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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中国武器制式纷乱，成为中国武备孱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政府建立兵工署以后，致力于武器制式统一，抗战前在德国的援助下建立了德系生产标准。抗战后，军工系统试图向美系制式转型，由此引起了武器制式的再度混乱，形成了德、日、美三种生产体系杂糅的局面，不仅造成了军工生产的纷乱，还直接给国民党军队作战带来消极影响。
关键词：兵工署 武器制式 弹药
近代以来，由于地方势力的增长，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地方大员们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喜好从不同的国家购买生产设备，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武器制式无法整齐划一。清朝末年，清廷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军工领域分散性对国家武备的危害，试图加以整顿，但因为清王朝灭亡而不了了之。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各派力量背后有着不同的帝国主义背景，军阀们从支持自己的列强手中购买装备，武器制式的统一更成为一种奢望。
一、德国标准的逐步确立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1928年建立了隶属于军政部的兵工署，开始了武器生产制式统一的进程。当时，兵工署在武器制式方面并没有具体规划，只是努力逐步将地方兵工厂置于中央的统一管辖之下。直至1932年，国民政府方邀请军工专家进行了武器制式标准的讨论，并印成《制式兵器会议记录》一册，不过此次会议的成果仅止于理论研讨和小规模试验。由于这些武器制式标准是技术人员制定的，没有征求作战部队、训l练机构的意见，在实际生产中发现与国防需要有不少看抵牾之处。1934年12月，军政部逐步意识到国内武器制式纷乱的弊端，“案查一国之兵器制式，概须先依本国国防计划战术上之要求诸元，再研究试验技术之可能性，并参以国力、人力、战力、机械力、交通设备，及世界之趋势，以为规定，尤须能制造，或仿造为标准。现在我国兵器……即平时以无规定之制式兵器，对于编制之厘定，操典之编纂，均无一定之标准。乃至聘某一国之顾问，即购某一国之兵器，亦即采用其编制与操典，殊失建军之本义。”为此，军政部召集相关单位参谋本部、兵工署、各军兵种、军事院校、训练机构进行了详细讨论，最后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当时的武器生产情况，将主战武器中口径定为7.9毫米，事实上采用德国武器生产制式的标准。
国民政府采用德系标准，绝非偶然，除虑及中国国情以外，主要是考虑从德国获取军工生产技术的现实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因其战败国的身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剧降，国内普遍存在着不满的情绪。为解除凡尔赛体系束缚，德国积极在国际舞台活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了加大对华影响力，德国政府向中国派出了高级别的军事顾问团。根据德国历史学家迈勒尔的考证，他们在华的任务包括：“运用普鲁士——德国军队的建设经验来组建中国武装部队；在中国的环境里检验德国武器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而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本侵略的威胁和绞杀国内红军力量，从德国采购了大量军火，请德国顾问制定战术和训练军队，在这种情形下，两国在军工领域的合作逐步从贸易方面延伸到了制造领域。
1935年初，德国政府为扩张其武器市场和军工设备市场，也为了密切对华关系，对华输出了大量武器生产图纸，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兵工署所属工厂的军工制造水平。在德国兵工署的帮助下，兵工署改变了此前实物仿制的武器制造路径，得以对此前不合规范的武器进行精确化改良，“汉造步枪原系仿德国八八式步枪，适用圆头弹，现已向德国‘鲁唯’厂(汉厂枪厂系该厂设计，机器亦购自该厂)索得八八式步枪原图，与汉厂现造步枪比较，发现汉厂已将枪管部分设计加以变更，按原图枪管外有套筒，汉厂现造者无套筒，而将枪管加厚，与九八式相仿，惟枪管内部尺寸(如弹房、口径、来复线等)暨表尺，则仍系八八式，现拟将上项尺寸及表尺，改与九八式同，俾可通用尖弹，同时并设计改用桥夹，以后步枪子弹可逐渐统一矣。”德国方面还赠送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的图纸，包括有马克沁式重机关枪之全套工作图样、七九圆头及七九尖头子弹工作图样及检验规格，特种枪弹、钢心弹SMK及钢心曳光弹工作图样等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主要兵器的生产标准得以与德国看齐。
