衣加牛仔裤。有事，弟子服其劳。木瓜的事就是先生的事，他当然也得服其劳。电话挂断之后，他对自己说：“没有狗证，就不给看病？这怎么可能呢？木瓜本是流浪狗，哪来的狗证？” 　　虽然旁边没有人，但他还是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也就是说，他的自言自语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你就是把耳朵贴到他的嘴巴上，也别想听见一个字。谁都别想听到，包括他肚子里的蛔虫，有时甚至包括他自己。
　　李洱的小说《应物兄》，能够滋养视界。
　　读了这一节，我没有油然而生的紧张感，也没有那种“我要开始写一篇小说啦”的无声宣告，不必揣摩什么微言大义，甚至不一定要聚精会神去阅读，完全可以且打开且放松地看，一节接一节看下来，如顺流行舟，跟着李洱在文字里面转悠，哪里都好玩。
　　小说开篇这么长的描写，以及所有的心理活动，原来都是应物兄的自言自语。所谓“自言自语”，就好像是阑尾炎患者发作初期时的症状，他那个腿啊能曲不能伸，这就属于大黄牡丹证以及大承气汤证了。前段时间有个作家阑尾炎发作，另一个朋友跟我说起这事，我脱口而出，说，你和他联系频繁，可以转告他：如果不愿意手术的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大黄牡丹和大承气汤合起来，疗效也是确凿的。当然，如果人家就喜欢做手术，那见效也许更快一些。古语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患者的腿能曲不能伸，其实是非常难受的，疼痛难忍。有些高明的中医根据一个人书法，就大致能看出这个人哪里不通顺了，是偏阴还是偏阳，一看他那个书法，能曲不能伸，该展放的没有展放，痛则不通，不通则痛嘛，就能判断出这个人患了大黄牡丹证。从哲学上讲，这类人有极强的克制力，也就是能憋，但憋久了如果没有宣泄的出口，容易出问题，因为他那个气啊，不能正常地运转。
　　应物兄为什么有话就不能面对面对他人讲呢？为什么要自言自语呢？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有精神病呢。接下来的第2节中，李洱作了交代：起身告别的时候，乔木先生又对他说了一番话：“记住，除了上课，要少说话。能讲不算什么本事。善讲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最讨厌哪些人？讨厌的就是那些话多的人。孔子最喜欢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个屁来的闷葫芦。颜回就是个闷葫芦。那个年代要是有胶卷，对着颜回连拍一千张，他的表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日发千言，不损自伤。”学过俄语的乔木先生又以俄语举例，说，“俄语的‘语言’和‘舌头’是同一个词。管住了舌头，就管住了语言。舌头都管不住，割了喂狗算了。”
　　“我记住了。”
　　“就你现在的水平，又能说出什么至理名言？你要说的话，十有八九别人都已说过。人云亦云吧，表情还很丰富。”
　　“我记住了。”
　　“表情不要太丰富。你这个人，够机灵，却不够精明。”
　　……
　　谨遵乔木先生之教诲，留校任教的应物兄，在公开场合就尽量少说话，甚至不说话。但是随后，一件奇怪的事在他身上发生了：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脑子好像就停止转动了；少说一半，脑子好像也就少转了半圈。“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傻子了。”那段时间，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傻子了。他自己也怀疑，是不是提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甚至有了查一查家族病史的念头。他又烦恼，又焦虑，却想不出一个辙来。但是有一天，在镜湖边散步的时候，他感到脑子又突然好使了。他发现，自己虽然并没有开口说话，脑子却在飞快地转动。那是初春，镜湖里的冰块正在融化，一小块，一小块的，浮光跃金，就像一面面镜子。他看着那些正在融化的冰块，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清晰地听见自己在发问。他慢慢弄明白了，自己好像无师自通地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我可以把一句话说出来，但又不让别人听到；舌头痛快了，脑子也飞快地转起来了；说话思考两不误。有话就说，边想边说，不亦乐乎？
　　伴随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听见的滔滔不绝，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长驱直入的思考：只有说出来，只有感受到语言在舌面上的跳动，在唇齿之间出入，他才能够知道它的意思，他才能够在这句话和那句话之间建立起语义和逻辑上的关系。他还进一步发现，周围的人，那些原来把当他成刺头的人，慢慢地认为他不仅慎言，而且慎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句也没有少说。睡觉的时候，如果他在梦中思考了什么问题，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肯定是口干舌燥，嗓子眼冒火。为此，他的床头柜上时刻放着两只水杯。而且，不管走到哪里，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总会塞着一只水杯，一瓶矿泉水。现在，他手里就抓着一瓶农夫山泉。
　　应物兄散步的湖叫“镜湖”，可见湖水清澈，如镜。李洱写应物兄，说“有一天，在镜湖边散步的时候，他感到脑子又突然好使了”。应物兄除了“发明”了和自己对话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湖水宁静秀美，能助人清醒，让人心安，还能储备能量。湖水还能给人清澈的思想和清洁的灵魂。凝视湖水时，会让人想到很多，很多，思绪能在碧水清波里荡漾。《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说：“湖是神的一滴泪。”
　　1845年7月4日到1847年9月6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梭罗远离尘世烦扰，在瓦尔登湖边，割舍都市的生活，听水波细语和蛙声虫鸣的交响乐，独自一人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起初，梭罗在湖边砍白松树，看春夏树木茂盛，观秋冬落叶堆叠。他借来一把斧子，自己盖起一座小木屋，随后清理和开垦两英亩半的土地，耕种，与自然共生。梭罗说：“湖泊是自然中最美丽也是最有表现力的风景。它是地球的眼睛；凝视湖水时，观湖的人也在衡量他自己本性的深度。”
　　1854年8月9日，梭罗搬到瓦尔登湖9年之后，经历了七次修改，出版《瓦尔登湖》。
　　白居易写诗说：“手把杨枝临水坐，闲思往事似前身。”水，始终恰到好处地浸润着大地，哺育着大地。追溯古老文明发展史，人类向来喜爱临湖而居，择水而憩。湖，不同于江海之浩瀚奔放，不似河流之汹涌澎湃，它处变自然，波澜不惊，能让人在快生活和慢生活之间切换。抛开城市的喧嚣浮华，闹中取静，晨起，沿湖慢跑，和在钢筋水泥森林的都市中慢跑，感觉不一样，享受的气息也不一样。世界著名人与自然学学者大卫·科德曼说：“在自然湖边慢跑3公里，约等于吸取3罐5公升罐装氧气。”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和择山而憩一样，人们对临水而居总有一种执着的偏爱。山水赋予人灵性，而水可聚气，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昆布兰湖区成为英国“湖畔诗人”的聚集区。木心有一首诗《湖畔诗人》：“烛光/湖水/草尖上的天/马嘶/野烧的烟味/这是我呀/都被分散了的/一焰我/一粼我/一片我/一阵我 /一缕我/散得不成我/无法安葬了”，写出了融入自然的我、散入天地的我。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艳抹总相宜。难以想象，没有西湖，杭州该有多么逊色。提起杭州，人们马上想到西湖，就像提到南京自然想到玄武湖、提到苏州就想到太湖一样。
　　人们常说湖光山色，“湖”是有光的。
　　《应物兄》的时代比《废都》晚了20年左右。李洱描写了当代知识分子众生相，“济大四老”令人敬畏，他们有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算是“知一代”吧。应物兄为代表的“知二代”们，则已经开始摇摆，他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
　　《应物兄》中的不少段落，读起来，简直令人笑得“花枝乱颤”，梁实秋称之为“鹭鸶笑”。“鹭鸶”二字让那一副眯缝着眼的窃窃之态呼之欲出。小说以济州大学校长葛道宏为代表，充满大量儒学话语。大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投”方能永以为好。交朋友也讲究门当户对，包括大儒程济世在内，围绕儒学研究院的政商学各界虚伪贪婪，当然也有担当责任，他们以话语的幌子攫取现实的利益。
　　热闹背后，是苍凉的底色。有时候你内心坚守的东西，在你看来非常重要，比如一本好的小说，像《2666》，在别人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你觉得道德重要，人家觉得钱多才重要。你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争论下去，结局必然是不欢而散。你讲理，人家固若金汤地讲感情，所以，语言其实最难理解、最难懂。你说：我喜欢的作家是李佩甫、李洱、墨白，他们的小说有力量。他跟你说喜欢的作家是郭敬明、韩寒、饶雪漫、江南、蔡骏、天下霸唱、张悦然、唐缺、七堇年、今何在，《龙族》啊《荒村公寓》啊《鬼吹灯》啊，好看。
　　同一种语言，你说出来，别人就听不懂。你说，安静是一种无声的美，他说还是热闹点好，寂寞怎么能算得上美呢？你说，你只是享受现在的安静，他说，社会定会用事实教育你努力往上爬，公交车挤就自己买豪车，图书馆吵闹就自己买个安静的书房。你说，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好，他说，你嫌吵可以自己回家啊。嗯。很多人其实缺乏对“公共场所”这个概念的理解，公共场所就涵盖了多数人的关系处理，不能只关注自己的感受，也需要顾忌其他人的感受。而且现在有很多媒体都在鼓吹“关系”是在打扰和拜托中产生的，其实人际关系中还有一种高级的素质就叫“不打扰”，通过“神交”为你保持一个舒适的空间。
