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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苏童和毕飞宇，“文革”影响了他们的少年时期，这段记忆成为了他们小说的精神资源。两位作家在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河岸》与《平原》均以“文革”乡村日常生活为背景，通过对乡村风物的描写、乡村权力的解构以及村民生存状态的揭露，追溯了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民间文化形态，展现了权力陷阱下人性的扭曲与生命的荒诞。通过分析这两部小说，我们能够领会独屬于60年代作家的乡村记忆，亦能体察两位作家对于历史和人性不同的思考。
关键词：《河岸》 《平原》 历史 乡村日常
新时期以来，“文革”记忆与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代作家写作的精神资源。其中诸多作品或是对“文革”历史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或是控诉个体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身体苦难和精神伤害。《河岸》与《平原》是苏童和毕飞宇在新世纪完成的关于“文革乡村社会”的小说，与主流“文革”作品不同，历史只作为一个“虚化”的背景，作者更加关注乡村内部空间人与人的日常交往，从日常的纹理中挖掘人的心理结构、生存状态，揭露权力笼罩下人性的异变，构成了苦难和希望交织，温情和冷漠共存的景观。
一.乡村风物：痛苦生活和精神焦虑的载体
丁帆曾指出，地方色彩和风俗画展示是乡土小说最重要的特征。长篇小说《河岸》与《平原》以文革影响下的乡村为背景，作者以记忆中的家乡作为小说人物的活动场所，展现了家乡的自然风物，具有象征意义和独特韵味。同时也为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了生存的寓所，精神的发源地。
1.承载生命、记录历史的河流
苏童在苏州小镇长大，姑苏城是典型的江南城市，气候的梅雨与潮湿孕育着文学的多愁和阴郁，在他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者对故乡风物的描写与想象。河流是苏童小说中常出现的意象，在《罂粟之家》《水鬼》中，河流承载着一个家族的秘密和苦难。苏童曾在《河流的秘密》中提到，“从记事起，我从后窗看见的就是一条压抑的河流，一条被玷污的河流，一条患了思乡病的河流。”[1]作者将童年的记忆融入小说的创作中，赋予河流象征意义，它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时间的载体、历史的见证者。《河岸》的开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向阳船队一年四季来往于金雀河上，所以，我和父亲的方式更加接近鱼类，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我们的世界是一条奔涌的河流，狭窄而绵长，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滴水，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2]
河流滔滔而下体现了时间雄浑、生活博大的气质，这是对循环日常的一种敬畏，但通过船队破流而下来突破这种循环，渴望能够拥有连绵的远方和开阔未来。“历史正如他小说中的河流一样，深沉、混沌、神秘，拒绝岸的桎梏，却又随着岸形成不得不然的流向。”[3]奔涌向前的河流作为一种历史的象征，意味着在一个单调、贫乏、处处受压抑的环境当中，人们对生活仍存有希望。正因为生活的普遍黑暗和广泛压抑才使得这种愿望显得可贵却又困难重重。从邓少香、库文轩父子以及慧仙等人在“河”与“岸”的人生中，我们能体会到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身不由己，然而无论在怎样阴暗的时代，生活中都残留一丝美好和希望。河流作为一种象征，浸润了作家对生活的热爱与生活自身沉重的复杂感慨。
2.充满希望、暗含艰苦的麦田
毕飞宇出生在苏北兴化乡村，兴化处于江淮之间，里下河腹地，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片土地有着广阔的平原，有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在兴化乡村的童年经历对毕飞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乡野田间的风景和农民耕种收割的场面萦绕在作家脑海里：“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4]
《平原》开篇这一段舒缓、闷热又空旷的麦田描写，蕴含着庄稼人对丰收的期望，也透露着庄稼人生活的艰难，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的单一事物上，他们的内心空洞而又乏味。“自在的日常生活具有惰性和保守性，日常生活世界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往往会成为阻碍个体化的因素。”[5]村民在琐碎日常中日渐麻木、同化，消磨着生命，无法追求人生的更高层次。在收割歇息间，相邻之间开个荤段子，几个“女将”调戏队长，小姑娘在旁边害羞拘谨，而结婚后也会像那些妇女一样，这些都成了他们习焉不察的日常。麦子熟了割，割了种，周而复始，人也一样生活得循规蹈矩。而庄稼人的出路在哪里？在追求出路、满足欲望的同时要付出哪些代价？这些乡村日常生活碎片，暗含着农民生活的困苦以及精神上所受的伤害。