1935年，汉阳兵工厂开始生产仿“毛瑟”98型的“中正式”步枪，南京兵工厂生产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沁”机关枪，巩县兵工厂扩建后，投产德国人设计的迫击炮。此外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一位军械专家的指导下，在巩县还建立了一座防毒面具厂。1938年，兵工署在株洲建立一座由全套德国设备组成的全新兵工厂，生产20、37、75、100毫米大炮及炮弹。1935—1937年间，兵工署建立的几个研究机构——理化研究所、弹道研究所、防毒处和化学品组，德国顾问也起了重要作用，兵工署的各种图表一律使用中德两种文字，并以德国的工业规范为标准。
在此过程中，中央各兵工厂确立德系标准较为顺利，但是地方军阀控制的军工厂则有意无意的抵制军工统一，阎锡山借口债务问题抵制合并，陈济棠则我行我素，自行与德国方面合作建设火炮厂。抗战爆发，太原兵工厂大部机械沦入日军手中。而陈济棠在两广事变中下野，其创建的广东兵工厂被兵工署接管。
随着抗战进行，各兵工厂相继西迁，兵工署对各工厂的专业进行了相关调整，相同部类武器被整合到一个兵工厂当中，国民政府在军工生产领域基本确立德系标准。抗战八年中，大后方军事工业基本沿用了这一体系，保障了国军基本的轻武器需求，有力的支持了抗战。
二、战后受降与对日系武器的改造
抗战时期，由于中国军工生产能力相对较弱，仅能维持轻武器的基本需求，在重装备方面不得不寻求外国援助，外来弹药的输入量增加，“因械弹种类之增加，又形复杂”。抗战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的方式宣告结束，国民政府因此得以获取日军大量的武器弹药。通过受降，国民政府共接收日军战俘128.3万人，缴获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各种火炮12446门，战车305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4964辆，其他车辆13041辆，飞机1068架，军舰19艘，炮舰艇359艘，轮船76艘，汽艇1447艘。日系武器的制式与中国方面是不同的，其马、步枪以65和77口径为主，而迫击炮采用的是81口径，与中方采取的82口径也有细微差别。
为解决上述难题，国民政府迅速对日系武器进行了整理，“敌军投降时所缴武器，至为零乱，零附件散置各处，自应集中整修，务使物尽其用，而补不足。除一部份责由就近地区兵工厂整修外，并分区设立整修处，俾专责成综计整修完成者，已有四十六万余件，经分别存储配发。”为有效利用日系武备，兵工署确立了以下方针：(一)轻兵器择优换补战列及勤务部队，较次者补充地方团队；(二)重兵器换装战列部与要塞；(三)无整修价值者交兵工厂利用。仅1946年度，“综计全年度换补战列部队及勤务部队轻兵器十八万四千余件、重兵器一千三百余件，补充地方团队轻兵器二十五万四千余件，军事机关学校轻兵器一万二千余件。”上述措施虽充实了地方武装力量，却也令国内武器制式再度纷乱。 抗战结束后，为接收沦陷区兵工厂，国民政府先后组建了京沪区兵工厂接收处、平津区兵工厂接收处、广州区兵工厂接收处、东北区兵工厂接收委员会等四大接收机构分片接收日占区的兵工厂，后来这四个机构先后更名为第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兵工厂，其下辖地区的兵工厂则成为上述机构的分支机构。上述兵工厂经日方经营多年，拥有较为强大和完整的生产能力，形成了另外一种生产体系。
为使国内作战兵器制式重新归于统一，兵工署专门研究了日系装备的改造问题，主要措施是对其进行利用和改装。兵工署在改装日系武器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有装备的零、部件，并且考虑了与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如日造九二式重机枪的改造就是如此，“我国南北气候及地形相差悬殊，步机枪使用于寒带平原作战者，应择其弹道平伸、射程远大、机件简单坚牢、气冷式并且有优良之防尘装置者为合宜……兹为有利国军在北方平原寒带作战及便于弹药补给起见，爰将日九二式七七重机枪改为七九口径”。为减少费用，兵工署采取了最佳效费比的方案，“集中修理，不但运输烦杂，时间亦不经济，最理想者厥为另造七九枪管，分发于该机枪所在地，就地掉换使用，原枪骨仍可用以发射七七枪弹，可谓一举两得。”兵工署还对改造后的武器进行了较为仔细的精度试验和连发试验。对某些口径相差无几的武器，采取就地转化利用的方针。如使用国产八二迫击炮射击日系八一炮弹：“收缴日八一迫炮弹，京沪库存有拾万余颗(其他尚待查报)。为补弹药不足，经各项研究可用于国造八二迫炮，短距离试射成绩良好，长距离尚待另觅靶场。估计利用是项炮弹以十万颗计，可节公帑二十亿元。”国民政府对日系武器的利用，获得了不少的成果。通过改装，大多数日系武器都获得利用：子、日92式77重机枪，经设计改为79口径，用国造79枪弹试射，成绩甚佳，业已交厂大量改装。丑、日65、77口径步骑马枪，改为79口径之研究试造，已完成大量改装中。寅、日81迫炮弹用于国造82迫炮之研究试射已完成。卯、日92式15公斤杀伤弹改配弹索架，以适合美机应用之研究试造完成。辰、研究决定将日九七式驮鞍定为我国之统一式样。巳、日坦克车研究改装捷克轻机枪，使用结果良好。午、日式喷火器之改良利用，已全部完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执着于对日系武器的改造，兵工署虽然接受了沦陷区的大量兵工厂，却因为生产标准的变化，却无法让它们迅速发挥功能，造成了产能的巨大浪费。