　　从《花腔》开始，李洱的写作，开始表现出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注。对此，李洱的解释是这样的：我的第一部小说《导师死了》，写的就是我当时所关注的知识分子问题，即身体已经走进了欲望时代，但精神还停留在神性时代，所谓身首异处。另一篇小说《午后的诗学》，其兴趣也是在表现人文学者在当代的精神处境。我当时的小说正是与“60年代出生作家”的主流不合，才让喜欢归纳的批评家无处下嘴。但我承认，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多的变化，比如我越来越意识到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在写作中更注意表现经验的复杂性。因为意识到历史也是现实，意识到历史叙述的作坊性质，即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生产出不同的产品，意识到个人在历史上的泯灭，以及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所以我写了《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自然也有变化，就是我试图把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糅合到现代小说的叙事当中，然后去写当下的乡土故事。[2]
　　有时候，周围的朋友和我聊天，说最近越来越不喜欢社交，患上了社交恐惧症吧。什么是社交恐惧症？轻度不善社交或不喜社交并不算精神障碍，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中指出诊断社交恐惧，需要符合以下各条标准：害怕在小团体中被人注视，通常导致回避社交场合；在恐惧场景中出现脸红、发抖、恶心、尿急、尿频的症状；症状必须是焦虑的原发表现，而不是继发于妄想或强迫症状等其他症状；焦虑必须局限于或主要发生在特定的社交情境；对恐惧情境的回避必须是突出症状。社交恐惧通常伴有自我评价低和害怕被批评被否定。症状严重者可发展到惊恐发作，社会功能受到损害，不能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甚至可引起完全的社会隔离。
　　知识分子，一般比较顾面子。所谓的顾面子，实际上是不希望其他人认为自己违背了公认的德行或标准，让人看不起。这些标准包括道德的，必定也混有地方民俗特色，也许还有一些潜规则。人能顾面子，说明社会公众的反应对其行为还有约束力，只是，“有面子”的标准如果更能靠拢公益道德就更好了。面子，西方人也有，在看外国电影的时候，他们也会说“lose face”（丢面子）之类。
　　客观地说，应物兄还不算执道之士，他最多停留在无常这个层面，以应物为功，做不到有常以执道为本。笃信“礼失而求诸野”的经济学家张子房算是执道之士，他在程家大院里立志为穷人写一部《国富论》，他给邻人题的一副不装裱、不落款的对联是：凿破苍苔地，偷它一片天。
　　人间哪有“尽欢”这种事？但人总不能哭着过。
　　人生百年，转眼成空，谁都敌不过时光。玄奘大师从印度佛经里翻译过来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本，总共260个字，读来却能让人有临湖而居的感觉，躁动的心灵慢慢平静下来。佛说，一切在心，这里说的心，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一颗“不执”之心，广阔得没有边界，就是能纳须弥山的那颗芥子心了。获得“菩提心”的一个途径是“开悟”，达到“悟”，需要的就是“识”，“识”的途径有无数条，活在世上的大多数人，永远都只是处在“识”的层次，甚至在私念和欲的骚扰下，有一些人，甚至还对“识”存着鄙视心。“识”和“悟”之间的桥梁是“真”和“修行”，“真”是指心态，而“修行”，每一天里，只要是活着，人人不都是在修行么？人生就是一场修行。生活里，凡走到“悟”这个层次里的人，不管悟得深浅，都能够让一切有点知识的“识者”和对知识鄙视的人，心怀敬重和感谢。 　　加缪说：“没有反省过的生活是不值得写的。”通常，评论家普遍认为李洱受加缪的影响比较大，《应物兄》就是一部加缪意义上的反省之作。有人甚至说他是加缪上身，人生越没有意义就越值得去过。其实，在我看来，李洱受托马斯·曼的影响也不小，也许更大。
　　3. 济源
　　济源之于李洱，类似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州之于贾平凹，或新疆之于刘亮程……李洱的作品里，浸染着一种济源文化的氤氲。李洱用十里春风、万株桃红，为济源写下古典的守候，承载着济源人的悠长记忆。
　　1966年，李洱出生在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里。
　　济源亲友如相问，我会觉得有面子。不仅仅因为李洱，也因为《诗经》的首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产生于济源。济源境内，有个地方名叫西滩，原为万里黄河几千年来唯一有人居住的河间岛屿。《诗经》的首篇《关雎》是在这儿产生的。李洱这位气质和才气俱佳的作家，不知从《诗经》里吸收了多少营养。
　　李洱的父亲毕业于新乡师专，此后在济源的中学教高中语文，业余时间也写过小说。
　　“济源”，是一个充满着生机、灵动的名字，因与济水的联系而得名。这方土地上有著名的太行、王屋两大山脉。
　　《尚书·禹贡》曰：“导沇水东流为济。”东汉桑钦《水经》曰：“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东至温县西北为济水。”星移斗转，世事跌宕。繁华东流，沧海桑田。城市的变迁，终究和生命一样，总逃不脱“花开花落”的轮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当王莽时，济水入黄河不复出，荥泽则始枯。”今天走在济源的土地上，穿梭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想象那曾经有过的水波荡漾、桨声灯影，那是古人的理想生活。
　　说到理想生活，《孟子·梁惠王上》有这样的描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如果这样果真是理想生活的话，那么，在济源，似乎可以实现了。
　　济源地处黄河中下游交界处，北依太行，南临黄河，与九朝古都洛阳隔河相望，从东周至五代济源属于京畿之地，山清水秀。
　　《旧唐书·地理一》载：“济源，隋旧县。武德二年，置西济州，又分置湨阳、蒸川、邵原三县。四年，废西济州及湨阳、蒸川、邵原三县入济源县，改隶怀州。”从已发现的栗树沟、曲阳、留村等仰韶文化遗址证明，早在公元前5千年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期，即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就已在此形成部落，定居生活。
　　历史上，济源有个著名的沁园，至今仍可见沁园遗址。据《辞海》记载：“沁园春，词牌名。东汉窦宪仗势夺取沁水公主园林，后人作诗以咏其事，此调因此得名，又名《寿星明》《洞庭春色》等。双调一百十四字，平韵。”我觉得，沁园春，那是“活着的词牌图腾”。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印记。济源的独特印记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有4千多年历史，夏代建都原城在济源庙街；济源是愚公的故乡；济源是代表国家名山大川“四渎之一”济水的发源地。一座城市有了水，就有了灵性，生活在那里的人也就有了“菊绕枕边月，閑云撩诗行。看淡聚散事，任岁月暖凉”的洒脱美，也平添了“一岸晓风”般的恬淡地向往和美丽的哀愁。
　　济源境内的王屋山是世界名山，为道教圣地；5千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曾在王屋山顶祭天，战胜蚩尤，统一华夏，形成中华民族。古老的村落是一些深远而舒缓的时光堆积起来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折射的光芒，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魅力。
　　关于济源境内的王屋山，历史上有很多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商隐与宋华阳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有唐一代，崇尚道教，有多位公主来到王屋山修道。宋华阳就是其中一位公主的侍女，也陪着主子来到王屋山灵都观修道，和在此修道的李商隐相遇了。过程就不多说了，总之，李商隐初见宋华阳，就惊叹：怎一个“美”字了得！宋华阳和李商隐，徐徐拉开了“一树梨花春带雨，柳浣东风衔旧梦”“痴情如我种红豆，缕缕相思待秋收”的红尘大幕，双方坠入情网了。道家门人是禁婚的，二人相恋却不能相见，李商隐写诗隐晦地表达当时的纠结：“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干柴烈火，早晚要燃烧。宋华阳怀孕了，这下再也瞒不住了。得知她竟然背着自己与李商隐幽会，公主恼羞成怒。从此，李商隐被逐出王屋山，而宋华阳也在幽怨中，不知所踪。李商隐在落寞中吟出一首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说过：“爱情不只是一种感情，它同样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当然也包括诗歌，李商隐与宋华阳的爱情传说至少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商隐的“无题诗”。
　　“乱红飞度摇烛影，梦醒方知春睡重”。宋华阳怀孕了，这事能让人知道吗？难怪，李商隐写诗那么难懂。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济源乃历代名人荟萃之地，历史名人众多，比如战国时期的侠士聂政和汉代的侠士郭解，比如五代时期画圣荆浩、秦汉四皓，比如张禹、徐有功、张廷珪、温造、裴休等汉唐贤相名臣，比如药王孙思邈，比如和茶圣陆羽齐名的茶仙卢仝等。当然，还有我们的“应物兄”，不对，是李洱兄。
　　话说孙思邈（581—682）虽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但晚年隐居济源王屋山中，采药种药，为人治病。《济源县志》载：明宪宗成化二年，陈贵《游王屋山记》说：“聚虎坪下翠微庵，昔孙真人曾于此置货药坪。”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解五毒》篇中说：宁服鸩毒、野葛，不服五石；其书可焚，不可效尤。并列举梓州刺史李文博等服五石口舌焦干而死为例，以警示众人。挽救了多人的生命。后人评其学术“上识三皇之奥，下垂百代之功，诚为医中之圣，药中之王”。孙思邈卒后葬于何处，并无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葬在王屋山天坛峰下。清乾隆年间修编的《济源县志》记载：“王母洞洞南，峰水环秀者，孙真人茔也。”
