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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正确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中，集中体现了其统一战线思想的战略思维和高超智慧。
[关键词] 毛泽东 统一战线 “宁波帮”
革命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在一定条件下同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阶层、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所结成的联盟。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中，集中体现了其统一战线思想的战略思维和高超智慧。
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哲学阐释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理论根基和前提。
实事求是是统战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理论基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必须遵循的原则。统战理论的提出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国情的必然产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出发，深刻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在一个长时期里异常强大和凶恶，这就规定了中国人民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千百万民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并利用反革命阵营的一切矛盾，集中力量去打击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考察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时，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出色的应用，总是依据阶级关系的变化，着力捕捉当时的主要矛盾。中国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又有主次之分。社会主要矛盾与統一战线相辅相成。社会主要矛盾是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统一战线则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武器和方法。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制约。毛泽东充分地把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到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中，并且使之成为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策略的哲学依据。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具体的，表现为事物的相对稳定性，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表现为事物发展变化、运动的绝对性。在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矛盾的同一性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而斗争性却占据着次要的地位。斗争性其存在必须服从于同一性，以保证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因此，统一战线中的斗争必须把握一个度，这个度的要求即是为了维持、巩固统一战线而不使之破裂。
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
正确分析和解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和政策中独具特色和最富创新的部分。毛泽东科学区分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毛泽东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它一问世，就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先进生产方式。它采用近代化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机械化的工业生产，这对于催促封建社会的解体，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他们赞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又具有软弱性。这就决定了民主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统一战线，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但在另一时期，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它又会动摇，跟随大资产阶级离开统一战线，就有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进行区别对待。对大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不同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前者的联合，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暂时的合作，对其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从政治的批判到武器的批判。对后者的联合，是把它作为革命力量的长期合作，对其斗争，主要是批评教育，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为了更好地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处理好左、中、右三者关系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是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是统一战线中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三、毛泽东与“宁波帮”
宁波具有源远流长的从商风气。名闻遐迩的“宁波帮”，就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的宁波之行曾这样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名，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帮”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发展进出口贸易和民族工商业，特别是发展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产业，并创造出一大批国货名牌，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竞争力；二是面对多灾多难，落后挨打的祖国，在外创业历经磨难的“宁波帮”商人多有一份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进而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变革与反帝爱国运动。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进行了探索。政治上，确认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参加新中国的政权与经济文化建设。经济上， 一是把“保护民族工商业”纳入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中；二是将民族资本主义列入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中，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三是纠正了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保证劳资两利。 毛泽东十分重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杰出代表的“宁波帮”商人，在正确处理“宁波帮”问题上，集中体现了其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刻智慧和战略远见。针对国民党报纸对共产党“共产”的无端攻击，1945年9月17日，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在张治中住宅“桂园”专门会见了内迁到重庆的“宁波帮”企业家刘鸿生、胡西园等全国著名的产业界人士，阐明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和建国方针，表明不会把工商界人士当敌人，而是当朋友看待；希望能同舟共济，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民族资本家的许多人坐在一块，畅谈国是，这本身就是历史的新开端。
1946年6月，全国内战迫在眉睫。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代表团共10人，以马叙伦为团长，其中有盛丕华、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等4位宁波商人。当天傍晚他们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的纠缠、辱骂和殴打，马叙伦等5人被打成重伤。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前往看望慰问。6月25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致电慰问：
南京周恩来同志，请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支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毛泽东
朱 德
1949年，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参加了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活动。是年3月，在党的安排下，盛丕华及包达三抵达北平，参加中共领导人检阅解放军的仪式。晚上参加了庆祝北平解放宴会。4月15日，毛泽东专门约见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希望他们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同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文中强调：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参加工作。”10月1日，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应邀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盛典。也正是这些“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最早加入新中国的建设行列：盛丕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包达三任浙江省副省长，蒉延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交通局局长，乐松生任北京市副市长。
