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应该强调的是，与很多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纺织服装产业升级并不意味着要摒弃现有的产业，削弱纺织服装业的规模，也不是不再做世界的“制造中心”；而是在国家经济整体发展上，通过在国内外的调整与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走出廉价劳动力支撑传统纺织服装业发展的怪圈，提升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重点发展纺织服装新兴产业以及扩大新兴产业在国家整体工业产业中的规模。然而，从“纺织厂”到“服装硅谷”，道路曲折而艰难。因此，加强对当前贸易环境的全面了解，充分认知贸易环境的可控性，利用贸易环境张驰有度的客观发展规律，并且在市场的主导下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则是纺织服装业完成新兴产业升级的关键一环。
价格因素：构成贸易环境低成本的核心
中国纺织服装业2006年进出口总值达1440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几年增长率超过20％，增长的核心动力主要来自劳动力人工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能源成本低等价格因素所构成贸易环境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并由此长时间形成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然而，我国纺织服装业在国际市场上打造的成绩显赫的“中国制造”，最出色的可能只是“制造”这一个环节，还不是完整的生产体系。很多纺织服装企业还是依靠来样、来料加工，产品设计、生产原料和加工设备大多依靠进口，缺乏研发机构，仅仅相当于国外品牌大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中国制造”能够掌控的仅仅是加工环节，而对于加工环节以上的研究开发、工业设计以及下游的营销渠道和营销控制等却无法深入了解。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成本日益增大的现实，多年来构成贸易环境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方面，劳动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随着纺企加强对劳动工人的利益保护、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加大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原材料、能源价格逐步与国际接轨，加之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在科技研发、品牌创立、市场培育等方面的更大投入，无形中都会增大企业生产成本，削弱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竞争优势。尽管目前出口单价整体上有所上涨，但依然低于成本的增长幅度，企业利润已经呈现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价格战，进一步恶化贸易环境。决定出口能力关键因素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目前国内 些纺企由于不注重研发，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创新，热衷于模仿，因此只能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挤未挤去，盲目扩大出口，以规模效应取胜，其倚仗的“法宝”只能是价格战。这样的做法，无疑只能加剧内部竞争，使“中国制造”的海外市场价格战愈演愈烈。
因此，中国虽然通过改革开放把握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将纺织服装业培育并荣膺“世界第一生产工厂”“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桂冠，但是，档次低廉——压价竞销——贸易摩擦——出口受限——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是中国纺织服装业直绕不过去的怪圈。所以说，纺织服装业由中国劳动力等价格因素长期构成的贸易环境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不符存在，纺企必须认清新时期所处贸易环境的严峻形势，采取什么样的后“中国制造”出口增长方式，将成为决定中国纺织服装业是否可持续强劲发展的关键问题。
市场因素：贸易环境挥之不去的情结
就纺织服装业而言，进入纺织贸易全球化以来，国际、国内市场处于相对饱和状态，纺企产能过剩一直为企业带来压力：加之今、明年底中欧、中美纺织品协议相继到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潜在预期，很可能会造成新的“井喷”态势，从而恶化贸易环境，这是各方面都不愿意乐见的。一方面，相信政府之间会吸取既往经验教训，采取有利措施，努力培育良好的贸易环境；另一方面，纺企如何认清贸易形势，及时了解新的贸易环境下的新动态、新特点，不断培育业务绩效与利润提升的“亮点”，则是纺企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际市场——贸易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安全质量壁垒”和“标准技术壁垒”将取代关税和贸易配额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最大障碍，近一时期频频针对服装、鞋帽、家具、玩具以及食品等“中国制造”产品的“召回事件”，已经为中国企业敲响警钟；其次，2007年9月6日，美国纺织业界已经向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第七次听证会，就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包括通过强硬货币法案、延长或替代现有的对华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等9项制裁计划，中美新一轮纺织品贸易摩擦很可能由此展开；第三，尽管欧盟委员会决定从2008年1月1日起，不再延长中国纺织品服装的进口配额，但2007年10月5日欧盟宣布，中国出口欧洲市场的纺织品(仍受配额限制的10类纺织品中的8类)，不仅要有中国官方颁发出口许可证，还必须要有欧洲颁发进口许可证的所谓“双重控制”。这一为了监控进口产品的价格和数量的最新措施，无疑为输欧纺织品贸易增大了难度。
国内市场——产业转移与调整已成趋势。