　　卢仝（约795—835），就是济源人。今天，我们提起《七碗茶歌》，就想起卢仝：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山中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
　　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
　　唐代诗人卢仝的茶歌，之所以流传千古，不仅仅是他描写了口腹之欲（饮茶感受），更在于他表达了强烈的悲天悯人情怀——“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诗人的大胆直言，也透露出卢仝性格耿直狂狷的一面。
　　卢仝是茶仙，还不能叫“茶神”。“茶神”是对茶道极致境界的一种表述。“茶神”并非某个具体的形象，神农不是，陆羽不是，卢仝也不是。“茶神”在东方，是个抽象的存在，是儒释道三家水乳交融后的一种表达方式。按照王冲霄先生的说法，中华文明有三家：儒、释、道。三家原本殊途，经唐、宋两代禅宗调和，达到了东方文明的极致状态。这种状态形而上为“禅定”，形而下则显现为“茶”。
　　卢仝，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生于河南省济源市武山镇（今思礼村），自号玉川子。与孟郊、贾岛、刘叉等均为韩愈门人。
　　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成为韩愈门人，既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幸运的是，他成了韩孟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不幸的是，他也因此命喪黄泉。咋回事呢？这是因为，韩愈的同榜进士王涯任宰相了，韩愈是卢仝的老师，卢仝自然也就和王涯有了比较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呢？亲密到卢仝可以在王涯的书房留宿。偏偏大和九年（835）发生“甘露之变”，王涯被杀。吏卒搜查时在王涯的书房抓到卢仝。卢仝被捕后狡辩说：我一个山里人，和你们无冤无仇，抓我干什么？吏卒呵斥：你一个山里人，怎么来宰相宅住？还说你和宰相没有关系？卢仝年老时头发掉光了，被宦官于脑后钉钉而死。明代唐寅写了一首诗：“缘何坐所添丁惨，不住山中住洛中”，意思是说，卢仝有子名添丁，不料却成谶语。添丁就添丁呗，你没事不在山中好好待着，住在宰相宅里干什么呢？
　　时代在发展，我们都是“大数据”的商品，有个说法，叫数字劳工。每个人在有意和无意中成了数字劳工。其实，PC电脑开始使用时，当时，我们不叫电脑，而是叫电子计算机——这个概念比较准确，它就是数据的计算。
　　“大数据”每天都在革命，很多行业要消失，很多行业要兴起，我们每10年就得换一个职业。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提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三大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全球性问题。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在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方式，数据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已使人类掌握了重塑和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我们该如何运用这种能力，上演另一出全新大戏？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大多数人都已成为数据巨头的商品，而不是用户，当那些数据公司靠提供免费信息、服务和娱乐内容来吸引人们注意力时，真正的目的在于取得我们的大量数据。“从长期来看，只要他们取得足够多的数据和运算能力，就能破解生命最深层的秘密，不仅能为我们做选择或者操纵我们，甚至可能重新设计生命，或无机的生命形式。”
　　“大数据”深度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都成了流量的“用户”。流量就是财富，于是，“人设”成了明星的流量包，那个“流浪大师”火的时候，很多人跑去“膜拜”——其实是去蹭流量。那么，流量经济之下，存量是否没意义了？未必。美国一个老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夏志清，到八九十岁了还没买房，但是，他最大的财富是张爱玲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那些信，价值无法估量。其中有一封信，是张爱玲研究某段历史的，一个大学出资让她研究，结果她写出来的人家看不懂，张爱玲被炒鱿鱼了。那大概是1972年吧。前几年，夏志清把影印件拿出来出书了，对研究张爱玲很有帮助。
　　媒介对人的影响实在大太，比方说，认识世界的方式在改变。印刷时代，也就是纸质阅读时代，那种生活方式比较接近农耕时代，晴则耕，雨则读。后来，流行起“视觉中心”，人们开始追逐视觉的刺激。现在进入微时代、短视频时代，大部头的厚书有的人开始读不下去了，阅读的功能开始退化。当科技理性摧毁宗教般农耕文明的信仰，个体在大数据中成了用户或者劳工，被快速计算的数据束缚了，效率、计算、守时，这些都是理性化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物化。真担心，未来有一天，钱和商业价值成了唯一的尺度，那样的话，感情只会更漠然。从美国电影《七宗罪》里来看，现代美国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冷漠，比如电影中的老警长威廉就说：“遇到强奸，女士不要喊救命，要喊救火，才会有人关注。”
　　最近重看赖声川的电影《暗恋桃花源》，和几年前看的心情明显不一样了。《桃花源诗并序》中，有“南阳刘子骥”慕名寻找桃花源，“未果，寻病终”的字样。
　　一个精神恍惚的“疯女人”，一直在寻找刘子骥。“我要找刘子骥！”没有时间和空间、不知道寻找了几百个轮回，这个“疯女人”，就这么一直寻找着，执著地询问每个路人。刘子骥是她的全部。她恐怕都不记得他的模样，甚至不确定是否出现过，记得的只是那样的细节——“那一年，在南阳街，谁陪他吃了一年的酸拉面？……”“那一年，在南阳街，有一棵桃树。桃树上面的花开了……”“桃树上面开花了。刘子骥，每一片都是你的名字，每一片都是你的故事！” 　　其实，刘子骥是谁还重要吗？她只是寻找，一直寻找。她活着，就是为了寻找，寻找一个叫刘子骥的人。对她来说，刘子骥是记忆中的南阳街，刘子骥是儿时熟悉的酸拉面。刘子骥是她的暗恋，刘子骥是她的桃花源，刘子骥是那个忘不了的眼神……
　　人生，其实也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台湾作家舒国治在一篇散文里说：不快乐之类的心念，是因为“还没找到”你的“最想”。所谓“没找到”，其实是你“都去找别的”了。到底要去追求哪些“最想”？这个最难。有人很有空，比如退休的人，但找不到。找到人，事就搞定了。找到地方，事就搞定了。找到事，也是。
　　有的女人，活着就是为了找爱，一直就没停息过。但周围的人，都忙碌着自己的事情，没人关心她找的人究竟是谁，或者，在哪。被问得多了，也只是敷衍她，而已。有时，会认错人。“刘子骥！”“刘子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电影中，有两个故事始终交替着进行——《桃花源》与《暗恋》。这一古一今，一喜一悲两个故事偶尔交织。春花和袁老板，背着窝囊的渔民老陶，依旧在偷情，憧憬着有爱情的理想。江滨柳在弥留之际，想抓的不是江太太的手，而是惦念着青年时代的恋人。
　　渔民老陶溯洄而上，划着小船去找死，误入桃花源。出来后，却再也找不到往桃花源的路。老陶想把春花带进自己的理想。可他忘了每个人对生活有自己的选择。我们都知道，老陶回不去了。他或许将永远生存在夹缝之中，在现实中梦想着他的桃花源。就像杨德昌电影《一一》里所说：人生重来一次也没什么不同。
　　每个人都被生活捉弄，被命运嘲笑。总有一天，我们累了，故事完了，戏散场了，桃花源回不去了，刘子骥找不到了，南阳街拆迁了。没有人找到刘子骥。一找到就梦碎。暗恋是不能出桃花源的。按照赖声川的说法，《桃花源》是补充说明《暗恋》的，也就是说，《桃花源》是《暗恋》的又一个结局，《桃花源》的最后袁老板和春花陷入无奈的生活中，就是江滨柳和云之凡的又一结局。
　　人生有时候就是犯贱。能够触摸到的东西并不懂得珍惜，遥不可及的东西却苦苦去追。
　　春花嫁给袁老板，爱情的理想就成柴米油盐了，生活就变得“不过如此”了。江滨柳若娶了云之凡，故事也不过是一段生活。
　　占有的最高表现形态是毁灭。寻觅和守望，却是常态。雪莱诗中这样写：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就是一座开满了百合的山谷。想起陈奕迅《红玫瑰》里的一句歌词：“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电影的最后，“时钟”出现在《桃花源》的背景中，“落英缤纷”又影响了《暗恋》。过去无法挽回，记忆无法重建，就如桃花源也无法回去一样，到了最后，连寻找桃花源的刘子骥都丢失了，生活/舞台，理想/现实，过去/现在，记忆/忘却，这样的冲突充满了张力，而这种文化寻根的虚幻和对未来毫无把握的焦灼，才是赖声川等艺术家心中永远的伤痛。
　　寻找刘子骥，就是悲剧，因为它表达的是人类永恒的失落感。春花和袁老板都没有错，人都会选择更好的，追求自己想要的，即使有时他们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当老陶走了许久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春花开始想念他。他不再是那个傻里傻气的老陶，在春花的记忆里，他鲜活，纯洁，可爱。老陶离开了武陵便一直住在桃花源，春花的记忆，同样是他的桃花源。
　　今天那些已经成为大数据劳工的人，已经很难理解《暗恋桃花源》了。
　　要知道，数据巨头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在线”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河南济源的文艺青年也无法置身事外，也无法成为“他者”。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今天，“闺中淑女”也待不住了，开始在下午3点以后，逃离高温炙烤，躲进“三味”咖啡书屋，点一杯黑糖拿铁，吃着甜点，翻看陈丹燕的《咖啡苦不苦》，或者三毛的《万水千山走遍》。时间好像在那里停了下来。人们不紧不慢地喝着咖啡，读着书，浑然忘我，与窗外行色匆匆的行人形成鲜明对比。
