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就必须要处理好数据要素的配置。但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其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要提高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激发数据生产者的积极性，就必须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但市场建设的基础是数据的确权、标准的统一、质量的可靠、安全的保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高级经济师纪飞峰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提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将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正是从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社会数据标准化、数据质量与安全等领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将为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础。
　　他表示，数据产业的各个环节都会面临较大的机遇。生产端的设备提供商、数据采集商、标准制定者;交易环节的市场建设者、中介服务商;应用环节的应用开发商、运营商;金融服务商也将参与数据产业的各个环节。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将会为数据产业提供更多的原料，衍生出丰富、多样化的数据产品，提高企业效率和个人的便利性。传统行业也将大大受益于数据产业的发展，通过更加丰富、准确的数据可以提高传统产业的效率。而中小企业将可以获得数据市场带来的红利。
　　当然，《意见》仍是较为宏观的指导性文件，在具体的推进工程中仍将会面临困难和阻碍，需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积极创新和实践推动。

构建透明可靠全球供应链共同抗击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困境可能尚未完全显露。如果全球医疗供应链得不到有效支撑，这次疫情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流行病;从如今情况来看，链中的连接部位已经出现一些断裂：外科口罩严重短缺。
　　尽管医用口罩在预防感染方面效果有限，但抢购迅速蔓延。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恐惧导致恐慌性购买并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美国医院已经开始限量供应口罩，从东京到雷克雅未克的药房都被洗劫一空。疫情发展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装备、活性药物成分等产品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供应链专家卢克？范？瓦森霍夫（Luk Van Wassenhove）和普拉尚特？亚达夫（Prashant Yadav）认为，缓解这一状况的最紧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国家和组织需要克服政治分歧或竞争担忧，共享防护装备供应商、库存数量和产能方面的信息。从长远来看，改变制造药物的方法、建立全球治理和提升地方能力将是抗击疾病暴发的关键。
　　瓦森霍夫表示，了解产品在不同国家的规范或标准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这可以使得不同地区的抗疫人士能使用基于不同规范或标准生产的产品。亚达夫认为，如果医疗设备供应水平降至低点，各级管理机构将不得不考虑其它类型的配给规则，以满足卫生工作者的高优先需求。他认为，现在普遍缺乏有关供应来源、库存和制造能力的信息，已经是建立供应链的一大障碍。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改用新的供应来源，可能会导致大量问题。同时，面對疫情，是时候考虑创造新的诊断工具和医疗对策来源，包括新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甚至是兼顾多种疾病的组合式解决方案。

应激状态下企业领导者尤须科学决策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其中，情绪影响首当其冲。而心理应激将人们惯用的自上而下的大脑加工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加工模式，进而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决策。对身居高位的企业领导者而言，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类决策，谋划着企业的发展和未来。那么，处于由疫情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应激状态下的领导者们，其决策行为模式可能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徐四华认为，首先，疫情背景下的决策可能会变得更加依赖直觉和非理性。决策者往往会丧失系统考虑决策选项的能力，进而做出一些即兴的非理性行为。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无法改变的。当对应激持有不同的解释时，应激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具体来说，若领导者把疫情视为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面临的挑战而不是威胁，这或许有助于提升其决策理性。其次，疫情背景下的决策会更趋向于利己或利他主义。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自身情绪变化，尝试采用科学的方法调适情绪，这或许有助领导的决策行为模式回归常态。

疫情提供了构建信任文化的机会

　　随着疫情蔓延，企业领导层焦头烂额地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包括销售下滑、供应链停滞、保持员工健康并确保他们可以继续工作等……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Cahners-Rabb名誉教授兼真知中心主席迈克尔？比尔，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副教授Ryan W. Buell表示，在这特殊时期，企业需要与员工共同建立基于信任的企业文化。
　　新型冠状病毒的挑战需要一个企业整体层面的对话，用真相告知员工公司在面对挑战时做出的反应。企业可以将这视为一个面临巨大执行压力的新战略计划，需要高级管理人员尽可能地获取有关执行障碍的信息，而且需要信任和承诺。
　　危中有机，病毒为高层管理人员们提供了迅速培育以信任为基础的企业文化的契机。不过，一旦处理有误，没有通过全公司范围内的真诚对话来处理问题，就会极大削弱公司在未来几年发展信任文化的能力。
　　企业还可以通过创造条件为客户提供帮助，更好经营企业。疫情之下，一系列现象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彼此之间互相帮助的意愿。如果能真正向客户提供合作伙伴的服务，这可以强烈吸引客户，提高员工生产力，改善服务成果，并增强参与其中的员工的体验。企业可以与客户沟通明确提供帮助的具体方法，说明帮助内容，设计透明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效改善客户与企业之间的互动。

降低远程员工管理的负面因素

　　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劳动力已经至少部分时间在家工作。尽管事先制订明确的远程工作政策并开展培训等措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危机或环境存在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这种程度的准备可能远远不够。
　　远程工作中，常见的困难包括缺乏面对面的直接监督、信息获取难度提高、社交环境变化以及家庭导致的注意力分散等。东北大学达默尔-麦克基姆商学院管理学合作关系执行教授兼主管Barbara Z. Larson，本特利大学管理学讲师Susan R. Vroman，以及阿克伦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系的人力资源副教授Erin E. Makarius认为，这就需要管理层采取快速且低成本的措施来降低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
　　1.结构化的签到流程、定期的电话会议等有助于领导层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2.电子邮件的沟通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通过使用视频会议等更直接的技术有利于员工之间的相互沟通，增强彼此的熟悉感，更加有效处理复杂或敏感的问题。3.确定一定的沟通规则，有利于员工之间的沟通效率，包括提供互相联系的最佳方式与时间段，同时有益于提高远程工作的期望值。4.线上社交有助于减少员工的孤独感受，增强其归属感。5.工作与生活事宜上的鼓励与支持可以使员工面对挑战有更强的目的性与专注度。

承担社会责任是比裁员更好的选择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国大面积停工停产，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各行各业的企业都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为了让企业“活下去”，减少企业在困难阶段的成本，一些企业选择了裁员这条路。但裁员是企业面临生存困境时最好的选择么？答案是未必。
　　企业对员工负责，员工在互惠原则的引导下为报答企业对自身的支持，会通过提升工作效率，增强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等来作为回应。从银行的角度，一个能够在困境中不裁员、遵守劳动合同的企业，证明其对契约精神的遵循;其品牌美誉度的提升，也增加了未来盈利提升的可能。企业提供了信誉担保，根据互惠原则，银行愿意优先为其进行投资。从政府的角度，企业不裁员并扩大招聘，就是对政府促进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工作的协助，根据互惠原则，政府会对其提供政策支持。各地也都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为不裁员的企业提供了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的减免。在面对全球性的疫情威胁时，企业与其员工、企业与社会，都应守望相助。得道多助，企业对员工不抛弃、不放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已被证明有利于企业转危为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王馥芸因此认为，面对疫情造成的生存困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比裁员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