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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共和国的第一大将。
他从一名普通班长一步步走到华东野战军统帅高位，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功高如日月。反“围剿”中，他用兵如神，活捉张辉瓒；解放战争时期，他勇当先锋，七战七捷；血战孟良崮，他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全歼“国军”王牌军第七十四师；淮南战役，他是第一大功臣。他三次辞帅，名流于世。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然而就是这样一名屡立战功、心胸宽广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中，被强行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大帽子，使其蒙冤不白。
一、帽子满天飞：“反领导”、“争军权”、“告洋状”……
1958年5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担任会议主持人的军委日常工作负责人在会上宣布，此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和整编。但是，两天后，当粟裕赶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元帅会议时，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会议的中心。在接下来的5月28日、6月4日的两次元帅会议中，对粟裕进行了批判，“为军委扩大会议批粟定了调子”。参加会议的粟裕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好端端的就在会议上被批判，被责成检讨呢？有的元帅也感到很突然，叶剑英也是满心狐疑，他在询问总参的一位同志时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的问题吧！”然而这次50多人出席的会议粟裕受到批判只是一个小序曲，气氛还算缓和。到了军委会议正式开始的期间，上级有人认为“温度37度不够，应该提到38度到40度，拉开火线批”，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明确自己的态度道：“我不能同意某某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一再扩大，从军以上扩大到师政委以上，人数从400多，增加到1000多。对粟裕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面。
一是“一贯反领导”，说粟裕与彭德怀、聂荣臻、陈毅三位领导都“搞不好”。粟裕时任总参谋长，彭、聂、陈都主持过军委工作，即是粟裕的直接上级。杨尚昆后来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
粟裕虽然时任总参谋长一职，但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更青睐于跟自己私交很好的老部下黄克诚，并且专门提议为黄设置了军委秘书长一职。在这种前提下，粟裕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掣肘，限制了他能力的发挥。再者，彭粟两人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显然有不同的看法，粟裕认为为应付突发事件，应抽出几个军做统帅部战略预备队，不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士由统帅部统一机动，这一提议极富远见。而彭则认为没有必要。事实上，若干年后，军委从战略出发，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主观印象上的隔阂和思想上的分歧，导致彭德怀对粟裕的言语往往很生硬，使粟裕感到很为难。毛泽东要求粟裕有事向他报告，粟按毛泽东的要求每周直接向毛报告一次，彭德怀对此不满意。粟裕觉得不给毛泽东报告又不行，于是在报告中写“彭副主席转报毛主席”，彭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使人批判粟裕“将帅不和”。
聂荣臻与粟裕有隙大约始于1951年到1952年粟裕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期间。时聂任代总参谋长，实际主持工作。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对呈送毛的文件有所控制。以往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只好按聂荣臻的意见办理。岂知道毛泽东对军队系统报告的减少非常留意，于是出现了张震在回忆录里谈到的这一幕：（毛泽东）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说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事后，聂荣臻不得不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粟裕认为自己是副职，也应该承担责任，也向毛做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在其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还对比了其与聂荣臻的工作，肯定了粟裕工作的同时还借机批评了聂荣臻，并且将批示交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其实粟裕完全是出于对工作负责的角度出发而写的检讨，况且谁也料想不到毛泽东会作如此批示并传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事件引起了聂荣臻对粟裕很大的误会。
会上有人反映粟裕是“随饶（漱石）反陈（毅）”，暗指1943年扑朔迷离的批判陈毅的“黄花塘事件”。然而，时任新四军1师师长的粟裕根本不在黄花塘，当时在苏中地区的战况十分激烈，根本无暇顾及。而他也是在事后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件。但是，有人坚持认为粟裕是“反党分子”饶漱石的帮凶，甚至捏造了一个粟裕打胜仗是为饶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的口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显然陈毅对此事非常在意，《粟裕年谱》载陈毅于1955年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还“就所谓的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