　　给咖啡书屋起名“三味”，显然受了鲁迅先生“三味书屋”这个名字的影响，但是，我疑心，“三味书屋”上那个对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的味道，已经被咖啡的苦涩给冲淡了。如今的咖啡，也不再是奥斯曼人所说的“思想家的牛奶”，而是成了“咖啡+”的时尚文艺标配，或者，试图通过咖啡寻找某种未知的机会。
　　简朴恬淡，田园牧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是我们对古代農人生活的全部想象。“除了文学，你还有什么爱好？”2019年5月26日，当《南方都市报》记者朱蓉婷采访李洱时，这样问。李洱回答：带着儿子种菜。
　　听了这话，我明白李洱为什么能十三年磨一剑、沉淀下来写出《应物兄》了。这就像《大卫》的诞生，有人问米开朗基罗，他是如何雕刻出《大卫》的。他回答说：很简单，我去采石场，看见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我在它身上看到了大卫。我要做的只是凿去多余的石头，去掉那些不该有的大理石，《大卫》就诞生了。
　　在会心一笑中品味社会百态，这大约是李洱的选择。
　　王阳明时代没有电脑、微信、互联网，否则，56岁的年龄，还能否完成《大学问》一书？真不好说。王阳明35岁遭廷杖之辱，37岁被贬至贵州龙场驿（现为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龙场，当一个没有品级的驿丞。在这个蛮荒“瘴疠之区”，他移居在一个山洞中。一个破山洞，他却题上“阳明小洞天”，还将“书房”题上“玩易窝”，在洞口创办龙冈书院，短短三年，门生弟子达500多人，成为有明一代最著名的思想家。阳明先生晚年的主要代表思想：一是54岁完成的《答顾东桥书》，提出“拔本塞源”之论。有感于“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圣学不明、功利盛行，阳明先生提出“拔本塞源”之论，希望“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日本学者三轮执斋这样评价“拔本塞源”之论：“此至论中之至论，明文中之明文。自秦汉以来，数千年间，唯此一文”。“拔本塞源”之论是良知学者的理想乌托邦。二是56岁完成《大学问》一书，三是与弟子的《天泉桥夜话》，提出了著名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你再看陶渊明，辞官归来干什么？种田，他自称“守拙归园田”，意思是我承认自己拙，而且，在一个极尽工巧的时代，我还就愿意这么守着拙，自得其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是东晋陶渊明记述的乡村景象。有人总把“归隐”当成时髦，事实上，如果连拙都没有，又怎么可以归去？李渔有次想修一座亭子，赞助的土豪要给亭子题名。李渔说“且停亭”。但土豪开口就叫富贵亭，李渔说：先生，我先起了名，叫“且停亭”。李渔还写了对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肠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我很欣赏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何兆武先生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一面书写就一面消逝了。所以，人们说王阳明、陶渊明虽然没有钱，但是很值钱，给后人留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作家张炜说：“大自然的气息，往往能唤醒一个人的记忆。” 我想，李洱在《应物兄》写作过程中，想必是闻着故乡的味道，回到了童年时光。在喧嚣的北京和郑州，李洱渐明心性。心归于山林，思绪云烟不知所终。记忆中的那些榆钱、槐花、瓜果、蔬菜，如穿越时空萌动春草，瞬间如坠入时光深处，回到了那个青春时代。童年的回忆，使他在写作的时候充满力量，始终保持一份赤诚和本真。
　　4. 鸿篇
　　鸿篇巨著《应物兄》磨砺13年之久，获奖后，各种评论文章应运而生。有人说：这是“当代的《儒林外史》。”有人说：这是“升级版《围城》。”有人说：这是“《红楼梦》的续篇，写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怎样。”更多人则说：“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串连起30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小说虚构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试图探讨并勾勒出这一过程中一群负重而行的人群的精神轨迹。”“《应物兄》描绘的是更加复杂、更加暧昧的知识分子图像，外国人要了解最近30年的中国知识界，看这部小说就够了。”
　　我认为不是，至少不全是。你把书中“应物兄”的身份换成一个按摩师或者商贩，小说也一样成立。李洱讲的其实是“知识存在论之困境”。有个词，叫“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指仅仅进行一轮博弈，博弈双方缺乏互动，彼此行为缺乏透明度，因此无法达成共识。
　　在高校的学者圈，他们为学，向有注疏的传统，即使是个人的重大创见，也寓于对古人的注疏之中。不是中国的“子曰诗云”，就是西方的“康德说”“维特根斯坦说”，总之是“他说”。似乎不说他之所说，就无话可说。知人论世，本是“士”的悠远传统。但是，现代的专业性研究，往往自我禁锢于方寸天地，解决具体、微小的问题，而忽视或无力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做出勾连，故而不免产生“象牙塔”之讥。
　　李洱在《应物兄》中讲的是人类对知识近乎无耻地利用，讲全球化背景下，人如何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如何应物，如何应对扑面而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元素和知识元素。诚如一位诗人所言：“闭上眼睛，你会看得更加清楚。”想起了史蒂芬·霍金，这位被誉为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躺在轮椅上，想象浩渺宇宙、探索鸿蒙太空。他说：“我要感谢上帝，如果我不是残疾人，酒吧、舞厅就会留下我的脚步。我残疾，少了许多社会繁杂事务，可以集中时间思考问题。”
　　事实上，在《应物兄》这部小说中，学院知识分子人数的比例，只占三成。更多的人，是学院外的各色人等，如政、商、学、媒体、寺院、江湖、市井等等。“《应物兄》的全貌更像是当下社会众生相的一个文学版的‘清明上河图’。”
　　李洱在香港科技大学做驻校作家时有一个演讲，讲稿后来成了一篇文章：《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假如人到中年的贾宝玉，来到今天这个社会，面对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将会发生什么？他恐怕得进行“知识再教育”。
　　知识存在论其实有一个困境，比如，当知识者完全被知识包裹起来时，他反而变得无能了。
　　读书多了，并不一定能够变成智者。有个词叫“功能性文盲”，就是说他读所有的书，都是为了验证自己是对的，你看，某某名人都这么说，和我的看法一样吧？我早就这么说过吧？就是说，他的思维已经固化，他已经非常顽固，思维陷入了一个盲区。他写文章，谈收藏，谈哲学，看上去很华丽，仔细一看，什么也没说，就是词汇的堆砌而已，谈不上思想境界，只是词汇的“搬砖”工。这样的人，在红尘里有，在超尘的寺庙里也有。有的和尚，讲起经书来滔滔不绝，出口成章，很多经书他能背熟，但你和他聊天，不會有豁然开朗的惊喜，因为他只是忙着要“开示”你，只是忙于自说自话，他的话也没有任何乐趣，他就是一个榆木脑袋，蠢笨顽劣，从来没有真正开悟过。是真佛只拉家常。真正的高僧，他未必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但他能在方寸之间，玩出人生的大境界。
　　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李洱曾提及他对于长篇小说存在价值的态度：“我认为，人们从手机上接受到的信息，绝大多数是无聊的、负面的、重复的信息。它们貌似与你的生活有关系，其实没什么关系。它只是在一秒钟之内刺激了你的神经而已。一秒钟之后，你的脑子又成了一片空白，连个影子都没有留下。
　　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持几分。君子之交淡若水，因为淡所以不腻，才能持久。《应物兄》中每一个人物都带着鲜明的职业身份标签，这个是主任，这个是诗人，这个是考古学学者，这个是古典文学学者，这个是生物学学者，这个是历史学学者，这个是语言学学者，这个是艺术学学者，这个是医学学者，这个是流行文化学学者等等，他们都从自己的知识体系来看世界。比如，《应物兄》中有这样一段鲜活的对话：或许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卡尔文的容貌都发生了变化，关键是口音变了，就像个胡同串子。卡尔文说：“听说是‘三先生’请客？我替‘三先生’买单就是了。”三先生？哦，是这么来的：鲁迅是大先生，周作人是二先生，郑树森是三先生。
　　《应物兄》作为一部不分卷、部、回的超长篇小说，不算是一本“好读”的书，里面充斥着各种人物对话，比如，《应物兄》中有一段芸娘与应物兄的对话：“你是不是也不喜欢我研究儒学，去研究那些故纸堆？”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心中有凉意，就像下了雪。 　　“我可没这么说。听说你们的研究院，名叫太和？”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名字？”
　　“我也不喜欢自己。医生说，你要再不好好注意身体，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我倒没被吓住。一个哲学家，一天要死三次。为什么要死三次，因为他对自己有怀疑，他不喜欢自己。孔子也不喜欢自己，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他，不然不会成为丧家狗。如果人人都喜欢耶稣，耶穌也不会被钉上十字架。”
　　“这么说，您没意见了？”
　　“对孔子，我是尊敬的。没有喜欢不喜欢。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怀疑存在着真正的思想史学科，因为思想本质上不是行为，它只能被充分思考，而无法像行为一样被记录。好像只有儒学史是个例外。所以，我对你研究儒学是理解的，充分理解。”
　　“谢谢您的理解。”