一方面，纺织服装行业正出现由沿海向内陆尤其是中西部转移的趋势。随着沿海地区原料、人工、土地资源的紧张以及当地对环保要求的提高，为了维持比较优势，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就成了一种必然。这种投资转移是实现产业升级的战略投资，对我国纺织服装业的结构调整将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将逐渐从外销市场的单一路径转向出口、内销双重路径，以增强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目前，纺织行业发展正由以往规模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增长型方式，逐步向以效益品牌为核心的质量增长型方式转变，那种以低价形式出口、以规模扩大方式带动业绩提升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政策因素：调控贸易环境宽松与趋紧
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口增长强劲，贸易顺差日益加大，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2007年下半年，国家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出口退税率下调、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已经接近突破7.5:1的心理大关，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对企业的影响显而易见。8月份进出口贸易顺差为249.74亿美元，该数据稍低于市场预期的252亿美元，这已经显示出政府此前出台的贸易紧缩政策开始奏效。
纺织业界指出，2007年国家涉及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政策出台频繁，超过历年；虽然纺企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仍对今后的生产、经营、贸易产生较大的影响。政策调整对纺企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让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不设过渡期的服装出口退税下调、出口退税政策变化的难以预期，几乎让所有服装企业受困：劳动成本以及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原材料、能源等)上升和加工贸易限制政策调整，无疑使企业加大生存压力。此外，加息政策频频出台，利息升高，企业成本增大。贸易环境逐步趋紧，纺企愈感雪上加霜。
凡事都有两面性。出口退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人民币汇率变化也是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就是“适者生存”。贸易环境趋紧，核心目的一个字：“逼”——中国纺织服装业规模不断扩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的矛盾日趋显现，盲目扩张、产能严重过剩现象大量存在，这并非是一种健康的发展状态。国家宏观政策调整，也是对这种非正常现象进行了抑制，对纺织业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长远看，出口企业必须提升自我，以面对国外标准、国内监管和买家要求的几重挑战。企业除积极适应新政策外，关键是要继续加强新产品研发，加大对科技和人才的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培育自有品牌，尽量缓解政策调整对企业的冲击力；其次，有针对性的研究国际市场需求，优化自身产业链，提高安全质量、环保性能，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提高企业在欧美安全壁垒、技术壁垒方面的抗击能力；第三，适时从外贸向内贸转移，坚持国际国内“两条腿”的发展思路，在努力减少外贸成本的同时，在开拓国内市场上有所作为；第四，为实施国家“走出去”的战略，有条件的企业应抓住国家鼓励对外投资的有利机遇，适时考虑将产业向一些劳动力成本更低廉、关税政策优惠的国家转移，既扩大企业对外经营的战略布局，也为从国家整体上减少贸易摩擦做出积极贡献。
价格因素：构成贸易环境低成本的核心
中国纺织服装业2006年进出口总值达1440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几年增长率超过20％，增长的核心动力主要来自劳动力人工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能源成本低等价格因素所构成贸易环境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并由此长时间形成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然而，我国纺织服装业在国际市场上打造的成绩显赫的“中国制造”，最出色的可能只是“制造”这一个环节，还不是完整的生产体系。很多纺织服装企业还是依靠来样、来料加工，产品设计、生产原料和加工设备大多依靠进口，缺乏研发机构，仅仅相当于国外品牌大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中国制造”能够掌控的仅仅是加工环节，而对于加工环节以上的研究开发、工业设计以及下游的营销渠道和营销控制等却无法深入了解。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成本日益增大的现实，多年来构成贸易环境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方面，劳动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随着纺企加强对劳动工人的利益保护、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加大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原材料、能源价格逐步与国际接轨，加之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在科技研发、品牌创立、市场培育等方面的更大投入，无形中都会增大企业生产成本，削弱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竞争优势。尽管目前出口单价整体上有所上涨，但依然低于成本的增长幅度，企业利润已经呈现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价格战，进一步恶化贸易环境。决定出口能力关键因素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目前国内 些纺企由于不注重研发，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创新，热衷于模仿，因此只能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挤未挤去，盲目扩大出口，以规模效应取胜，其倚仗的“法宝”只能是价格战。这样的做法，无疑只能加剧内部竞争，使“中国制造”的海外市场价格战愈演愈烈。