三、向美系武器生产标准的转移
抗战期间，美国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国民党军不少部队接受了美式训练，装备了美式武器，成为国军的主力。自战争进行以来，由于中美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军事工业方面已经开始按照美方的质量标准要求来生产武器弹药，随着两国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加强，采用美国的武器制式标准就顺理成章了。
抗战后期，美国通过租借法案不仅向中方提供武器弹药成品，也供应原材料和军工器材设备。国民政府也有向美方靠拢的强烈愿望，在其国防工业三年计划大纲中，就打算利用美国技术人才的帮助来发展国内产业：“现在各种工矿事业同时并举，其中若干部门需要特有经验之技术人才。欲能争取时间迅收实效，宜趁此聘用美国专才，如机械工业。宜有美国专家共为促进，俾能从早制造汽车及其他主要工具，即战车制造亦更易早观成效。化学工业，中国基础最少，酸碱焦油等事，尤有国防意义，技术上亦需美国专材协助。冶炼工业，如钢铁铜硫及动力事业，如有专材，亦可增加效率。又甘肃油矿产额加多，拟增订设备加炼飞机汽油，以供空军之用，亦需聘用美国专材襄助建设。预计所用之美国人员为数不多，所费不至甚巨，而于工业建设之裨益实甚宏大，且可藉以增长中美经济合作之机会。”只不过受制于大后方交通的限制，美方没备无法及时运抵中国境内。抗战胜利后，交通运输的瓶颈不复存在，原先积存印度、缅甸等国的美式军工设备相继运至中国，军工系统内的美式设备大量增加。
战后，各兵工厂纷纷加大了向美国订购机器设备的力度。第五十厂炮厂原有设备简陋，抗战期间无法补充，1946年计划以制造山炮及一。五榴弹炮为目的，向美订购机器110部；第五十厂忠恕分厂原有精密机工具及翻砂设备尚感缺乏，拟向美订购一批；第二十一厂系战前若干老厂之迁并，其机器大部陈旧磨损，为补充其制造能力，经向美订购机器45部，工具42具……又该厂为计划自制各项工具机以为将来新厂扩充基础，拟向美订购精密机器设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成为军队的主战武器之一。国民政府自然也希望掌握该项武器的制造方法，兵工署试图以美军坦克为仿制蓝本：“标准式样，本署经多方考虑，轻型坦克以取美式M24，中型以暂取美式M4A3作标准为宜。”合作办法上，采取了完全依靠美方的方针：“本署迄今并无制造战车之经验与此项工作熟练之员工，为使进行顺利计，以采取与外国合作方式为基本原则：1.计划核准后，即由政府进行向合作国接洽，尽先遣送第一批人员出国(到)制造该项单件或部份或装配工厂见习；2.向各该处接洽，在送实习员时即以订购586套之坦克零件为交换条件，签字后十个月交三百套，二十个月后全部交清；3.厂房建妥后，第一批人员应即回国，前二年本厂以装就此三百辆轻坦克为工作目标，同时遣送第二批人员出国”。从人员培训、零配件供应等各个方面都依赖美国来进行。此外，兵工署还仿造美国的半自动步枪、火箭炮、无座力炮、火焰喷射器等武器，希望藉此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主要装备。上述措施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武器生产制式向美系标准转型。
四、生产体系转换的矛盾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受美军训练的军队数量增加，对美式武器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虽然美国方面不断予以弹药方面的援助，却依然不能满足国民党军庞大的需求。国民党军美械师在战场上多次由于弹药短缺而被解放军围歼，如整编66师、整编74师被歼部分原因即源于此。美式武器具有火力猛，杀伤力强等优点，但从另一方面就意味着弹药的需求量也大，对军工生产和后勤补给的要求极高，因此亟须在国内生产美式弹药，以供应前线所需，然而要实现德系生产标准和美系生产标准两者之间的转换却并非易事。
1946年5月，蒋介石曾经命令兵工署迅速补充美式0.3、0.303口径的子弹。而国内无法生产上述两种子弹，被迫多方购买：“据江杓在美代表过静宜电：加拿大可于剩余物资内供给0.303枪弹六十万发，次长俞曾与魏亚特将军谈0.303枪弹，魏面允叩电伦敦，查明可否于英存印剩余弹药中即拨0.303枪弹五千万发运华。0.303枪弹决定暂不筹造，至0.3枪弹一项，即积极准备筹造。”为制造0.3口径的子弹，国内兵工厂曾多方设法，然而该子弹的图纸方面残缺不全：“原仅自美获得0.3枪弹成品检验样板图、枪弹工具图、尖弹制造图，尚缺工具样板图、子夹及子火工具图、验收规格、子夹样板及子夹工具样板图等，经依据实样及要求条件，逐次设计绘制补充，并全部译成中文，将附注尺寸改成公制。”机器设备也需要改造：“第二十、十一两厂枪弹机器原为制造79枪弹者，故筹造0.3枪弹时，冲压及较量机器均须予以改装，冲模、冲头、具、工作样板、 检验样板、对板等均须全部从新制造。”