苏童以“河流”作为历史的象征，表达了对历史的质疑，渴望从阴暗的环境中开辟一个新的未来。毕飞宇从乡野劳作中，发现了农民对历史的浑然不觉，他们内心空洞无比，在琐碎中消磨着生命。无论是河流抑或麦田，这些具有地方色彩的自然风物，充满着“失落”和“疼痛感”，折射出了特殊历史下的乡村的状况：人生的困苦与艰难、命运的挣扎与无望。
二.乡村权力：乡村民间话语的领导核心
乡村权力是乡土社会的核心话题，极大影响着乡村的日常生活，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改变着人们的生命轨迹。《河岸》与《平原》不约而同的以民间化的叙事立场，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乡村政治权利给人的心理留下的深刻烙印，表现了畸形的政治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
1.权力掌控个人命运
在《河流》中，库文轩凭借烈属的身份过上了优越体面的生活，做了许多风流事。文革翻案，“历史问题”加上“作风问题”被揭露，身份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而最先变化的是妻子乔丽敏对他的态度，乔丽敏曾为摆脱屠夫女儿的身份离家出走来到油坊镇，最初与库文轩结合是因为看到了他的血统和前途。丈夫失势后，乔丽敏开始对丈夫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惩罚，逼问丈夫身体所犯下的罪行，并记在本子上。在认清形势后，她告诉儿子库东亮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随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们父子俩。儿子库东亮也在父亲出事后一下子变成了“空屁”，父亲的命运牵动着一家人的命运，作为一家之主，若没有权利的加持，他的存在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可以看出权力在人心中的位置之重。同样人生命运跌宕起伏的还有慧仙，慧仙是个漂亮的姑娘，因母亲下落不明被船民收养。小姑娘很会察言观色，地区文艺宣传队到民间选角时，从宣传委员宋老师的大衣看出她非官即演员，在他们面前极力表现自己，被选上出演李铁梅，挑着红灯笼在花车上游行，一路风光无限。后来因与同事不和被迫回乡，再加上得罪了柳部长的孙子，接二连三的惹祸之后，主任赵春堂命令她在理发店里改造。由此可见，普通人的命运掌握在当权者的手里，一旦失去了“血统”和“角色”，个体生存就会步履维艰。 2.权力使人性扭曲
在毕飞宇的《平原》中，权力是把双刃剑，它不仅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也能给当权者带来灾难。原支部书记王连方因作风问题被撤职，由南京知青吴蔓玲接替。吴蔓玲虽是城里人，却没有丝毫的架子，来到王家庄很实干，在酒桌上与革委会洪主任斗智斗勇，为王家庄拿下了东风牌柴油机和水泵，在村里建立了威信。而洪主任的一句“前途无量”，使她留在王家庄的决定无比坚定，放弃了一次次离开的机会。无论是男人抑或女人，拥有权力都是他们无所舍去的欲望，男人得到权力可以在村里耀武扬威，把女人当做玩物，女人坐在干部位置上，赢来的是无限的美誉和虚荣感的满足。权力给人带来众多复利的同时，也会让拥有者身陷权力的泥泞中，无法自拔，使其心理扭曲，丧失正常生活的可能。“长久父权制的结果是女性在政治体制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而女性要想获得权力通常需要经由两种途径：向男人献身或者自我男性化。”[6]而女性在追求欲望和权力时，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代价。吴蔓玲虽然在工作上顺风顺水，但个人情感却始终没有着落，在好友志英的婚礼上，因新郎看新娘的一个充满爱意的眼神，心里滋生出许多悲凉来，她嫉妒志英长相普通却得到了一个如此深爱她的男人，然而从来没有小伙子用这样的眼光看自己。更可悲的是，因其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要做乡下人和男人，不做城里人和女人，她变得又土又邋遢。自己内心的情欲无人诉说又无法发泄，只好在狗身上寻求生理的慰藉。吴蔓玲喜欢年轻有力量的端方，可端方接近她只是想获得去当兵的名额，吴蔓玲本想给端方表露心声，端方却以为她生了气，竟跪下给这位女书记磕头，还说“来世我给你做狗，给你看门”。面对权力，在家里顶天立地，在外面是混混头子的端方，可以抛弃骨气和尊严，在女支书面前如此软弱，可见权力对人的威慑，人对权力的迷拜。混世魔王知道自己被吴蔓玲选去当兵的希望渺小，通过强奸威胁吴蔓玲把名额给他。为了达到目的，人性的丑恶可见一斑。
“权力是原罪，欲望是原罪，受罚的是永远的‘个体’。”[7]《河岸》与《平原》以民间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叙述，表现了乡村政权对村民的戕害。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官本位”在广大农村的影响根深蒂固，尤其在政治范化的年代，村民对权利的崇拜，对强权政治的认同与畏惧，是导致基层权力异化以及人性发生畸形的原因。