　　“小应，我知道，你研究儒学、儒学史的时候，你认为你仿佛是在研究具有整体性的中国文化。它自然是极有意义的。但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他，我说的是我们，虽然不是传统的士人、文人、文化人，但依旧处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种种因子。我们，我说的是你、我、他，每个具体的人，都以自身活动为中介，试图把它转化为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新的精神力量。”
　　各种对话，谈论的多是“鸡毛蒜皮”，颇像眼下这个时代的沟通与交流，大家都陷入一个困境，交流的困境。众声喧哗，仿佛谁都在说，但谁都不愿意倾听，都想推销、都想表达。这正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现实，通过众人的口口相传，带有各种人痕迹的现实扩大化了，也更暧昧不清了。在金宇澄看来，“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一旦进入，你会迷失。人们就像蟋蟀一样，触角不断碰来碰去，中国式的交往是很热闹的。”
　　李洱说：“应物兄”肯定不是我。“至少到目前为止，很多解读，包括误读，大都没有超出我事先的预期。看到自己埋下的线头，被批评家和读者挑出来，我其实是欣慰的。这说明，真正的对话开始了。”
　　在《应物兄》的第94节中，芸娘说：“一部真正的书，常常是没有首页的。就像走进密林，听见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又涌向树梢，涌向顶端。”
　　李洱认为：在各种学术当中，儒学与现实的关系最为密切，写知识分子最好聚焦儒学研究者。小说主人公应物兄身处现实漩涡，想起的却常是典籍、诗文和圣人教诲。他虽然娴熟于应对日常俗务，但内心仍有坚持，多年人文教养的累积逐渐浮现。文化是一种悠久而稳定的集体人格，中华文化横跨几千年的历史，一直都在。
　　李敬泽说自己看《应物兄》，“专看好玩的地方，专看活色生香、人情世故的地方，专看人的那些欲望、他的那些复杂的经验、他的那些所坚持、所追求的地方，专看那些人和人之间真实体现我们这个时代，所谓中国经验，或者这个时代的经验，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复杂性、复杂关系的地方。说白了，我就专看热闹，我觉得那也是充满着这个时代复杂烟火的世界。”
　　深以为然。比如，我喜欢《应物兄》中这样热闹而“暧昧”的描写：一位教授观察校长的女秘书，那个穿着套裙的女人“屁股饱满，裤子绷得很紧，随时都有可能绽开”。主角应物兄看到当地女主持在公交车上的一个广告，他感觉那个女主持“傲然挺着自己的乳房、撅着屁股，身子扭成S形”。
　　写《应物兄》，李洱用了13年，2005年动笔到2018年底完稿。李洱感叹道：“大家提到写作难度、写作野心，我其实没有野心，但是确实感到写作难度，13年间世界沧桑剧变，个人生活发生很多的变化，我自己的心境非常苍凉，写这部小说我还是30多岁年轻人，写完已经是年过五旬两鬓斑白的老人。30多岁还是满头青丝，现在再回到江南已经没有以前的形态了。”
　　物欲并不能使人安稳。《应物兄》里有一句话“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引起大家共鸣。应物兄想起自己这一代，说了这样的话：“我悲哀地望着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经过化妆、经过整容，看上去更年轻了，但目光暗淡，不知羞耻，对善恶无动于衷。”
　　5. 时事
　　时事造就英雄。时代也呼唤作家。鲁迅塑造了阿Q，钱钟书塑造了方鸿渐，王安忆塑造了王琦瑶，李洱塑造了应物兄。
　　李洱相当勤奋，肯下笨功夫，不故弄玄虚，没有花拳绣腿，用沈从文的话来就是“耐烦”，作品写好后，一遍遍修改，不嫌麻烦，可以说不厌其烦。
　　当《人物周刊》的记者吴虹飞问李洱：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他的回答是：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所谓“猫钻猫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但一写就是好几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个句子，放这里好还是放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是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我要比较深入地了解它们，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变得很困难。我认为加缪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它经过经验反省，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样。我可能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的写作习惯已经变成这样的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被新的现实击中、冲垮。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贾宝玉是什么人，有什么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写出来就行了。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化，可价值观念稳定得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要是贾宝玉接个电话，林黛玉的，说她在什么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贾府了，他立即觉得这个女孩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没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渡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3]。 　　让李洱尊崇的作家有两个，一个加缪，一个哈维尔。贾樟柯说得好：“是不是经典不是创作者当下要考虑的问题。今天不为人所注意的可能一百年后会被称为经典；今天被称为经典的，一百年后可能不被人提及。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实现自己当下的愿望和诉求是最主要的。”
　　《应物兄》的题目出自《庄子·知北游》：“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但李洱的解释是：“应物”一词的出处很多，不一定出自《庄子》。这种标题方式，最早见于《论语》[4]。
　　《应物兄》分为上下两部，每部各两个章节，一共四章。李洱借鉴了经史子集的叙事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小说的各篇章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围绕人物的知识、言谈、细节，从容自若地展开。
　　《应物兄》最初曾以《焰火》《风雅颂》等暂定名，有近二百万字，出版时字数为84.4万字。李洱写了13年，从2005年开始动笔，写坏了3台电脑。借用《收获》主编、作家程永新的话说，李洱一直关注知识分子，从他的处女作《导师死了》，便用一种诙谐、反讽的叙事语气讲知识分子的困境。虽然他中间写了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如《石榴树上结樱桃》，但最关心的还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考察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读李洱的书会一边读一边忍不住笑，笑完以后会有种悲切之情，他的诙谐、反讽已经达到化境。读他的小说会停下来，背后的隐喻值得思考。”程永新说：李洱在《应物兄》里非常完整地表达了我们当下社会安身立命的东西，它从头到尾不停地在拷问。
　　作家周大新说：“一个人能潜心13年写一部作品，这需要很大的定力，我们知道现在文坛上大家都担心被遗忘，很希望不断地拿出作品，以尽快的速度拿出作品。李洱能够静下心来，保持定力，一写13年，这一点我确实要向他表示敬意和钦佩。”
　　文学批评家李敬泽说：“《应物兄》一出，批评家们兴奋了，批评家们觉得我们可有施展的了，大家必须抢，因为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作品面前，一个批评家的才智、一个批评家的本事，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应物兄在“济州大学”任教，本名应物。他以“虚己应物，恕而后行”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为处事原则。出版商把他的《<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炒成畅销书《孔子是条“丧家狗” 》，顺手把作者的名字改成“应物兄”，他成了网红。在《应物兄》中，李洱借芸娘之口，说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话：“总的来说，她最喜欢以第三人称来谈自己。不过，这不是因为她在世上的作为像凯撒的一生，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義，以致她的生命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整个世界，不，这是因为这个过去的生活过于沉重，以致她忍受不了它的重压。”
　　“济州大学”拟建太和研究院。兹事体大，领导重视，不仅济大校长、常务副校长亲自挂帅，省里的领导也全力参与。应物兄被委以重任。小说里有一句话：一切诚念终将相遇。应物兄不得不和官员、泰斗、商人、僧人、养生大师打交道，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必须将“应物”与“齐物”同时进行。
　　“济大”拟建太和研究院，由此串起来众多的人和事，《应物兄》写的就是这短短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程济世先生将济大儒学院起名为“太和”。
　　好的写作状态可以做到：物我两忘，思绪放空，心中的人物仿佛成了一面古镜，映射出那人的前尘往事。