并且生产还受到原材料的限制：“国内无0.3枪弹弹头钢盂，初经第20、11两厂试用79尖弹钢盂代替，结果失败。继试用79重尖弹钢盂代替，卒获成功，但国内此项79重尖弹钢盂存量不多，正向美采购0.3钢盂，如能如期源源运到，则不致影响出品。”新造这种弹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分电诏第二十厂及第十一厂迅筹改制0.3枪弹需时若干，五月十八获第二十厂复电，改制需时九个月(如自造样板需十五个月)，八月九日第十一厂呈复制造所主任文湘屏拟具筹造计划，准备时间需时四个月”。受到美式弹药供应短缺的冲击，国民党军前线部队甚至不得不重新更换国产武器。国内生产美式弹药不仅在原材料等方面无法满足需求，时间上也很成问题。为缓解上述难题，国民政府一度打算购买加拿大蒙特利尔Vendure兵工厂，以生产0.303口径的子弹。
虽然采取了设厂制造的办法，但建厂需要一定的周期，缓不济急。美式武器的弹药补充依然存在巨大漏洞。因此国民政府在补充部队弹药时，不再优先考虑美式装备，而宁愿以国产或者是日式兵器补充：“以后美械弹药接济困难，国械部队不再以美械补充，同时技制两司将美械制式从速绘出，有不明了处询问美方，以便将来自制弹药补给；东北、华北区接收械弹武器，从速调配呈报。以后本照两个原则，正规军以自制械弹补充，其他以接收器械补充。台湾所接收械弹，迅予签请全部运来分配。”并逐步将美式装备改为国产装备：“以后美械之补充如何，不可得知，除日械部队改换国械外，亦应准备，以国械换补一部分美械。”到1947年，国防部原计划换装美日械装备各四个军，不过实际上只完成了部分任务：“美械装备之整十一师、整七十四师、整四十四旅，日械装备之整八十八师、整十八、整六十九两师之一部，均经七九口径国械换装完成。”各种武器的混杂，给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造成很大压力，也影响其战斗力的提升：“国军轻重武器，因来源不同，制式口径各异，于教育补给两感不便，自不待言。惟来源有限，经常补给浩繁，各项武器无法大宗控存，对于统一制式口径，只能寓调整于补给之中，而不能适时按师以上之大单位彻底调换。”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军的武器弹药保障。
五、武器制式混乱的后果
战后三种武器装备的杂糅和生产体系的杂乱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抗战前，国民政府已经事实上形成了德式生产体系，各主要兵工厂的生产制式大多已经完成改造，由于德国兵工署赠送的图纸，德国标准逐步成为国民政府武器的制式标准。德式武器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国民党军的主要武器装备。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日趋紧密，接收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很多部队接受了美式训练，再加上战后与美方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国产的武器生产标准向美国靠拢也顺理成章。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则带来了大量日式武器及其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拥有了三种武器生产体系。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日两国成为战败国，被解除了武装，再采用上述两国的武器制式将无法获得技术上的后续支持。美国与中国关系密切，且大力支持中国政府，国民政府有望从美国获得先进的武器生产技术，所以改造日系装备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不过改造过程却远较设想复杂，国民政府为日系装备的改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为供应国军美式武器的消耗，也要花费时间对设备进行改造，国内原有的庞大德式军工系统，又因为战时需求紧迫无法更换，形成了非常尴尬的局面。三种武器生产体系混杂，给国民党军的后勤保障造成了巨大压力。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军工生产策略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假如当时能够保留日式的生产体系，以此来供应日系装备的部队，而以国产装备补充国械部队，适当地引进美式装备，就能够利用日占区庞大的军工生产系统，部队也能够及时获得补给。三种体系就不会发生冲突和杂糅，军工生产不至于影响战争进程。众所周知，美式武器装备的特点是自动武器多，弹药消耗量巨大，工业生产先进、资源丰富的国家采用这种类型装备，军队容易形成火力优势；但工业生产落后、资源贫乏的国家一旦使用这些武器，将对后勤补给造成巨大压力，这也是日本在战争时期宁愿将步兵主战武器定位为步枪的重要原因。中国当时恰好是兵工原材料缺乏、工业生产落后的国家，使用美式装备不啻足沉重的负担。
