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寿”，这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它的真理性确实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
　　就孔子本身而言，他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启蒙者。老人家一生周游列国，奔波劳碌，大部分时间是在穷困僚倒中度过的，有段时间甚至忍饥挨饿，然而他活了73岁，相当于春秋时期鲁国人平均寿命35岁的两倍。
　　古人中，“仁者寿”的例子很多：亚圣孟子活了84岁，西汉鸿儒董仲舒活了79岁，宋朝文武双全，爱国之心至死不泯的陆游，享年85岁，他们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古稀之年”。
　　21世纪的今天，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达到了72岁，但“仁者寿”，仍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2004年11月25日，现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在上海度过了他101岁的生日，当时社会各界都用了“仁者长寿”这句话来颂扬巴老。我曾读过他晚年撰写的《随想录》一书，深受感动，那是一本真正的中国式的《忏悔录》，他真是“把心掏给读者”的作家。
　　2003年11月19日在上海逝世的著名现代作家、翻译家施蛰存先生，享年99岁。施先生一生默默耕耘，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是一名真正的仁厚君子、读书人。他无疑也是当今“仁者寿”的典范。
　　“仁者寿”也印证了中国民间一句传统的谚语，即“好人有好报”。“仁者爱人”，有“仁爱之心”的“好人”是前提，“长寿”也就是“好报”的当然结果了。
　　从生理的角度看，“仁者寿”是因为仁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常有个好心情，这就使自己的健康有了精神基础，加之“仁者爱人”，以社会为己任，深知健康是事业、爱情、亲情、友情的保障，深知健康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行动上必然注意养生和锻炼，起居有常，使健康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所以说，寿命与道德成正比，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和生理的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