　　1983年，李洱考入华东师范大学，那里曾经有“全国最好的中文系”。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写诗的、写小说的、写剧本的，当时，大家的梦想几乎无一例外，就是要当作家。那是一个有情怀的年代。今天的不少年轻人，生在一个资讯海量而来的时代，很多流行语言速战、速决、速朽，加上生活的忙碌而繁琐，于是生出“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见胡适《自提小照》）的倦态，越来越没有“情怀”了。什么是情怀？词典的解释是“拥有一种高尚的心境”。我们需要情怀，一如我们需要文字之美。如果你是爱读书之人，想必你能感觉到先秦、魏晋、晚明、民国的汉语表达都相当美。当代作家中，阿城的文字有味道，在阿城的文字里能感受到“在最微小的细处做最盛大的演出”。而李洱的文字有趣，在李洱的作品里能读出“淹然百媚、感官簇放”。“情怀”就像人的品性，傅聪说他的父亲傅雷是“孤独的狮子”，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他基本是个极端愤世嫉俗的人，他非常“真”，有赤子之心，心如水晶一般透明。“真”到对世界无所留恋，但他同时爱艺术、爱美丽的东西，爱可爱的人和自然界。陆离识采访傅聪，开头就说，每次有机会见到傅聪先生，总觉得有点抱歉——抱歉自己不是一位美人——总是直觉到傅聪心里、脑里、指下、身边，应该都是“美”的东西。平凡如我，出现在傅聪跟前，未免要害傅聪下凡容忍了。何况傅聪的确是一位美男子。年近60，纵然近距离细看，仍有三四十岁的神态与容貌。一口整齐雪白健康的牙齿，尤其坦荡荡。
　　关于“情怀”，我还有更多的联想。钱穆就说过类似的话，中国人的最高人生境界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西方是宗教的、科学的）。唐代人喝茶用茶砖，茶里加奶、糖，能解渴、充饥，依然偏于功利；到了宋代，喝茶方式变了，有壶、有杯，喝茶艺术化了；到了明代更讲究。还有绘画，北魏时期绘在墙壁上，就是所谓有“力”吧，但不好保存。到了宋代，绘在绢上、纸上，可以移动、保存，方便传播，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画人像，着重眼睛与神采，我们求神似多于求貌似。写文章更是一种艺术，中国文化是讲艺术讲道德的，而不是讲“力”的。善养生之人都喜欢庄子的“不将不迎，应而不藏”。
　　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是文学的青春期，也是梦想的摇滚期，当时诗和远方还是时代霸权，诗歌的荷尔蒙膨胀。当时大家见面谈的不是装修，不是赚钱，而是文学，是博尔赫斯、霍桑、海明威、马尔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维尔、索尔·贝娄，以及最近读了什么好的西方哲学书，最期待的艳遇是在图书馆发现博尔赫斯和萨特、尼采。当时，谈论卡夫卡已经足以迷惑姑娘了，如果有《2666》这样更厉害的小说，那不定火成什么样哩。30多年过去，如今，很多作家早已沧海桑田。哎，往事真的不堪回首。想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一则寓言，在一个小镇上，每个人一天到晚都在玩一种叫“尖脚猫”的游戏，当国王下令禁止这个游戏时，他们先是奋起反抗，然后又争分夺秒地去玩他们的“尖脚猫”。 　　曾经对李安的导演处女作《推手》中的一段台词印象深刻，“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后来看了李洱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才明白，敢情这段台词是受了李洱“颠倒话”的启发？《石榴树上结樱桃》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
　　《石榴树上结樱桃》让李洱“暴得大名”，这是一部让德国总理默克尔喜欢的书[5]。
　　小说的故事围绕着一个村庄的换届选举展开，结尾是个欧·亨利式的小反转：费尽心机、精明算计终于当选了村委会主任孔繁花，最后才发现，她一开始就掉进了下一任设的一个局中。
　　《石榴树上结樱桃》被《普鲁士报》评为“配得上它所获得的一切荣誉”。在西方读者眼里，《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把打开中国社会大门的钥匙。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由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德国颇收欢迎。原因据说是：“他们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了。”
　　6. 生活
　　生活真的很有意思。有时喜，有时悲。古诗说，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一直以来，我们用脚印来记录历史，强者深沉有力，弱者不留痕迹。
　　诗人说：“时光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
　　李洱是慈悲的，也是率真的。《应物兄》中写了那么多人，有江湖儿女，有小偷，有吃肉的和尚，也有失意的知识分子，都很有责任感，比如那个上世纪80年代言必称西哲后来拜倒在海外大儒脚下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大坏之人，至少愿望是美好的。当然，也有人喜欢忽悠。在知识分子圈内，从来就不乏忽悠之人。《儒林外史》中有个马二先生，他在杭州遇到一位颇有大师风范的老道，外表、举止不同凡响，“左手自理着腰里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自称活了3百岁，能炼煤成银。可这“神仙”不久就病亡了。老道这厮装神仙，扮大师，满口大话，真能忽悠人！所谓老道不过是一位才66岁的村野匹夫。马二先生差点上当受骗，不然又要损失银子了。也有不忽悠人的。章太炎外号“章疯子”，真学问，不需要标榜什么出了多少本书、师承者谁等等，自有其大师风范。陈寅恪，只要一提他的名字，学界简直就当神，太有学问了，没办法，不崇拜都难。但，你让陈寅恪出示博士、硕士生学位，对不起，什么都没有，除了真学问。这样的人，注定不是面对大众的，但他的命运就是太有才，却被“雪藏”多年，双目失明20年。钱穆呢？按照今天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个中专生，因为他中等师范毕业，可他是大师。梁漱溟也不过中学毕业。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他，说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学问不忽悠。真学问者反而很平常，甚至平淡。
　　“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应物兄》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大家都在干事，没有一个人希望把事情干坏，没有一个人希望事情干不成，大家都奔着好去的，谁也不希望我们的文化没落，谁也不希望其他人过惨。在李洱看来，这本书其实包含着他对最高类型的真理的期盼。“太和”本身就是。
　　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这其实也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品格。“百年好合”“家和万事兴” “和气致祥” “和气生财”“和而不同” “和为贵”“和衷共济”等等，从这些妇孺皆知的口语化表达中可以看出，“和”对国人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草根还是庙堂，对于“和”的追求和向往一直不变。记得上课时，有学生问我，怎么理解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呢？“中” 和“和”两个字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我对学生说，其实，这也是“和”这一思想的延续。“和”，不排斥不同。正因为有矛盾有冲突，才能和谐、完备。如果没有冲突、矛盾，讲“和”就没有意义了。《礼记·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恰如其分，保持中庸，这就是中。“中国”这个“中”字就是这个意思。至今河南话还把“可以”說成“中”。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种文化致力于实现人与人之间公正的行为规范，从而彼此趋向和谐无间。
　　“信”这个汉语中的会意字，由“人”和“言”两个偏旁构成，人言为信，字面上就看得出含义。“信”，列为中国“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末位。仁，则列为五德之首。仁这个字是由“人”与“二”构成。仁，是由发展于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这个颇耐人寻味。
　　孔子一辈子最爱吃两样东西：生姜和豆瓣酱，每顿少了这两样东西他就不吃饭，身体好得很，也没患啥病。这话是明末清初的名士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中说的。李渔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生平爱食之物，即可养身，不必再查《本草》。春秋之时并无《本草》，孔子性嗜姜，即不切姜不食；性嗜酱，即不得其酱不食。皆随性之所好，非有考据而然。孔子于姜、酱二物，每食不离，未闻以多致疾。可见性好之物，多食不为祟也。
　　孔子爱吃姜、酱二物，这些都是刺激性的食物，可见孔子不是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孔子总在琢磨一些“肉食者”才琢磨的事，比如礼节呀、身份呀、规矩呀之类。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素富贵，行乎富贵。”意思是说：富贵之人就要做富贵之人的事，不能失了身份，让人家笑话。专门研究吃喝玩乐的李渔是这样理解孔子这句话的：“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 　　话说，这李渔生在豪富之家，科举考试不顺，索性放弃功名路，改做“人间大隐”，在康熙五年（1666）和康熙六年（1667）先后获得乔、王二姬，这两个美女经过李渔之手调教，然后成立了由她们俩为领衔的家庭戏班，常年在各地巡回演出，主要目的就是逗达官贵人一乐，这一招让李渔名利双收，赚足了银子之后，李渔开始边玩边写作《闲情偶寄》一书。《闲情偶寄》内容包含戏曲理论、饮食、营造、园艺、养生等，在中国传统雅文化中享有很高声誉，被誉为古代生活艺术大全，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李渔对女人很有研究，且有一套成熟理论。他总结说：“缘虽不偶，兴则颇佳；事虽未经，理实易谙。”意思是说：自己虽然没有和美女那个，但是想那个兴致还是很强的；虽然没有亲历那事，但理都是相通的嘛。李渔的意思无非是说：自己有贼心没贼胆。潇洒六七年之后，1672、1673年，乔、王这两个美女先后离世。之后，李渔的家庭戏班不再有人气，李渔也由公子哥沦落为靠借钱度日，1680年，竟在贫病交加中，泯然死去。