因此，中国虽然通过改革开放把握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将纺织服装业培育并荣膺“世界第一生产工厂”“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桂冠，但是，档次低廉——压价竞销——贸易摩擦——出口受限——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是中国纺织服装业直绕不过去的怪圈。所以说，纺织服装业由中国劳动力等价格因素长期构成的贸易环境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不符存在，纺企必须认清新时期所处贸易环境的严峻形势，采取什么样的后“中国制造”出口增长方式，将成为决定中国纺织服装业是否可持续强劲发展的关键问题。
市场因素：贸易环境挥之不去的情结
就纺织服装业而言，进入纺织贸易全球化以来，国际、国内市场处于相对饱和状态，纺企产能过剩一直为企业带来压力：加之今、明年底中欧、中美纺织品协议相继到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潜在预期，很可能会造成新的“井喷”态势，从而恶化贸易环境，这是各方面都不愿意乐见的。一方面，相信政府之间会吸取既往经验教训，采取有利措施，努力培育良好的贸易环境；另一方面，纺企如何认清贸易形势，及时了解新的贸易环境下的新动态、新特点，不断培育业务绩效与利润提升的“亮点”，则是纺企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际市场——贸易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安全质量壁垒”和“标准技术壁垒”将取代关税和贸易配额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最大障碍，近一时期频频针对服装、鞋帽、家具、玩具以及食品等“中国制造”产品的“召回事件”，已经为中国企业敲响警钟；其次，2007年9月6日，美国纺织业界已经向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第七次听证会，就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包括通过强硬货币法案、延长或替代现有的对华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等9项制裁计划，中美新一轮纺织品贸易摩擦很可能由此展开；第三，尽管欧盟委员会决定从2008年1月1日起，不再延长中国纺织品服装的进口配额，但2007年10月5日欧盟宣布，中国出口欧洲市场的纺织品(仍受配额限制的10类纺织品中的8类)，不仅要有中国官方颁发出口许可证，还必须要有欧洲颁发进口许可证的所谓“双重控制”。这一为了监控进口产品的价格和数量的最新措施，无疑为输欧纺织品贸易增大了难度。
国内市场——产业转移与调整已成趋势。
一方面，纺织服装行业正出现由沿海向内陆尤其是中西部转移的趋势。随着沿海地区原料、人工、土地资源的紧张以及当地对环保要求的提高，为了维持比较优势，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就成了一种必然。这种投资转移是实现产业升级的战略投资，对我国纺织服装业的结构调整将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将逐渐从外销市场的单一路径转向出口、内销双重路径，以增强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目前，纺织行业发展正由以往规模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增长型方式，逐步向以效益品牌为核心的质量增长型方式转变，那种以低价形式出口、以规模扩大方式带动业绩提升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政策因素：调控贸易环境宽松与趋紧
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口增长强劲，贸易顺差日益加大，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2007年下半年，国家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出口退税率下调、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已经接近突破7.5:1的心理大关，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对企业的影响显而易见。8月份进出口贸易顺差为249.74亿美元，该数据稍低于市场预期的252亿美元，这已经显示出政府此前出台的贸易紧缩政策开始奏效。
纺织业界指出，2007年国家涉及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政策出台频繁，超过历年；虽然纺企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仍对今后的生产、经营、贸易产生较大的影响。政策调整对纺企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让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不设过渡期的服装出口退税下调、出口退税政策变化的难以预期，几乎让所有服装企业受困：劳动成本以及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原材料、能源等)上升和加工贸易限制政策调整，无疑使企业加大生存压力。此外，加息政策频频出台，利息升高，企业成本增大。贸易环境逐步趋紧，纺企愈感雪上加霜。
凡事都有两面性。出口退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人民币汇率变化也是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就是“适者生存”。贸易环境趋紧，核心目的一个字：“逼”——中国纺织服装业规模不断扩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的矛盾日趋显现，盲目扩张、产能严重过剩现象大量存在，这并非是一种健康的发展状态。国家宏观政策调整，也是对这种非正常现象进行了抑制，对纺织业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长远看，出口企业必须提升自我，以面对国外标准、国内监管和买家要求的几重挑战。企业除积极适应新政策外，关键是要继续加强新产品研发，加大对科技和人才的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培育自有品牌，尽量缓解政策调整对企业的冲击力；其次，有针对性的研究国际市场需求，优化自身产业链，提高安全质量、环保性能，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提高企业在欧美安全壁垒、技术壁垒方面的抗击能力；第三，适时从外贸向内贸转移，坚持国际国内“两条腿”的发展思路，在努力减少外贸成本的同时，在开拓国内市场上有所作为；第四，为实施国家“走出去”的战略，有条件的企业应抓住国家鼓励对外投资的有利机遇，适时考虑将产业向一些劳动力成本更低廉、关税政策优惠的国家转移，既扩大企业对外经营的战略布局，也为从国家整体上减少贸易摩擦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