对国民政府军事工业来说，比较恰当的办法是在一段时间内保留日系和国产两种武器生产体系，分别补给装备两种武器的作战部队，待国内战争结束后，再谋求实现以国产体系取代日系，如此既可以保障军队的武器弹药供应，也能避免军工行业的内耗。由此可见，军工建设要考虑本国的实际生产能力，注重形成系统性，而不能与最发达国家盲目攀比，否则将不利于国家的军备建设。
责任编辑 林建曾
关键词：兵工署 武器制式 弹药
近代以来，由于地方势力的增长，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地方大员们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喜好从不同的国家购买生产设备，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武器制式无法整齐划一。清朝末年，清廷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军工领域分散性对国家武备的危害，试图加以整顿，但因为清王朝灭亡而不了了之。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各派力量背后有着不同的帝国主义背景，军阀们从支持自己的列强手中购买装备，武器制式的统一更成为一种奢望。
一、德国标准的逐步确立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1928年建立了隶属于军政部的兵工署，开始了武器生产制式统一的进程。当时，兵工署在武器制式方面并没有具体规划，只是努力逐步将地方兵工厂置于中央的统一管辖之下。直至1932年，国民政府方邀请军工专家进行了武器制式标准的讨论，并印成《制式兵器会议记录》一册，不过此次会议的成果仅止于理论研讨和小规模试验。由于这些武器制式标准是技术人员制定的，没有征求作战部队、训l练机构的意见，在实际生产中发现与国防需要有不少看抵牾之处。1934年12月，军政部逐步意识到国内武器制式纷乱的弊端，“案查一国之兵器制式，概须先依本国国防计划战术上之要求诸元，再研究试验技术之可能性，并参以国力、人力、战力、机械力、交通设备，及世界之趋势，以为规定，尤须能制造，或仿造为标准。现在我国兵器……即平时以无规定之制式兵器，对于编制之厘定，操典之编纂，均无一定之标准。乃至聘某一国之顾问，即购某一国之兵器，亦即采用其编制与操典，殊失建军之本义。”为此，军政部召集相关单位参谋本部、兵工署、各军兵种、军事院校、训练机构进行了详细讨论，最后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当时的武器生产情况，将主战武器中口径定为7.9毫米，事实上采用德国武器生产制式的标准。
国民政府采用德系标准，绝非偶然，除虑及中国国情以外，主要是考虑从德国获取军工生产技术的现实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因其战败国的身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剧降，国内普遍存在着不满的情绪。为解除凡尔赛体系束缚，德国积极在国际舞台活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了加大对华影响力，德国政府向中国派出了高级别的军事顾问团。根据德国历史学家迈勒尔的考证，他们在华的任务包括：“运用普鲁士——德国军队的建设经验来组建中国武装部队；在中国的环境里检验德国武器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而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本侵略的威胁和绞杀国内红军力量，从德国采购了大量军火，请德国顾问制定战术和训练军队，在这种情形下，两国在军工领域的合作逐步从贸易方面延伸到了制造领域。
1935年初，德国政府为扩张其武器市场和军工设备市场，也为了密切对华关系，对华输出了大量武器生产图纸，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兵工署所属工厂的军工制造水平。在德国兵工署的帮助下，兵工署改变了此前实物仿制的武器制造路径，得以对此前不合规范的武器进行精确化改良，“汉造步枪原系仿德国八八式步枪，适用圆头弹，现已向德国‘鲁唯’厂(汉厂枪厂系该厂设计，机器亦购自该厂)索得八八式步枪原图，与汉厂现造步枪比较，发现汉厂已将枪管部分设计加以变更，按原图枪管外有套筒，汉厂现造者无套筒，而将枪管加厚，与九八式相仿，惟枪管内部尺寸(如弹房、口径、来复线等)暨表尺，则仍系八八式，现拟将上项尺寸及表尺，改与九八式同，俾可通用尖弹，同时并设计改用桥夹，以后步枪子弹可逐渐统一矣。”德国方面还赠送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的图纸，包括有马克沁式重机关枪之全套工作图样、七九圆头及七九尖头子弹工作图样及检验规格，特种枪弹、钢心弹SMK及钢心曳光弹工作图样等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主要兵器的生产标准得以与德国看齐。