毛泽东还富有远见地发出了保护“宁波帮”的指示。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5月6日，毛主席亲手起草给南下大军的电令，其中第五条说：“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護‘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宁波帮”的思想。显然，毛泽东这一指示是有充分根据和富有远见的。浙江兴业银行194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商业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毛泽东清楚地知道，留住“宁波帮”就能留住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根。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关于赎买和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开辟了通过统一战线，对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造，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毛泽东提出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对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家为社会主义企业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3年初，宁波首先对私营银行和钱庄实行了公私合营，完成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信贷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切断了私营工商业资本与私营金融资本之间的联系，而且使私营工商业的流动资金置于国家银行的监督和管理之下。1954年6月9日，宁波市工商联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两步走，首先是实行初级形式的改造；第二步是高级形式的改造，也就是实行公私合营。1955年10月，从北京传来毛泽东对工商业者的教导和指示：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指示消除了工商业者的顾虑，为工商业者指明了前进的道路。1956年年初，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在北京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鼓舞下，宁波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四、新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
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加扩大，对象更为广泛，是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空前宏大队伍。为了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处理与“宁波帮”的统一战线政策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深谋远略的共识。毛泽东统一战线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同时，邓小平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的理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近代以来，“宁波帮”长期称雄于中国工商界，特别是本世纪中叶，由于国内政治、社会的原因，“宁波帮”企业家纷纷转向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创业。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历经艰辛，奋发进取，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居住在港台地区“宁波帮”人士中不乏工商巨子、科技专家、社团首领和社会名流，特别是当时一批“重量级”的宁波籍经济强人活跃在港台工商界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相当引人注目，其中有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安子介，“影视大王”邵逸夫，“棉纱大王”陈廷骅，“毛纺大王”曹光彪，台湾“水泥大王”张敏钰以及全美华商总会董事长应行久等。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宁波帮”人士包兆龙及包玉刚一行，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久的友谊，也开始了邓小平与“宁波帮”的交往。包玉刚成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受到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还频频会见王宽诚、安子介、马临、应行久等其他“宁波帮”重要人士，并与他们商谈国是，相叙甚欢。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当时的国务委员谷牧汇报宁波的情况时，注意到相对于广东、福建籍的华侨华人而言，海外“宁波帮”人数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当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并决定派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卢绪章到宁波，帮助搞好对外开放工作和发动“宁波帮”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对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人士寄予厚望，他们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动员“宁波帮”的号召和对宁波的关怀，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帮”爱国爱乡的巨大热情，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积极为家乡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出资出力。自1984年初至今，已有500多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向宁波市捐赠或设立基金近3500个项目，折合人民币15亿多元。在他们的资助下创办了宁波市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宁波大学，捐建中小学或教学楼450余个，医院、门诊楼、住院部、敬老院、托儿所、少年宮、图书馆200余个，还有道路桥梁、各种车辆等交通设施及生产、科研、医疗卫生、教育等一大批设备。邵逸夫、沈炳麟、赵安中、包玉书、叶泰海等不少“宁波帮”人士，不仅热心捐助家乡建设，而且捐资惠播神州大地，为世人所称颂。爱国爱乡的“宁波帮”，开创了百年辉煌。
综上所述，党和毛泽东在正确处理“宁波帮”的思想与实践及其产生的巨大效应，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强大生命力。我们应该充分研究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3]胡宏伟.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全记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4]陈守义.宁波帮研究[G]//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5]吴国衡.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6]肖杰，蒋建龙.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万 强
[关键词] 毛泽东 统一战线 “宁波帮”
革命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在一定条件下同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阶层、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所结成的联盟。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中，集中体现了其统一战线思想的战略思维和高超智慧。
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哲学阐释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理论根基和前提。
实事求是是统战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理论基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必须遵循的原则。统战理论的提出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国情的必然产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出发，深刻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在一个长时期里异常强大和凶恶，这就规定了中国人民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千百万民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并利用反革命阵营的一切矛盾，集中力量去打击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考察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时，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出色的应用，总是依据阶级关系的变化，着力捕捉当时的主要矛盾。中国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又有主次之分。社会主要矛盾与統一战线相辅相成。社会主要矛盾是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统一战线则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武器和方法。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制约。毛泽东充分地把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到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中，并且使之成为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策略的哲学依据。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具体的，表现为事物的相对稳定性，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表现为事物发展变化、运动的绝对性。在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矛盾的同一性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而斗争性却占据着次要的地位。斗争性其存在必须服从于同一性，以保证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因此，统一战线中的斗争必须把握一个度，这个度的要求即是为了维持、巩固统一战线而不使之破裂。
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
正确分析和解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和政策中独具特色和最富创新的部分。毛泽东科学区分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毛泽东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它一问世，就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先进生产方式。它采用近代化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机械化的工业生产，这对于催促封建社会的解体，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他们赞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又具有软弱性。这就决定了民主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统一战线，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但在另一时期，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它又会动摇，跟随大资产阶级离开统一战线，就有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进行区别对待。对大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不同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前者的联合，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暂时的合作，对其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从政治的批判到武器的批判。对后者的联合，是把它作为革命力量的长期合作，对其斗争，主要是批评教育，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为了更好地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处理好左、中、右三者关系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是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是统一战线中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三、毛泽东与“宁波帮”