三.邻里关系：乡村伦理与生存状态的显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说到，“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8]乡土社会以人为基本单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构成了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河岸》和《平原》中有不少关于家庭以及邻里关系的书写，从乡村的人际交往，能够折射出特定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伦理观念和价值选择。
1.“身份意识”下的斗争
邻里关系最能反映出乡村的生活日常和人们的生存状态。《河岸》中描写了两类村民，一类是在岸上，在乡村政治的统领下生活，宣扬毛主席语录，大搞政治批斗和经济建设，人与人之间是一種斗争的状态;一类是在河上，是小说的主要村民，他们因犯了错误被乡村政治所驱逐当了船民，被主流世界所排斥，无法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被边缘化了的他们彼此取暖又藏污纳垢。船民对于库文轩父子俩很是包容和照顾，父亲两次自残，都是船民奔波相助。在收养慧仙上，船民们都抱有很大的热情，即使慧仙出名后疏离船民，他们并没有责怨，心理还牵挂着慧仙。而表面邻里之间风平浪静，但彼此之间又心存积怨，孙喜明的女人和樱桃母亲在讨论慧仙抚养权时，起了摩擦，于是把存在心里的对方的污点全都吵了出来。船民通过对别人善意的帮助，渴求洗得到心灵的救赎，但却始终无法抹去积藏心底的过往与尘埃，可见“身份意识”在村民心中的烙印之深。
2.“看与被看”的冷漠
而在《平原》中，村民彼此之间个更像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在精神匮乏、缺少娱乐的年代，“东家长西家短”成了茶余饭后主要的消遣方式。《平原》中有几次事件引来较大的围观，第一次是大棒子死了，佩全来找网子，来这里围观的村民充当的是裁判，“人就是这样，首先要有东西看，看完了，他们就成了最后的裁判。而这个裁判向来都是向着吃亏的一方的。”[9]他们的评判标准是谁被打得惨谁将被同情和原谅。村民们不像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他们用出于本能的情感尺度来去衡量是非对错。第二次是三丫的死，几乎召集了全村所有的人。三丫假装喝了农药，后来被赤脚医生兴隆用肥皂水灌肠而死，这种死亡方式在农村很常见。之所以引来这么多看客，是因为这个故事更具有戏剧性，荡气回肠的爱情在面临生离死别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必然会上演非常精彩的一幕。这种“看与被看”是乡村邻里之间突出的相处模式，村民对别人的家事充满好奇，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极度空虚，需要用其他事情来刺激自己的感官兴奋。“庄稼人的心中只有他们自己”，村民对国家、集体等概念是模糊的，对于“国家”的理解基于最熟悉的“粮食”，粮食到哪，那个地方就是国家。对于人生目标和生命价值的理解更是一种混沌的状态，他们在熟悉的乡村道德规约下行事，在日常琐碎中消磨着生命。
学者汪政指出，“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面貌是其相应的日常生活的总和，它蕴藏着特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风俗习惯、流行时尚以及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是某一范围人们生活的生态史和风俗史。”[10]这个两部作品没有进行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记忆”与“想象”对历史进行了日常化处理，苏童通过描写人所遭受的罪与罚来对历史进行戏谑、反讽，毕飞宇借助荒诞的历史背景诉说了人因欲望而产生的异化。这两部小说通过对鲜活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挖掘人在特殊年代的人生境遇以及生存状态，探究乡村的运行规律以及历史存在的意义，体现了作家对生活感知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视角。
参考文献
[1]苏童.虚构的热情[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3.
[2]苏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
[3]王德威.河与岸——苏童《河岸》[J].当代作家评论，2010，（1）：50-52.
[4][9]毕飞宇.平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38.
[5]吴宁.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思辨及其评价[J].南京社会科学，2007，（12）：23-29.
[6]陈树萍.乡村政治生态的体制性与民间性——以《玉米》、《平原》为中心的“王家庄”叙事之考察[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6-100.
[7]吴义勤.罪与罚——评苏童的长篇新作《河岸》[J].扬子江评论，2009，（3）：3-7.