1935年，汉阳兵工厂开始生产仿“毛瑟”98型的“中正式”步枪，南京兵工厂生产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沁”机关枪，巩县兵工厂扩建后，投产德国人设计的迫击炮。此外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一位军械专家的指导下，在巩县还建立了一座防毒面具厂。1938年，兵工署在株洲建立一座由全套德国设备组成的全新兵工厂，生产20、37、75、100毫米大炮及炮弹。1935—1937年间，兵工署建立的几个研究机构——理化研究所、弹道研究所、防毒处和化学品组，德国顾问也起了重要作用，兵工署的各种图表一律使用中德两种文字，并以德国的工业规范为标准。
在此过程中，中央各兵工厂确立德系标准较为顺利，但是地方军阀控制的军工厂则有意无意的抵制军工统一，阎锡山借口债务问题抵制合并，陈济棠则我行我素，自行与德国方面合作建设火炮厂。抗战爆发，太原兵工厂大部机械沦入日军手中。而陈济棠在两广事变中下野，其创建的广东兵工厂被兵工署接管。
随着抗战进行，各兵工厂相继西迁，兵工署对各工厂的专业进行了相关调整，相同部类武器被整合到一个兵工厂当中，国民政府在军工生产领域基本确立德系标准。抗战八年中，大后方军事工业基本沿用了这一体系，保障了国军基本的轻武器需求，有力的支持了抗战。
二、战后受降与对日系武器的改造
抗战时期，由于中国军工生产能力相对较弱，仅能维持轻武器的基本需求，在重装备方面不得不寻求外国援助，外来弹药的输入量增加，“因械弹种类之增加，又形复杂”。抗战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的方式宣告结束，国民政府因此得以获取日军大量的武器弹药。通过受降，国民政府共接收日军战俘128.3万人，缴获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各种火炮12446门，战车305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4964辆，其他车辆13041辆，飞机1068架，军舰19艘，炮舰艇359艘，轮船76艘，汽艇1447艘。日系武器的制式与中国方面是不同的，其马、步枪以65和77口径为主，而迫击炮采用的是81口径，与中方采取的82口径也有细微差别。
为解决上述难题，国民政府迅速对日系武器进行了整理，“敌军投降时所缴武器，至为零乱，零附件散置各处，自应集中整修，务使物尽其用，而补不足。除一部份责由就近地区兵工厂整修外，并分区设立整修处，俾专责成综计整修完成者，已有四十六万余件，经分别存储配发。”为有效利用日系武备，兵工署确立了以下方针：(一)轻兵器择优换补战列及勤务部队，较次者补充地方团队；(二)重兵器换装战列部与要塞；(三)无整修价值者交兵工厂利用。仅1946年度，“综计全年度换补战列部队及勤务部队轻兵器十八万四千余件、重兵器一千三百余件，补充地方团队轻兵器二十五万四千余件，军事机关学校轻兵器一万二千余件。”上述措施虽充实了地方武装力量，却也令国内武器制式再度纷乱。 抗战结束后，为接收沦陷区兵工厂，国民政府先后组建了京沪区兵工厂接收处、平津区兵工厂接收处、广州区兵工厂接收处、东北区兵工厂接收委员会等四大接收机构分片接收日占区的兵工厂，后来这四个机构先后更名为第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兵工厂，其下辖地区的兵工厂则成为上述机构的分支机构。上述兵工厂经日方经营多年，拥有较为强大和完整的生产能力，形成了另外一种生产体系。
为使国内作战兵器制式重新归于统一，兵工署专门研究了日系装备的改造问题，主要措施是对其进行利用和改装。兵工署在改装日系武器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有装备的零、部件，并且考虑了与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如日造九二式重机枪的改造就是如此，“我国南北气候及地形相差悬殊，步机枪使用于寒带平原作战者，应择其弹道平伸、射程远大、机件简单坚牢、气冷式并且有优良之防尘装置者为合宜……兹为有利国军在北方平原寒带作战及便于弹药补给起见，爰将日九二式七七重机枪改为七九口径”。为减少费用，兵工署采取了最佳效费比的方案，“集中修理，不但运输烦杂，时间亦不经济，最理想者厥为另造七九枪管，分发于该机枪所在地，就地掉换使用，原枪骨仍可用以发射七七枪弹，可谓一举两得。”兵工署还对改造后的武器进行了较为仔细的精度试验和连发试验。对某些口径相差无几的武器，采取就地转化利用的方针。如使用国产八二迫击炮射击日系八一炮弹：“收缴日八一迫炮弹，京沪库存有拾万余颗(其他尚待查报)。为补弹药不足，经各项研究可用于国造八二迫炮，短距离试射成绩良好，长距离尚待另觅靶场。估计利用是项炮弹以十万颗计，可节公帑二十亿元。”国民政府对日系武器的利用，获得了不少的成果。通过改装，大多数日系武器都获得利用：子、日92式77重机枪，经设计改为79口径，用国造79枪弹试射，成绩甚佳，业已交厂大量改装。丑、日65、77口径步骑马枪，改为79口径之研究试造，已完成大量改装中。寅、日81迫炮弹用于国造82迫炮之研究试射已完成。卯、日92式15公斤杀伤弹改配弹索架，以适合美机应用之研究试造完成。辰、研究决定将日九七式驮鞍定为我国之统一式样。巳、日坦克车研究改装捷克轻机枪，使用结果良好。午、日式喷火器之改良利用，已全部完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执着于对日系武器的改造，兵工署虽然接受了沦陷区的大量兵工厂，却因为生产标准的变化，却无法让它们迅速发挥功能，造成了产能的巨大浪费。
三、向美系武器生产标准的转移