第二个批判粟裕的问题是“争军权”，“向党要权”。1955年，我军正处在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初期，为了解决国防部和总参在文件署名时的不明确，中央军委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到了军委扩大会议时，有人便借题发挥，将总参执行军委起草职责条例的决定，说成是粟裕借此争夺军权。而粟裕作为总参谋长提出的，设立统帅部战略预备队的建议，也被诟病和诬陷。这个建议意在建设一支战略预备队伍，当发生突发事变时不必临时从各个军区抽调部队，既可避免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同时能够迅速有效地把握战机。但是在批判粟裕的时候，这个有理有据有远见的职责内的建议，竟被硬生生地认为是粟裕“有夺取这几个军的阴谋！”众所周知，粟裕当年辞让华东野战军司令，为人非常谦虚，并不居功自傲，更何来争权之说？然而，对于当年粟裕辞帅一事，主持人竟然怒斥道：“这正说明了你的阴险！”真是有口莫辩。
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告洋状”。这更是一项子虚乌有的指控。其事当指1957年11月，粟裕参加了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军事代表团。访问安排双方代表团对口拜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自然就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当时正忧心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然未通过，故趁此机会，向苏军取经，即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这次不够半小时的会谈，除去寒暄翻译，剩下的谈话也只是索科洛夫斯基谈及苏军国防部和总参的组成、职责。而批判者不辨黑白，批粟裕此举是“告洋状”；更有恶毒者，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当时的翻译孙立忠在1994年11月12日写的一份材料中回忆说：
粟总长是在拜会时顺便向苏方要一点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资料，以便带回国内参考，不能说是告洋状，更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粟总长第一次同索科洛夫斯基见面，过去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流，而且那次是礼节性的拜会，时间很短，主要是谈友好和友谊，怎么能向第一次见面的人告洋状和“里通外国”呢？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事实，却被无理的诬告者所利用，将粟裕重重地批判下去。
二、党性固常在：粟裕蒙冤的多重原因
山雨欲来风满楼。粟裕蒙冤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也有国内和国外的影响。总归起来，大概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苏联的朱可夫事件。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但是这项决议遭到了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坚决反对，他严厉斥责马林科夫等人当年参与了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并且说道：“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别想从原地移动。”从而挽救了赫鲁晓夫。也正是这句“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别想从原地移动”，断送了朱可夫的政治生命。很快，赫鲁晓夫就将德高望重的朱可夫解职了。这件事对同处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对类似事件在中国是否发生也有所警惕，特别是军队的权力。毛在这种顾虑下，同时或多或少受到周围某些对粟裕不满的人的影响，开始对粟裕产生不信任感。1958年5月，毛泽东拒绝了粟裕与自己面谈的希望，这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当时“左”的错误影响。当时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益严重，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在领导工作和重心上都失去了清醒的头脑。于是，在一味强调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等整风形式的影响下，有的人借此机会以泄私愤，把一些小的、琐碎的、稀疏平常的，甚至是莫须有的问题进行上纲上线，提高到思想意识、阶级立场甚至是敌我矛盾的高度。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正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温床。在此种情况下，粟裕一被批评，便受到了诸多莫名其妙的指责，譬如曾受到毛泽东下令仿效的苏中“七战七捷”，竟被说成是“战略上是错误的”，是“粟裕不顾大局”，令人扼腕。
第三个原因是粟裕自身性格的问题。纵观粟裕的一生，可以发现，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为人极为谦虚真诚。1958年被批判后，华东野战军的部下气愤填膺，为他抱不平，他安慰道：“算了，别提了吧。”陶勇就曾感慨地说：“粟老总的胸怀，装得下整个海洋啊！”而就在粟裕被批判后的一年，刚打完一套太极的彭德怀参加了庐山会议，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成了“反党集团”头子。刘少奇对粟裕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有的元帅也对粟裕说：“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该说说清楚了，如你觉得不便，就由我来说。”但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其真诚如此。
粟裕的党性极强，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凡是关系到党和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只要认为是正确的，都秉直上书，其做法，只惟实而已。他不愿参与到复杂的党内斗争，然而他的性格和做法必将有意无意地得罪某些领导干部；同时他对上“尊敬拘谨，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私交往来”，朴实无华却在重大工作问题上据理力争，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当然使某些人难以容忍。陈赓曾于60年代初与粟裕同在上海疗养，陈赓直言道：“中国历来有两大忌：一忌功劳太大，能力太强；二忌不迎合，不吹拍。你老兄这两忌都犯了，怎么会不倒霉呢！”粟裕的军事才华和卓越贡献自不须赘言，其性格上的“不迎合”、“不吹拍”正是粟裕蒙冤的重要原因。