[8]费孝通.乡土中国[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41.
[10]汪政.王家庄日常生活研究——毕飞宇《平原》札记[J].南方文坛，2005，（6）：40-13.
项目基金：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项目“新世纪‘农民在村’小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20XKT757。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河岸》 《平原》 历史 乡村日常
新时期以来，“文革”记忆与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代作家写作的精神资源。其中诸多作品或是对“文革”历史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或是控诉个体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身体苦难和精神伤害。《河岸》与《平原》是苏童和毕飞宇在新世纪完成的关于“文革乡村社会”的小说，与主流“文革”作品不同，历史只作为一个“虚化”的背景，作者更加关注乡村内部空间人与人的日常交往，从日常的纹理中挖掘人的心理结构、生存状态，揭露权力笼罩下人性的异变，构成了苦难和希望交织，温情和冷漠共存的景观。
一.乡村风物：痛苦生活和精神焦虑的载体
丁帆曾指出，地方色彩和风俗画展示是乡土小说最重要的特征。长篇小说《河岸》与《平原》以文革影响下的乡村为背景，作者以记忆中的家乡作为小说人物的活动场所，展现了家乡的自然风物，具有象征意义和独特韵味。同时也为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了生存的寓所，精神的发源地。
1.承载生命、记录历史的河流
苏童在苏州小镇长大，姑苏城是典型的江南城市，气候的梅雨与潮湿孕育着文学的多愁和阴郁，在他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者对故乡风物的描写与想象。河流是苏童小说中常出现的意象，在《罂粟之家》《水鬼》中，河流承载着一个家族的秘密和苦难。苏童曾在《河流的秘密》中提到，“从记事起，我从后窗看见的就是一条压抑的河流，一条被玷污的河流，一条患了思乡病的河流。”[1]作者将童年的记忆融入小说的创作中，赋予河流象征意义，它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时间的载体、历史的见证者。《河岸》的开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向阳船队一年四季来往于金雀河上，所以，我和父亲的方式更加接近鱼类，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我们的世界是一条奔涌的河流，狭窄而绵长，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滴水，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2]
河流滔滔而下体现了时间雄浑、生活博大的气质，这是对循环日常的一种敬畏，但通过船队破流而下来突破这种循环，渴望能够拥有连绵的远方和开阔未来。“历史正如他小说中的河流一样，深沉、混沌、神秘，拒绝岸的桎梏，却又随着岸形成不得不然的流向。”[3]奔涌向前的河流作为一种历史的象征，意味着在一个单调、贫乏、处处受压抑的环境当中，人们对生活仍存有希望。正因为生活的普遍黑暗和广泛压抑才使得这种愿望显得可贵却又困难重重。从邓少香、库文轩父子以及慧仙等人在“河”与“岸”的人生中，我们能体会到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身不由己，然而无论在怎样阴暗的时代，生活中都残留一丝美好和希望。河流作为一种象征，浸润了作家对生活的热爱与生活自身沉重的复杂感慨。
2.充满希望、暗含艰苦的麦田
毕飞宇出生在苏北兴化乡村，兴化处于江淮之间，里下河腹地，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片土地有着广阔的平原，有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在兴化乡村的童年经历对毕飞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乡野田间的风景和农民耕种收割的场面萦绕在作家脑海里：“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4]
《平原》开篇这一段舒缓、闷热又空旷的麦田描写，蕴含着庄稼人对丰收的期望，也透露着庄稼人生活的艰难，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的单一事物上，他们的内心空洞而又乏味。“自在的日常生活具有惰性和保守性，日常生活世界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往往会成为阻碍个体化的因素。”[5]村民在琐碎日常中日渐麻木、同化，消磨着生命，无法追求人生的更高层次。在收割歇息间，相邻之间开个荤段子，几个“女将”调戏队长，小姑娘在旁边害羞拘谨，而结婚后也会像那些妇女一样，这些都成了他们习焉不察的日常。麦子熟了割，割了种，周而复始，人也一样生活得循规蹈矩。而庄稼人的出路在哪里？在追求出路、满足欲望的同时要付出哪些代价？这些乡村日常生活碎片，暗含着农民生活的困苦以及精神上所受的伤害。