宁波具有源远流长的从商风气。名闻遐迩的“宁波帮”，就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的宁波之行曾这样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名，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帮”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发展进出口贸易和民族工商业，特别是发展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产业，并创造出一大批国货名牌，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竞争力；二是面对多灾多难，落后挨打的祖国，在外创业历经磨难的“宁波帮”商人多有一份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进而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变革与反帝爱国运动。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进行了探索。政治上，确认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参加新中国的政权与经济文化建设。经济上， 一是把“保护民族工商业”纳入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中；二是将民族资本主义列入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中，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三是纠正了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保证劳资两利。 毛泽东十分重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杰出代表的“宁波帮”商人，在正确处理“宁波帮”问题上，集中体现了其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刻智慧和战略远见。针对国民党报纸对共产党“共产”的无端攻击，1945年9月17日，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在张治中住宅“桂园”专门会见了内迁到重庆的“宁波帮”企业家刘鸿生、胡西园等全国著名的产业界人士，阐明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和建国方针，表明不会把工商界人士当敌人，而是当朋友看待；希望能同舟共济，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民族资本家的许多人坐在一块，畅谈国是，这本身就是历史的新开端。
1946年6月，全国内战迫在眉睫。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代表团共10人，以马叙伦为团长，其中有盛丕华、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等4位宁波商人。当天傍晚他们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的纠缠、辱骂和殴打，马叙伦等5人被打成重伤。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前往看望慰问。6月25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致电慰问：
南京周恩来同志，请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支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毛泽东
朱 德
1949年，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参加了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活动。是年3月，在党的安排下，盛丕华及包达三抵达北平，参加中共领导人检阅解放军的仪式。晚上参加了庆祝北平解放宴会。4月15日，毛泽东专门约见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希望他们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同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文中强调：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参加工作。”10月1日，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应邀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盛典。也正是这些“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最早加入新中国的建设行列：盛丕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包达三任浙江省副省长，蒉延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交通局局长，乐松生任北京市副市长。
毛泽东还富有远见地发出了保护“宁波帮”的指示。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5月6日，毛主席亲手起草给南下大军的电令，其中第五条说：“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護‘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宁波帮”的思想。显然，毛泽东这一指示是有充分根据和富有远见的。浙江兴业银行194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商业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毛泽东清楚地知道，留住“宁波帮”就能留住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根。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关于赎买和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开辟了通过统一战线，对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造，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毛泽东提出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对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家为社会主义企业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3年初，宁波首先对私营银行和钱庄实行了公私合营，完成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信贷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切断了私营工商业资本与私营金融资本之间的联系，而且使私营工商业的流动资金置于国家银行的监督和管理之下。1954年6月9日，宁波市工商联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两步走，首先是实行初级形式的改造；第二步是高级形式的改造，也就是实行公私合营。1955年10月，从北京传来毛泽东对工商业者的教导和指示：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指示消除了工商业者的顾虑，为工商业者指明了前进的道路。1956年年初，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在北京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鼓舞下，宁波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四、新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
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加扩大，对象更为广泛，是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空前宏大队伍。为了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处理与“宁波帮”的统一战线政策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深谋远略的共识。毛泽东统一战线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同时，邓小平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的理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近代以来，“宁波帮”长期称雄于中国工商界，特别是本世纪中叶，由于国内政治、社会的原因，“宁波帮”企业家纷纷转向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创业。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历经艰辛，奋发进取，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居住在港台地区“宁波帮”人士中不乏工商巨子、科技专家、社团首领和社会名流，特别是当时一批“重量级”的宁波籍经济强人活跃在港台工商界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相当引人注目，其中有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安子介，“影视大王”邵逸夫，“棉纱大王”陈廷骅，“毛纺大王”曹光彪，台湾“水泥大王”张敏钰以及全美华商总会董事长应行久等。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宁波帮”人士包兆龙及包玉刚一行，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久的友谊，也开始了邓小平与“宁波帮”的交往。包玉刚成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受到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还频频会见王宽诚、安子介、马临、应行久等其他“宁波帮”重要人士，并与他们商谈国是，相叙甚欢。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当时的国务委员谷牧汇报宁波的情况时，注意到相对于广东、福建籍的华侨华人而言，海外“宁波帮”人数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当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并决定派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卢绪章到宁波，帮助搞好对外开放工作和发动“宁波帮”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对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人士寄予厚望，他们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动员“宁波帮”的号召和对宁波的关怀，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帮”爱国爱乡的巨大热情，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积极为家乡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出资出力。自1984年初至今，已有500多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向宁波市捐赠或设立基金近3500个项目，折合人民币15亿多元。在他们的资助下创办了宁波市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宁波大学，捐建中小学或教学楼450余个，医院、门诊楼、住院部、敬老院、托儿所、少年宮、图书馆200余个，还有道路桥梁、各种车辆等交通设施及生产、科研、医疗卫生、教育等一大批设备。邵逸夫、沈炳麟、赵安中、包玉书、叶泰海等不少“宁波帮”人士，不仅热心捐助家乡建设，而且捐资惠播神州大地，为世人所称颂。爱国爱乡的“宁波帮”，开创了百年辉煌。
综上所述，党和毛泽东在正确处理“宁波帮”的思想与实践及其产生的巨大效应，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强大生命力。我们应该充分研究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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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