三、留取丹心照汗青：粟裕的平反之路
林彪曾对粟裕说，“你缺乏党内斗争经验”。的确，当粟裕面对劈头盖脸的所谓批判时，他只能一面忍受着屈辱和痛苦，一面就批评的“罪名”进行解释。而他的每次解释却只能招来更大更多的批判。因此，粟裕在大小会上做了8次检讨，却始终不能通过。军委扩大会议不断地加温加压，会上浓烈的火药味和背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作大会检讨时，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下来。粟裕的夫人楚青后来回忆道：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内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斗，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7天。他把一大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地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了下来。
这份完全违心的检讨最终得到通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对粟裕的态度有所转变，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曾找来萧劲光，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前，毛泽东讲了这么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了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事实证明，这段话对粟裕起了决定性的保护作用。当粟裕在会上作完检讨，陈毅“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粟裕传》中记载了陈毅在第二天的大会上的一段发言：“昨天他（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其观点与毛泽东如出一辙。
检讨虽然过关了，但是粟裕却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楚青回忆粟裕在检查过关后，“心中感到非常压抑。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东西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1958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粟裕过去的功绩，也遭到了淡化、转移乃至磨灭。
1960年，粟裕参加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突然面对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千人大会上搞的。”粟裕当时非常高兴，认为毛泽东这番话，等同于中央为自己平反洗冤。可惜这句“平反”只是流于口头，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有的领导仍旧对粟裕持不信任态度。粟裕长期笼罩在政治阴影下，建议得不到重视，才能被浪费，精神也受到很大的创伤。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叶剑英认为粟裕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让他给中央写个信。于是粟裕正式向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写了申述报告，要求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种种不实的批判。申述里写道：
我的第二次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对我的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然而这份叶剑英批示、中央领导圈阅的申述报告，在交由总政处理后却石沉大海。其后粟裕由于脑溢血和脑血栓，病情十分严重，其夫人楚青不忍心粟裕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便瞒着粟裕替他申述。楚青先后找到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希望粟裕“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1983年杨尚昆去看望处于病痛折磨中的粟裕，希望等粟裕好些再谈。翌年2月5日，粟裕还是没能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
粟裕逝世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指示，讣告要着重、正面地写他的贡献和功绩，然而后来正式发布的讣告仍然对1958年的冤案未有提及。此后，经过有关领导和粟裕夫人楚青的努力，在1987年9月11日，中共军委决定将《中国大百科全书》里“粟裕”条目下增补上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语焉也颇不详尽，但却是第一次在国家级权威性出版物正式指出粟裕当年受到的批判是错误的。
粟裕的老部下也非常关心粟裕冤案的平反情况。1993年，南京军区原粟裕部下的6位同志上书中央军委和总政，要求为1958年粟裕受到错误批判之事平反洗冤。翌年12月25日，也就是粟裕逝世10周年，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发的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文章特别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这篇文章标志着粟裕1958年的受批判蒙冤正式得到了平反，而此时距离粟裕蒙冤，已经整整36年了。
主要参考文献：