苏童以“河流”作为历史的象征，表达了对历史的质疑，渴望从阴暗的环境中开辟一个新的未来。毕飞宇从乡野劳作中，发现了农民对历史的浑然不觉，他们内心空洞无比，在琐碎中消磨着生命。无论是河流抑或麦田，这些具有地方色彩的自然风物，充满着“失落”和“疼痛感”，折射出了特殊历史下的乡村的状况：人生的困苦与艰难、命运的挣扎与无望。
二.乡村权力：乡村民间话语的领导核心
乡村权力是乡土社会的核心话题，极大影响着乡村的日常生活，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改变着人们的生命轨迹。《河岸》与《平原》不约而同的以民间化的叙事立场，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乡村政治权利给人的心理留下的深刻烙印，表现了畸形的政治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
1.权力掌控个人命运
在《河流》中，库文轩凭借烈属的身份过上了优越体面的生活，做了许多风流事。文革翻案，“历史问题”加上“作风问题”被揭露，身份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而最先变化的是妻子乔丽敏对他的态度，乔丽敏曾为摆脱屠夫女儿的身份离家出走来到油坊镇，最初与库文轩结合是因为看到了他的血统和前途。丈夫失势后，乔丽敏开始对丈夫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惩罚，逼问丈夫身体所犯下的罪行，并记在本子上。在认清形势后，她告诉儿子库东亮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随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们父子俩。儿子库东亮也在父亲出事后一下子变成了“空屁”，父亲的命运牵动着一家人的命运，作为一家之主，若没有权利的加持，他的存在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可以看出权力在人心中的位置之重。同样人生命运跌宕起伏的还有慧仙，慧仙是个漂亮的姑娘，因母亲下落不明被船民收养。小姑娘很会察言观色，地区文艺宣传队到民间选角时，从宣传委员宋老师的大衣看出她非官即演员，在他们面前极力表现自己，被选上出演李铁梅，挑着红灯笼在花车上游行，一路风光无限。后来因与同事不和被迫回乡，再加上得罪了柳部长的孙子，接二连三的惹祸之后，主任赵春堂命令她在理发店里改造。由此可见，普通人的命运掌握在当权者的手里，一旦失去了“血统”和“角色”，个体生存就会步履维艰。 2.权力使人性扭曲
在毕飞宇的《平原》中，权力是把双刃剑，它不仅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也能给当权者带来灾难。原支部书记王连方因作风问题被撤职，由南京知青吴蔓玲接替。吴蔓玲虽是城里人，却没有丝毫的架子，来到王家庄很实干，在酒桌上与革委会洪主任斗智斗勇，为王家庄拿下了东风牌柴油机和水泵，在村里建立了威信。而洪主任的一句“前途无量”，使她留在王家庄的决定无比坚定，放弃了一次次离开的机会。无论是男人抑或女人，拥有权力都是他们无所舍去的欲望，男人得到权力可以在村里耀武扬威，把女人当做玩物，女人坐在干部位置上，赢来的是无限的美誉和虚荣感的满足。权力给人带来众多复利的同时，也会让拥有者身陷权力的泥泞中，无法自拔，使其心理扭曲，丧失正常生活的可能。“长久父权制的结果是女性在政治体制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而女性要想获得权力通常需要经由两种途径：向男人献身或者自我男性化。”[6]而女性在追求欲望和权力时，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代价。吴蔓玲虽然在工作上顺风顺水，但个人情感却始终没有着落，在好友志英的婚礼上，因新郎看新娘的一个充满爱意的眼神，心里滋生出许多悲凉来，她嫉妒志英长相普通却得到了一个如此深爱她的男人，然而从来没有小伙子用这样的眼光看自己。更可悲的是，因其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要做乡下人和男人，不做城里人和女人，她变得又土又邋遢。自己内心的情欲无人诉说又无法发泄，只好在狗身上寻求生理的慰藉。吴蔓玲喜欢年轻有力量的端方，可端方接近她只是想获得去当兵的名额，吴蔓玲本想给端方表露心声，端方却以为她生了气，竟跪下给这位女书记磕头，还说“来世我给你做狗，给你看门”。面对权力，在家里顶天立地，在外面是混混头子的端方，可以抛弃骨气和尊严，在女支书面前如此软弱，可见权力对人的威慑，人对权力的迷拜。混世魔王知道自己被吴蔓玲选去当兵的希望渺小，通过强奸威胁吴蔓玲把名额给他。为了达到目的，人性的丑恶可见一斑。
“权力是原罪，欲望是原罪，受罚的是永远的‘个体’。”[7]《河岸》与《平原》以民间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叙述，表现了乡村政权对村民的戕害。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官本位”在广大农村的影响根深蒂固，尤其在政治范化的年代，村民对权利的崇拜，对强权政治的认同与畏惧，是导致基层权力异化以及人性发生畸形的原因。
三.邻里关系：乡村伦理与生存状态的显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说到，“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8]乡土社会以人为基本单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构成了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河岸》和《平原》中有不少关于家庭以及邻里关系的书写，从乡村的人际交往，能够折射出特定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伦理观念和价值选择。