　　《应物兄》中，济州大学的学术报告厅起名“巴别”。巴别，即巴别塔，记载出自《圣经·旧约》，古巴比伦人齐心协力建造通天塔，为扬自己的名，耶和华不愿意了，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巴别塔因此功亏一篑。其实，不用上帝来干预，人类的交流、文明的沟通是无比艰难的。有评论家说：“巴别”与“太和”，是小说所喻指的两条道路，也是济州大学从文化自卑开始转向文化自觉的道路。
　　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息”，栖息的是什么人呢？栖息地是什么地方？应该是简单的人。复杂的人，住在五星级酒店的豪华房间，照样失眠。简单的人，住“为秋风所破歌”的茅屋里，倒头就睡着。睡眠质量和栖息地没有关系，就好像排便和厕所没有关系一样。人生总在纠结选择，简单地选择，淡定和超然，是无需选择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叫“顺天道”。复杂地选择叫计算、叫郁悒，叫“我执”，结果往往是自寻烦恼，人算不如天算。
　　复杂，就和诗意无缘了。简单的人，率真无伪，不用“决心闭户著书”，他本来就在“闭户著书”的简单状态啊。
　　简单就是安全。大道至简。“进于儒，退于道，逃于禅”，这种说法本身就复杂了。冥想并不能让世界静下来，愤世嫉俗者也不能，傻子可以。像李叔同那样，静静地枯坐青灯、羽化成“佛”，现代有几个人能做到？
　　人生有五大悲：久旱逢甘霖，一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提名时，做梦；有了快感时，沉默。但上帝太忙了，哪有功夫理会小事啊？什么大悲、大喜啊，不如选择一笑了之。为什么失眠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年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言多必失，言多也伤气。拈花微笑，岂不简单？说者拈花，听者微笑，意在言外，多么简单。
　　人的后脖子那里有一处比较高，就是中医上说的“大椎穴”，人的手麻呀、胳膊疼呀，都和这个穴以及它周围的神经有关系。颈椎病引起的头晕、眼花、耳鸣，和第一、第二节颈椎关系比较密切。肩膀疼，则和第五、六、七、八节颈椎有密切关系。
　　有的人“大椎穴”由于种种不良习惯，导致凸起一个大包，像鸡蛋那么大甚至像馒头那么大，民间俗称“富贵包”，意思是富贵之人比较懒，不爱运动，久而久之，就成了“富贵包”。“富贵包”刚形成的一年之内，如果及时推拿，还有可能消失，久了，就变形，再怎么推拿也是枉然了。
　　同样是颈椎病，有的人是劳损（就是打了一个结），有的人是变形，有的人是钙化，有的人则是骨髓压迫了神经。
　　人在70岁之后，基本就不会出现腰突了，因为他的骨髓不多了，不分泌了，变形也就变形了，但不会再疼了。
　　为什么颈椎病、腰椎病，会让人疼痛难忍呢？因为骨髓压迫了神经。骨髓是干嘛的？造血的。淋巴是干嘛的？“吃”淤血的。它能将淤血清理了，然后通过人体的大小便排出來，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排毒”。
　　大肠俞是干嘛的？是管理人体的性器官的。按摩大肠俞（而不是肾俞），可以引起性器官的感应。
　　有个学者朋友，他在日本餐厅打工时，有一次用钢丝球刷围栏的时候，不小心将钢丝球弄掉一些落在洗菜池的青菜上了，被厨房领班发现。领班走过来，从蔬菜上捡起钢丝，命令他：你把它吃下去！吃下去，听到没有？
　　他当时强压抑怒火，忍着，眼泪都出来了……拳头握得紧紧地，差一点就打向领班的头。如果真的打过去，那惨了，当时年轻气盛，一出拳，就能把他打死。后果不堪设想。钢丝能吃吗？是不能吃的吗？
　　领班责问他：你知道钢丝不能吃，为什么要给客人吃？你这样对待客人，这店里还能做生意吗？如果你不适合这个岗位，那就走人。适合，就留下，好好干，决不能把钢丝弄到菜里面，客人卡到怎么办？你来赔偿损失啊？
　　他那一拳没有打出去。后来，那个领班好得不得了，请大家吃饭，带兄弟们如家人。老板责罚下属，他来承担。而且，他还毫不保留地将自己所学传授给大家，为大家争取权益。
　　他明白了，领班是对的。自己是错的，是真的错了。无论如何，做事要更认真，不能把钢丝掉到饭菜里面。
　　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其实都事关“应物”。
　　《应物兄》里塑造了比较理想的女性如陆空谷、芸娘，也塑造了易艺艺、铁梳子等令人讨厌的女性。比如在该书第一章第5小节“赔偿协议”中有如下描写：赔偿协议早就准备好了，在他到来之前，在木瓜发飙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应物兄现在捏着那张A4纸，感觉到了上面的钢印，感觉到了它的凹凸感。没错，他怀疑对方就是专吃这一路的。他甚至由此怀疑，金毛很可能喷上了某种神秘致幻剂，别的狗一旦闻到就神经错乱，张牙舞爪，乱咬一气。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可以趁机敲上一笔。他还想到，对方之所以盖的是钢印，就是让你无法拍照。这样的事情一旦上网，狗的主人就会名誉扫地，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与一般的公章不同，这个钢印上面没有五角星。这说明对方是个中外合资企业。他勉强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字：桃。对方是从事水果生意的？他连猜带蒙，认出后面的那个字：都。桃都？接下来的那个字，很容易就辨认出来的：山。桃都山？桃都山位于济州西北部，属于太行山脉，桃都山区是济州有名的贫困地区，那里有中外合资企业吗？好像没有。对了，名字中带有“桃都山”三字的企业、公司、商店，在济州多如牛毛，甚至二环上的一座立交桥就叫桃都山桥。也就是说，冠桃都山之名，并不表明它就在桃都山。 　　
因为他已经知道金毛的主人是个女老板，所以他自然地想到了桃都山连锁酒店的老板铁梳子。后来他也是这么对铁梳子说的。但在当时，这个念头刚一出现，就被他打消了：这是不可能的，作为济州名流，铁梳子怎么可能如此下作呢？
　　
在赔偿协议上，金毛就像个外宾似的，用的是英文名字，叫James Harden（詹姆斯·哈登），简称Harden（哈登）。狗主人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经办人的名字，也就是眼前的这个姑娘，她名叫金彧。
　　
他对金彧说：“彧者，聪明也。这个名字好。”
　　
金彧说：“我是照章办事。你很忙，我也很忙，先把这个协议签了吧。”
　　
他说：“你也姓金？”他的意思是：狗是金毛，你也姓金。
　　
金彧听出了他的嘲讽之意，顺着他的话说：“如果你说我是它的姐姐，我也没意见。我们老板就是这么说的：金彧，你就把它当成你的妹妹吧。”金毛原来是条母狗。多天之后，应物兄还记得其中关键的三条：
　　
（1）若金毛James Harden（詹姆斯·哈登，狗证：0037157311811）因为木瓜（品种不明；英文名，缺；狗证，缺）而传染上了Hydrophobia（狂犬病），木瓜的主人须赔偿金毛James Harden主人人民币￥110000（大写：拾壹万元整），并负责支付所有医疗费用。若金毛James Harden不幸离世，其丧葬费（不含购买墓地费），由木瓜主人按实际花费支付。
　　
（2）若James Harden传染上蒙古细犬Qidan（契丹），则木瓜主人须赔偿James Harden主人人民币￥880000（大写：捌拾捌万元整），或在指定地点按同样标准给Qidan另盖犬舍三间。
　　
（3）鉴于Hydrophobia（狂犬病）有较长潜伏期，在确认金毛Harden及同伴Qidan未染上Hydrophobia（狂犬病）之前，木瓜主人应先期将人民币￥990000（大写：玖拾玖万元整）打入金毛James Harden主人为此专门设置的账号，账号密码可由木瓜主人掌握。
　　
他对金彧说：“哈登的名字需要改一下，比如可以改叫哈登娜。一个男性的名字，有可能使它产生性错乱。”说过这话，他就后悔了。哈登是条母狗，如果把哈登不能再生儿育女的损失计算进去，那可就更糟了。还好，金彧听了这话，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协议还涉及金毛以及契丹的疫苗费、治疗费、营养费、特别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一系列费用。按金彧的说法，本来还应该加上金毛主人的精神损失费的，但主人的助理来电话了，决定网开一面，不再另行列入。
　　
金彧说：“看清楚了吧？”
　　
应物兄说：“看得出来，你的老板对金毛感情很深。我对此充分理解。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朋友受了伤，我们当然会很着急。”
　　
墙角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只白色的搪瓷盘子，里面放着一些血不拉叽的东西，它们大致呈椭圆形，应该是睾丸，有大有小，大的应该是从大狗身上摘下来的，小的有如眼珠，可能属于狗也可能属于猫。还有一对睾丸，非常之大，黑乎乎的，就像手雷。莫非是从牲口身上摘下来的？哦，大珠小珠落玉盘，只是它们不是珠子，而是睾丸。它们放在一起，隐隐散发着腥臊之气。他后来知道，那是给餐馆留着的。
　　
金彧说：“你先把木瓜的英文名、狗证号填上。”
　　
木瓜的英文名字，他倒是想起来了：Moon，意思是明月。據乔木先生的夫人巫桃说：有一次先生正在阳台上赏月，它跑了过来，跳上了先生的膝盖，肚皮朝上，希望先生给它挠痒痒。先生看它洁白无瑕，圆滚滚的，有如一轮明月，就顺口给它起了个名字：明月。英文名字嘛，自然就叫“Moon”。这个名字好，刚好跟“木瓜”的发言相近。巫桃曾对他说：“不信你叫它一声Moon，它肯定知道你在叫它。”他叫了它一声Moon。它果然仰起了脸，眨巴着一对眼睛，将尾巴甩出一个一个圆圈。
　　
他对金彧说：“英文名字倒是有，狗证号码我忘了。”
　　
金彧说：“别逗了。宠物的身份证号码，你怎么可能忘呢？”
　　
他说：“实话告诉你，我没给他办过狗证。”
　　
金彧说：“没有狗证，它就是野狗，需要抓起来。”
　　
他说：“怎么会是野狗呢，有给野狗看病的吗？它虽然是个串儿，但我没让它受过委屈。它的英文名字叫Moon，不过狗证确实没办。它是小型狗，似乎不需要办。放心，我跑不了的。你把我的身份证号码填上去就行了。我可以肯定，木瓜不会有病的，更不可能有传染病。它吃得比我都讲究。”
　　
“没有病，带它来医院干什么？”
　　
“例行检查嘛。”
　　