①《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②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③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张雄文：《名将粟裕珍闻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⑤鞠开：《在跟随粟裕的日子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⑥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斯简：《新四军将帅通信纪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他从一名普通班长一步步走到华东野战军统帅高位，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功高如日月。反“围剿”中，他用兵如神，活捉张辉瓒；解放战争时期，他勇当先锋，七战七捷；血战孟良崮，他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全歼“国军”王牌军第七十四师；淮南战役，他是第一大功臣。他三次辞帅，名流于世。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然而就是这样一名屡立战功、心胸宽广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中，被强行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大帽子，使其蒙冤不白。
一、帽子满天飞：“反领导”、“争军权”、“告洋状”……
1958年5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担任会议主持人的军委日常工作负责人在会上宣布，此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和整编。但是，两天后，当粟裕赶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元帅会议时，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会议的中心。在接下来的5月28日、6月4日的两次元帅会议中，对粟裕进行了批判，“为军委扩大会议批粟定了调子”。参加会议的粟裕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好端端的就在会议上被批判，被责成检讨呢？有的元帅也感到很突然，叶剑英也是满心狐疑，他在询问总参的一位同志时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的问题吧！”然而这次50多人出席的会议粟裕受到批判只是一个小序曲，气氛还算缓和。到了军委会议正式开始的期间，上级有人认为“温度37度不够，应该提到38度到40度，拉开火线批”，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明确自己的态度道：“我不能同意某某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一再扩大，从军以上扩大到师政委以上，人数从400多，增加到1000多。对粟裕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面。
一是“一贯反领导”，说粟裕与彭德怀、聂荣臻、陈毅三位领导都“搞不好”。粟裕时任总参谋长，彭、聂、陈都主持过军委工作，即是粟裕的直接上级。杨尚昆后来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
粟裕虽然时任总参谋长一职，但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更青睐于跟自己私交很好的老部下黄克诚，并且专门提议为黄设置了军委秘书长一职。在这种前提下，粟裕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掣肘，限制了他能力的发挥。再者，彭粟两人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显然有不同的看法，粟裕认为为应付突发事件，应抽出几个军做统帅部战略预备队，不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士由统帅部统一机动，这一提议极富远见。而彭则认为没有必要。事实上，若干年后，军委从战略出发，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主观印象上的隔阂和思想上的分歧，导致彭德怀对粟裕的言语往往很生硬，使粟裕感到很为难。毛泽东要求粟裕有事向他报告，粟按毛泽东的要求每周直接向毛报告一次，彭德怀对此不满意。粟裕觉得不给毛泽东报告又不行，于是在报告中写“彭副主席转报毛主席”，彭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使人批判粟裕“将帅不和”。
聂荣臻与粟裕有隙大约始于1951年到1952年粟裕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期间。时聂任代总参谋长，实际主持工作。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对呈送毛的文件有所控制。以往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只好按聂荣臻的意见办理。岂知道毛泽东对军队系统报告的减少非常留意，于是出现了张震在回忆录里谈到的这一幕：（毛泽东）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说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事后，聂荣臻不得不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粟裕认为自己是副职，也应该承担责任，也向毛做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在其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还对比了其与聂荣臻的工作，肯定了粟裕工作的同时还借机批评了聂荣臻，并且将批示交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其实粟裕完全是出于对工作负责的角度出发而写的检讨，况且谁也料想不到毛泽东会作如此批示并传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事件引起了聂荣臻对粟裕很大的误会。
会上有人反映粟裕是“随饶（漱石）反陈（毅）”，暗指1943年扑朔迷离的批判陈毅的“黄花塘事件”。然而，时任新四军1师师长的粟裕根本不在黄花塘，当时在苏中地区的战况十分激烈，根本无暇顾及。而他也是在事后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件。但是，有人坚持认为粟裕是“反党分子”饶漱石的帮凶，甚至捏造了一个粟裕打胜仗是为饶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的口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显然陈毅对此事非常在意，《粟裕年谱》载陈毅于1955年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还“就所谓的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