1.“身份意识”下的斗争
邻里关系最能反映出乡村的生活日常和人们的生存状态。《河岸》中描写了两类村民，一类是在岸上，在乡村政治的统领下生活，宣扬毛主席语录，大搞政治批斗和经济建设，人与人之间是一種斗争的状态;一类是在河上，是小说的主要村民，他们因犯了错误被乡村政治所驱逐当了船民，被主流世界所排斥，无法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被边缘化了的他们彼此取暖又藏污纳垢。船民对于库文轩父子俩很是包容和照顾，父亲两次自残，都是船民奔波相助。在收养慧仙上，船民们都抱有很大的热情，即使慧仙出名后疏离船民，他们并没有责怨，心理还牵挂着慧仙。而表面邻里之间风平浪静，但彼此之间又心存积怨，孙喜明的女人和樱桃母亲在讨论慧仙抚养权时，起了摩擦，于是把存在心里的对方的污点全都吵了出来。船民通过对别人善意的帮助，渴求洗得到心灵的救赎，但却始终无法抹去积藏心底的过往与尘埃，可见“身份意识”在村民心中的烙印之深。
2.“看与被看”的冷漠
而在《平原》中，村民彼此之间个更像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在精神匮乏、缺少娱乐的年代，“东家长西家短”成了茶余饭后主要的消遣方式。《平原》中有几次事件引来较大的围观，第一次是大棒子死了，佩全来找网子，来这里围观的村民充当的是裁判，“人就是这样，首先要有东西看，看完了，他们就成了最后的裁判。而这个裁判向来都是向着吃亏的一方的。”[9]他们的评判标准是谁被打得惨谁将被同情和原谅。村民们不像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他们用出于本能的情感尺度来去衡量是非对错。第二次是三丫的死，几乎召集了全村所有的人。三丫假装喝了农药，后来被赤脚医生兴隆用肥皂水灌肠而死，这种死亡方式在农村很常见。之所以引来这么多看客，是因为这个故事更具有戏剧性，荡气回肠的爱情在面临生离死别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必然会上演非常精彩的一幕。这种“看与被看”是乡村邻里之间突出的相处模式，村民对别人的家事充满好奇，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极度空虚，需要用其他事情来刺激自己的感官兴奋。“庄稼人的心中只有他们自己”，村民对国家、集体等概念是模糊的，对于“国家”的理解基于最熟悉的“粮食”，粮食到哪，那个地方就是国家。对于人生目标和生命价值的理解更是一种混沌的状态，他们在熟悉的乡村道德规约下行事，在日常琐碎中消磨着生命。
学者汪政指出，“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面貌是其相应的日常生活的总和，它蕴藏着特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风俗习惯、流行时尚以及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是某一范围人们生活的生态史和风俗史。”[10]这个两部作品没有进行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记忆”与“想象”对历史进行了日常化处理，苏童通过描写人所遭受的罪与罚来对历史进行戏谑、反讽，毕飞宇借助荒诞的历史背景诉说了人因欲望而产生的异化。这两部小说通过对鲜活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挖掘人在特殊年代的人生境遇以及生存状态，探究乡村的运行规律以及历史存在的意义，体现了作家对生活感知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视角。
参考文献
[1]苏童.虚构的热情[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3.
[2]苏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
[3]王德威.河与岸——苏童《河岸》[J].当代作家评论，2010，（1）：50-52.
[4][9]毕飞宇.平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38.
[5]吴宁.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思辨及其评价[J].南京社会科学，2007，（12）：23-29.
[6]陈树萍.乡村政治生态的体制性与民间性——以《玉米》、《平原》为中心的“王家庄”叙事之考察[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6-100.
[7]吴义勤.罪与罚——评苏童的长篇新作《河岸》[J].扬子江评论，2009，（3）：3-7.
[8]费孝通.乡土中国[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41.
[10]汪政.王家庄日常生活研究——毕飞宇《平原》札记[J].南方文坛，2005，（6）：40-13.
项目基金：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项目“新世纪‘农民在村’小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20XKT757。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