“我知道你就是应物兄先生，虽然你看上去不像他。我也愿意相信它不是野狗，虽然它没有身份证。你先把协议签了，签了之后，我们再谈别的。”
　　
“赔偿是应该的。但99万元实在是太离谱了，创历史纪录了。世上没有这样的事。传出去，对你的老板不好。”
　　
“您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事？言有易，言无难。”
　　
就是这句“言有易，言无难”，让应物兄不由得对金彧刮目相看。这是他推崇的一句治学名言。他甚至认为，这句话应该是所有学者的座右铭。这句话出自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先生。赵元任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一个学生在论文里写道：有一种文法在西文中从未有过。赵元任先生用铅笔写了个眉批：“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这个学生就是后来的语言学大家王力先生。应物兄曾多次给学生们讲过这个典故，提醒他们治学要严谨。现在，这句话竟从一个抱狗丫头嘴里吐了出来！
　　
“金彧，你原来学的是什么专业？” 　　
“中医，”金彧说，“怎么了？”
　　
“自古医儒不分家。我们本是一家人。你在老板手下具体做什么？不可能只是养狗吧？”
　　
“负责她的日常保健，还有，就是伺候哈登。”
　　
“你的老板是个女士吧？你这么尽心尽力为她做事，工资一定很高吧？”
　　
“老板嘛，都是一样的。有钱做公益，没钱发工资。不过，我们老板对员工还是不错的。我的工资虽然不多，但够用了。”
　　
“你们老板都做什么公益啊？”
　　
“扶贫啊，给山区的孩子送去桌椅板凳啊。所以，我们的老板不会在乎你的这点小钱的。你不要担心我们会讹诈你。只要木瓜没有狂犬病，我们不会收你的钱的。我们老板任何时候都强调要照章办事。”
　　
“这协议别签了，免得老板批评你不会办事。我认识你们老板。”
　　
“如果你是应物兄先生，那你们肯定认识。实不相瞒，我看过您的电视讲座，也买过您的书。但您跟电视上不一样。谁能想会在这儿碰上您呢？谁能想到你养的是一条串儿呢？换个场合，我可能会让您签名呢。请您理解，如果哈登是我的，什么都好说。但她是我们老板的。我是奉旨行事。相信我，如果她知道那是您的狗，她会放弃追责的。她以前也不是没有这么做过。她经常说，就当给山区孩子捐款了。”
　　
“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一下体检结果？”
　　
“他们会及时通知我的。”
　　
“你看过我的书？欢迎批评。”
　　
“批评倒谈不上。要是我来写，我会把孔子写成养生大师，吃喝玩乐的高手。驾车、游泳、射箭、打猎、登山、钓鱼、弹琴，样样都玩得很溜。”
　　
“你说得对。与其说那是养生，不如说是养性。孔子养生之道的精髓就是养性。他强调修身、克己、仁者寿，又说大德必得其寿。告诉你们老板，得饶人处且饶人，孔子说——”
　　
“您是不是要讲什么忠恕之道，以德报怨？是不是请求我们老板宽恕你？”
　　
怎么是宽恕我呢？又不是我咬了哈登。但这话他没有说出口。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把金彧带入了自己的专业范畴。这是他的强项。他正好借此机会给金彧上一课。万一金彧被打动了呢？他说：“孔子所说的‘恕’，并非‘宽恕’，而是‘将心比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妨做个换位思考。如果是金毛咬了木瓜，你会不会赔我们99万元？”
　　
金彧咬着嘴唇不吭声了。他趁热打铁：“你们就是愿意赔，我也不会要的。为什么？因为不合情理。你刚才说，木瓜如果咬的是你，那倒好了。话可不能这么说。如果木瓜咬了你，别说99万了，就是199万，该赔也得赔。为什么？因为合乎情理。”
　　
他拿着那两张A4纸，说：“如果我在上面签了字，那就是陷你于不义。这事要是张扬出去，老板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她会说她不知道，都是你干的。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所以，我不能害你。”
　　
金彧终于松口了：“那我们就等一会儿，等着体检结果出来再说。”
　　
“你把老板的电话给我，我先表示一下慰问。”
　　
“她不接陌生人电话的。”
　　
“那就用你的手机打过去。”
　　
“我不能让老板为难。”
　　
按说，他应该感到失望的，但他却没有。他反而有点高兴。因为他看到了忠诚，看到了她对老板的忠诚，而忠诚是一种美德。他甚至觉得金彧顿时好看了许多：小巧的鼻子，小巧的嘴唇，都有一种难得的美。美，而且不张扬。好多天之后，当栾庭玉副省长问到他对金彧的看法的时候，他脑子出现的就是这副形象。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她：古典。他给栾庭玉说：“金彧不仅忠诚，而且身上有一种古典美人的气质。”
　　
命运如海，凡人在其中起伏，算计，挣扎，谋夺。我们都有人世风雨历练出来的坚硬外壳。看了《应物兄》中的这段对话，不由想起“庖丁解牛”这个成语。“庖丁解牛”的故事出自《庄子》，但对不少人来说，只是膜拜庖丁出神入化的技艺，记取所谓熟能生巧的道理，此外便没有别的了。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长篇”故事为什么被安排在篇幅短小的《养生主》篇？为什么庖丁中途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为什么文惠君最后说的是“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这个屠杀的故事，表面上是炫人的解牛之技，其实要讲的却是养生之道。怎么会是这样？对比一下庖丁、良庖、族庖手中刀的使用寿命，再仔细体会庖丁所言，就能领悟到养生之道了。但道家说的“养生”又绝非炼丹吃药、胎息导引等，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荆棘遍地的人世间全生……
　　
应物兄出名早，名气大，就连宠物店的店员都知道他的大名。关于名声，记得《叔本华与梵高——箴言与绘画》中有这么一个观点：名声到来得越迟，维持的时间就越长久，因为任何优秀的东西都只能慢慢地成熟。流芳后世的名声就好比一株慢慢成长起来的橡树。那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却只是昙花一现的名声，只是寿命不过一年的快速长成的植物；而虚假的名声则是迅速茁壮起来，但却很快就被连根拔掉的杂草。
　　
一个人的价值是由周围的其他人来界定和评判的。《阿Q外传》里，阿Q被抓来砍头示众，临刑前还要被送去游街。阿Q很难过，为什么？因为阿Q最怕的并不是砍头，而是闹市示众，是害怕赵太爷和吴妈们无聊的目光。（人的价值是由坐标系决定的。所以，人更多时候是活给其他人看的。）
　　
撇开“结构论”“文体论” “性别话语论”这些近年流行的讨论方式，我隐约觉得《应物兄》虽然旁征博引，里面涉及大量的书名、物名，但李洱写起来，确实言之有“物”。
　　
世上無情似有情。这段对话中，人物的性格相当鲜明，正如金圣叹点评《水浒传》时所说：其人物众多却能做到“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有趣的事情不多，有的只是荒诞。这段描写，让我无比佩服，合同的算计中我读到了“不忍人之心”。李洱一定是养过狗的，不然不会描写那么细致入微。李洱写作时一定是极安静的，不然怎么能如此“见微而知著”，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的结果。正如苏洵《辨奸论》所言：“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头前万木春。金彧和应物兄的对话，彼此都无法回避——虚荣心，虚荣心让他们相互满足。这大约也是人性的弱点。
　　
听一个盲人朋友讲，海南文昌有一个盲人L，由于一出生眼睛就瞎了，所以，他脑海中没有颜色、光感这些概念。所以，他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没有这些概念。L有一次约一个女孩子喝茶，为了显示他很有钱，他跑到复印店里花5块钱买了几张A4纸，然后照着100元人民币，将A4纸裁剪成100元人民币的尺寸，他掏出一张100元人民币，下面放着几张复印纸，摸上去厚厚的一沓，他感觉自己成了有钱人。
　　
坐在茶店里，听对面的姑娘说话，他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当姑娘问他，你收入怎么样？他马上像打了鸡血一般，自信满满地说：我有钱，当按摩师的收入可以吃穿不愁，我家里还有一个香蕉园，很大，一天的收入就有几千元。不信，你看，说着，从两个裤兜里掏出两沓厚厚的人民币……
　　
那姑娘看了，笑不出来。但也不忍心揭穿他，于是，起身，在他的额头亲吻一下，说本来你今天约我喝茶，我心想，不能让你买单吧，但既然你那么有钱，还是你买单比较适合，我有事先走了。谢谢你。
　　
旁边的茶客看到了，忍不住笑了出来。他觉得莫名其妙，明明自己手下有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呀，姑娘为什么不乐意跟自己交朋友呢，旁边的人干嘛要起哄呢。
　　
从此，L也有了一个外号：有钱人。
　　
在《应物兄》里面，文德能在谈到自己一生想写的一本书：“他想写的书就像一部‘沙之书’。沙子，它曾经是高山上的岩石，现在它却在你的指间流淌。这样一部‘沙之书’，既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回忆，也是在空间的一隅流连；它包含着知识、故事和诗，同时又是弓手、箭和靶子；互相冲突又彼此和解，聚沙成塔又化渐无形；它是颂歌、挽歌与献词；里面的人既是过客又是香客……”
　　
苏东坡在《定风波》中写道：“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最后，录北宋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话结束此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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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虹飞.李洱 作家嘴里开花腔[J].南方周末[N]，2009-3-23.
　　
[4] 何映宇.专访李洱：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应物兄》[J].新民周刊，2019（8）：38—40.
　　
[5] 張英 李邑兰.李洱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我[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