第二个批判粟裕的问题是“争军权”，“向党要权”。1955年，我军正处在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初期，为了解决国防部和总参在文件署名时的不明确，中央军委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到了军委扩大会议时，有人便借题发挥，将总参执行军委起草职责条例的决定，说成是粟裕借此争夺军权。而粟裕作为总参谋长提出的，设立统帅部战略预备队的建议，也被诟病和诬陷。这个建议意在建设一支战略预备队伍，当发生突发事变时不必临时从各个军区抽调部队，既可避免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同时能够迅速有效地把握战机。但是在批判粟裕的时候，这个有理有据有远见的职责内的建议，竟被硬生生地认为是粟裕“有夺取这几个军的阴谋！”众所周知，粟裕当年辞让华东野战军司令，为人非常谦虚，并不居功自傲，更何来争权之说？然而，对于当年粟裕辞帅一事，主持人竟然怒斥道：“这正说明了你的阴险！”真是有口莫辩。
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告洋状”。这更是一项子虚乌有的指控。其事当指1957年11月，粟裕参加了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军事代表团。访问安排双方代表团对口拜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自然就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当时正忧心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然未通过，故趁此机会，向苏军取经，即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这次不够半小时的会谈，除去寒暄翻译，剩下的谈话也只是索科洛夫斯基谈及苏军国防部和总参的组成、职责。而批判者不辨黑白，批粟裕此举是“告洋状”；更有恶毒者，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当时的翻译孙立忠在1994年11月12日写的一份材料中回忆说：
粟总长是在拜会时顺便向苏方要一点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资料，以便带回国内参考，不能说是告洋状，更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粟总长第一次同索科洛夫斯基见面，过去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流，而且那次是礼节性的拜会，时间很短，主要是谈友好和友谊，怎么能向第一次见面的人告洋状和“里通外国”呢？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事实，却被无理的诬告者所利用，将粟裕重重地批判下去。
二、党性固常在：粟裕蒙冤的多重原因
山雨欲来风满楼。粟裕蒙冤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也有国内和国外的影响。总归起来，大概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苏联的朱可夫事件。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但是这项决议遭到了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坚决反对，他严厉斥责马林科夫等人当年参与了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并且说道：“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别想从原地移动。”从而挽救了赫鲁晓夫。也正是这句“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别想从原地移动”，断送了朱可夫的政治生命。很快，赫鲁晓夫就将德高望重的朱可夫解职了。这件事对同处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对类似事件在中国是否发生也有所警惕，特别是军队的权力。毛在这种顾虑下，同时或多或少受到周围某些对粟裕不满的人的影响，开始对粟裕产生不信任感。1958年5月，毛泽东拒绝了粟裕与自己面谈的希望，这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当时“左”的错误影响。当时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益严重，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在领导工作和重心上都失去了清醒的头脑。于是，在一味强调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等整风形式的影响下，有的人借此机会以泄私愤，把一些小的、琐碎的、稀疏平常的，甚至是莫须有的问题进行上纲上线，提高到思想意识、阶级立场甚至是敌我矛盾的高度。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正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温床。在此种情况下，粟裕一被批评，便受到了诸多莫名其妙的指责，譬如曾受到毛泽东下令仿效的苏中“七战七捷”，竟被说成是“战略上是错误的”，是“粟裕不顾大局”，令人扼腕。
第三个原因是粟裕自身性格的问题。纵观粟裕的一生，可以发现，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为人极为谦虚真诚。1958年被批判后，华东野战军的部下气愤填膺，为他抱不平，他安慰道：“算了，别提了吧。”陶勇就曾感慨地说：“粟老总的胸怀，装得下整个海洋啊！”而就在粟裕被批判后的一年，刚打完一套太极的彭德怀参加了庐山会议，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成了“反党集团”头子。刘少奇对粟裕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有的元帅也对粟裕说：“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该说说清楚了，如你觉得不便，就由我来说。”但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其真诚如此。
粟裕的党性极强，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凡是关系到党和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只要认为是正确的，都秉直上书，其做法，只惟实而已。他不愿参与到复杂的党内斗争，然而他的性格和做法必将有意无意地得罪某些领导干部；同时他对上“尊敬拘谨，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私交往来”，朴实无华却在重大工作问题上据理力争，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当然使某些人难以容忍。陈赓曾于60年代初与粟裕同在上海疗养，陈赓直言道：“中国历来有两大忌：一忌功劳太大，能力太强；二忌不迎合，不吹拍。你老兄这两忌都犯了，怎么会不倒霉呢！”粟裕的军事才华和卓越贡献自不须赘言，其性格上的“不迎合”、“不吹拍”正是粟裕蒙冤的重要原因。