抗战期间，美国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国民党军不少部队接受了美式训练，装备了美式武器，成为国军的主力。自战争进行以来，由于中美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军事工业方面已经开始按照美方的质量标准要求来生产武器弹药，随着两国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加强，采用美国的武器制式标准就顺理成章了。
抗战后期，美国通过租借法案不仅向中方提供武器弹药成品，也供应原材料和军工器材设备。国民政府也有向美方靠拢的强烈愿望，在其国防工业三年计划大纲中，就打算利用美国技术人才的帮助来发展国内产业：“现在各种工矿事业同时并举，其中若干部门需要特有经验之技术人才。欲能争取时间迅收实效，宜趁此聘用美国专才，如机械工业。宜有美国专家共为促进，俾能从早制造汽车及其他主要工具，即战车制造亦更易早观成效。化学工业，中国基础最少，酸碱焦油等事，尤有国防意义，技术上亦需美国专材协助。冶炼工业，如钢铁铜硫及动力事业，如有专材，亦可增加效率。又甘肃油矿产额加多，拟增订设备加炼飞机汽油，以供空军之用，亦需聘用美国专材襄助建设。预计所用之美国人员为数不多，所费不至甚巨，而于工业建设之裨益实甚宏大，且可藉以增长中美经济合作之机会。”只不过受制于大后方交通的限制，美方没备无法及时运抵中国境内。抗战胜利后，交通运输的瓶颈不复存在，原先积存印度、缅甸等国的美式军工设备相继运至中国，军工系统内的美式设备大量增加。
战后，各兵工厂纷纷加大了向美国订购机器设备的力度。第五十厂炮厂原有设备简陋，抗战期间无法补充，1946年计划以制造山炮及一。五榴弹炮为目的，向美订购机器110部；第五十厂忠恕分厂原有精密机工具及翻砂设备尚感缺乏，拟向美订购一批；第二十一厂系战前若干老厂之迁并，其机器大部陈旧磨损，为补充其制造能力，经向美订购机器45部，工具42具……又该厂为计划自制各项工具机以为将来新厂扩充基础，拟向美订购精密机器设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成为军队的主战武器之一。国民政府自然也希望掌握该项武器的制造方法，兵工署试图以美军坦克为仿制蓝本：“标准式样，本署经多方考虑，轻型坦克以取美式M24，中型以暂取美式M4A3作标准为宜。”合作办法上，采取了完全依靠美方的方针：“本署迄今并无制造战车之经验与此项工作熟练之员工，为使进行顺利计，以采取与外国合作方式为基本原则：1.计划核准后，即由政府进行向合作国接洽，尽先遣送第一批人员出国(到)制造该项单件或部份或装配工厂见习；2.向各该处接洽，在送实习员时即以订购586套之坦克零件为交换条件，签字后十个月交三百套，二十个月后全部交清；3.厂房建妥后，第一批人员应即回国，前二年本厂以装就此三百辆轻坦克为工作目标，同时遣送第二批人员出国”。从人员培训、零配件供应等各个方面都依赖美国来进行。此外，兵工署还仿造美国的半自动步枪、火箭炮、无座力炮、火焰喷射器等武器，希望藉此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主要装备。上述措施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武器生产制式向美系标准转型。
四、生产体系转换的矛盾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受美军训练的军队数量增加，对美式武器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虽然美国方面不断予以弹药方面的援助，却依然不能满足国民党军庞大的需求。国民党军美械师在战场上多次由于弹药短缺而被解放军围歼，如整编66师、整编74师被歼部分原因即源于此。美式武器具有火力猛，杀伤力强等优点，但从另一方面就意味着弹药的需求量也大，对军工生产和后勤补给的要求极高，因此亟须在国内生产美式弹药，以供应前线所需，然而要实现德系生产标准和美系生产标准两者之间的转换却并非易事。
1946年5月，蒋介石曾经命令兵工署迅速补充美式0.3、0.303口径的子弹。而国内无法生产上述两种子弹，被迫多方购买：“据江杓在美代表过静宜电：加拿大可于剩余物资内供给0.303枪弹六十万发，次长俞曾与魏亚特将军谈0.303枪弹，魏面允叩电伦敦，查明可否于英存印剩余弹药中即拨0.303枪弹五千万发运华。0.303枪弹决定暂不筹造，至0.3枪弹一项，即积极准备筹造。”为制造0.3口径的子弹，国内兵工厂曾多方设法，然而该子弹的图纸方面残缺不全：“原仅自美获得0.3枪弹成品检验样板图、枪弹工具图、尖弹制造图，尚缺工具样板图、子夹及子火工具图、验收规格、子夹样板及子夹工具样板图等，经依据实样及要求条件，逐次设计绘制补充，并全部译成中文，将附注尺寸改成公制。”机器设备也需要改造：“第二十、十一两厂枪弹机器原为制造79枪弹者，故筹造0.3枪弹时，冲压及较量机器均须予以改装，冲模、冲头、具、工作样板、 检验样板、对板等均须全部从新制造。”并且生产还受到原材料的限制：“国内无0.3枪弹弹头钢盂，初经第20、11两厂试用79尖弹钢盂代替，结果失败。继试用79重尖弹钢盂代替，卒获成功，但国内此项79重尖弹钢盂存量不多，正向美采购0.3钢盂，如能如期源源运到，则不致影响出品。”新造这种弹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分电诏第二十厂及第十一厂迅筹改制0.3枪弹需时若干，五月十八获第二十厂复电，改制需时九个月(如自造样板需十五个月)，八月九日第十一厂呈复制造所主任文湘屏拟具筹造计划，准备时间需时四个月”。受到美式弹药供应短缺的冲击，国民党军前线部队甚至不得不重新更换国产武器。国内生产美式弹药不仅在原材料等方面无法满足需求，时间上也很成问题。为缓解上述难题，国民政府一度打算购买加拿大蒙特利尔Vendure兵工厂，以生产0.303口径的子弹。