三、留取丹心照汗青：粟裕的平反之路
林彪曾对粟裕说，“你缺乏党内斗争经验”。的确，当粟裕面对劈头盖脸的所谓批判时，他只能一面忍受着屈辱和痛苦，一面就批评的“罪名”进行解释。而他的每次解释却只能招来更大更多的批判。因此，粟裕在大小会上做了8次检讨，却始终不能通过。军委扩大会议不断地加温加压，会上浓烈的火药味和背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作大会检讨时，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下来。粟裕的夫人楚青后来回忆道：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内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斗，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7天。他把一大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地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了下来。
这份完全违心的检讨最终得到通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对粟裕的态度有所转变，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曾找来萧劲光，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前，毛泽东讲了这么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了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事实证明，这段话对粟裕起了决定性的保护作用。当粟裕在会上作完检讨，陈毅“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粟裕传》中记载了陈毅在第二天的大会上的一段发言：“昨天他（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其观点与毛泽东如出一辙。
检讨虽然过关了，但是粟裕却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楚青回忆粟裕在检查过关后，“心中感到非常压抑。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东西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1958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粟裕过去的功绩，也遭到了淡化、转移乃至磨灭。
1960年，粟裕参加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突然面对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千人大会上搞的。”粟裕当时非常高兴，认为毛泽东这番话，等同于中央为自己平反洗冤。可惜这句“平反”只是流于口头，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有的领导仍旧对粟裕持不信任态度。粟裕长期笼罩在政治阴影下，建议得不到重视，才能被浪费，精神也受到很大的创伤。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叶剑英认为粟裕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让他给中央写个信。于是粟裕正式向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写了申述报告，要求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种种不实的批判。申述里写道：
我的第二次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对我的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然而这份叶剑英批示、中央领导圈阅的申述报告，在交由总政处理后却石沉大海。其后粟裕由于脑溢血和脑血栓，病情十分严重，其夫人楚青不忍心粟裕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便瞒着粟裕替他申述。楚青先后找到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希望粟裕“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1983年杨尚昆去看望处于病痛折磨中的粟裕，希望等粟裕好些再谈。翌年2月5日，粟裕还是没能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
粟裕逝世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指示，讣告要着重、正面地写他的贡献和功绩，然而后来正式发布的讣告仍然对1958年的冤案未有提及。此后，经过有关领导和粟裕夫人楚青的努力，在1987年9月11日，中共军委决定将《中国大百科全书》里“粟裕”条目下增补上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语焉也颇不详尽，但却是第一次在国家级权威性出版物正式指出粟裕当年受到的批判是错误的。
粟裕的老部下也非常关心粟裕冤案的平反情况。1993年，南京军区原粟裕部下的6位同志上书中央军委和总政，要求为1958年粟裕受到错误批判之事平反洗冤。翌年12月25日，也就是粟裕逝世10周年，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发的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文章特别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这篇文章标志着粟裕1958年的受批判蒙冤正式得到了平反，而此时距离粟裕蒙冤，已经整整36年了。
主要参考文献：
①《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②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③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张雄文：《名将粟裕珍闻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⑤鞠开：《在跟随粟裕的日子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⑥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斯简：《新四军将帅通信纪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