虽然采取了设厂制造的办法，但建厂需要一定的周期，缓不济急。美式武器的弹药补充依然存在巨大漏洞。因此国民政府在补充部队弹药时，不再优先考虑美式装备，而宁愿以国产或者是日式兵器补充：“以后美械弹药接济困难，国械部队不再以美械补充，同时技制两司将美械制式从速绘出，有不明了处询问美方，以便将来自制弹药补给；东北、华北区接收械弹武器，从速调配呈报。以后本照两个原则，正规军以自制械弹补充，其他以接收器械补充。台湾所接收械弹，迅予签请全部运来分配。”并逐步将美式装备改为国产装备：“以后美械之补充如何，不可得知，除日械部队改换国械外，亦应准备，以国械换补一部分美械。”到1947年，国防部原计划换装美日械装备各四个军，不过实际上只完成了部分任务：“美械装备之整十一师、整七十四师、整四十四旅，日械装备之整八十八师、整十八、整六十九两师之一部，均经七九口径国械换装完成。”各种武器的混杂，给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造成很大压力，也影响其战斗力的提升：“国军轻重武器，因来源不同，制式口径各异，于教育补给两感不便，自不待言。惟来源有限，经常补给浩繁，各项武器无法大宗控存，对于统一制式口径，只能寓调整于补给之中，而不能适时按师以上之大单位彻底调换。”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军的武器弹药保障。
五、武器制式混乱的后果
战后三种武器装备的杂糅和生产体系的杂乱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抗战前，国民政府已经事实上形成了德式生产体系，各主要兵工厂的生产制式大多已经完成改造，由于德国兵工署赠送的图纸，德国标准逐步成为国民政府武器的制式标准。德式武器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国民党军的主要武器装备。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日趋紧密，接收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很多部队接受了美式训练，再加上战后与美方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国产的武器生产标准向美国靠拢也顺理成章。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则带来了大量日式武器及其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拥有了三种武器生产体系。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日两国成为战败国，被解除了武装，再采用上述两国的武器制式将无法获得技术上的后续支持。美国与中国关系密切，且大力支持中国政府，国民政府有望从美国获得先进的武器生产技术，所以改造日系装备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不过改造过程却远较设想复杂，国民政府为日系装备的改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为供应国军美式武器的消耗，也要花费时间对设备进行改造，国内原有的庞大德式军工系统，又因为战时需求紧迫无法更换，形成了非常尴尬的局面。三种武器生产体系混杂，给国民党军的后勤保障造成了巨大压力。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军工生产策略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假如当时能够保留日式的生产体系，以此来供应日系装备的部队，而以国产装备补充国械部队，适当地引进美式装备，就能够利用日占区庞大的军工生产系统，部队也能够及时获得补给。三种体系就不会发生冲突和杂糅，军工生产不至于影响战争进程。众所周知，美式武器装备的特点是自动武器多，弹药消耗量巨大，工业生产先进、资源丰富的国家采用这种类型装备，军队容易形成火力优势；但工业生产落后、资源贫乏的国家一旦使用这些武器，将对后勤补给造成巨大压力，这也是日本在战争时期宁愿将步兵主战武器定位为步枪的重要原因。中国当时恰好是兵工原材料缺乏、工业生产落后的国家，使用美式装备不啻足沉重的负担。
对国民政府军事工业来说，比较恰当的办法是在一段时间内保留日系和国产两种武器生产体系，分别补给装备两种武器的作战部队，待国内战争结束后，再谋求实现以国产体系取代日系，如此既可以保障军队的武器弹药供应，也能避免军工行业的内耗。由此可见，军工建设要考虑本国的实际生产能力，注重形成系统性，而不能与最发达国家盲目攀比，否则将不利于国家的军备建设。
责任编辑 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